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史大纲-第3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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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仙思想之产生，盖有两地。一在汝、淮、江、汉、陈、楚之域，其地山川景物，均与中原河域不同。其居民活泼而富想像，散居野处，巫鬼祭祀，男女相悦，其意态与北方殷、周之严肃奉事一上帝者有别。【此为自由的、个人的，而彼则团体的、大群的也。】其徵见之於楚辞、九歌、大招、招魂、离骚诸篇之所赋。
其一则在燕、齐滨海之区，海上神山，缥渺无稽，亦同为神仙思想所蕴孕。【燕、齐滨海，故其想像常超脱向外；淮、汉居陆，故其想像亦就地著实。燕、齐之所想望在世外，故以求仙为宗；淮、汉之所追求在地上，故以降神为主。要之，同为个人的，非团体的；又同为方术的主要泉源，以与中原河域大众教之重礼乐者为别。其后秦灭六国，此等思想同为中原民族所吸收，而被编配于大众教上帝一神之下。（如湘君、山鬼之类，此不过一水神、一山神耳。其后以湘君、相夫人为尧之二女；又以屈原为水神，皆以南方民间素朴的自然神，溶入历史文化中，即是南方思想被吸收、被编配而与北方思想同比之证。）】其神仙思想之正式为学者所采用，则似始於庄子。
儒称“守死善道”，墨号“赴汤蹈火”，儒、墨皆以其轻生尚义之精神，逐渐使平民学者在社会上崭然露头角而占到其地位。【如子路、孟胜之徒皆是。】继起者遂有杨朱主为我尊生，以反对儒、墨之轻生为人。
庄子思想承接杨朱，既主为我尊生，因此不愿有团体与社会之压迫，又不乐为团体社会而牺牲，【所渭“鱼相忘于江湖”，理想的社会，正如江湖然，使群鱼各得独自游行之乐，而无丝毫拘碍束缚。】遂於人事方面，政治、教育诸要端，皆抱消极反对之意态。因此想慕及於一种自然的、超人的【即离俗出世的，亦即不受群体拘束的。】生活，【所谓“吸风饮露”，如藐姑射之“神人”，乃可无所赖于人而独全其天。】而寄托于神仙之冥想中。阴阳学家既主天人相应，以人事诉合於自然，自易接受道家此派意见，惟於阴阳学家本意，则相违殊远。【故史记谓：“燕、齐海上之方士，为方仙道，形解销化，依于鬼神之事，传邹衍之术而不能通也。”盖邹衍著眼在大群体，神仙思想则只是个人主义。要之即是儒、道两家之别也。及汉初淮南王，即汇合此陈楚巫鬼、燕齐神仙与道家思想而融为一体者，遂为此后道家之新宗。】
秦、汉方士遂以变法改制、封禅长生说成一套。
说文：“儒，术土之称。”方、术、道三名同义。儒称“术士”，阴阳家名“方士”，道家为“道士”，实一义相承也。方士求仙捷径，厥为礼祠鬼神，期由感召而得接引；此等感召，须遵一定之方术。【即礼。】如汉武帝时方士李少君有“祠灶方”，即祠灶神之礼。谬忌奏“祠太一方”，【即祠太一之礼。】祭祠鬼神，不以其道不至。【道即术、即方，亦即礼也。】
故知方士其先与礼家同源，即儒之所习而微变焉者。变法改制以顺天利人，此亦礼家研讨之业。惟谓王者改制太平，封禅告成功，而得升天长生，【以黄帝为证。】则史记所谓“怪迂阿谀苟合之徒”。其间羼（搀）以道家神仙思想，为儒术所未有也。【由上述一说，上帝之性质又渐从“鬼神”的神转换到“神仙”的神。此两种变化，即惟一的上帝变成五帝、天神变成神仙，皆由搀进道家思想而来。】
古代一种严肃的、超个人的【相应于团体性与政治性的。】宗教观念，【由是产生一种君主的责任观念。】遂渐渐为—种个人的、私生活的乐利主义【尤甚者属神仙长生术。】所混淆。
纯理的【即超我的。】崇敬与信仰堕落，方术的【由我操纵的。】权力意志扩张。【惟一的上帝，分解为金、木、水、火、土五行；死生大命，亦以理解自然而得解脱，别有长生久视之术。】
团体性的【政治、礼会、历史、文化的。】束缚松解，个人自由发舒。此两种机栝，完全在道家思想之演进中完成。【道家思想过于偏激，阴阳家不过为道家接济，使之渐达彼岸。】
古代以王帝代表著上帝，【因此王帝的性质，不重在权力而重在原理。】以地上之王国，代表著天上之神国。【因此人生只在现实，不在未来。】政冶、社会、风俗、经济、教育、文化，【此一切即儒家之所谓“礼乐”。】一切群体的事业之发展与生长，消融了个人的【小已的。】对立，而成为人生共同之期求。【此即当时之一种宗教。】
孔子指出人心中一点之“仁”，【此即儒家所谓“性”。】来为此种共信画龙点睛。只就仁孝基本，可以推扩身、家、国、天下以及於天人之际，而融为一体。【此即儒家所谓“尽性”。孟子于“仁”外言“义”，因仁字稍有偏于内在性与软性，可以用此补正，使之外立与硬化。】所以人生之归宿，即在身、家、国、天下之融洽与安全。【此即儒家所谓“天”与所谓“命”。】而人生之期求，即在政治、社会、风俗、经济、教育、文化各方面之合理与向上。【此即儒家所谓“道”与所谓“礼乐”。】
此种意识，与秦、汉大一统政府相扶互进，不必再要另一个宗教。【后儒论礼乐，必从井田、封建、学校诸大端求之，其义在是。若专从死丧哭泣祭拜歌蹈，仪文细节处，谓儒家礼乐在是、古代宗教在是，则失之远矣。】
二、东汉以下之道教与方术
逮乎大一统政府逐渐腐败，【此亦因儒家思想未能发挥尽致，而自有其病痛。】人生当下现实的理想与寄托毁灭，群体失其涵育，私的期求奋兴，礼乐衰而方术盛。当此时期的社会，则自然舍儒而归道。【其时的政府（或为政府打算的学者），往往想应用法家的手段来牢笼，而终于牢笼不住。】
王莽时代即是走上此种歧途惶惑之顶点。
王莽之受禅与变法，实为西汉政治社会已走上衰运后之一种最后挣扎。当时一面崇兴礼乐，一面又盛事避忌。阴阳家本兼采儒、道两家思想而成，王莽时代为阴阳学家思想之极盛时期，亦即阴阳学家思想内部破裂之时期。“礼乐”与“方术”，到底不能融合为一。王莽之失败，一面即是阴阳学派思想之失败。自此以往，儒、道两家，依旧分道扬镳，而阴阳家思想遂一蹶不振。【惟阴阳家思想已有不少渗入儒、道两家之血液中。】
光武、明、章虽粉饰礼乐於朝廷，而社会上则方术思想日盛一日。【只观王充论衡所批斥，即可考见其一斑。】
东汉一方面是王纲之解纽，【即大—统政府之瓦解。】又一方面则是古人一种积极的全体观念【即天的信仰。】之消失。
相应於乱世而起者，乃个人之私期求，方术权力之迷信，【段炯表荐樊志张，谓其：“有梓慎、焦（延寿）、董（仲舒）之识。”何进表荐董扶，谓其：“内怀焦、董消复之术。”晋韩友“行京、费厌胜之术”。当时人对学街，全以一种方术视之。而此种方术，人体为个人消殃避祸，求福延年。】与物质的自由需要。【最著者，人可不死，铅汞可变黄金。以不死之生命而济之以无量之黄金，则物质上之需要可以十分自由而无憾矣。】於是后世之所谓道教，遂渐渐在下层社会流行。
阴阳家虽亦擅神仙方术，然其精神仍偏於政治；故西汉人以邹衍与孔子并提。以私人的福利观念普遍流传於社会下层者，则非邹衍而为老子；此亦自西汉已然。故方士偏於向上活动，道士则偏於向下活动。秦皇、汉武之所想望，变而为东汉以下一般平民之期求。比读史记封禅书与后汉书的方术传，正可以看出这一个转变。
初期佛教输入，亦与此种社会情态相适协，而渐渐占有其地位。
史称：楚王英晚节喜黄老学，为浮屠斋戒祭祀。明帝韶之曰：【事在永平八年。】“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何嫌何疑，当有悔吝。其还赎，以助伊蒲塞桑门之盛馔。”是其时喜黄老者已兼祠浮屠之证。又桓帝时，襄楷上书，“闻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云云，依然以黄老、浮屠并举。二事相去约百年，可见当时佛教仅如黄老之附庸也。又灵帝熹平二年，陈国相师迁追奏前相魏愔与陈王宠共祭天神，希幸非冀，愔辞“与王共祭黄老君，【当作‘黄帝、老君’。】求长生福而已，无他翼幸”。是当时以黄帝、老子为天神，谓祠黄老可得长生之证。
逮乎东方黄巾之乱，【顺帝时，琅邪宫崇诣阙，上其师干吉于曲阳泉水上所得神书百七十卷，号“太平清领书”。（后称“太平经”。）其言以阴阳五行为家，而多巫观杂语。桓帝时，平原襄楷又上之，其后张角颇有其书。盖本之天文星象而附以符箓巫道。】以及汉中张鲁之亡，【张鲁，沛人。祖父陵，顺帝时客于蜀，学道鹄鸣山中，造符书，为人治病。陵子衡，衡子鲁，以法相授。自号“师君”，其众曰“鬼卒”，曰“祭酒”，曰“理头”。此派道学亦自东土流衍，与黄巾盖同源，皆远始先秦，所谓燕、齐方士，即黄老学、阴阳学之故乡也。又汉末有魏伯阳著参同契，为道家言服食修炼者所宗，亦在东方。】方术信仰渐渐在士大夫阶层中失其势力。
曹植、曹丕兄弟，皆不信方士神仙之术。【曹丕典论，曹植辩道论，皆辩其事。】及嵇康为养生论，乃从哲理的见解谓：“导养得理，可以延年”，不啻为方术信仰开新生命。至葛洪著抱朴子，仍信服食长生。嵇、葛处境与曹氏兄弟不同。厌世无聊，乃有讬於此也。
大的群体日趋腐败毁灭，既不能在政治社会大处著力，希图补救，常自退缩在个人的私期求里，於是只有从方术再转到清谈。
此即自黄老转入庄老也。黄老尚带有政治意味，【即牵涉群体。】与阴阳学家相搀混。庄老则全属个人主义。东汉治老子学者常兼通天文图识，清谈家则否。清谈家一方面似较合理，另一方面，则对全体观念更为浅狭。
相应於此种形势下之佛教，乃亦渐渐有学理之输入。
佛教与庄老，自有其本原相似处。即均为各个人打算，以各个人融解入大宇宙，不注重为大群体打算。【以各个人融解入大人群。】晋释道安注经录序云：“佛教延及此土，当汉之末世，晋之盛德。”正指思想上之传播而言。
名士世族在不安宁的大世界中，过著他们私人安宁的小世界生活，他们需要一种学理上的【情神方面、内心方面的。】解释与慰藉。瞿昙与庄、老，遂同於当时此种超世俗的学理要求下绾合。
魏晋之际，则先求孔子与庄老之绾合。【裴徽问王弼：“无者诚万物之所资，然圣人莫肯致言，而老于申之无已者何？”弼曰：“圣人体无，无又不可以为训，故不说。老子是有者，故恒言无，所不足。”何晏以为“圣人无喜怒哀乐”，弼与不同，以为“圣人之情，应物而无累于物”。王衍问阮修，老庄、圣教同异，对曰：“将无同。”衍辟之为掾。世谓之“三语掾”此皆当时要求绾合孔子於超世俗之学理之证。直至郭象注庄犹尔。】
东晋名族，并多信持“天师道”。
史称王氏世事“五斗米道”。王羲之既去官，与道士许迈共修服食，采药石，不远千里。郗愔xīyīn事天师道，与羲之、【愔姊夫。】许询俱栖心绝谷，修黄老之术。【其子超转奉佛。】王凝之信道弥笃，孙恩【亦世奉五斗米道而作乱。】攻会稽，僚佐请为之备。凝之不从，方入靖室请祷，出语诸将佐曰：“吾已请大道，许鬼兵相助，贼自破矣。”遂为恩所害。殷仲堪少奉天师道，精心事神，不吝财贿，而怠行仁义，啬於周急，及桓玄来攻，犹勤请祷。此等名士，皆理解超卓，而犹信此等道术者，盖彼辈於世俗事既不肯多所尽力，则个人的私期求自难舍弃。【个人不投入大人群。则必求投入大自然。】故超世必希长生，犹幸其术之一验；否则鼓琴烧香，常乐我净，亦与彼辈私生活之闲适相谐。【孙策云：“昔南阳张津，为交州刺史，尝著绛帕头，鼓琴烧香，读邪俗道书，云以助化，卒为南夷所杀。”绛帕犹黄巾之类，是此教以鼓琴焚香为事之证。】
又其道须自首过失，【王献之遇疾，家人为之上章，道家法应首过，问其有何过失。对曰：“不觉，唯忆与郗家离婚。”是其教有首过之证。】凡度出世生活者，必以此为调节。【经营世务，过则改为，其良心上之罪恶感，常不如超世离群者之迫切。】且此等求长生、乐清净、自首过失诸端，亦复与当时门第之克绵其世泽者有补。【彼辈既不经营世务，又安富累世，而能清净自守者，固为于庄老玄理薄有所得，亦由此等外正的律行，有以助之。将来之转而佞佛，理亦有由是者。】守之既有素，一旦临祸变，则亦惟有乞灵以自慰也。【如王凝之、殷仲堪。】
可见当时南方名士，彼辈对国家民族，政教大业，虽尽可捉尘清谈，轻蔑应付，然涉及其个人私期求，则仍不免要乞灵於从来方术之迷信。这一种风气，直要到宋、齐以下，始渐渐消失，而其时则佛教思想遂一跃而为时代之领导者。【两晋以清谈说庄老；宋、齐以下，则以佛义说庄老。】
三、魏晋南北朝时代之佛教
佛教入中国，远在东汉初年，或尚在其前。
汉明帝永平中，遣使往西域求法，其事始见於牟子理惑论及四十二章经序等书，是为我国向所公认佛教最先之传入。或其事尚可前溯，然要之於中国社会未见影响。
惟佛法之流布，则直到汉末三国时代而盛。其时则多为小乘佛法之传译，高僧多属外籍。
如安世高、支栖迦识、康僧会之类是也。中国僧人见於慧皎高僧传者以朱士行为最早，然已在三国时。知其先佛法极少与中国上流学术界相接触。
东晋南渡，佛学乃影响及於中国之上层学术界，其时则僧人与名士互以清谈玄言相倾倒。
如竺法深、支道林其著也。殷浩北伐既败，大读佛经，欲与支道林辩之。孙绰以名僧七人匹竹林七贤。【道贤论。】此名士与僧人合流之证。故深公评庾亮，谓：“人谓庾元规名士，胸中柴棘三斗许。”庾冰创议沙门宜跪拜王者；桓玄继之，并主沙汰沙门。【至宋、齐，此二议皆曾为朝廷采纳。】庾、桓两家，固与名士清谈气味不相投。可知东晋僧人，实与名士站在同一路线，一鼻孔出气也。
直到南朝，梁武帝信佛，而佛法遂盛极一时。
其时京师寺刹，多至七百。宫内华林园，为君臣讲经之所；宫外同泰寺，为帝王舍身之区。【粱武帝三度舍身入寺，与众为奴，群臣以一亿万钱奉赎。南齐竟陵王，亦先有其事。此后陈武帝幸大庄严寺舍身。陈后主即位年，亦在弘法寺舍身。】为无遮大会，道、俗会者五万。【中大通元年。】郭祖深舆榇上疏，谓：“僧尼十余万，资产丰沃。道人又有白徒，尼则皆畜养女。天下户口，几亡其半。恐方来处处成寺，家家剃落，尺土一人，非复国有。”荀济亦上疏云：“倾储供寺，万乘拟附庸之仪，肃拜僧尼，三事执陪臣之礼。宠既隆矣，侮亦剧矣。” 【此等皆由大群体政治观点排斥佛教，即唐代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