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道传--五十年来-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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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领我信主的那位同学还在校中的时候，他时常督责我，管束我，不许我说不好的话，不许我作非礼的事，我也很乐意接受他的督责管束。但到他毕业离校以后，我的景况就不同了。我的心仍是愿意作一个圣洁的人，我却管束不了我自己。我虽然屡屡自恨自责，但总没有很大的功效。我巴不得我的朋友再来管束我，事实却不可能了。感谢神，祂成全了我，祂藉着另外的一些人督责我，管束我，不过这些人不是我的朋友，乃是恨我、与我为敌的人。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当我在中学二年级的时候，校中收进几个有钱的新学生来。那几个学生中有人的父亲是作官吏的，有人的父亲是大商人。因此他们不但很会挥霍金钱，而且行为污浊放荡。他们的嘴整日的说些淫词秽语。他们的手中有大量诲淫的小说。其中有的人甚至患着性病。有些本来比较好些的同学也受了他们的坏影晌。我每次听见看见他们的恶言恶行，便心中痛苦激忿。但大家都是同学，谁也没有权柄管束谁。有一次我实在不能缄默了，便去见一位主任教员，（因为我们的校长住在通县，每周只来校中一两次，所以一切校中的事都归那位教员管理。）请他设法管束这几个坏学生。万没料到那位教员竟对我说，「为了维持校中的收入，对学生的品行不能十分认真，否则把那些坏学生都革除了，收不进学费来，学校如何能维持呢？」我听见这些话以后，气忿极了。我同那位教员大声争辩。（我因为热心信主的缘故，那时很有勇气。）我说，「与其开办这种误人子第的学校，倒不如干脆关了门。」我又说，「以信基督的人办教会的学校，竟这样放任学生为恶，真失了基督徒的体统。」没有想到正在这时候，有那几个坏学生中间的一个人也来见那位教员。他听见我在那里大声争辩，他并没有进门，却把我所说的话部听了去。他去报告了他们一伙的那几个同学。从此他们便恨我入骨，常想向我施行报复。他们尽力寻找我的错处。他们给我起各样的绰号。他们叫我「道学博士」，叫我「法利赛人」。只要我说了一句错话，或作了一件错事。他们便攻击我，指摘我，说，「基督徒也说这样的话么？道学博士也作我们这些税吏和罪人所作的事么？」他们对我极尽攻击侮辱之能事。我那时四面受敌，当然痛苦得很。不料神却藉着这些与我为敌的恶人把我管束得像笔杆一样的直。在我还未离开中学以前，因为迁移到新建的校舍，校长也从通县移入新建的房子，管理比从前认真得多。那几个坏学生有的受了惩罚，有的被革除，有的自己退了学。我的人生却因着那一度仇敌的攻击，渐渐的上了轨道，在中学毕业以前，已经成了一个很像样子的青年人。他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却藉着他们成全了我。神的作为真是奇妙阿！
我在那几年中，除了从领我信主的那位同学得着许多帮助以外，还从一位始终未曾见过面的良师得了许多帮助，那就是全国基督教青年协会书报部的干事谢洪赉先生。从我读了谢先生编的「修学一助」以后，我就竭力购买谢先生所编译的书。只要一听说谢先生有基么新书出版，便立时寄邮票到上海去购买。谢先生所译著的书对青年基督徒的信仰与品德都有极大的帮助。谢先生笃信圣经中的要道，而且十分注重青年基督徒的生活。谢先生所译著的书，意思和话语都极浅近，却十分合于实用。他所说的话都可以作青年人的针砭药石。从他的作品里能看出他的为人是怎样敬虔可爱。我从他得的帮助真无法估计。可惜我不但未曾与谢先生会过面，连一封信也没有写过。当谢先生因肺病逝世的消息传到北京的时候，我好似失去了亲人那样惆怅了许多日子。当我在1925年6月到杭州的时候，在24日到西湖九里松去凭吊谢先生的坟墓，只看见了谢先生的墓碑。这位恩师毕生竟不知道有我这样一个学生。今日我这样注重实际的基督徒生活，大约也受到谢先生的影响不浅。可惜今日青年协会不但再不出版谢先生所编著的那一类的书籍，反倒出版许多毁坏青年人信仰的文字。三十几年的时期，青年协会的情形竟改变到这种地步。我追意那位从未晤面的良师，我叹息今日青年会的败坏。
1948年5月31日
第二章 从母腹里分别出来
『耶利米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我已派你作列国的先知。』 （耶一4…5）
「然而那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又施恩召我的神，既然乐意将祂儿子启示在我心里，叫我把祂传在外邦人中，我就没有与属血气的人商量，也没有上耶路撒冷去见那些比我先作使徒的；惟独往亚拉伯去，后又回到大马色。」 （加一15…17）
是不是所有被神使用为祂传话的人都是神从他们在母腹中的时候分别出来的？我们不敢回答。但这里有一位先知和一位使徒确是这样被神分别出来的。耶利米听见神这样告诉他，保罗清楚的晓得他是神把他从母腹里分别出来的。想想神对耶利米所说的话，「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我已派你作列国的先知，」便知道神拣选耶利米不但是指他在母腹中的时候，而且是在他尚未成胎以前。神这样重看祂的先知，设立祂的先知，差遣祂的先知，作神的先知是何等荣耀，何等有福的事啊！
正是因为耶利米知道他是神所拣选、所设立的先知，所以他才那样勇敢刚强，把神要他讲的话都放胆讲了出来，威吓胁迫都不足使他畏惧退缩；他不怕众百姓，也不怕民中的首领和祭司，甚至不怕犹太的君王。也正是因为保罗知道他是神所拣选、所设立的使徒，所以他才那样「没有与属血气的人商量，忙没有上耶路撒冷去见那些比他先作使徒的。」正是因为他知道他是神所拣选、所设立的使徒，所以他才能说，「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呢？我岂是讨人的喜欢么？我若仍旧讨的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加一10）。虽然我不敢说神的工人是否都从母腹里被分别出来，我却敢说神的工人都必须先受神的差遣，以后才能为神作工。因为我看见经上的话明明的说，『然而人未曾信祂，怎能求祂呢？未曾听见祂，怎能信祂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踪何等佳美。」』 （罗十14…15）
耶利米和保罗都知道神把他们从母腹中分别出来。我回想这半生的经过，也清楚晓得我今天作神的仆人不但清清楚楚的奉了神的差遣，而且神也曾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我越回想这四十几年的经过，越知道这件事是真确无疑的。我从年幼身体就很软弱，很少有一年不患病。在学校读书的时候很少有一个学期不请病假，从小到十八岁，极重的病生过四五次。当我三四岁的时候，患过一次极重的痢疾，在伦敦会的医院住了一些日子。最后医生告诉我的母亲说，「这个孩子已经没有指望了。」我的外祖母和母亲都主张立时把我接回家去。她们的意思是说，既不能好，就让我死在家里，绝不让我死在医院里。我还模糊记得外祖母抱着我坐轿车回家的情形。说也希奇，回到家中以后竟慢慢好转过来。八九岁的时候又患过一次大病。起初是头的半部肿了起来，以后越肿越大，一直到皮都肿得发亮，难过极了。去过几次医院，医生竟束手无策，最后他们留我住医院。母亲本不愿意她的孩子住医院，但因为没有办法，只得依从医生的话，陪着我住在医院中。虽然住了医院，病势仍不见转好。大家都惧怕起来。母亲特别怕这个病会害了我的性命。说也希奇，有一天忽然从一边的耳朵里流出大量的脓来，从那时候肿就渐渐的消失，病就渐渐的转好，再过了些日子就出院回了家。十五岁的时候又患了一次大病，多日不能吃东西，发极高的热，有几天发热到不省人事。母亲并没有医学常识，也不知道该作什么，只是看守着我。说也希奇，病就那样重起来，后来也就那样好起来。十八岁那年所患的病更严重了，神却一次又一次的行了奇事，保全了我的性命。现在回想起来，若不是神奇妙的保守，那几次病中的任何一次也可以使我丧了性命。何况我自幼家境贫寒，营养不足，每次患病的时候母亲除了焦急以外，什么医药护理的常识都没有呢！以我那样软弱的体格，处那样贫困的家境，再患了那样严重的疾病，若不是有神特别的选召和保守，我真不知道怎么能活到今天。」
若看我幼年的时候身体那样软弱多病，绝不信我能担当今日那样繁重的工作。许多人看我常常每日讲道两次，每次连领诗带讲道总在两个小时左右，而且能接连十天半月，绝不会料到我在幼年是那样软弱多病的。连我白己也惊奇我怎么能有这样充足的精神和力气。这只能承认是神在我身上有特别的选召和使命。此外还有一件事，也是神特别的恩赐，就是我无论走到什么地方，从我国的北部到南部，东部到西部，无论怎样不同的气候，不同的水土，不同的饮食，我的体健都不受什么影响。我曾在严冬到过零度下三四十度的东北北部，我也曾在盛暑到过天气最热的闽粤。我能吃北方的面粉，我也能吃南方的大米，我还能吃关外的高梁米饭。我喜欢吃中餐，我也吃得惯西餐。软水和硬水，淡水和咸水，都不影响我的肠胃。至於旅行的时候，除了乘船航海、遇见风浪的时候我感觉晕船以外，共他别的交通工具我都不感觉什么不便。许多人一到外乡就不服水土。还有许多北方人吃不惯大米，许多南方人吃不惯面粉与杂粮。又有许多人视舟车旅行为畏途。许多人新换地方睡不好觉。如果我有这些情形中的任何一样，在神的工作上就不免受到相当的影响。
神使我生长在北京，说了满口的标准国语，也是祂特别的预备。在全国范围内只有国语能通行各地，为各地的人所容易听懂。这一件事与传道的工作实在有极大的关系。有些人说我口才好，他们说得不对。我并不是有口才的人。常和我在一处的人能证明我平常说话的时候并不流利爽快，甚至有时还有少许的口吃。我最不会为人排难解纷。如果教我去作这种事，我会因着我所说的不适宜的话使他们的纠纷更加扩大。我平常说话除了口齿清楚、声音宏亮以外，别的并没有什么特长，惟独到了讲道的时候，就如同改换了一副唇舌一般。我在这件事上明白恩赐和口才是不同的两种东西。这种恩赐当然也是随着神的选召而来的。
我不是一个长於文学的人，诗、词、歌、赋，我一种也没有学过，一种也不会作。神却使我能用浅近的文字把祂的道证明出来。许多人常说到「腹稿」。意思是没有下笔写文稿以先，在心中已经起了一篇稿子。我从来不会起「腹稿」。只是在心有所感的时候拿起笔来写下去，随写意思就随着出来。我讲道也是如此。我很少在讲道以前用几小时坐在那里，翻开几本书，拿着一枝笔、一个本子，预备一篇讲章，然后在开会的时候到讲台上去讲。我讲道的时候常是先从神得着一个信息，带着这个信息到讲台上去，用平日所熟悉的经言和平日所谙达的事理，把这个信息传给听众。我并不是故意自谦，我说的是真话，如果神把祂给我的恩赐拿去，我立时就成为一个一无所有、一无所能的人。
再说我年幼的时候所处的环境是那样恶劣污浊，所接触的人是那样卑鄙邪荡，又没有受过良好的家庭教育，再加上寡母那样放任宠爱，无论是谁，也不会不成为一个坏到极处的人。（这些事我在上一章中已经详细说过不少了。）神竟行奇妙的事，把我从罪恶的深坑里救拔出来，用祂儿子耶稣的血洗净了我一切的污秽，藉祂的灵重生了我，使我成了祂的一个儿子，又选召我，使我为祂作工，并且立我作今日世界上和教会中的一个守望的人，吩咐我为祂的福音劳苦，为祂的真理作战，把祂的真道证明出来。想到这一切，真使我不能对祂的选召有丝毫的怀疑，也不敢在祂的面前有少许的怠惰。
神开始呼召我是在我十五岁那一年。那时我正怀着极大的野心，抱着极高的志愿，想要作一个大的政治家。当我十四岁那年秋季的一个晚间，我同领我信主的那个同学在校院中散步谈话。他忽然问我立志将来作什么事业？我那时年岁很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所以回答不上来。我告诉他我并没有什么志向，将来走到哪里就算那里。他告诉我说那样不行。他说一个青年人必须有志向。他把先哲的教训讲给我说，「为学莫先於立志」， 「有志者事竟成」。他既勉励我立志，我当然要听从，於是我开始思想这个问题。当我思想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又想到人生的归宿了。我的朋友教导我敬畏神，也引领我信耶稣，但他却没有帮助我清楚明白神的救恩和来生的应许，因此我仍是度着没有来生希望的生活。我怕死，我不愿意想到死。但当我想到未来的事业的时候，又不能不想到身后的事了。我切望能得着一条不死的道路。但这条路却找不到，那样我只好「不得已而求其次」了。我定意要在未死以前干一番大事业，好在我去世以后留下大名，正如俗语所说，「虎死留皮，人死留名。」我既下了这种决心，便开始思想作什么事业可以得最大的名誉。最后我决定要作一个良好的政治家，因为我从历史和新闻纸上都看出来，大政治家所得的名誉是远超过作其他各种事业的人的。
过了不久，我忽然想到我没有作政治家的可能性，因为我出身寒微，没有一个高亲贵友可以把我拉上政治舞台。凭我一介寒士，如何能有作大政治家的希望呢？一想到这里，我的大志又受了极大的打击。可是不久我读到了美国著名的总统林肯的传记，知道这位举世闻名的大政治家出身也像我一样的寒微。他在青年的时代作过店伙，驶过渡船；愿意读书却无力购买，借了别人的书来，藉着取暖的火当作灯光去读。那样的一个苦孩子最后竟成了历史上一个极伟大的人物。我当时就想「林肯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那个穷孩子能作举世闻名的大政治家，我怎么就不能呢？从那时起，林肯就成为我心中所崇拜的英雄。我也买了一张林肯的像片挂在墙上。我自命为将来东方的林肯。我又买了不少中外大政治家的像片，把它们贴在一张大纸上，挂在我床旁的墙上。我自信只要我不早死，我一定能作中国的林肯。那时候我用功读书，热心信主，敦品励行，事事都是为要达到我将来作大政治家的目的。
我开始立志要作政治家是我十四岁那年秋季的事。第二年的前半年间，在我心里开始感觉有神的呼召，要我为祂作传道的工作。这种呼召一临到，立时招来我的反抗。我想我既要作大政治家，如何能去传道呢？作大政治家是最荣誉的事，传道是最卑微的事。要我舍弃作大政治家的心愿，去作传道的事工，那真无异乎下乔木而入幽谷。此外还有一个原因，使我无论如何不愿意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