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名案中的法律智慧-第3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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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要求法院支持她的看法，即认为长时间的坐式和弯腰导致了她的伤害。她的根据是先例中的一个定义，这就是：把意外事故定义为一个不同寻常的和没有预料到的事件。大法官说不同意这样的看法，他认为《工人赔偿条例》在保障员工和家属的利益，应该对它进行扩大地解释以实现它人道的目的。但是这样扩大的解释并不意味着这个条例应该变成一种健康保险的形式。有了这个原则，大法官说科吉比尔的活动属于正常的活动范围，不能够认定她的活动具有任何特定意义上的超乎寻常性质。她的伤是缓慢发展的，而不是突然发生的。因此大法官认定，坐式导致的伤害不是意外事故伤害。
法院最后的结论是：修改工业委员会不利于弗吉尼亚电力公司的判定，最终判决撤销科吉比尔的申请。
这是一宗涉及到因工作或者劳动活动而发生的损害赔偿案件。按照法官的论述，这个方面的一般原则是：在工作过程中或者因为工作的缘故，雇员死亡或者伤残，不管是否存在主观过错，雇主都要对其雇员提供赔偿。这是雇主对雇员的一种雇主对雇员的责任，这是一种“人身的责任”。雇主的这种“普通法”责任是指雇主要对其雇员的安全尽到“合理注意”的义务，其中的标准也就是“过失”侵权行为中的注意标准，即合理审慎的标准。具体而言，雇主的“注意义务”涉及到：第一，选择雇员；第二，关于工厂，设备和房屋的规定；第三，工作系统的安全规定。在工厂、设备和厂房规定方面，首先，雇主要尽到所有合理的注意义务、采取所有的技巧来保证其工厂和设备的安全。其次，雇主必须采取所有合理的步骤来保障房屋的安全，减少他能意识到的危险。在工作系统安全的规定方面，一个雇主除了提供充分的职员和设备外，还必须把他们结合成一个安全的工作系统。比如英国有一个1920年的案件，被告是一个码头装卸公司，为了保障雇员的安全，船中必须要有一根入船的绳梯，这根绳梯还要固定在一个永久性的铁梯上。被告没有安装这样一个永久性的铁梯，结果原告在使用绳梯时受伤。判决的结果是，被告要承担责任被告违反了“提供安全和充分设备”的普通法责任。这是法律对雇主对雇员责任的一般规定。
安全保障责任应该包括“意外事故伤害”而发生的责任，与一般劳动救济不同的是，意外事故的特殊补偿有起特定的要求，这就是，只有当雇员受到“意外事故”或者“意外事故伤害”的时候，他才可以得到赔偿，上面这个案件就是这个方面的一个典型案件。在这个案件中，大法官着重分析的问题是，科吉比尔的腰伤是否构成一种意外事故伤害？大法官将这个方面规则的关键归结为“明显和突然的机械或者结构性改变”，特别强调了伤害事件活动与员工平常工作之间的相似和相异之处，以及伤害是突发性的还是缓慢发展的，由此来确定雇主对雇员的责任范围。如果是慢性病，可以得到劳动保障而不应该得到意外事故赔偿。
早期的法律救济依赖于侵权行为诉讼，到了当代，英美法系国家，乃至美国各州都有了劳动赔偿方面的成文法。这也反映了法律发展的一些新的思路，这些成文法一般都更多地保护劳动者的利益。英国1969年的《雇主责任（瑕疵设备）条例》规定，如果雇员在雇佣期间，因瑕疵设备而受到人身伤害，且该设备是雇主为其商业目的而配置，那么即使第三人的过错，不管是部分的过错还是全部的过错，也不管这种过错是肯定性的还是否定性的，雇主也要对雇员的人身伤害承担责任。从普通法对劳动伤害的救济到成文法的发展，也意味着侵权行为法到劳动保障法的发展。
第七部分飞机失事与举证责任
飞机失事，罹难者家属要航空公司赔偿，航空公司无条件地赔偿罹难者家属呢？还是要罹难者家属证明飞机驾驶员存在着过失，或者飞机存在着安全隐患呢？假如要让罹难者的家属证明航空公司存在着过错，那么罹难者家属面临什么样的问题？他们能够证明航空公司的过错吗？我们看下面这个真实的案件。
被告是一家航空公司，其两架飞机起飞时气候正常。两架飞机平行飞行，后在阿拉斯加遭遇到了大雪崩。在50到100英尺高度的时候，其中有架称之为“空中走道”的飞机右转，消失在另外一架飞机驾驶员本尼狄克的视线之外。证人查尔斯和凯兹看见失事飞机坠落在他们家小屋附近，几秒钟后坠毁，发动机声音没有变化。凯兹看到飞机残骸头朝下垂直落在阿拉斯加芝加哥夫岛的海滩上。所有的乘客连同飞行员全部遇难，乘客家属提出了对航空公司的诉讼。原告的事故专家证实，飞机坠毁是因为飞行员失误而导致飞机失控和自旋。他还说飞行员违反了“联邦航空管理可视飞行规则”的规定。本尼狄克证实，失事飞机的驾驶员在寻找芝加哥夫海滩时，不巧碰到了树丛而不得不急剧上升，结果导致飞机失控。而被告方称事故的原因是恶劣的气候，其证言显示飞机坠毁时当地存在着恶劣的湍流。专家也证实说飞行员遭遇雪崩、试图降落而后不幸失事。
初审中，原告要求法官指导陪审团作出过失的推定，但是遭到了法官拒绝。法官认为，事故本身并不能够充分保证认定为过失。陪审团因此作出有利于被告的判决，原告上诉，最后上诉到了阿拉斯加的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布奇佛进行了法律的分析。
首席大法官首先区分了过失和推定过失的适用问题。他认为，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不同的看法，阿拉斯加的法院并不否定过失推定理论的适用。如果原告可以认定事故是由于被告的过失，那么就要适用“充分解释”的标准，而不适用举证责任倒置或者“事物自道缘由”的举证原则。然而在这个案件中，存在着相当程度的不确定性，比如不知道飞机自起飞到芝加哥夫岛海滩的精确航线，也不知道飞机坠毁前事故的准确结果。如此，我们就没有掌握直接的证据。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原告可以向陪审团提供可能的解释，我们就不能够不让他们申请适用举证责任倒置的原则。
首席大法官接着分析了所谓“更多知晓”问题，也就是说，只有当被告比原告更多地知道事件的性质和事故原因的情况下，才有可能适用举证责任倒置的举证原则。在本案件中，高等法院否定适用这个原则，原因是他们认为飞机坠毁时，飞行员和乘客同样不知道导致飞机失事的事实和原因。如果双方对事故发生的知晓是一样的话，那就排除了适用这个原则的可能性。为此，首席大法官分析了适用“事物自道缘由”举证原则的三个先决条件：如果不存在过失，事故通常就不会发生；被告排他性地控制着机器设备；原告不存在着自愿行为或者过失相抵的行为。如果没有任何记录说明原告存在着过失，那么就应该认定原告没有妨碍飞行员的驾驶活动，因为这样更具有说服力。气候的原因可能会否定适用“事物自道缘由”的举证原则，这要依据具体的环境，但是在航空案件中，法院一般都适用这个原则。飞行过程中因为湍流而发生的颠簸、倾斜或者急拉所导致的旅客伤害，不适用这个原则，而在飞机坠毁案件中，一般适用这个原则。首席大法官说，航行一般安全的记录和现有的航空技术使我们相信：即使在恶劣的天气下，如果不存在过失，飞机坠毁事故一般就不会发生。而且飞行本身现在也并不被视为一种具有内在危险的活动。
首席大法官最后的结论是，在本案中，我们没有理由拒绝适用“事物自道缘由”的理论，不对陪审团给出这样的法律指导是错误的。
在飞机失事的案件中，如果航空公司无条件地对受害者承担赔偿的责任，那么法律上叫做航空公司承担严格的赔偿责任；如果要求受害方拿出证据来证明航空公司存在着过失，那么法律上叫做航空公司承担过错责任。在后一种情况下，按照普通法的传统，要让被告承担过错责任，那么举证责任要让原告来承担，法律上叫“谁提出权利要求，就由谁承担举证的责任”，也就是让原告证明被告存在着过错。但是，在航空失事的案件中，让普通的旅客及家属来证明专业的航空公司存在着过错，几乎是不可能的，双方的专业知识、信息掌握、仪器设备相差太大，他们之间处于不对等的地位，如此，就对普通旅客很是不公平。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法官们设计出了一个中间的方法，也就是界于航空公司无条件赔偿和旅客及其家属证明航空公司过错的的折衷。这就意味着，要航空公司赔偿损失，需要证明航空公司有过错，但是，不让旅客及其家属证明航空公司有什么错误，而是让航空公司自己不存在错误。如果航空公司证明不了自己的“清白”，那么它就要承担赔偿的责任。法律上，这个原则在举证方面叫做“举证责任倒置”，或者“事物自到原由”，在归责责任方面，叫做“推定过失”。
法官在这个案件中深入细致地分析了举证责任倒置的适用条件，也就是三个方面的要素。他也区分了原告“充分解释”的举证责任和“推定被告过失”的情况。原告充分解释与航空公司无条件赔偿，是承担责任的两个极端。在前一种情况下，原告想主张权利，他就要承担举证的责任。在后一种情况下，没有必要探讨被告的主观状态。特定情况下，比如这个案件涉及的飞机坠毁，可以适用过失推定责任，也就是说“推定被告存在着过失”，因此由被告承担责任。在英美国家，推定过失是过错责任原则的一个特殊情况，我国的有些法学家把它与“过错责任”和“严格责任”并列。
“过失推定”经常与“事物自道原由”联系在一起，但是，他们之间毕竟不同，严格地说，“过失推定”是一种侵权行为法中的一个基本的归责原则，而“事物自道缘由”是一具体的举证责任的倒置的法律方法。在具体的案件中，法官分析的还是在“事物自道缘由”，采用这种举证责任的方法而适用了过失推定的原则。本案中，大法官对飞机坠毁这类案件的分析，还是限定在飞行员是否有过失或者航空公司是否有过失问题上，以此确定被告的责任。而在英国法中，这类案件涉及“危险结构”或者“危险不动产”的侵权行为责任，因为航空飞行本身就是一种高度危险的活动，因为危险所以承担严格责任。在这样的案件中，结构或者不动产的使用人承担近似严格的责任，此外，此类案件都已经有了专门的成文法。
第八部分健康优先还是财富优先？
你家邻居是一个生活有情趣的人，喜欢养花养草养猫养狗。而且，他们家还有一个癖好，就是拿猫和狗的排泄物给花草施肥。邻居家的闲情逸致成了你的心病，你是一个喜欢清净的人，邻居家猫狗的叫声让你无法静下心来工作，邻居家的“施肥工程”让你阵阵恶心。你把邻居告上法庭，想法院申请一个禁止令：不许你家邻居养猫养狗，不允许拿动物的粪便给花草施肥。法院会支持你吗？我们看下面的案件。
被告是一家水泥厂，原告是水泥厂的邻居。原告认为，被告的粉尘和震动影响和毁坏了原告的房屋财产。他对被告提起了侵权行为诉讼，要求法院发出禁止令，以使被告停止侵害，而且要求被告赔偿原告所受到的损失。一审法院认定，被告工业生产的行为造成了污染，因此对原告造成了损害。对于原告损害赔偿的请求，法院予以支持，并确立了被告对原告的具体赔偿数额以及被告对其他相关受污染者的赔偿数，该赔偿总数达18万5千美圆。对于原告申请法院发出禁止令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原告上诉，二审法院维持一审法院的判决。原告最后上诉到纽约最高法院。
纽约最高法院的法官柏甘认为，按照传统的普通法，此类案件的法律会支持受污染的原告，法律判决的结果是法院发出禁止令，结果便是让水泥厂关闭。法官引用了一个先例说明这个问题，在这个先例中，被告提出“被告对原告造成的损失较小，而禁止令对被告造成的损失很大”。先例中的法官对被告的这个抗辩理由予以否定，他说，纯经济损失的比较不是拒绝发出禁止令的很好理由。因此发出了禁止令。柏甘法官认为，先例所采取的规则是纽约最高法院对此类案件所遵循的一般规则。他说，在本案中一审法院和二审法院并没有按照普通法原有的规则处理这个案件，而是衡量了两种利益，这就是污染企业的经济效果和禁止令对企业造成的经济后果。比较之后，法院认定，污染企业的经济效果大于污染造成的损害，因此拒绝发出禁止令。柏甘法官说，尽管一审法院和上诉法院都背离了此类案件的原有规则，但是本法院也完全同意这种做法，因为法院应该尽可能地要避免判决造成重大的损失。
柏甘法官认为，现在的任务是要找出一个好的解决方案，按照本案的情况有两个方法：第一，法院发出禁止令，让被告限期作出技术改进以消除污染，第二，不发出禁止令，但是被告对原告现在和将来的损失予以一次性的补偿。就第一种情况而言，存在技术的难度，因为不能够指望被告在短期内比如18个月通过技术的方式消除污染。而第二种方式则是可行的。这个方法可以使双方当事人都可以得到公平的对待。对原告而言，他提出的诉讼请求就是财产的损失赔偿，而对被告而言，大额的赔偿可以促使它改进技术最大限度地减少污染。这种解决的方式也有法理的依据，这就是“地役权”的理论，也就是说污染企业购买和使用了地役权，他对原告予以经济上的补偿。柏甘法官引用先例说，大法官道格拉斯就曾经应用过这个原理。
最后的结论是：撤消二级法院的有关命令，发会原审法院以发出禁止令，但是，等被告赔偿所有相关原告的一次性赔偿后，再撤消禁止令。另外三个法官同意柏甘法官的看法，另外两个法官没有出席。有一个法官部分提出异议，他担心，一旦法院以一次性赔偿取代禁止令，无异是承认了企业可以花钱来买污染的权利，它可以肆无忌惮地去实施污染的行为。
此类案件，有人叫“公害”，有人叫“私害”，有人叫“恼神思”，有人叫“侵扰”。在英美侵权行为法中它是一种独立的侵权行为诉讼形式，通过民事诉讼得到法律的救济。按照大陆法系的传统，这类案件可能涉及到物权、相邻权、侵权行为和环境法。此类法律，英美法律有着相当长的历史，英国法古老的原则是：在你充分享受自己土地乐趣的时候，比如养猫养狗养花养草，不要妨碍你的邻居，比如你清净生活的偏好。早期的法律中，较多地涉及邻居间的废水、废气、废渣和震动等，后来扩展到环境污染。环境法后来有了专门的成文法，成为独立的法律部门，但是从法律原理和损害赔偿规则上方面看，污染案件与侵扰案件同源。
其实我们对这种类型的案件，也不陌生。中国环境学家们喜欢从中国历史上找到此类案件的源头。那就是《韩非子•；内储说》上：殷之法，弃灰于道者断其手。韩非认为，孔子对此还进行过解释，其中的一种解释是：无弃灰，所易也；断手，所恶也。行所易，不关所恶，古人以为易，故行直。这段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