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破山河在-第2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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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认为可恨，无论如何都和这个才女的形象颇为相符。这样的才女精彩得很，不过才华横溢的小女子在这个世界上并不少见。
　　有人欣赏这样的小女子，有人不欣赏，萨也一样。
　　然而萨很欣赏林徽因。
　　1937以后的林徽因，我以为才是真正的林徽因。
　　才女无数，林徽因只有一个。
　　有的时候人的精彩需要激发，仿佛天空中的流星雨，需要在空气中燃烧才耀眼明亮。
　　如果没有不列颠之战，丘吉尔可能只不过是一个不成功的记者加上无能的海军大臣罢了。不列颠之战让这个马尔巴罗公爵的后代光芒四射。
　　林徽因的流星雨，在1937年来临。
　　1937年，抗战爆发，梁林一家辗转撤退西南。那一年林徽因在路上漯患肺病，种下她早逝的根疾。
　　正是在这种颠沛流离的苦难中，林徽因心底里那种刚烈，那种中国女性特有的坚韧和敏感，却像流星的燃烧一样，闪烁出灿烂的光芒。
　　梁从诫先生记录了他们逃难中的经历。
　　在一个小镇上，重病的林徽因生命垂危，焦急的梁思成遇到了中国空军杭州笕桥航校第7期的学员们——飞行员黄栋权少尉的琴声将梁先生引到了他们的楼上。
　　飞行员们的热情挽救了林徽因的生命，而这些远离家乡的飞行员的毕业仪式上，梁和林，是他们的“名誉家长”。如果这个时候林徽因家的客厅里还有客人，最为亮丽的，就是这些年轻而热闹的飞行员们。
　　战斗间隙，飞行员们经常光临梁林所在的李庄，投一个通信袋，带去一点礼品或者信件。
　　然而，客厅里的飞行员们像天际的风，他们走了，就再也没有回来。
　　当时中日的空军飞机，无论数量和性能都相差太大，而中国的空军义无反顾的保卫着这片土地的天空。在残酷的空战中，噩耗陆续传来，1944年6月16日，林耀少校在衡阳空战中阵亡。至此，这二十余名年轻而快乐的飞行员朋友，全部牺牲在中国的蓝天里。
　　1941年3月14日，林徽因的三弟，空军航校第十期毕业生林恒在成都空战中战死。
　　年轻的生命，象流星雨一样在中国的天空里陨落。
　　梁从诫先生回忆，飞行员们的接连牺牲，使林徽因悲痛万分，她在病榻上写成《哭三弟恒》一诗，而她所悼念的，绝非只是林恒一个人。
　　这首诗起初看来也平常，林徽因有诗人之名，而这首诗的词句寒素之极。但是当我细细读下去，我感到一种莫名的震撼和感动。我仿佛看到一个终日与画笔和诗词打交道的女子，怎样努力地去理解和记忆那些晦涩的飞机型号和军事术语，向她心爱的弟弟艰难的讲来，因为那是她的弟弟的世界和关切的事情。她的词句在一个粗通军事的人看来是那样的幼稚可笑，那本不是她可以驾驭的范围。但是她那样努力地去对弟弟说，她那毫无掩饰的情感，让这些幼稚可笑的词句忽然点染上了圣洁的光芒。
　　我把这首诗录在下面：
　　哭三弟恒
　　林徽因
　
　　弟弟，我没有适合时代的语言
　　来哀悼你的死；
　　它是时代向你的要求，
　　简单的，你给了。
　　这冷酷简单的壮烈是时代的诗
　　这沉默的光荣是你。
　　假使在这不可免的真实上
　　多给了悲哀，我想呼喊，　
　　　　　　　　　　　　　　　　　　
黑白汤恩伯（10）
　　那是——你自己也明了——
　　因为你走得太早，
　　太早了，弟弟，难为你的勇敢，
　　机械的落伍，你的机会太惨！
　　三年了，你阵亡在成都上空，
　　这三年的时间所做成的不同，
　　如果我向你说来，你别悲伤，
　　因为多半不是我们老国，
　　而是他人在时代中碾动，
　　我们灵魂流血，炸成了窟窿。
　　我们已有了盟友、物资同军火，
　　正是你所曾经希望过。
　　我记得，记得当时我怎样同你
　　讨论又讨论，点算又点算，
　　每一天你是那样耐性的等着，
　　每天却空的过去，慢得像骆驼！
　　现在驱逐机已非当日你最理想
　　驾驶的“老鹰式七五”那样——
　　那样笨，那样慢，啊，弟弟不要伤心，
　　你已做到你们所能做的，
　　别说是谁误了你，是时代无法衡量，
　　中国还要上前，黑夜在等天亮。
　　弟弟，我已用这许多不美丽言语
　　算是诗来追悼你，
　　要相信我的心多苦，喉咙多哑，
　　你永不会回来了，我知道，
　　青年的热血做了科学的代替；
　　中国的悲怆永沉在我的心底。
　　啊，你别难过，难过了我给不出安慰。
　　我曾每日那样想过了几回：
　　你已给了你所有的，同你去的弟兄
　　也是一样，献出你们的生命；
　　已有的年轻一切；将来还有的机会，
　　可能的壮年工作，老年的智慧；
　　可能的情爱，家庭，儿女，及那所有
　　生的权利，喜悦；及生的纠纷！
　　你们给的真多，都为了谁？你相信
　　今后中国多少人的幸福要在
　　你的前头，比自己要紧；那不朽
　　中国的历史，还需要在世上永久。
　　你相信，你也做了，最后一切你交出。
　　我既完全明白，为何我还为着你哭？
　　只因你是个孩子却没有留什么给自己，
　　小时我盼着你的幸福，战时你的安全，
　　今天你没有儿女牵挂需要抚恤同安慰，
　　而万千国人像已忘掉，你死是为了谁！
　　我的记忆中，这之前，林徽因从来没有写过这样拙劣的诗句，这之前，林徽因也从来没有写过这样令人从心底震动的诗句。
　　凤凰可以涅磐，这首诗让我看到了一个粗头乱服的林徽因，而王国维的话是“粗头乱服，不掩国色”。
　　一个一生唯美而清高的女子，怎能写出这样的诗句呢？
　　我的理解，此时林徽因的诗不是给读者或者文人们看的，她的诗从自己的心中来，给的是那些永远不会回来的亲人和朋友。
　　中国的女子，往往在最困难的时候表现出让世界震惊的坚毅，用她们的温柔为苦难带来一丝亮色，而她们忍受痛苦和磨难的韧性，让男子也为之动容。
　　患病的林徽因，在病榻上继续她的工作，而当有人问林先生——如果倭人打到重庆怎么办？
　　林先生回答道：门外不就是扬子江？
　　医生评价，林徽因的生命力旺盛惊人，她从死神手中争回了五年的时间。
　　也许，没有这五年，就没有今天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了。
　　我仿佛看到一个收起钗环的布衣的林徽因，依然美丽，依然睿智，从一个小女子的身影后沉静的走来。
　　林徽因。　
　　　　　　　　　　　　　　　　　　
张学良在东北问题上最大的失误（1）
　　弃守锦州——张学良在东北问题上最大的失误
　　1932年1月3日，日军未发一枪，占领九一八之后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和辽宁省政府所在地锦州，张学良部不战撤入关内。窃以为，这是张学良在东北问题上最大的失误，甚至超过九一八事变时的不抵抗。
　　看日本史料，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内部有强硬派，也有对东北军颇为忌惮的保守派。即便是军中，权力最高的参谋本部也是倾向保守的。分析一下，九一八以后，其实局面并不是完全不可控制。完整的黑龙江省还在马占山手中（锦州失守时，马虽然已经放弃齐齐哈尔，依然在海伦重建黑龙江省政府，顽强抵抗）。吉林虽然熙洽投降了，但是丁超等部抗日武装具有相当实力。特别是东北军主力还在辽南的锦州，辽左一带反日运动蜂起。即便是沈阳，臧式毅被囚禁也五十余日顽强不屈。连东边道镇守使于祉山这样的大汉奸，当时也在首鼠两端——他和日、张同时联络，显然在观察时机，以便决定自己的动向。关东军虽然初步得手，其实东北局势最少也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当时东北的中国军事力量，按照日军分析为——黑龙江省正规军1。5万，准军事部队1。8万，吉林军5。5万（其中熙洽率领的两万军队已经投降），锦州的辽宁军19。5万，是东北军的主力。沈阳失守后，张学良将东北军政机关搬到锦州，日军深感威胁。
　　为此，10月18日，关东军试图进军锦州，驱逐张学良。然而，日军参谋本部连续下达四次命令，坚决命令关东军回军，甚至最后一次用了和“奉敕”相同的命令级别。結果是关东军直到1932年新年，始终没有与张学良部发生地面冲突。
　　关东军当时的局面也十分艰难，其在东北总兵力只有关东军一万余，朝鲜军违令增援的三万余。前有张学良，后有马占山，还要担心苏联乘机染指，其内部也相当的不安。从国际上说，锦州所在的北宁线铁路属于英国资产，日本方面很担心攻占锦州引发国际冲突。从国内上说，关东军“下克上”的一意孤行固然有一些下层官佐的支持，但也有不少反对的声音，包括日本国内政坛，都有很强烈的声音认为这种做法属于“叛逆”。那时，日本的军部势力尚未膨胀到无法克制的地步。10月，大川周明等发动的兵变并未成功。即便关东军内部，对事件的未来，也是分歧很大。因为支持关东军行动的势力中，颇有一部分的目的和占领整个东北三省并不一致，旅大租借问题是他们的出发点。张学良在前一年对苏发动中东路事变，试图收回中东路路权，让日本朝野颇为震动。当时日本所强占的“关东州”，也就是旅大，是日本在东北地区的最重要据点。按照条约，旅大的租借即将在1932年到达租期。预料国民政府不会同意继续租借，是其中一部分日本军政人士支持关东军发动事变的理由。然而，对于吞并整个东北，日本方面内部意见并不一致。
　　然而，反对的声音到了1932年就烟消云散，主张和解的外相币原辞职。其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关东军进展太顺利了，“胜利者是不受责备的”。
　　锦州之战，只要张学良摆个抵抗的架子，关东军就会内外交困——外，锦州并不是很好打的，马占山一万多人给日本人造成的麻烦已经够大，如果张学良近二十万军队在锦州和关东军打起来，可不是那样容易拿下来的；同时，关东军自己是在违背命令的情况下进军，这种情况下，要想打下去，只有不断的胜利，否则只要有失败，就不可避免内部的分裂。事实上关东军也始终没有真从地面去打锦州的张学良，只是派飞机轰炸而已，说明它的顾虑也是很深重的。
　　但是张学良居然一枪不发从锦州撤退了。张学良在日军压力面前，渐渐承受不住，终于借口等待调停，发表声明，撤出锦州，并在1月2日完成撤军。日军于1月3日占领锦州，兵不血刃。
　　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结局，令人难以置信。日本方面大喜过望，即便日军自己，也认为锦州非经过一场血战不能取得，并集结了战车部队，准备应付张的反击。　
　　　　　　　　　　　　　　　　　　
张学良在东北问题上最大的失误（2）
　　锦州撤退的时候，蒋介石已经下野，孙科等国民党中央巨头虽然没有足够的力量支持张学良的作战，但至少是希望他进行抵抗的，把责任推给国民党未免牵强。锦州的弃守，应该是张学良自己的决定。九一八事变，可以归结为缺乏经验的张学良在仓促间不能良好判断局面。但是锦州完全不同，锦州问题上没有猝不及防的问题，应该说反映了张学良和东北军高级将领的能力和认识存在局限。
　　从九一八到锦州失守几个月的时间，东北军没有规复沈阳或者和日军对抗的军事行动，尚可以解释为对自己的力量不足感到担心，或者静候国联处理的诚意。然而，主动放弃锦州，就完全反映了张学良对和日军对抗的畏难，甚至没有“打打看”的勇气。
　　当时的东北军是否全不能战？应该说不是这样，张学良的东北军此后在内战、外战中颇有战斗力。其装备训练也并不差，因为此后的东北军失去自己的基地，其战斗力应该呈现递减趋势。以其兵力，如果作战开始，即便不投入全力，至少不会比马占山部队更差。锦州有东北军的东大营，物资、指挥机关齐全。锦州所在后方为山海关，前方为狭长的锦西谷地，山地可以提供较好的地障，而日军兵力难以展开，后勤补给线也暴露在周围抵抗力量的包围中。这个仗，怎么看怎么可以打一下。以东北的人心，张的抵抗会引发怎样的反映可想而知。李顿调查团在日军占领的东北进行调查，东北的同胞于日军暴虐之下，依然坚决地表达了对祖国强烈的支持——这个代价是怎样的沉重，看看马占山派去和李顿调查团联络的人员怎样先后被残杀就可以知道了。
　　哪怕是象征性地打一下。
　　张学良曾经解释不愿意在锦州打的原因，一个是没有中央支持，怕打不赢；一个是不愿意部下白白牺牲。
　　锦州的张学良部，是东北各地抵抗力量，特别是黑龙江马占山的精神支柱，随着张学良从锦州不战而退，影响是惨痛的。
　　首先，日军得以全力向北。马占山为主的黑龙江省既失去精神上的支持，又失去辽宁方面军事呼应的可能，成了地地道道的孤军，终于被日军击破，东三省彻底落入日军手中。东北各地自发的抵抗力量失去了政府的有效协调和指挥（也失去了对于政府的信任），明眼人一看可知已经难免各个击破的命运。同时，东北的人心，也陷入失望和低沉，不复有抵抗的意志。
　　其次，关东军越发猖獗。在日本政府中，由于占领东三省意料不到的顺利，激发了日本强硬路线的疯狂。日本人的性格，是最初投入的时候“高抬脚，轻落足”，所以今天投资机会上往往落后他国。但是一旦成功，就会进入一种癫狂的兴奋状态，不顾一切的蛮干。甲午战争、珍珠港，无一不是如此。假如换了熟悉日本情况的蒋百里等人物指挥东北局面，断不会如少帅一样让日本人疯起来，对日本人无原则的让步，只会让他失去理智。1932年1月，张学良弃守锦州，3月，满洲国就出炉了。从此，日本军国主义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直到1945年把日本也带入灭顶之灾。
　　同时，这次弃守，也在东北军内部极大地提升了畏日、动摇的情绪，以至于此后的热河战役中，东北军各部全无战心，争先逃跑。即便是王以哲这样的精锐和坚决抗日的少壮派，在长城战役中，都因为再三催促中央军接防而成为17军的笑柄。实际上，当时投入长城抗战并稳定古北口战线的17军，装备、人员、数量都并不比东北军好，所能够顽强抵抗的资本，无非是有真正抵抗的决心。锦州弃守，对东北军心理上的打击是巨大的。
　　三千万父老，百万疆土，对自己在这块生我养我土地上最后的据点，几十万大军一枪不发地离去。对张学良来说，我想此后几十年，他想到这个决定，也会感到痛切吧。　
　　　　　　　　　　　　　　　　　　
记抗战中日军的钢盔（1）
　　甲首三千——记抗战中日军的钢盔
　　《汉晋春秋》记载，诸葛亮伐魏，　“亮使魏延、高翔、吴班赴拒，大破之，获甲首三千级”。甲首，即戴有头盔的敌军武士之首级。　　作者注
　　钢盔，日语叫做“铁帽”，是侵华日军普遍配备的防护装备。我们今天看电影，鬼子如果不是戴着屁帘式的战斗帽，就是戴着钢盔，几乎成为标准形象了。
　　日本军事后勤研究专家青木孝治，通过研究日军的钢盔，专门写了一本书，叫《陆军铁帽物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