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史大纲-第3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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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北方的政治情态，慢慢恢复到秦、汉大一统的传统局面，而东汉、三国以下相应於分崩离析而一时崛起的两种新宗教，遂亦渐渐失其在社会上真实的力量，而退处於他们较不紧要的地位。
五、隋唐时期佛学之中国化
隋、唐盛运复兴，其时则佛学亦有新蜕变。教养精神，逐渐中国化；而佛法重心，亦逐步南移。
南北朝佛学，北尚禅行，南重义解，周武毁法，北方禅宗亦避而至南。所谓“佛学中国化”运动，亦至是始成熟。其后禅学崛兴，则全以南方为策源地。
举其要者，则有天台、【起北齐慧文，传南岳慧思，又传天台智顗yǐ，适当隋代，而天台宗遂大盛。此后有灌顶（五祖）、左溪（八祖）、荆溪（九祖），己值中唐。】华严、【起唐杜顺，再传至贤首（三祖）、澄观（四祖）、宗密（五祖）。】禅宗【起达摩，经慧可、僧璨、道信、弘忍至慧能（六祖）而正式成立，当唐武后至玄宗时。】三家。
今若以魏晋南北朝佛学为“传译吸收期”，则隋唐佛学应为“融通蜕化期”。
佛法在中国，应可分三时期。初为“小乘时期”，以轮回果报福德罪孽观念为主，与中国俗间符录祭祀阴阳巫道，专务个人私期求者相依附，此第一期也。自道安、鸠摩罗什以下，宏阐大乘。先为“空宗”，（此始印度龙树。罗什来中国，尽译三论。【十论、百论、十二门论。】至隋代嘉祥大师吉藏，而南地三论宗於以大成。）次及“有宗”，（此始印度无著、世亲兄弟。此宗之盛行於中国较迟，直至玄奘西行，受法戒贤，归而传之窥基，而此宗始大盛。是名法相宗，亦名唯识宗。其入中国，亦称慈恩宗，以窥基住慈恩寺也。然此宗大盛，固在唐初，而唯识经典之传译，则已先而有之矣。）是为“大乘时期”。时则以世界虚实、名相有无之哲理玄辩为主，与中国庄老玄言相会通，此为第二时期。若台、贤、禅诸宗之创兴，则为第三时期。其一切义理，虽从空、有两宗出，而精神意趣、轻重先后之间，则不尽与印度之空、有两宗同。今若以小乘佛法为宗教，大乘佛法为哲学，则中国台、贤、禅诸家特重自我教育与人生修养。小乘徧教、偏信，大乘偏理、偏悟，中国台、贤、禅诸宗则偏行、偏证。是其蜕变处也。故必有台、贤、禅三家兴，而后印度佛法乃始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相融洽、相和会。
而尤以禅宗之奋起，为能一新佛门法义，尽泯世、出世之别，而佛教精神乃以大变。
禅宗自称“教外别传”，不著言语，不立文字，直指本心，见性成佛。而其后推演愈深，乃至无佛可成，无法可得，无烦恼可除，无涅盘可住；无真无俗，本分为人，呵佛骂祖，得大解脱；如是则世、出世之界划尽泯，佛氏“慈悲”乃与儒家之“仁”，同以一心为应世之宗师。故论绾合佛义於中国传统之大群心教者，其功必归於禅宗也。
盖当隋、唐盛世，政教既复轨辙，群体亦日向荣，人心因而转趋，私人之修行解脱，渐退为第二义，大群之人文集业，又转为第一义。杰气雄心，不彼之趋而此之归，则佛门广大，乃仅为人生倦退者逋逃之一境。【唐贤多信佛，而意味与东晋、南北朝名士大异。东晋以下必以佛义自安於静退；唐贤则功业煊赫之余，乃转依佛法求归宿也。】
继此而开宋儒重明古人身、家、国、天下全体合一之教，一意为大群谋现实，不为个己营虚求。人生理想，惟在斯世，而山林佛寺，则与义庄、社仓同为社会上调节经济、赈赡贫乏之一机关。【此种情势，自唐中叶以下即日趋显著。元和以来，累勅天下州府不得私度僧尼。李德裕论奏徐州节度使王智兴“於所属泗州置僧尼戒坛，江、淮之民，户有三了，必令一丁落发，意在规避王徭，影庇资产。臣於蒜山渡点其过者，一日一百余人。访闻泗州置坛次第，凡僧徒到者，人纳二缗，给牒即回，别无法事。若不特行禁止，比到诞节，计江、淮以南，失却六十万丁壮，此事非细。”即日诏徐州罢之。及唐武宗会昌五年，恶僧尼耗蠹天下，毁寺四千六百余区，归俗僧尼二十六万五百。毁招提、兰若四万余区，收良田数千万顷，奴婢十余万人。杜牧杭州新造南亭子记谓：“良人枝附为使令者，倍僧尼之数，奴婢口率与百亩，编入农籍”，盖为北周以来第三次著名之毁法也。五代周世宗显德二年又勅废天下寺院，存者二千六百九十四，废者三万三百三十六，见僧十万余，尼一万余。北宋以下，义庄、社仓等社会事业逐次发达，佛寺亦不为惟一的贫穷藏身之所，佛寺之收容量亦减，而国家毁法之事亦益少见矣。】
此下佛、道两教事迹，乃不复足以转动整个政治社会之趋向。
第二十二章 统一盛运之再临【隋室兴亡及唐初】
中国经过四百年的分崩动乱，终于盛运再临，而有隋唐之统一。
一、隋代帝系及年历
隋代三帝，三十九年。
自开皇九年灭陈，统一中国，迄于灭亡，不过三十年。下开唐室，正与西汉前的秦代一样。
二、隋代国计之富足
隋室虽祚短运促，然其国计之富足，每为治史者所艳称。自汉以来，丁口之蕃息，仓廪府库之盛，莫如隋。
按：当时齐、周户数合计，已超逾魏孝文迁洛时一百万，较之江南陈氏所有，逾十二倍。口数逾陈氏几及十五倍，较西晋太康全国统一时，几逾一倍。此亦北方政治已上轨道之证。
又按：后周禅隋，有户三五九九六〇四，开皇九年平陈，又收户五〇〇〇〇〇；至大业二年，前后二十六年，户增四八〇七九三二。通典谓：“时承周、齐，人依豪室，禁纲隳紊，奸伪尤滋。高炯建输籍之法，定名轻数，使人知为浮客，衩强家收大半之赋；为编氓，奉公上，蒙轻减之征。先敷其信，后行其令，烝庶怀惠，奸无所容。隋氏资储，遍于天下，人俗康阜；颎之力焉。”盖隋政仍沿北魏均田制以来用意，脱私户，归公家，而达于完全成功也。
自晋至隋户口一览：
晋武帝太康元年 户 二、四五九、八〇〇
口 一六、一六三、八六三
宋孝武帝大明八年 户 九〇六、八七〇
口 四、六八五、五〇一
齐梁 未祥
陈 户 五〇〇、〇〇〇
口 二、〇〇〇、〇〇〇
魏孝文迁洛 比晋太康倍而有余，约五百万户。
尔朱之乱 户 三、三七五、三六八、
小郡户 二〇；口一百而已
北齐 户 三、〇三二、五二八、
口 二〇、〇〇六、八八〇
北周 户 三、五九〇、〇〇〇
口 九、〇〇九、六〇四
隋大业二年 户 八、九〇七、五三六
口 四六、〇一九、九五六
隋制多沿于周，然周时酒有榷，盐池、盐井有禁，市有税，隋初【开皇三年。】尽罢之，所仰惟赋调，亦复甚轻。
调绢一匹者减为二丈，役丁十二番者减为二十日。九年平陈，给复十年。自余诸州，并免当年租税。十年，百姓年五十者，输庸停役。十二年河北、河东田租三分减一，兵减半，功调全免。
所以府库充盈者则有数端：
一、周灭齐，隋灭陈，均未经甚大之战祸，天下宁一，已有年数。
二、自宇文泰、苏绰以来，北朝君臣大体均能注意吏治。隋承其风而弗替。
帝受禅，杨尚希上表，以为：“今郡国倍多于古，或地无百里，数县并置；或户不满千，二郡分领；人少官多，十羊九牧。”帝嘉之，遂罢天下诸郡。时剌史多任武将，不称职，柳彧上表谏，多为罢免。【又制刺史不督军，别置都尉，使军民分治。】又使彧持节巡河北五十二州，奏免长吏脏污不称职者二百余人。开皇三年，长孙平为度支尚书，奏令民间立义仓，自是州里丰衍。其他长吏，多有吏干惠政，为当时所称。【如歧州刺史梁彦光、相州刺史樊叔略、新丰令房恭懿等。】惟惜隋史遗阙，不能详载。【如刘仁恩、韩则等见张煚、高构诸传。】又如苏威之责五品不逊，立“余粮簿”，【威好立条章，每岁责民间五品不逊，或答云：“管内无五品家。”又为“余粮簿”，欲使有无相赡，时议以为烦迂，罢之。威尝谓：“江南人有学业者，多不习世务”，此可见当时南、北学风之异也。】辛公义、刘旷之听讼，【公义露坐狱中以听讼，讼者系狱，则宿听事，不归寝阁。旷则称说义理，晓谕讼者，而不决其是非。】王伽之纵囚，【伽罢遣防送卒，纵流囚李参等七十余人，与约期至京，曰：“如致前却，当为汝受死。”参等皆如期。至唐太宗纵囚，亦承此等风气而来也。】此等俨如在王莽、光武之世。自非社会经学儒术流行既久，不能有此。【当时如牛弘、薛道衡、李谔、高炯、李德林、苏威之徒，皆以学人而通达政术。裴政定律，尤为后所依用。宇文、高氏之世，死刑有五，曰磬、绞、斩、枭、裂；又有门房之诛。隋律死刑斩、绞二者；非谋反大逆无族刑；改鞭曰仗，改杖为笞；定笞、杖、徒、流、死五等。】若知隋代学风世化如此，则吏治之渐上轨道，自不足奇。
三、其尤要者，则为中央政令之统一，与社会阶级之消融。古代之贵族封建，以及魏、晋以来之门第特权，至此皆已消失。全社会走上一平等线，而隶属于一政权之下。故下层之负担尚甚轻，而上层之收入已甚足。
此层乃隋代与西汉不同之点。西汉积高、惠、文、景三世四帝六十年之休养，至武帝而始盛；隋则文帝初一天下，即已富足。盖汉初尚未脱封建蜕，有异姓、同姓诸王侯，自韩、彭菹醢，迄于吴、楚称兵，财富不能集于中朝。中央政权所直辖者，不及全国三分之一。王室虽恭俭，而诸王侯封君莫不骄奢自纵，与隋初形势大不同。
至于王室生活之节俭，仅其余事。
惟吏治已上轨道，社会上特殊势力已趋消失，对外无强敌之胁迫，此时的统治权所急切需要者，乃为一种更高尚、更合理的政治意识，而惜乎隋文帝说不到此。
隋文奋励为政，坐朝或至日昃，五品以上引之论事，宿卫传飧而食，勤于吏治而无大度。开皇十四年大旱，是时仓库盈溢，乃不放赈，令民逐粮。唐太宗谓其“不怜百姓而惜仓库”。仁寿元年，诏减国子学生只留七十人，太学、四门、州、县并废，虽有谏者不听。隋文殆以空设学校为糜费也。
在其末年，天下储积，足供五、六十年，遂以招来炀帝之奢淫。
炀帝大业二年置洛口仓，仓城周围二十余里，穿三千窖。又置回洛仓，仓城周围十里，穿三百窖，窖容八千石，共可积米二千六百万石。李密藉以为乱，凭人负取，群盗来就食者并家属近百万口。
三、炀帝之夸大狂
炀帝即位，即营建东都，每月役丁二百万。
炀帝诏：“南服遐远，东夏殷大，因机顺动，今也其时。”为适应大一统之局面而建设新中央，自魏孝文已有此计划矣。
元年开通济渠，引糓、洛水达河，引河入汴，引汴入泗以达淮。
魏孝文告李冲：“欲自邺通渠于洛，从洛入河，从河入汴，从汴入清，以至于淮。南伐之日，下船而战，犹开户而战。此乃军国之大计。”则魏孝文亦已先有此意，至隋炀而实现。此乃为贯通中国南、北两方新形势之伟大工程也。
遂南游扬州。
渠广四十步，旁筑御道，自长安至江都筑离宫四十余所。造龙船四重，高四十五尺，长二百尺，挽船士八万，舳舻相接二百里，骑兵翼两岸。
三年，北巡榆林，【甲士五十万。】幸启民可汗帐，筑长城。【四年又筑。】
四年，开永济渠，引沁水南达河，北通涿郡。【发河北诸郡男女百余万。】
六年，通江南河，自京口至余杭，长八百里，广十丈。
八年，亲征高丽，发兵逾百万，分二十四军。九军渡辽凡三十万，还至辽东者不足三千人。
九年、十年，再伐高丽，天下遂乱。
这是炀帝的夸大狂。一面十足反映出当时国力之充实，一面是炀帝自身已深深染受了南方文学风气之薰陶。
隋文平陈，以炀帝为扬州总管，镇江都，置学士至百人，常令修撰，成书万七千余卷。【此等皆沿齐、梁故习。又按：炀帝在扬州，聚书至三十七万卷。】在此时期，炀帝殆已深深呼吸到南方文学的新空气。
史称炀帝早年“沉深严重，【史亦以此四字描写文帝。】朝野属望。文帝幸其第，见乐器弦多断绝，又有尘埃。尤自矫饰，时称仁孝。”则炀帝此时意态尚不同。帝好吴语，正见其染南风之深。在江都谓萧后曰：“侬不失为长城公，卿不失为沈后”，其欣慕南朝可想。
其后常以文学自负。
谓：“天下皆谓朕承袭绪余，以有四海；设令与士大夫高选，亦当为天子矣。”
朝臣至有以文词见忌死者。
薛道衡死，帝曰：“能作‘空梁落燕泥’否？”王胄死，帝诵其佳句曰：“‘庭草无人随意绿’，复能作此语邪？”惟此均不载于隋史，而通鉴收之。
当时北朝虽以吏治、武力胜过南方，若论文学风流，终以南朝为胜。
北齐书魏收传：“魏收、邢卲更相訾（zǐ）毁，各有朋党。卲云：‘江南任昉（fǎng），文体本疏，魏收非直模拟，亦大偷窃。’收曰：‘伊常于沈约集中作贼，何意道我偷任昉！’时人谓：‘见邢、魏之臧否，即是任、沈之优劣。’”又元文遥传：“济阴王晖业尝大会宾客，有人将河逊集初入洛，诸贤皆赞赏之。”
文帝只知有吏治，【光武亦尚吏治，而能文之以儒术，为隋文所不如。】并无开国理想与规模。【若使有苏绰、王通诸人佐之，必然另有一番气象。】炀帝则染到了南方文学风尚，看不起前人简陋。【此在文帝时，朝廷一切仪注礼文，早有摆弃北周，改袭齐、陈者。一因北周模古，简陋之中杂以迂怪，风尚所趋，转响齐、陈，一也。二则文帝篡周，尽屠宇文氏，盖自有私意欲超出其上，不甘因循，二也。然文盛之弊，则至炀帝时而始著。】
隋书文学传谓：“炀帝初习艺文，有非轻侧之论。暨乎即位，一变其风。其与越公书、建东都诏、冬至受朝诗及拟饮马长城窟，并存雅体，归于典制。虽意在骄淫，而词无浮荡。故当时缀文之士，遂得依而取正焉。”此谓“意在骄淫”，即承南方文学风尚也。谓“词无浮荡”，则承北朝苏绰诸人之影响。又按：唐天授时，左补阙薛谦上疏，谓：“晋、宋只重门资，有梁雅爱属辞，陈氏特珍赋咏。逮至隋室，余风尚存。开皇中，纳李谔之论，下制禁断文笔浮辞。炀帝嗣兴，又变前法，置进士等科。于是后生之徒，相复仿效，缉缀小文，名之策学。不以指实为本，而以虚浮为贵。”是炀帝之设进士科，虽非专考诗赋，然要为沿袭南朝尚文之风气，在唐初尚多知之者。
狂放的情思，骤然为大一统政府之富厚盛大所激动，而不可控勒。于是高情远意肆展无已，走上了秦始皇的覆辙。
炀帝雄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