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史大纲-第3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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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府置折冲都尉一人，左、右果毅都尉各一人。
士以三百人为团，团有校尉。五十人为队，队有正。十人为火，火有长。
民年二十为兵，【此指府兵言，非指全体农兵言。】六十而免。每岁冬季，折冲都尉率之习战。
府兵皆隶于诸卫。【唐踵隋制，设十六卫，将军总三十员，属官一百二十八员，以养武臣，其所部兵则散于诸府。】凡当宿卫者番上，兵部以远近给番，【五百里为五番，千里七番，一千五百里八番，二千里十番，外为十二番。】皆以月上。
按：汉卫卒以岁代，较唐为优，唐太纷扰矣。【唐制亦有简留直卫者，则五百里为七番，千里八番，二千里十番，外围十二番，亦月上。】
府兵制的优点，无事耕于野，番上宿卫，有事命将以出，事解辄罢。兵散于府，将归于朝。【府兵虽散在诸道，然折冲都尉并遥隶于诸卫，乃是内任官。汉郡国都尉不隶卫尉。此亦唐代中央集权较汉更进之一例。】既免军人专擅兵队之弊，亦无耗财养兵之苦。
尤要者，府兵制并不是“全农皆兵”，而是“全兵皆农”。【亦即选农训兵。】西汉的全农皆兵制，一则教练不易精熟，二则事实上无需发动整个农民来充当兵役。唐制在整个农民中挑选其合格的充当府兵，既不需国家特别的俸给，【因其附农于兵。】而一般农民从此可以脱去充兵的义务。
所以府兵制一方面说来是兵、农合一，【如南朝募兵与北朝之部族兵，皆非兵农合一。】而在另一方面说则为兵、农分离。【汉以来农民，自历史上之传统观念言之，皆有充当兵役之义务。自唐以下，则农民除纳税外，并无必充兵役之责任。此在一个社会和平文化进展之过程中，实为应有之阶段也。又唐以前兵、役不分，唐以下兵与役离。兵与役离，故兵精。宋之“厢兵”，依然兵、役不分，故不可用。】府兵和进士，【一文一武。】实为农民出身发迹之两条路径。农民中家道殷实而身心武健者，可以加入府兵。【贫弱户在六等以下这，例不能应府选。】有聪明俊秀的子弟，在一家耕种余闲中，【如一家三丁，一丁可腾出读书应科举。】亦可读书求学，走入贡举门路。
古代社会中武力与智识两项，为贵族阶级所专有，平民不得预。现在则武力与智识，即从平民阶级中培养，而仍有其政治上特殊保护的地位。【此即府兵制较西汉全农皆兵制为优之所在。】
唐代的租庸调制，奠定了全国农民的生活。唐代的府兵制，建立起健全的武装。唐代的进士制，开放政权，消融阶级，促进了社会的文化。唐代的政府组织，又把一个创古未有的大国家，在完全密而伟大的西通之下匀称的、合理的凝造起来。事实胜于雄辩，盛唐的伟大，已在事实上明确表出。
唐人之伟大，可以唐六典、唐律，乃至如杜佑通典、【其先开元时刘秩政典，取周礼六官所职，分门撰书，为通典所祖。】李吉甫元和郡县志等著作中觇（chān窥视；察看：～候｜～标，一种测量标志。）之。自北方儒统中产生苏绰，卢辩，继之而有李文博、【隋博陵人，著政道集十卷，大行于时。房玄龄友之。其书不传。】王通，【隋文时献太平十二策，归而仿古作六经，又为中说拟论语。困学纪闻谓：“世说其言清以浮，有天下分裂之象。中说其言宏以实，有天下将治之象。”陈龙川谓：“文中子没于隋大业三年五月，是岁十一月，唐公入关，其后攀龙附凤以冀成三百载之基业者，大略尝往来于河汾矣。然智不足以尽知其道，而师友之义未成，故朝论有所不及。”今按：中说所传唐初名臣多受业通之门下，此乃通后人妄为之。然通自是一时大儒，惟亦非平地突起。当时北方儒风已达此境。则生气染习，唐初诸臣，固不必定得之通也。】
再继而有唐人对政治、社会上更坚实、更恢宏的建设。至于唐人之诗、文、艺术等，乃自唐代盛况下所孕育，非由此产生唐代之盛况。若或专从唐太宗等几个人物身上着眼去窥测，亦难得其真际。
此种政治、社会更方面合理的进展，后面显然有一个合理的观念或理想为之指导。
这种合理的观念与理想，即是民族历史之光明性，即是民族文化推进的原动力。他不必在某一个人的事业上表出，而是在整个民族的长时期的奋斗下，笃实光辉地产生。
从北魏到北周亦即隋唐，逐步进展，光明在黑暗的氛围中长养成熟，在和平的阶级下达其顶点。至于社会不是的动乱，只是黑暗与盲目势力给历史进展的一些波折。
要看当时中国民族新生命之复苏，应在此等处着眼。
第二十五 章盛运中之衰象（上）【唐代租税制度与兵役制度之废弛】
一项制度之创建，必先有创建该项制度之意识与精神。一项制度之推行，亦同样需要推行该项制度之意识与精神。
此种意识与精神逐渐晦昧懈弛，其制度亦即趋于腐化消失。
盛唐的命运，由于当时各项新制度之创建。【换言之，即某种意识与精神之达于具体现实化。】及此各项新制度日趋崩溃，【换言之，即某种意识与精神已丧失或转变不复存在。】而盛唐之盛亦遂不可久保。
一、由租庸调制到两税制
租庸调制的精神，不仅在于轻徭薄税，而尤重于为民制产。
推行此项制度，必先整顿籍帐。【正如北魏均田，必先成立三长制。】
户籍分九等，共三本。一留县，一送州，一送户部。【此为租、调之根据。】
计帐预定翌年之课役数。【此为庸之根据。】
武德六年制，“每岁一造帐，三年一造籍”。【州、县留五比，尚书省留三比。】
凡户口之新附、除籍、绝逃、籍没，田亩之应退、应授，均须逐年认真办理。【此即政府上下对此制度必先有一番精神，更不可无一种相当之意识也。】
杜佑通典以隋国计之富足，归功于高熲建输籍之法。按：熲在炀帝时奏：“人间课税，虽有定分，年常征纳，除注恒过多。长吏肆情，文帐出没，既无定簿，难以推校。乃为输籍之样，请遍下诸州。每年正月五日，县令巡人，各随近五党、三党共为一团，依样定户上下。”帝从之，自是奸无所容。则熲之输籍法，正有赖于详密周勤之吏治。
唐自武后乱国以来，民避徭役，逃亡渐多。田移豪户，官不收授。【其时已有括正户之举，见苏瑰传。】
到玄宗开元八年，乃重颁庸调法于天下。【制度废弛而求以法令挽回，苟不能唤起推行此项制度之精神与意识，则亦徒然。】
是时天下户未尝升降。监察御史宇文融献策，括籍外羡田、逃户。
自占者给复五年，每丁税钱千五百。诸道括得客户八十余万，田亦称是。州、县希旨，张虚数，以正田为羡，编户为客，岁终，籍钱数百万缗。【当时上下意识，已全不在轻徭薄赋与为民制产上着想。徒借法令求得隐漏，与民争财，如何得恢复往年创建租庸调制度时之精神！】
然版籍之不整理如故。
丁口转死非旧名，田亩移换非旧额，贫富升降非旧第，户部徒以空文总其故书。
朝廷再不注意到民生疾苦，而徒务于追征诛求。
旧制：人丁戍边者蠲其租、庸，六岁免归。玄宗方事夷狄，戍者多死不返。边将怙（hù）宠，不以死申，其贯籍之名不除。天宝中，王鉷（hóng）为户口使，遂案旧籍，除六年外，积征其家三十年租、庸。肃宗末，租庸使元载又按江、淮籍，【以江淮虽经兵荒，其民比诸道犹有赀产。】举八年租、调之违负及逋逃者，择豪吏为县令督之。民蓄榖十斛则重足待命，或聚山林为盗。
创建租庸调制度的意识与精神全不存在，而强欲以法令快上意，终不能有效。
其时政府则诛求苛刻，而社会则兼并炽行。【此实一事之两面。】
据天宝十四年统计，户数共八九十万有奇，【按：此数即多隐漏不可靠，说见下篇。】而课者五百三十四万有奇，不课者三百五十六万有奇。口数共五千二百九十万有奇，课者八百二十万有奇，不课者四千四百七十万有奇。不课者户占三之二，口占六之五。【唐制：鳏、寡、孤、独、废疾，不课；九品以上官，不课；部曲、客女、奴婢，不课。岂有此等得占三二、六五之理！】故杜佑谓：“开元、天宝以来，法令废弛，并兼之弊，有逾汉成、哀之间也。”【据开元十一年诏，其时王公、百官、豪富，或招农民垦辟荒地，熟则擅为私有；或非法收买口分、永业田；或私改簿籍，隐漏户口，占为已有；或以自典贴及收夺以为兼并。租庸调制之破坏，盖至此已达极点。】
及安、史乱后，户籍顿减，更难整理。
肃宗乾元三年，户一百九十万有奇，口一千六百九十万有奇。较之天宝十四年之数，户激减七百万，【五去其四。】口激减三千六百万，【三去其二。】战乱耗折，亦不至如此之钜。此亦以吏治废弛，兼并炽行，为其一重要原因也。
于是租庸调制乃不得不废弃而以“两税”制代之。【代宗大历元年诏：“天下苗一亩税钱十五。以国用急不待秋，方青苗即征之，号‘青苗钱’。又有‘地头钱’亩二十，通名‘青苗钱’。”此即以亩征税也。五年始定法：“夏上田亩税六升，下田四升。秋上田亩税五升，下田三升。青苗钱亩加一倍。”此夏、秋分征也。是皆“两税”制之先声。一制度之创建，必有其开先，无突然出现之理。】
“两税”制始于德宗建中元年，为宰相杨炎所创。
史称：“肃宗至德后，天下兵起，人户凋耗，版图空虚。赋敛之司，莫相统摄，纲目大坏。王赋所入无几，科敛凡数百名。废者不削，重者不去。吏因其苛，蚕食于人。富人多丁者，以宦学、释老得免；贫人无所讬，则丁存。故课免于上，而赋增于下。是以天下残瘁，荡为浮人。乡居土著者，百不四五。炎疾其弊，乃请为两税法。”
其制：凡百役之费，一钱之敛，先度其数而赋于人，量出以制人。
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行商者，在所州、县税三十之一。】税夏、秋两征。【夏输无过六月，秋输无过十一月。】租、庸、杂徭悉省。
其制简捷明白，可以止吏奸；而未必能惠民生。
史称两税制行，“人不土断而地著，不加敛而增入，版籍不造而得其虚实，贪吏不诫而奸无所取，轻重之权始归朝廷。”然当时识者如陆贽等极非之。惟以救时弊，竟不能革也。马端临谓：“因授田之名而重其户赋，田之授否不常，而赋之重者已不可复轻，遂至重为民病，此自魏至唐之中叶是也。自两税之法行而此弊革。”可见两税制在当时亦自有其所以为补救之意。盖既已不能为民制产，则视民财力而课税，亦不失为公平之道也。
以此制与租庸调制比，租庸调制税目分明，此则并归一项。授田征租之制，遂变为仅征租不授田。“为民制产”之精意全失，而社会贫富兼并，更因此而不可遏。
唐、宋庄园之成立即由此。陆贽奏议谓：“疆理隳坏，恣人相吞，无复畔限。富者兼地数万亩，贫者无容足之居。依托豪强，以为私属。贷其种食，赁其田卢。有田之家，坐食租税。
今京畿之内，每田一亩，官税五升；而私家收租，殆有亩至一石者，是二十倍于官税也。降及中等，租犹半之，是十倍于官税也。”【均节赋税恤百姓奏。】按：当时私租额比租庸调旧制已增到二十倍，即官税亦比租庸调制增高。
两种税制下之社会经济及其一般景况，自必激变，可想而知。又按：两税制户不问主、客，惟以见居为簿，此后所谓主户、客户者，乃全为农田兼并下之一种新名词。【其先则是土著与流移寄居之别。】
南宋胡宏【五峰集与刘信叔书。】论主、客户之关系，云：“蜂屯蚁聚，亦有君臣之义。自都甸至于州，而县，而都保，而主户，自主户至于客户，递相听从，以供王事，不可一日废。夫客户依主户以生，当供其役使，从其约束。客户或禀性狼悖；或习学末作；或肆饮博；或无妻之户，诱人妻女而逃；或丁口蕃多，衣食有余，稍能买田宅三、五亩，出立户名，便欲脱离主户而去。”【此见客户亦自有独立之私产与储蓄，并有转变其身分之可能，如史言北宋氾（fan；2）县李诚庄客，“皆建大第高廪，更为豪民”是也。客户可免国家之徭役，故有献产巨室以规免役者。然唐代有户税，宋代有丁钱，彼等盖仍为国家之公民。故北宋主、客户口丁数皆分别统计。此等特以经济上之租贷契约关系而受主户之管束，与汉代所谓奴隶、唐初所谓部曲户者不同。若认客户为农奴，则失之。又庄园主亦自向国家纳税。大历四年有“诸道将士荘田，缘防御勤劳，一切从九等输税”之诏。其取利亦不过在私租重而关税轻之间。此所谓“兼并”与“封建”之异。若以古代封建贵族目唐中叶以下之庄园田主，亦误。】
此可见两税制行后农田兼并下之一种情态，若与口分、永业之制相比，自可想见世运隆污之殊也。【北宋真宗天禧五年，主户六百余万，而客户则达二百六十余万，已几及主户之半数。仁宗宝元元年，主户六百四十余万，而客户则三百七十余万，逾主户之半数矣。佃农几常占全国户数三分之一，则世运之惨澹可知。】
又此制因出制入，与农业经济之情况亦不合。
农产有常额，故三年耕，有一年之蓄，以备非常；水旱荒歉，则减免田租。今量出为入，则有不顾田收，随意加征之弊。此后租税日重，颓势不可复返矣。
以货币纳税，亦为妨农利商。
此制行，纳税人以所供非所业，必将增价以市所无，减价以货所有。而豪家大商，积钱以逐轻重，农人将日困。杨炎此制，本以便政府，不为农民计也。【穆宗时，用尚书杨于陵言，两税皆易以布帛、丝、纩（kuàng－丝绵絮。）。五代时，吴徐知诰用宋齐邱言，税收悉以榖、帛、紬、绢。于时皆称惠益。宋代复输钱，折变之制，大为民病。为绢者倍折而为钱，再折而为银。银愈贵，钱愈难得，榖愈不可售。使民*粜而贵折，则大熟之岁反为民害，而民生无苏息之日矣。】
以后的税制，只能沿着杨炎的两税制稍事修改，竟不能再回到租庸调制的路上去。正因为一个制度的推行，必有与其相副的一种精神与意识，否则此制度即毁灭不能存在。从北魏到唐初，在中国士大夫心中涌出的一段吏治精神，唐中叶以后已不复有，则相隋而起的种种制度，自必同归于尽。
二、自府兵到方镇与禁兵
府兵制度亦在同样命运下消灭。【换言之，府兵制度之破坏，全在时人对此制度所与的精神以及意识上之转变。】旧制，诸卫将军皆选勋德信臣。武后之世则多以外戚无能及降虏处之。
贞观时，府兵宿卫，太宗常引与共同习射。
上日引诸卫将卒数百人，习射于显德殿。谕之曰：“戎狄侵盗，自古有之。患在边境小安，则人主逸游忘战。今朕不使汝曹穿池筑苑，专习弓矢。居闲无事为汝师，突厥入寇为汝将。庶中国之民，可以少安。”由是人思自励。数年间，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