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史大纲-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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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是两个生命，不相衔接也。
汉代之覆亡，特一时王室与上层政府之腐败；而所由缔构此政府、推戴此王室之整个民族与文化，则仍自有其生命与力量。故汉末变乱，特如江上风起，水面波兴，而此滔滔江流，不为废绝。
且当时五胡诸蛮族，中国延之入内地者，自始即与以中国传统文化之熏陶，故彼辈虽乘机骚动，而彼辈固已同饮此文化之洪流，以浇溉其生机，而浸润其生命。彼辈之分起迭兴，其事乃仅等于中国社会内部自身之一种波动。惟所缺者，在其于中国文化洪流中，究竟浇溉未透、浸润未深而已。然隋唐统一盛运，仍袭北朝汉化之复兴而起。如此言之，则渊源于晚周先秦，迁衍至于秦汉、隋唐，此一脉相沿之学术思想，不能与罗马覆亡后西洋史上之所谓“中古时期”之教会思想相比，断断然矣。
北宋学术之兴起，一面承禅宗对于佛教教理之革新，一面又承魏晋以迄隋唐社会上世族门第之破坏，实为先秦以后，第二次平民社会学术思想自由活泼之一种新气象也。若以此派学术与西洋中古时期之教会相比，更为不伦。元明以下，虽悬程朱经说为取士功令，然不得即目程朱为当时之宗教。明代极多遵陆王而反抗程朱者，清代尤盛以训诂考据而批驳程朱者。社会学术思想之自由，并未为政治所严格束缚，宗教则更不论矣。
若谓中国学术，尚未演进于西洋现代科学之阶段，故以兴西洋中古时期相比论；此亦不然。中国文化演进，别有其自身之途辙，其政治组织乃受一种相应于中国之天然地理的学术思想之指导，而早走上和平的大一统之境界。此种和平的大一统，使中国民族得继续为合理的文化生活之递嬗。因此空中天国之宗教思想，在中国乃不感需要。亦正惟如此，中国政制常偏重于于中央之凝合，而不重于四围之吞并。其精神亦常偏于和平，而不重于富强；常偏于已有之完整，而略于未有之侵获；对外则曰“昭文德以来之”，对内则曰“不患寡而患不均”。故其为学，常重于人事之协调，而不重于物力之利用。故西洋近代科学，正如西洋中古时期之宗教，同样无在中国自己产生之机缘。
中国在已往政治失其统一，社会秩序崩溃，人民精神无可寄托之际，既可接受外来之“宗教”，（如魏、晋以下，迄隋、唐初期。）中国在今日列强纷争，专仗富强以图存之时代，何尝不可接受外来之“科学”？惟科学植根应有一最低限度之条件，即政治稍上轨道，社会稍有秩序，人心稍得安宁是也。（此与宗教输入之条件恰相反。）而我国自晚清以来，政治骤失常轨，社会秩序，人民心理，长在极度摇兀不安之动荡中。此时难谋科学之发达，而科学乃无发达余地。论者又倒果为因，谓科学不发达，则政治、社会终无出路。又轻以中国自来之文化演进，妄比之于西洋之中古时期，乃谓非连根铲除中国以往学术之旧传统，即无以萌现代科学之新芽。彼仍自居为“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之健者，而不悟史实并不如此。此又不明国史真相，肆意破坏，轻言改革，仍自有其应食之恶果也。
十
请再言社会组织。近人率好言中国为“封建社会”，不知其意何居？以政制言，中国自秦以下，即为中央统一之局，其下郡、县相递辖，更无世袭之封君，此不足以言“封建”。
以学术言，自先秦儒、墨唱始，学术流于民间，既不为贵族世家所独擅，又不为宗教寺庙所专有。平民社会传播学术之机会，既易且广，而学业即为从政之阶梯，白衣卿相，自秦以来即尔。既无特殊之贵族阶级，是亦不足以言“封建”。
若就经济情况而论，中国虽称以农立国，然工商业之发展，战国、秦、汉以来，已有可观。惟在上者不断加以节制，不使有甚贫、甚富之判。又政府奖励学术，重用士人，西汉之季，遂有“遗子黄金满籯，不如一经”之语。于是前汉“货殖”“游侠”中人，后汉多走入“儒林”“独行传”中去。所以家庭温饱，即从事学问，而一登仕宦，则束身礼义之中。厚积为富，其势不长，然亦非有世袭之贵人也。
井田制既废，民间田亩得自由买卖，于是而有兼并。然即如前汉封君，亦仅于衣租食税而止。其封邑与封户之统治，仍由国家特派官吏。以国家法律而论，封君之兴与封户，实同为国家之公民。后世如佃户欠租，田主亦惟送官法办，则佃户之卖田纳租于田主，亦一种经济契约之关系，不得目田主为贵族、为封君，目佃户为农奴、为私属。土地既非采邑，即难“封建”相拟。然若谓中国乃资本主义之社会，则又未是。以中国传统政治观念，即不许资本势力之成长也。
西洋史家有谓其历史演变，乃自“封建贵族”之社会，转而为“工商资本”之社会者。治中国史者，以为中国社会必居于此二之一，既不为“工商资本”之社会，是必“贵族封建”之社会无疑。此犹论政制者，谓国体有君主与民主，政体有专制与立宪。此特往时西国学者，自本其已往历史演变言之。
吾人反治国史，见中国有君主，无立宪，以谓是必“君主专制”，仅可有君主，无立宪，而非专制。中国已往社会，亦仅可非封建，非工商，而成一格。何以必削足适履，谓人类历史演变，万逃不出西洋学者此等分类之外？不知此等分类，在彼亦仅为一时流行之说而已。国人懒于寻国史之真，勇于据他人之说，别有存心藉为宣传，可以勿论；若因而信之，谓国史真相在是，因而肆意破坏，轻言改革，则仍自有其应食之恶果在矣。
十一
然则中国社会，自秦以下，其进步何在？曰：亦在于经济地域之逐渐扩大，文化传播之逐次普及，与夫政治机会之逐次平等而已。其进程之迟速不论，而其朝此方向演进，则明白无可疑者。若谓其无清楚界限可指，此即我所谓国史于和平中得进展，实与我先民立国规模相副相称，亦即我民族文化特征所在也。
尝谓世界群族，其文化演进，主要者不越两型：
一者环地中海之四周，自埃及、巴比伦、爱琴、波斯、希腊、罗马以渐次波及于欧罗巴之全部，此西方之一型也。
一者沿黄河两岸，以达于海滨，我华夏民族，自虞、夏、商、周以来，渐次展扩以及于长江、辽河、珠江流域，并及于朝鲜、日本、蒙古、西域、青海、西藏、安南、暹罗诸境，此东方之一型也。此二型者，其先限于地势，东西各不相闻接。
西方之一型，于破碎中为分立，为并存，故当务于“力”的战争，而竞为四围之战。东方之一型，于整块中为围聚，为相协，故常务于“情”的融和，而专为中心之翕。一则务于国强为并包，一则务于谋安为系延。
故西方型文化之进展，其特色在转换，而东方型文化之进展，其特色则在扩大。转换者，如后浪之覆前浪，波澜层叠，后一波涌架于前一波之上，而前一波即归消失。西洋史之演进，自埃及、巴比伦、波斯以逮希腊、罗马，翻翻滚滚，其吞咽卷灭于洪涛骇浪、波澜层叠之下者，已不知其几国几族矣。
扩大者，如大山聚，群峰奔凑，蜿蜒缭绕，此一带山脉包裹于又一带山脉之外，层层围拱，层层簇聚，而诸峰映带，共为一体。
故中国史之演进，不仅自两汉而隋、唐，两宋、明，一脉相沿，绳绳不绝；即环我族而处者，或与我相融和而同化，如辽、金、蒙古、满洲、西藏、新疆诸族；亦有接受我文化，与我终古相依，如梁甫之于泰山然，则朝鲜、日本、安南之类是也。（朝鲜、安南久属中国而犹得自存，此尤明受中国文化之赐。）
将西洋史逐层分析，则见其莫非一种“力”的支撑，亦莫非一种“力”的转换。此力代彼力而起，而社会遂为变形。其文于同一世界中，常有各国并立；东方则每每有即以一国当一世界之感。
故西方常求其力之向外为战争；而东方则惟求其力于内部自消融，因此每一种力量之存在，常不使其僵化以与他种力量相冲突，而相率投入于更大之同情圈中，卒于溶解消散而不见其存在。我所谓国史于和平中见进展者在此。
故西方史常表见为“力量”，而东方史则常表见为“情感”。西方史之顿挫，在其某种力量之解体；其发皇，则在某一种新力量之产生。中国史之隆污升降，则常在其维系国家社会内部的情感之麻木与觉醒。此等情感一且陷于麻木，则国家社会内部失所维系，而大混乱随之。
中国史上之大混乱，亦与西方史上之“革命”不同。西方史上之革命，多为一种新力量与旧力量之冲突。革命成功，即新力量登台，社会亦随之入一新阶段。中国史上之混乱，则如江河绝堤，洪水泛滥。泛滥愈广，力量愈薄，有破坏，无长进。必待复归故槽，然后再有流力。中国社会，自秦以下，大体即向“力”的解消之途演进。迄于近世，社会各方平流缓进，流量日大，而流速日减。以治西史之眼光衡之，常觉我民族之潺缓无力者在此。
然我民族国家精神命脉所系，固不在一种力之向外冲击，而在一种情之内在融和也。盖西方制为列国争存之局，东方常为融和者，至是乃不得不卷而藏之，而追随于彼我角力争胜之场；此已为东方之不得不见逊于西方者矣。抑我之所以为国家社会内部一统情感融和者，方其时，又适值麻痹堕退之际，自清中叶后乾、嘉以来，川、楚、两粤大乱迭起，洪流四泛之象已成，中国社会本苦无力，又继之以追随西方角力争胜之势，既不足以对外，乃转锋而内向。终于“情”的融和，常此麻木，“力”的长成，遥遥无期。不断绝堤放坝，使水流不断泛滥，洪水遍于中国，而国人仍复有沉酣于凭藉某力推翻某力之好梦者。此又不明国史真相，应食恶果之一至可痛心之例也。
十二
一民族一国家历史之演进，有其生力焉，亦有其病态焉。生力者，即其民族与国家历史所推进之根本动力也。病态者，即其历史演进途中所时时不免遭遇之顿挫与波折也。人类历史之演进，常如曲线形之波浪，而不能成一直线以前向。若以两民族两国家之历史相比并观，则常见此时或彼升而我降，他时彼降而我升。只横切一点论之，万难得其真相。今日治国史者，适见我之骤落，并值彼之突进，意迷神惑，以为我有必落，彼有必进，并以一时之进落为彼、我全部历史之评价，故虽一切毁我就人而不惜，惟求尽废故常，以希近似于他人之万一。不知所变者我，能变者亦我，变而成者依然为我。譬之病人，染病者为我，耐病者亦我，脱病而复起者仍我也。一切可变，而“我”不可变。若已无我，认为变者？变而非我，亦何希于变？必有生力，乃可去病。病有其起因，而非生力之谓。若医者谓：“君病之起，起于君之有生，君当另换一无病之生”，此为何等医耶！讳疾拒医固不当，亦未有因人病而从头绝其生命以为医者。故治史者，必明生力，明病态。生力自古以长存，病态随时而忽起。今日之中国，显为有病，病且殆矣，万不容讳。然犹有所希冀者，其人虽病，尚有内部自身生力可以为抗。若如今人乃仅婉言之，直捷而道，惟有早日绝其生命之一法而已。凡此皆指“生原”为“病原”之妄说也。
“生原”者，见于全部潜在之本力，而“病原”则发于一时外感之事变。故求一民族一国家历史之生原者，贵能探其本而揽其全；而论当前之病态者，则必辨于近世而审其变。国史绵历，既四、五千年于兹，其病象之见于各时期者，推原寻因，不能全同。有染沾稍久者，亦有仅起于当前者。
要而言之，国史自隋唐以来，科举制既兴，士族门第之地位消融渐尽，而社会走上平铺散漫之境，此中国晚近世一大变也。
逆溯中国当前病象，推之最远，至于中唐安史之乱以来而极。究生力必穷之最先，诊病况必详之最后。西人论史，盛夸起文明光昌，而渊源所自，必远本之于希腊、罗马。国人捧心效颦，方务于自谴责，而亦一一归罪于古人，断狱于唐虞三代之上，貌是而神非，甚矣其不知学也。
1
中唐以来之社会，既成一平铺散漫之社会，而其政治，仍为一和平的大一统之政治。故一“王室”高高在上，而“社会”与“政府”之间，堂阶益远，常易招致“王室”与“政府”之娇纵与专擅，一也。
社会无豪强巨富，虽日趋于平等之境，然贫无赈，弱无保，其事不能全仰之于政府，而民间每苦于不能自振奋，二也。
政府与民间之所以赖以沟通者，曰惟“科举”，然科举既悬仕宦为鹄的，则从事于投选者，往往忘其义命而徒志于身家之富贵与温饱，三也。此三者，厥为中唐以来中国政治、社会走入一新境后所易犯之病征。
宋儒讲学，即针对此病态而发。然而宋之为病，尚不止于此。宋人不能自解救，而招致蒙古之入主，一切政制，为急剧之退转，益与后世中国以莫大之创伤。
明祖崛起草泽，征元政废弛，罢宰相，尊君权，不知善为药疗，而转益其病。清人入关，盗憎主人，钳束猜防，无所不用其极，仍袭明制而加厉。故中国政制之废宰相，统“政府”于“王室”之下，真不免为独夫专制之黑暗所笼罩者，其事乃起于明而完成于清，则相沿亦已六百年之久。
明儒尚承两宋遗绪，王室专制于上，而士大夫抗争弥缝于下，君臣常若水火，而世途犹赖有所匡系。故明之亡而民间之学术气节，尚足照耀光辉于前古。清人又严加摧抑，宋、明七百年士人书院民间自由讲学之风遂炽。于是士大夫怵于焚坑之酷，上之为训诂、考据，自藏于故纸堆中以避祸，下之为八股、小楷，惟利禄是趋。
于是政府与民间所赖以沟贯之桥梁遂腐断，所赖以流通之血脉遂枯绝。中国之幸免于乱者，亦惟满清诸豪酋猜防压制、诱胁愚弄之力。此稍读康、雍、乾三朝史略，可以知之。故使世运益败坏于冥冥漠漠之中，而姑以搏一时之安宁。此乃斩丧我民族永久之元气，而以换造彼目前之荣华者也。逮满族统治之力既衰，而中国政治、社会之百病，遂全部暴露。
论者每谓自嘉、道以来，东西势力相接触，东方乃相形见拙；此似是而未尽之说也。纵使嘉、道以往，长得闭关自守，海道之局不开，满洲之治权，仍必颠覆，中国仍必大乱。其病先已深中于自身之内部，而外邪乘之，其病象遂益错出。因使庸医操峻剂，更奏迭前，茫昧而杂投，以互期于一逞，则几何其病之不日殆也。
十三
晚清之季，谈者率自称我民族国家曰“睡狮”，曰“病夫”，此又不知别白之说也。夫“睡”与“病”不同。睡者精力未亏，蹶然兴起，犹可及人；病者不然。晚清之季则病也，非睡也。且其病又入膏肓，非轻易所能拔除。异族统治垂三百年，其对我国家、社会、文化生机之束缚与损害，固已甚矣。然中国以二千年广土众民大一统之局，“王室”为其客观之最高机关，历史沿袭既久，则骤变为难。
又况自明以来六百年，政府无宰相，“王室”久握独裁之权，则激变又难。清廷不能不去，王室不能复建，逼使中国不得不为一激剧之变动，以试验一无准备、无基础之新政体，而不能更于其间选择一较缓进、较渐变之路，此为晚清革命之难局，一矣。（日本明治维新在此点较中国多获便宜。天皇一统，于日本历史及民众观念上，并无十分剧变，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