国际金融学-第6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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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跋烊找嫦灾Ｍ保谐】乓碌摹耙绯龈盒вΑ�97＇1＇也日益显现。其应对的制度安排和政策选择都将以中国能否有效地参与国际货币合作的问题密切相关。
不同汇率制度下减少“溢出负效应”的机制和条件是不同的。从机制上看，浮动汇率制度下，国际收支及外汇市场供求的变化推动汇率的变化，汇率变动促使利率及其他金融资产价格发生变动，由此形成的风险通过金融市场和风险管理体系加以分配，使风险部分或大部分“内部化”。固定汇率制度下，当国际收支及外汇市场供求发生变化时，中央银行将干预外汇市场，通过外汇买卖来调节外汇市场供求以熨平汇率波幅，并辅之以“冲销政策”控制本币供应量和利率水平，进而稳定其他金融资产和商品的价格水平，以减少“溢出负效应”。从条件上看，浮动汇率制度下减少“溢出负效应”的能力取决于金融市场的流动性和风险分配功能，即金融市场的发达完善程度；固定汇率制度下减少“溢出负效应”的能力取决于中央银行稳定汇率的能力、资本管制的有效性以及公开市场条件等。
1994年1月至2005年7月，中国实行的是“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但从操作层面上看，实际上已演化成为钉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虽然2005年7月21日后开始实？行的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汇率的弹性有所增大，但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将继续以汇率稳定为目标的汇率政策。因此，研究固定汇率制度下参与国际货币合作的有效性及合作方式更具有现实意义。
一、国际货币合作的理论分析
（一） 对称性货币合作和非对称性货币合作
对称性合作98＇2＇指参与国共同决定货币存量和利率水平，在面临冲击时，调整的责任分配是对称的。如图12—3，假设世界上只有两个国家，经济实力强势的A国和相对弱势的B国，在对称性合作中，两国共同决定初始的货币供应量，这时货币供给曲线和货币需求曲线相交形成均衡货币存量和同一利率水平（图12—3的1－1中的rA）。当外汇市场受到冲击时，两国联合入市干预并共同确定新的货币供给。如1－1所示，MS和MD分别代表A国和B国的货币供给曲线和货币需求曲线，当市场预期B国货币将贬值，会纷纷抛售B国货币，购入A国货币，资本将由B国向A国流动；为不使B国货币贬值，B国货币当局将入市干预，抛售A国货币和买入本国货币，促使B国货币供给减少到MS2B和利率上升到r2B；而A国因市场预期导致A币对B币有升值压力，A国即需要抛售A币买入B币，A国应本币供给增加（从MS1A右移到MS2A）使利率降低到r2A。可以看出，通过对称性合作以稳定汇率的结果，使两国初始确定的总的货币供应量不变，B国的减少正好是A国的增加，但利率水平发生变化。
非对称性合作指允许一个处于领导地位的国家自行决定自己的货币存量和利率水平，其他国家根据领导国的货币存量和利率水平决定自己的货币存量和利率水平，在面临冲击时调整的责任是不对称的。非对称性货币合作与对称性货币合作的区别在于：当外汇市场受到冲击并入市干预后，强币国（经济强势国）又进行了冲销干预，以保持本国货币供应量和利率不变，从而使维持汇率稳定的代价单方面的落在了弱币国（经济弱势国）的身上。图10—1中的1－2阐述的是非对称性货币合作。同1－1一样，1－2中的MS和MD分别代表A、B两国的货币供给曲线及货币需求曲线，如果市场预期B国货币贬值，会纷纷抛售B币，买入A币，B国将入市干预以稳定汇率，抛售A币，买入B币，使B国货币供应量下降（从MS1B左移到MS2B）和利率上升到r2B；同时，A国因资本内流A币升值压力增加，为稳定汇率将抛售A币买入B币，但为了保持A币供应量不变而采取冲销措施，回购A币以维持利率不变；A国的冲销干预促使B国资本继续向A国流动；B国是弱势国，只能接受A国所控制的利率水平，意味着B国将被迫承受进一步B币贬值的压力，为维持汇率稳定促使MS2B左移到MS3B，和利率上升到r3B。可以看出，B国稳定汇率的代价是日益严重的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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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两国模型分析虽是一般性分析，但其结论对现实世界的两国（或多国）货币合作的分析仍然具有借鉴意义。同时也可以看出，两种货币合作的效应有着明显的不同：
首先，表现在货币政策的自由度不同。在对称性货币合作下，货币政策的自由度是由合作国家共同拥有的，合作方共同承担调整的责任。在非对称性货币合作下，货币政策的自由度被强势国（中心国）独占，而弱势国（外围国）要为稳定汇率付出通货紧缩（或通货膨胀）的代价。
其次，是货币合作体系对成员国的约束力不同。对称性货币合作下货币政策的外溢效应较大，成员的货币政策制约力较小；非对称性货币合作中，强势国对弱势国形成了强大的约束力，弱势国任何货币政策的自主行为所导致的后果都将完全由自己承担。
还有，弱势国承担的调节成本大于强势国。在对称性货币合作条件下，弱势国虽然和强势国承担相同的调整责任，但由于其弱势地位（经济规模小和金融市场脆弱）而成为市场价格的被动接受者，表现为相对于强势国，在稳定汇率时面临更高（或更低）的利率水平和更大程度的通货紧缩（或通货膨胀），因此为稳定汇率所付出的代价必然大于强势国；在非对称性合作时，由于强势国能够控制市场的利率水平，显然弱势国将付出更加高昂的调节成本。
在现实中，由于人民币钉住美元，即中国只能作为弱势的一方，和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进行非对称性的合作，则在货币合作中将会被迫单方面负担起稳定汇率的责任，也意味着中国在面临汇率波动时将有可能以牺牲内部均衡为代价来实现稳定汇率的政策目标99＇3＇。同时，作为非对称性合作的弱势方，中国在面临经济衰退等发展困境时，将会由于非对称性货币合作的制约而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如果一味单一的选择和美国这样的大国维系长期的货币合作关系（持续的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中国始终处于的被动地位将无法改变。因此，日益开放的中国应该逐步摆脱对美元的过度依赖，并减少由此生成的溢出负效应。这促使中国必须高度关注和探索区域货币合作的可行性，
（二） 区域货币合作的效应
已有的研究成果认为，区域货币合作的目的一般有三个方面，一是减少汇率波动带来的风险，二是在更大的区域内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三是能够产生“激活效应”（Dynamic Effects）。
从制度上通过区域货币合作减少汇率风险的理论基础是蒙代尔的最优货币区理论和“三难抉择”理论，其历经实践并获得成功的是欧元区的形成。对于绝大多数中小经济体，让渡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加入一体化货币区以规避汇率大幅波动所形成的金融风险，将是未来金融全球化环境中的现实选择。
在提升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方面，彼得·鲍芬格认为：“货币政策的可信性可以通过在一国政府范围之外扩大货币区范围来得到加强，把货币政策的职责转向一个超国籍的层面，可以减少国家货币政策制定者的影响100＇4＇。”另一个学者安东尼奥·法塔斯（Antonio Fatas）在分析欧元区政策协调意义时认为，欧洲经济的一体化使得国家边界的经济地位正在逐渐下降，其原因是欧洲经济一体化使得国家内部的专业分工的重要性下降，而跨国界的经济区域的经济相关性越来越大，国家之间的政策协调会进一步加深这种相关性。因此，在应付非均衡性的外部冲击问题上，国家的货币政策安排不如货币区域内的统一安排那样有效，共同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规划可以提高政策的有效性101＇5＇。
“激活效应”意指由于区域货币合作稳定了汇率，降低了交易成本，从时间因素和资本积累的角度而言的乘数效应。20世纪80年代末期欧盟理事会曾作过研究，认为货币区内的汇率风险的消除可以大大地降低资本成本，因风险下降刺激投资并引起的投资收益的增加额从长期看又可以使GDP的增长提高5％～10％；另一些学者，如丹尼尔·格罗斯和尼尔斯·泰杰逊（1998年）认为，货币的挂钩直至单一货币的形成可以提高资本的边际产出效应，经过一个较长时期的资本存量充分增加后，所带来的产出乘数效应可以达到整个GDP的2％。随着货币合作的加深，“激活效应”逐步形成和放大，将更有利于一国的经济和金融市场的发展。
（三） 东亚货币合作的效应
确切的讲，自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东亚国家（地区）逐步形成了一个钉住美元的但没有规则约束的“准布雷顿森林体系”，直至东亚金融危机以后，才有了“清迈协定”，即在泰国的清迈签署了多边的货币互换协议，这意味着东亚国家步入货币合作的初期阶段。
由于成员国（10＋1、10＋3102＇6＇等）的经济结构和经济联系比较松散，进行货币合作的社会政治障碍比较大，且所面临的外部的（美元）非对称性冲击比较多，在这种背景下，东亚区域货币合作大多采取双边或多边对话和谈判，当市场溢出形成的冲击来临时，成员可利用货币互换协议和外汇缓冲政策联合干预外汇市场，共同平抑市场溢出负效应。这样的货币合作不但可以在稳定汇率降低风险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而且还有助于改善市场预期，巩固货币当局的公信力。
但是，前面的分析表明，东亚的“准布雷顿森林体系”意味着“体系”内成员都将承受非对称性合作所面临的高昂的调节成本，放大宏观经济的波动性。同时，东亚货币合作很可能会出现一些负效应（即逆效合作），这是因为，东亚各国（地区）的经济结构、市场化程度以及经济实力差异很大，且货币合作缺乏制度和监督的保证；由于合作将带来福利的增进类似公共品，这使一些弱小成员有可能产生“搭便车”行为，从而使货币合作失效（B。Klein & F。Leffler，1981）。同时，由于这种区域的多边合作缺乏坚实的基础和有效地约束，仅仅是建立在平等互利原则上的松散的、非制度化的合作，这就可能因双方的、多方的不信任而影响合作的持续性和稳定性。
（四） 对中国的启示
1、与发达国家相比较，现阶段中国的经济发展仍处在较低的水平上，金融市场还十分脆弱，作为一个弱势国，为减少市场开放引致的外部负效应，仍需要在一个比较长的时期内维系固定汇率制度，因此选择钉住汇率制度和适当的资本管制是必要的，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尽管为此需要承受非对称性货币合作中有可能付出的更多的调节成本。
2、钉住单一美元的汇率制度虽然是中国历史的和市场的选择，但是这种制度必然导致对美国经济的高度依赖。随着中国市场的开放和经济的发展，这种汇率制度的缺陷越来越明显，调节成本越来越高昂。将钉住单一美元过渡到钉住一篮子货币直至完全浮动，逐步减少对美元的依赖，是现阶段以及未来的发展中中国汇率制度改革应考虑的现实的和理性的政策选择。
3、虽然与美国相比较中国是弱势国，如果中国同时积极地参与东亚区域货币合作，那么作为一个相对强势的区域大国，无论是对称性货币合作还是非对称性货币合作，都能在合作中处于主动地位，并分享更多地利益。同时，如果人民币逐步成为区域主导货币，不但有利于中国经济金融的稳定和繁荣，而且能有效地减少区域内国家（地区）市场溢出负效应，并促进区域内国家（地区）经济的健康和谐发展，最终能促成“多赢”的良好发展环境的形成。
4、从长远目标看，当中国从一个潜在的大国成长成为能与美国、欧盟等经济体相抗衡的真正的经济强国时，人民币不但应该成为东亚区域的主导货币，而且应该成为能与美元、欧元相抗衡的国际货币，那么中国在国际货币合作中将处于主动的优势地位，人民币不但应该为亚洲地区经济的稳定繁荣发挥关键作用，而且能为全球经济的健康发展发挥重要作用。
二、中国参与国际货币合作的主要实践
（一） （一）？？？ 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合作
中国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创始成员国，在其成立过程中发挥过积极的作用。1980年以前，由于国际政治环境的制约，中国在IMF的席位一直被台湾当局所占据，中国在基金组织的代表权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1980年3月，IMF派团来华谈判，同年4月17日和5月15日，IMF和世界银行的执行董事会先后通过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中国的决议，恢复了中国在IMF和世界银行的合法席位。
作为创始成员国，中国在IMF的分额曾经仅次于美国和英国之后，名列第三位。但在1959年至1980年IMF的几次普遍增资中因国民党当局的经济实力不足无力增加分额，使中国在IMF的份额从创建初期的第3位下降到第16位。1980年9月IMF通过决议，将中国在IMF的份额从5。5亿特别提款权增加到12亿特别提款权，同年11月又随IMF的普遍增资而进一步增至18亿特别提款权，到2001年2月增加到63。692亿特别提款权，使中国在IMF的份额排在第8位。在此基础上，中国在IMF获得了单独选区的地位，从而有权选举自己的执行董事。
中国恢复了在IMF的合法席位后，与IMF建立了双向的、平等互利的合作关系，并且是富有成效的。主要表现在：
1、改善国际收支状况。作为IMF的成员国，中国可以从IMF取得贷款，弥补国际收支逆差。1980年，中国宏观经济失衡的矛盾突出，通货膨胀率上升，国际收支逆差增大，为了支持中国政府的经济稳定计划，IMF于1981年向中国提供7。59亿特别提款权（约合8。8亿美元）的贷款，其中有3。09亿特别提款权为IMF的优惠贷款（IMF利用拍卖黄金所得的利润建立的信托基金所提供的优惠贷款），借助于这些资金，中国较快地改善了国际收支状况，到1983年开始出现国际收支的较大顺差，同年8月，中国提前全额购回提款，并于1990年还清了信托基金贷款。1986年中国再次向IMF借用5。98亿特别提款权（约合7。3亿美元）的第一档信贷以保持国民经济稳定增长。这些贷款到1991年底已全部偿还。
2、技术援助。自1980年以来，IMF向中国提供了一系列技术援助，为中国20世纪80年代的中央银行体制改革、20世纪90年代以来相继实施的财税体制改革、外汇管理体制改革、人民币经常账户可兑换等重大改革措施提供了有益的咨询。在IMF的帮助下，中国建立了符合国际标准的货币银行统计体系和国际收支统计体系，改进了国民账户统计，建立了外债监测体系等等；还为改善中国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制定与操作、修改和完善银行法规及会计与审计制度、加强金融监管以及发展金融市场工具等方面作出了贡献。
3、在IMF中发挥积极作用。中国积极支持IMF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调整所做的努力，在IMF的资金使用上主张优先考虑低收入的发展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