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1-余无言-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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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无言》
医家小传
余无言（1900～1963年），原名余愚，字择明（一作”则民”），别署不平。汉族，江苏省阜宁县人，出生于该县益林镇。祖讳子散，精于医丽通儒。咸丰、同治年间，苏北多次疫病流行，经子舰公施治获痊者甚多。父奉仙公，医术受教于子砚公，在益林镇悬壶十余年。壮年从戎，游幕大江南北，曾掌湘军董军门宝泉幕府者有年，佐治戎机，颇有声誉。四十岁后，复归乡里业医，求治者众，在周围地区有很高的名望。其遗著《医方经验汇编》，以内科医案为主，其中论治之疫病尤多，包括瘟疫、疫疟、疫疹、寒疫渺霍、疫疹、疫斑、疫黄、疫痢、虾摸疫、鹏鹅疫、羊毛疫、蛰刺瘟、葡萄疫、瓜瓤疫、天泡疫、疙瘩瘟、鼠疫、燥疫等。每病均有精要之阐论，并附医案，堪称是近代的”治疫大家”。
由于奉仙公学验俱富，邻县及外省求治者亦众。19世纪末，奉仙公与兴化赵海仙、淮安张子平，并称为”晚清苏北三大名医”。
无言先生幼年以儒学、理学、史学诸典籍奠基（曾于1909～1911年在淮安高等小学插班毕业），少年时随其父奉仙公习医，悟性高而精勤不倦。他以医学经典名著《内经》、《难经》、《神农本草经》、《伤寒论》、《金匮要略》奠定学术基础，并系统学习内、外、妇、儿各科名著，术业大进。18周岁即应诊于乡里。鉴于当时欧西医学东渐，在沿海城市已逐步形成主流，先生又受当时”医学衷中参西”的影响，于1920年即南下上海学习西医。内科从师于俞凤宾博士，外科受教于德籍名医维都富尔。在此期间，开始对中西医的融会贯通深感兴趣。1923年返回故里继续业医，并在益林镇主办益林小学，自任校长。1927年至1929年冬，曾应聘担任旧国民政府顾祝同军部第二师任军医官，转战皖、豫、鄂、赣诸省，主治以外伤科病证居多。1929年冬，先生辞去军职，去上海业医定居。
1930年，应上海中国医学院院长包识生先生之请，担任该院外科学教授；嗣后，与张赞臣先生合办《世界医报》。
1931年，先生又与张赞臣先生共组联合诊所。1932年，由旧中央国医馆焦易堂馆长聘请先生担任该馆名誉理事。1934年，中央国医馆复增聘先生为该馆编审委员会委员，负责起草”外科病名表式”以颁布全国中医界采用，获得好评。是年，还编写、出版了他所撰著的《实用混合外科学总论》和《实用混合外科学各论》。又以改进中医为素志，发表多篇学术论文，在当时有较为广泛的影响。先生还针对旧国民政府和余云岫等”废止中医药”的举措和主张予以撰文批驳，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1936年，应章太炎先生之请，担任苏州国医学校外科主任。并应聘为上海中国医学院、新中国医学院教授，主讲《伤寒论》、《金匮要略》、《中医外科学》等课程。
1937年，与张赞臣先生共同主办”上海中医专科学校”，聘请谢观先生担任名誉校长，陈无咎先生任校长，丁福保、张伯熙先生先后任副校长，先生自任教务主任，张赞臣先生任总务主任。学制为三年制，共举办三届。先生除主管校务外，主讲《伤寒论》、《金匮要略》等课程。在五年办校过程中，从未缺课，虽大雨滂沱，身衣淋湿，亦阔步上台讲课，受到同学们的爱戴和尊崇。1938年，曾受聘于中华职业学校之中国医学专修馆担任讲席。1939年，先生所撰著的《伤寒论新义》在中华书局出版。1942年，因不屈于日伪政府的登记、造册，停办了学校。1943～1946年，先后编写、出版了《湿温伤寒病篇》和《斑疹伤寒病篇》。”湿温伤寒”指西医所说的肠伤寒，”斑疹伤寒”为西医病名，这两部著作可谓是温病学早期中西医学术汇通性的编著”1947年，创办上海大同疗养院，自任院长，请丁福保先生担任名誉院长，开办不足二年，因经费不足而停办。
先生长期在上海业医，经治疑难重病和伤寒、温病殊多。由于崇尚经方，伤寒、温病用石膏、大黄者亦多不胜数。在辨证精审的基础上，用量大而效验卓著，不少市民或称之为”石膏、大黄先生”（经治病例请参看余氏医案）。故在民国时期，他是国内著名的”经方派”医家，学术经验俱富。
先生在上海业医，曾深受谢观、陈无咎、丁福保等前辈之教益，而在学术临床方面，又十分推崇”南北二张”“南张”指嘉定张山雷，”北张”系天津张锡纯）。生平治医主张”中医科学化，西医中国化”。对于中西医学，力求贯通融会，故亦有将之列为”汇通派”医家者。
建国后，先生拥护党和政府的中医政策。1952年又编写出版了《金匮要略语译》，完成了他系统整理、研究仲景著作的夙愿，并被认为是上海市研究仲景学说的”三大家”之一（另二家是曹颖甫和陆渊雷）。1954年，先生应邀出席华东及上海市中医代表会议，他在会上即席发言，并向大会秘书处另写有关开展中医工作的四项提案。
1956年春，应卫生部中医研究院之请，由沪来京主持中医研究院编审室（其后数年改为文献研究室）工作，又为卫生部主办之全国第一届西医学习中医研究班讲授部分课程（《金匮要略》等），还参与审订中医九种教材。1957年，无言先生将其父奉仙公遗著《医方经验汇编》（解放前由中华书局出版）与其个人医案著作《翼经经验录》刊印合订本（未公开发行），分增有关人员。1958年，奉调至北京中医学院任教，并参加北京中医学院”十大经典医著”的编纂设计。此外，还承担一些中央首长的医疗保健和会诊工作。
1963年9月7日，因高血压、脑溢血在京逝世。
附余氏小传说明：早在1942年，上海名医姜春华先生曾为先父无言公写有一小传，对先父中年以前的经历及学术临床特色多有精要、中肯的表述。现针对先父毕生情况，由本人予以增补、定稿。
（姜春华先生1942年所写《余无言先生传》复印件1页，见文前）专病论伤风伤风转少阳证初秋感冒风邪，恶寒发热，头痛肢酸。继转寒热往来，两胁满痛，时时作呕，口苦咽干，意乱心烦，坐卧不安，口干欲饮，饮则呕更加甚。医以荆芥、防风、豆豉、豆卷治之，症愈加剧。询其大便，前昨均解。急投小柴胡汤，一剂而痊。
患者张石舟，住西藏南路崇善里口。以人力车工会事忙，昼则奔走于烈日之下，夜则纳凉于露台之上。因之恶寒发热，头痛肢酸。自以生姜赤糖汤饮之，次日头痛肢酸己愈。而两胁转痛，往来寒热。寒则被覆而仍战栗，热则赤膊而犹如焚。心烦作呕，口苦异常，渴欲得饮，饮则呕吐加甚。因之坐卧难安，片刻不宁。延医治之，甲医投以荆芥、防风之属，乙医投以豆鼓、豆卷之类，丙医投以藿香正气之方。病更加剧，心烦欲死。
其堂弟世英，与余为友。见状大惊，急来延余。余午餐小饮，尚未释杯，即携余手强之而去。相去不远，始听世英之述症。先后登楼，继察石舟之现状。余即笑而慰之曰：“此柴胡汤证也。乃病在少阳，解之易耳，其毋惊俱。”病者曰：“能不死乎。”余笑曰：“此证而死，则病而死者多矣。
乃时医者流，不肯读《伤寒论》一书耳。”因书小柴胡汤一方，并无加减。令其服药时，先以生姜一二片，置口中嚼之使烂，庶姜汁遍及齿舌，使生辣麻之感。然后高举两手，后坐一人以扶持之，端坐而挺直。另请一人操匙以饮之，则可以不呕。定心静气约一刻钟，再缓卧于沙发上，勿令睡平。
至半小时后，再睡平，任其安平睡去也。病家如余言，照法服之，果然剂而痊。
小柴胡汤方春柴胡二钱五分生黄芩三钱西党参三钱姜制半夏三钱炙甘草二钱生姜三片大枣十枚*余氏卒于1963年，其时处方尚用旧制。可以一钱约等于3克换算。全书同。
伤风转结胸证妇人年近六旬，体质素丰，重感风邪。寒热甫退，即又伤饮食。因之胸院及腹，均形胀满，两胁亦膨，按之硬而作痛，渐至不能平卧，挺胸伸颈，张口呼吸，此结胸实证也。与以大陷胸汤加枳实方，大挫其势，再以瓜萎葶苈汤，肃清余孽。
有劳工韩小顺者，其姨母许氏，年近六旬，住于克王渡路康定路口之某里。初为重感风邪，经医治后，寒热已退，而里邪尚未清肃，即急于饮食，且过常量。因之胸烷结痛，连及腹部，上则气逆满闷，下则大便不通，小便亦少。复延附近之医生，治之无效，韩乃延余往诊。余既入病者之室，见其倚卧于床栏上，背后垫以卷好之棉被，被上加以重叠之棉枕。病者挺其胸腹，倚于其上，心已知其不能平卧也。询其过去之病情，知为病中多食所致。按其胸腹，则处处作硬而痛，两胁亦然，膈间尤甚。舌苔则湿腻带黄。更觉心烦不安。诊其两脉，则沉而且紧。周身并无热候，手足反觉微凉。询其大便，已数日不解。乃断为结胸重证。但年事已高，不无顾虑，复思脉证均实，不得有所顾虑。即为之处方，以大陷胸汤加积实主之，嘱其如法煎服。
迫服药之后，果得大泻数次。每泻一次，则胸胁脘腹之满痛，即轻减一次。至第三次泻下之后，病者已渐能平卧，即自转转侧，亦觉痛可自忍。及二煎服后，又续下两次，似已病去七分矣。次日复诊。见其效如此之速，余固心喜，而病家亦言谢不置。诊其脉沉亦起，不似以前之实而有力。察其舌苔，则舌尖已退，根上腻黄渐化，而中心亦宣而浮起。诚恐余邪未尽，再有反复，又顾及高年之体质，陷胸方不容再剂。
乃仿傅青主方，以瓜萎为主，合小陷胸汤及葶苈泻肺法。继服两剂，而告痊愈。接服调理脾胃之剂，于是健康恢复矣。
大陷胸汤加积实方锦纹大黄五钱（酒洗）元明粉五钱（分冲）制甘遂二钱五分（为末）炒积实五钱上四味，先煎大黄积实。汤成，纳元明粉之半量，再温烊化，纳甘遂末半量。调匀服之。六小时后，服二煎，如前法。
瓜萎葶苈汤方全瓜萎六钱葶苈子三钱制半夏四钱炒积壳四钱元明粉四钱（分冲）上五味，先煎四味。汤成，纳元明粉半量，再温烊化。
服二煎，如前法。
伤风汗多阳虚证卫气素虚，皮毛不固，动则自汗，忽感风邪，始则恶风恶寒，继则寒热并作，头项强痛，接再酸楚，间以恶心，而自汗颇多。迟延两日，渐至手足微撅，四肢亦微有拘急。技以桂枝加附子汤，一剂而痊。
患者顾芝轩，年42岁，为劳动人民，庸工于菜市路一小茶楼中。其人卫气素虚，动则有汗。皮毛既不固，且与炉灶相亲，热汤相近，其平日自汗之情况，已可想而知。此种体质，即《伤寒论》所谓”病常自汗出者，此营气和，卫不谐，卫气不共营气和谐”之体质。而其所任职业，亦足促使其自汗多也。于1950年3月间，以劳汗当风，忽患伤风之证。始则膏音恶寒，渐渐恶风，但寒不热，约半日许，始渐蠢蠢发热。此乃体质较弱，故发热较迟，不似体质强壮者，其发热与恶寒同时并见也。他如头项强痛，腰特酸楚，间以恶心，而自汗淋漓，较平时为尤甚。
初病之时，以经济关系，未延医调治。至第三日，以病势有增无减，且增四肢拘急，屈伸不和，手足发凉，十指尤冷，此时始就余诊。入诊室之时，余见其面带垢晦，袖手缩足，人扶而进。坐定之时，又见头面颈项均自汗颇多，领围带湿，气息微喘。及诊其脉，则觉手已微凉，手指尤甚。手如此，足亦可知。细询其发病时日，知才三日耳。其表证指历，必由自汗而来。其他症状，已如前述。综其全盘症状，太阳表证及卫虚末厥，必须一鼓而克之，否则顾此失彼，难保元肢厥脉沉之危险也。乃处以桂枝加附子汤，俟汗止热退后，再行调理。
诸生间曰：“此证面带垢晦之色，颇似温病，而今用桂枝，何也？”余曰：“仲景之书，以证候诊断为主。而治疗之法，又以有某证用某药，无某证减某药。今恶寒与发热均在，且与头痛项强、腰臀酸楚并见。全为风邪表证，焉得不用桂枝。不似温病之面垢，但发热而不恶寒也，其认证在此。”诸生又曰：“桂枝附子汤方，原为不应大汗，而大发其汗，遂至漏汗不止之证而用之。今病者三日未治，根本并未发汗，何亦用此，余曰：“汝等读书如此，难以与言医矣。
大发汗之漏，与此自汗之漏，其汗不止，有何异乎？发汗与自汗虽有异，而漏汗不止则同也。既漏汗不止矣，安得不急用附子耶。且已手足微厥，四肢微拘，附子之用，更不可缓矣。”及至次日复诊，果已一药而痊。诸生更大喜而服。为处以调理之剂，令服两帖，以扶正气。
桂枝加附子汤方川桂枝三钱京芍药四钱炙甘草二钱五分熟附片五钱生姜一钱五分大枣十枚伤寒夏令伤寒证（一）时当夏令，妇人恶寒高热。头痛项强，体疼骨疼，周身无汗、脉浮而紧。微有恶心及气急，此真六月伤寒也。询其致病之源，系在电影场中，为冷气所逼。以麻黄汤加葛根、霍香主之。
友人杨达奎君，其夫人秦碧筠，年41岁。于1942年6月下旬，忽患伤寒。余诊之，症状如上。心窃异之，因其非劳动阶级，何由致此。既询其致病之由。秦即详告云：“沪上风行一时之观世音影片，在沪光大戏院开映。闻其情节至佳，因于昨日晚场往观。时天气颇热，乃着云纱短衣而往。
入场则冷气开放，凉爽如秋，意至适也。
迨一小时后，身觉微凉，继则较甚。但以情节苦楚，为之心酸堕泪，欲罢观而不能也。直至终场以后，更觉寒矣。
归时路远，又未步行，乘车而返。夜深途中人少，车快如飞，于是恶寒更甚矣。抵家即覆被而卧，始则恶寒不热，至四小时后，则寒热并作矣。再进则头痛项强，身痛骨痛，周身无汗，而亢热矣。若初微觉凉时，早出影场，必不至有此病也。
余既得其病情，且确为伤寒的证。不能因在夏令，而概不用麻黄也。昔贤谓有此证即用此药，亦何惧哉。乃处以麻黄汤加葛根、藿香，令其照法煎服，不必顾虑。时其夫杨君已回原籍，无人掌握服药事。其邻人有稍知药性者，谓”六月不可服麻黄，即便服之，亦只能三分之一，不可孟浪也，”秦从其商。服后微汗，但旋又复热而无汗，次日再延余诊。
余颇讶之，再三质询，乃以实告。余当谢以不敏，令其再延他医。他医治之，仍然无效。
至第三日，挽张士瀛复来延余，并为深致歉意。且云：“先做与杨君为好友，请勿计其妻不信任也。”余从之往。见其症状虽末变。而较有烦躁意。因将原方去霍香，加生石膏五钱。秦服之，一剂而汗出、热退、神安。后为之清理余邪，微和其大便，即告痊可。中秋将至，杨君由原籍回沪。
备悉其事，特向余致谢意曰：“若不再服麻黄，辗转更换多医，设有不测，咎将谁归耶？无怪先生之不肯复诊也。”余笑颔之。
麻黄汤加葛根藿香方生麻黄三钱川桂枝三钱杏仁四钱炙甘草二钱粉葛根四钱广藿香三钱（按第二方，去藿香，加生石膏五钱。）夏令伤寒证（二）夏令酷热，晚间当门而卧，迎风纳凉。午夜梦酣，渐转凉爽。至二时左右，觉寒而醒，人室就睡。俄而寒热大作，头痛骨疼，壮热无汗。渐至烦躁不安，目赤口干，气急而喘。此夏令急性伤寒也，大青龙汤主之。
友人邓汉城之侄，名一东，身体素壮，不易患病，于七月间忽病伤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