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史大纲-第2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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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需要既满足，亦可暂时解消其武力侵略之欲望。【此所谓“明和亲约束，厚遇，通关市饶给之”，其时匈奴所尤需者，为酒、米、缯絮之类。】
但和亲政策终于不可久。
文帝时，宦人中行说降匈奴，教之曰：“匈奴人众，不能当汉一大郡，然所以强者，以衣食异，无仰于汉也。今单于变俗，好汉物，汉物不过什二，则匈奴尽归于汉矣。其得汉缯絮，以驰草棘中，衣袴皆裂弊，以视不如旃裘之坚善也。得汉食物皆去之，以视不如湩酪之便美也。”然衣食美恶，人情所同，中行说欲强返刍豢于茹毛饮血，其事不可能。匈败既知通商之失利，苟汉边防稍疏，仍必出于掠夺。而汉国力充盈，自亦小甘出此屈辱而不彻底的和亲政策也。
汉、匈奴一旦破裂，则汉之形势实利攻而不利守。
汉与匈奴边界辽阔，匈奴飘忽无定居，乘我秋冬农稼毕收，彼亦马肥弓劲，【秋高则马壮，风劲则弓燥。】入塞侵掠，【攻者一点，防者千里。】中国疲于奔命。就匈奴全国壮丁言，不出三十万。【史纪称匈奴：“控弦之士三十余万。”又云：“自左、右贤王以下至当户，大者万余骑，小者数千，凡二十四长，立号曰‘万骑’。又曰：“士力能弯弓，尽为甲骑。”则匈奴骑士至多不越三十万也。壮丁尽为甲骑不出三十万，以五口 一壮丁计之，匈奴全部人口不出百五十万，故中行说谓“匈奴人众不能当汉一郡”。】其社会组织并不如中国之强韧，则可以寻其主力一击而破。此所谓一劳永逸，较之消极的防御，为利多矣。大抵中国史上对外问题，莫不然也。
于是遂先有汉武帝之诱敌政策。
事在元光二年，用王恢策，使马邑人聂翁一间阑出物与匈奴交易，阳为卖马邑城诱单于，汉伏兵三十万马邑旁，单于觉而去，自是遂失和。史称“马邑之谋”。
诱敌政策失败，于是不得不大张挞伐，开塞出击。
汉、匈奴失和以来，彼大寇边凡十六、七，此大出兵亦十五、六，大抵彼先发，此应之；则匈奴势尚强，未可聚服也。【匈奴统于一单于，并亦父子世袭，其政治组织，已相当进步。中行说教单于左在疏记，以计识其人众畜数。汉与单于书以尺一牍，中行说令单于以尺二寸牍，及印封皆令广长大，今传有甸奴相邦印，形制文字，均类先秦，然则并知用汉文，其文化程度，当不甚低。唐初突厥较之，为不侔矣。】
汉击匈奴，采用两种步骤：
一是远出东西两翼造成大包围形势，以绝其经济上之供给与援助。
匈奴诸左王将居东方，直上谷【今河北怀来境。】以东，接濊貉、朝鲜，右王将居西方，直上郡【今陕西肤施境。】以西，接氐、羌，而单于庭直代、【今山西大同。】云中。【今绥远托克托境。】冒顿子老上单于击破西域，置僮仆都尉，赋税诸国，取富给焉。【匈奴破西域在汉文三、四年间。】汉置苍海郡，在元朔元年；【马邑之谋后五年。】张骞使西域元狩元年。【马邑之谋后十一年。】
一是正面打击其主力。
大者在元朔二年卫青之取河南地筑朔方郡，遂复缮故秦时蒙恬所为塞，因河为固。【徙民朔方凡十万口。是时汉都长安，匈奴据河套，实为最大压迫，自是始无烽火通甘泉之警。又按：汉、匈奴东西横恒，匈奴单于庭偏在东，汉都长安偏在西，故匈奴利于东侵，汉便于西出。汉既城朔方，而同时弃上谷之造阳地予胡，此为汉廷决计改取攻势后之策略。此后匈奴西部遂大受威胁。】后六年，【元狩二年。】匈奴西方浑邪王杀休屠王降汉，汉以其地为武威、酒泉郡。【后分武威为张掖、酒泉为敦煌，在元鼎六年；此为河西四郡。遂开汉通西域之道，而羌、胡之交通遂绝。匈奴西方既失利，为防汉，且求财富接济故，不得不日移其力而西，主客倒转，为汉势有利一要端。】
开塞出击之进一步则为绝漠远征。
中国之对匈奴，非不知出击之利于坐防，然而不能决然出击者，则以骑兵之不足为一要因。【此下唐强、宋弱皆因此。】史称汉初“天子不能具钧驷，【一车四马不能纯色。】将相或乘牛车，马一匹则百金”。至汉武休养生息已七十年，其时则“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乘字牝者摈不得聚会”。汉武为伐胡，又盛养马，厩马至四十万匹。马畜既盛，骑兵之训练自易。匈败既失利，用汉降人赵信【本胡小王，降汉。】计，北绝漠，诱汉，汉乃发兵十万骑，【私负从马凡十四万匹，粮重不与。】令卫青、霍去病分击匈奴。卫青军出定襄，【今绥远和林格尔境。】遇单于，追北至寘颜山赵信城。去病出代二千里，封狼居胥，禅于姑衍，临瀚海而还。【事在元狩四年，马邑之谋后十五年，史称“冒顿之盛，控弦之士三十万”，而是役也，两将所杀虏凡八、九万，是几耗其种三之一矣。然汉亦马少，自后遂无以远往。】
自是匈奴远遁，而漠南无王庭。
汉渡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今甘肃平蕃县。】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万人，稍蚕食，地接匈奴以北。汉以骑兵任先锋之扫荡，继以步卒屯田为后劲，步步为营而前进，匈奴乃不能复转侧。
到宣帝时，匈奴终于屈服，而汉廷一劳永逸之战略卒以见效。
亦会其时汉多人才，大将最著者莫如霍去病。去病以皇后姊子，少贵，年十八为侍中。初从大将军卫青出塞，为票姚校尉，与轻勇骑八百直弃大军数百里赴利，斩捕首虏过当，遂封侯，时为元狩六年，去病年二十三。其后屡以敢深入建奇功。匈奴浑邪王谋降汉，武帝【恐其诈。】命去病将兵往迎。去病渡河，与浑邪众相望。浑邪见汉军而多不欲降，颇遁去。去病乃驰入匈奴军，得与浑邪王相见，斩其欲亡者八千人，独遣浑邪王乘传先诣行在所，尽将其众渡河，降者四万。时为元狩二年，去病年二十五。史称去病为人少言，有气敢往。武帝尝欲教之孙、吴兵法，对曰：“顾方略何如耳，不至学古兵法。”帝为治第，令视之，曰：“匈奴未灭，无以家为。”其卒在元狩六年，时年二十九也。【观去病之将兵，较之项王未多逊。故唐人诗“借问汉将谁？恐是霍票姚”，独数其人，非虚也。时李广亦称名将，卫、霍皆以亲贵任用，而李广则为豪杰从军。（时称“良家子”从军，即今之义勇队也。）卫、霍虽以女宠进，而重以建功绝域自显，其一种进取勇决无畏之风，亦可敬矣。惟当时亲贵与豪杰判为两党，卫、霍虽贵盛，豪杰不之重；李广父子愈摈抑，豪杰亦愈宗之。史公亲罹其祸，故为史纪抑扬甚显。然两党各有奇材，史公于霍去病虽了了落笔，而亦精神毕显矣，诚亦良史才也。】
中国以优势的人力和财力，对付文化较低、政治组织较松的民族，采用主力击破的攻势，自比畏葸（xǐ）自守为胜。汉武帝挞伐匈奴并不误，惟惜武帝内政方面有种种不需要的浪费，【如封禅巡狩等。】所以匈奴虽败，而中国亦疲，故为后人所不满。
昭、宣以下，武士练习，斥堠精审，胡势巳衰，入则覆亡，居又畏逼，收迹远徙，穷窜漠北；乃汉廷不能乘武帝遗烈，而转师刘敬故智，启宠纳侮，倾竭府藏，岁给西北方无虑二亿七十万。【后汉袁安封事云：“汉之故事，供给南单于费直岁一亿九十余万，西域岁七千四百八十万。”此据文献通考引刘贶说。】赏赐之费、传送之劳尚不计。则尤为失策矣。观杨雄谏不许单于朝书，可见西汉晚年气弱志荼之象。然亦由武帝浪费国力太过，有以致此。大抵中国对外，其病每不在决心讨伐，而在好大喜功，穷兵黩武，以及从此引起之种种浪费。此仍然是内政问题，昧者乃专以开边生事为大戒。
三、东汉与西羌
自匈奴主力为武帝彻底击破，直到东汉，实际上中国并无严重的外患。【窦宪北伐（和帝永元元年），虽获胜利，并不像卫、霍之费力。】
然而东汉却意外的遭受到西羌之侵扰。此乃东汉整个建国形势之弱点的暴露，以及应付的失策，并不在于西羌之难敌。
羌人叛汉，起和帝时，【护羌校尉邓训卒后，由于边疆吏治之不整饬。】其势并不能与西汉初年之匈奴相提并论，而汉廷早议放弃凉州。【安帝永初二年庞参主议，嗣得虞翊谏而止。】羌叛凡十余年，汉兵屯边二十余万，旷日无功。【羌虏皆骑兵，汉以步卒追之，势不能及，则彼能来我不能往；西汉屯田之所以见效，以先有骑兵之驱逐扫荡，敌已远遁，乃以屯田继之。】
军旅之费二百四十余亿，并、凉二州为之虚耗。
虞诩教任尚：“罢诸郡屯兵，各令出钱数千，二十人共市一马，以万骑逐数千之虏，追尾掩截，其道自穷”，任尚竟以立功。可见西羌并非强寇，只在汉廷应付之不得当。
第二次羌变在顺帝永和后，羌寇遍及并、凉、幽、冀四州，用费八十余亿。
第三次羌变在桓、灵时，段颍前后一百八十战，大破东羌，用费四十四亿。羌祸虽歇，而汉力亦疲，接着便是不救的衰运之来临。
当时士大夫见朝事无可为，惟有拥兵以戮力边徼，尚足为功名之一径，如张奂、皇甫规、段颍，皆于此奋起。北虏、西羌斩首或至百万级，以其余力驱芟黄巾，汉之末造，乃转以兵强见。一时士大夫既乐习之，士民亦竞尚之，此乃东汉晚季清谈以外之另一风尚也。以此造成此下三国之局面。【专务清谈，不竞武功，乃两晋事。】
黄河西部的武力与东部的经济、文化相凝合，而造成秦、汉之全盛，【所谓“关东出相，关西出将”，即足表示其意义之一部分。】东汉以来，东方人渐渐忘弃西方，【中央政府在洛阳，东方人之聪明志气至是而止。】西方得不到东方经济、文化之润泽而衰落。而东方的文化经济，亦为西方武力所破毁。
郑太说董卓：“山东承平日久，民不习战；关西顷遭羌寇，妇女皆能挟弓而斗。天下所畏，无若并、凉之人。”【皇甫规、张奂、段颍，亦皆凉州人也。】一个国家，内部自身存在两种极相违异的社会情态，无有不致大乱者。
董卓领着凉州兵东到洛阳，中国历史，便从此走上中衰的路去。
第十二章 长期分裂之开始【三国时代】
一、魏晋南北朝之长期分裂
秦、汉的大一统，到东汉末而解体。从此中国分崩离析，走上衰运，历史称此时期为魏晋南北朝。
自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即魏文帝黄初元年。】下至魏元帝咸熙二年，凡四十六年而魏亡。
此下十五年，至西晋武帝太康元年吴亡，中国又归统一。
然吴亡后十年，武帝卒，不二年晋室即乱。吴亡后三十一年，为晋怀帝永嘉五年，刘曜陷洛阳，帝被虏。又五年，愍帝建兴四年，刘曜陷长安，帝出降。自此西晋覆灭，中国分南、北部。
东晋南渡，自元帝至恭帝凡一百零三年。宋六十年，齐二十四年，梁五十六年，陈三十三年，共一百七十年为南朝。
北方五胡竟扰，起晋惠帝永兴元年，【刘渊僭号。】迄宋文帝元嘉十六年，【沮渠牧犍为魏所灭，即魏拓跋焘太延五年。】共一百三十六年，此后北方复归统一。
元魏凡一百四十九年，而北方归其统一者先后仅九十六年，又分东、西魏。东魏十七年，西魏二十三年。继东魏者曰北齐，二十八年；继西魏者曰北周，二十五年，为北朝。
此长时期之分裂，前后凡三百九十四年。【起自建安。】三百九十四年中，统一政府之存在，严格言之，不到十五年。放宽言之，亦只有三十余年，不到全时期十分之一。
将本期历史与前期【秦、汉。】相较，前期以中央统一为常态，以分崩割据为变态；本期则以中央统一为变态，而以分崩割据为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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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旧政权之没落
这时期的中国，何以要走上分崩割据的衰运？这可以两面分说：
一是旧的统一政权必然将趋于毁灭，二是新的统一政权不能创建稳固。
一个政权的生命，必须依赖于某一种理论之支撑。此种理论同时即应是正义。正义授与政权以光明，而后此政权可以绵延不倒。否则此政权将为一种黑暗的势力，黑喑根本无可存在，必趋消失。
东汉王室逐步脱离民众，走上黑暗的路，此有两因：一则王室传续既久，一姓万世的观念使其与民众隔离。一则内朝、外朝的分别，使其与士大夫【民众之上层。】隔离。因此外戚、宦官得以寄生在王室之内边而促其腐化。旧的统治权必然灭亡。已在前几讲说过。
旧统治权因其脱离民众而覆灭，新统治权却又不能依民众势力而产生。
秦、汉间的社会，距古代封建社会不远，各方面尚保留有团结的力量。【所谓“山东豪杰”群起亡秦，此辈豪杰，一面代表的是贵族封建之遗骸，另一方面代表的却是社会之组织力。】
王莽末年之乱，除却光武一宗及隗嚣、公孙述等带有古贵族【即豪杰。】之气味外，其余如绿林、铜马、赤眉之类，全是饥民的集团。
沿积到三、四百年以上的统一政府，统治着许大的广土众民的国家，散漫的农民【农民因生活关西，不能不散漫。】在饥锇线上临时结合起来，其力量不够得推翻他。
秦、汉以来的统一政府，日趋庞大，其事可举当时地方行政单位【郡、县。】及户口数论之。秦时全国分四十余郡。西汉平帝时，凡郡国一百三，县邑千三百一十四，道三十二，侯国二百四十一。地东西九千三百零二里，南北万三千三百六十八里；民户千二百二十三万三千六十二，口五千九百五十九万四千九百七十八。东汉顺帝时，凡郡国百有五，县邑、道、侯国千一百八十；民户九百六十九万八千六百三十，口四千九百一十五万二百二十。
且以中国疆域之展布，纵使大饥荒，亦必夹有丰收的地带，要一般农民一致奋起，事亦不易。于是无可团结的社会，乃借助于“宗教”与“迷信”。农民结合于宗教与迷信的传播之下，而一致奋起，成为东汉末年之黄巾。
黄巾蔓延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置三十六方，大方万余人，小方六、七千。
然而迷信成分太多，宗教质地太差，容易发动，【数年内即传播成熟。】不容易成功。
东汉王室并没有为黄巾所倾覆。
东方的黄巾，乃至西方的边兵，【董卓一系的凉州兵。】均已逐次削平。若使当时的士族【河北有袁绍、公孙瓒、刘虞；四川有刘焉；荆州有刘表；淮南有袁术等。】有意翊戴王室，【其时外戚、宦官均以扑灭，献帝亦未有失德。】未尝不可将已倒的统一政府复兴。然而他们的意兴，并不在此。
汉末割据的枭雄，实际上即是东汉末年之名士。尤著者如袁绍、公孙瓒、刘表诸人。
袁绍丧母，归葬汝南，会者三万人，其盛况不下陈寔。又母丧礼毕，追感幼孤，又行父丧。其去官而归，车徒甚盛。许劭为郡功曹，绍入郡界，曰：“吾岂可使许子将见。”谢车徒，以单车归家。公孙瓒与刘备同受学于卢植，为郡吏，太守刘君坐事徙日南，瓒身送之，自祭父墓，曰：“昔为人子，今为人臣，送守日南，恐不得归，便当长辞。”刘表，“八及”之一，在荆州，允为一时名士所归趋。
国家本是精神的产物，把握到时代力量的名士大族，他们不忠心要一个统一的国家，试问统一国家何从成立？
当时士族不肯同心协力建设一个统一国家，此亦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