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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0章

国史大纲-第4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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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后本卫多以假姻戚家,役使如奴隶。
武后以来,承平日久,府兵为人所贱。百姓耻之,至蒸熨手足以避其役。番上者皆贫羸受雇而来。
  
旧制,折冲、果毅出身优越。【马周云:“折冲、果毅先入为中郎将,次始补郡守。】后则历年不迁,为士大夫所耻为。
旧制,府兵征役得授勋级;死事,勅使吊祭,追赠官职。后则勋官、督役与白丁无别,死事更不借问。赏既不行,并多伪勋舞弊。【高宗时,刘仁轨、魏元忠等均已极论其事。魏云:“苏定方定辽东,李勣(jì)破平壤,赏绝不行。将吏率多贪暴,所务惟狗马,所求惟财物。”刘疏比论贞观、显庆异同尤详切。】

旧制,府兵皆富室强丁,始得为之。其后则渐成贫弱,【府兵出征不赏,则较农民更苦瘁,自必贫弱。】无力上番宿卫,遂至逃亡。
唐关内府兵已远及朔方边陲,武后时,番上者即已因贫不能自致。

旧制,四方有事则命将以出,事解辄罢,兵散于府,不失田业。其后则征镇不息。【先天二年诏:“往昔分建府卫,计户充兵,裁足周事,二十一入募,六十一出军,多惮劳以规避匿。今宜取二十五以上,五十而免。屡征镇者,十年免之。”虽有其言,而事不克行。】

旧制,府兵戍边三岁而代。其后则增至六年。【以劳于途路,乃募能更住三年者,赐物二十段,谓之“召募”。遂令诸军皆募,谓之“健儿”。事始玄宗时。】天宝以后,戍兵还归者无一、二。
杜甫诗:“一从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营田,去时里正与裹头,归来头白还戍边”时戍者,多赍(jī)缯帛自随,边将诱之寄府库。既拥兵自重,又杂使宫私。昼则苦役,夜絷(zhí)地牢,利其死而没其财。【其虐如此,而不敢怨叛,以府兵自有家业,恐累亲族也。】李泌谓:“山东之人,惩天宝之苦,故甘心为贼【藩镇。】用。”

旧制,府士缺额,须随时补足。以后则无人注意及此。
府兵制的创建与推行,一面是由于对国家武装之深谋远虑,一面是由于对农民生活之忠诚恻怛(dá)。在此两种精神下,始可有府兵制之创建与推行。

社会和平既久,文治日隆,骄纵日恣,对国家武装,不再有忧勤惕厉之感。非漫不关心,即穷兵黩武,滥用民力。对府兵本身,更没有一种合理的人道观念。从精神的转变,影响到制度,使其不能存在。于是遂有所谓“彍(guō)骑”制。
  
“彍骑”制始于玄宗时张说之建策。【彍骑之兴,在开元十一年,初名“长从宿卫”,至开元十三年始有“彍骑”名。】
以当番卫士因贫弱逃亡略尽,请一切召募强壮,不简色役,优为条例。逋逃者争来应募,旬日得精兵十三万,分系诸卫,更番上下,以实京师。此即以后所谓彍骑。
  
其实彍骑与府兵还是大同小异。一样的于农家中挑募富强。【既以强壮募,又优为条例,则富强仍兼有之。】一面授田耕种,一面轮番宿卫,惟与府兵制不同者,府兵遍及全国,彍骑则只在京师。府兵兼负征戍,彍骑则专于宿卫。
  
彍骑只是府兵制之缩小范围,正因其精神不够推行之故。
  
因为彍骑还只是府兵制之缩小范围,故至天宝以后,连彍骑亦不能存在。【在上者精神不贯注,则经历相当时期,折冲府依然无兵可交。以前召募的,现在仍然逃亡。】
  
自此唐代只有所谓“方镇”的边兵,【开元二十五年始募丁壮,长充边军。】与中央的禁兵。
  
边兵统于番将,禁兵统于宦官。他们既坐食优俸,吮吸人民的膏血,却并不能对国家社会有丝毫贡献,只促进唐室之乱亡,使中国史再钻入黑暗的地狱中去。
刘贲(bēn)对策谓:“首一戴武弁(biàn),疾文吏如仇讐(chóu);足一蹈军门,视农民如草芥。”唐末军人意态如此。
  
唐代的租庸调制与府兵制,是两个古代社会蜕变未尽的制度,大体精神颇与汉制为近。自唐以下,租税与兵役都走入新方向,和汉、唐绝然不同。

租税不整顿,农民生活无法繁荣;兵役不整顿,国家武装无法健全。后世中国遂想望汉、唐之富强而不可几及,这是重大的一种因素。

 
第二十六 章盛运中之衰象(下)【唐代政府官吏与士人之腐化】 


 



唐代的租庸调制和府兵制,结束了古代的社会。其政府组织和科举制,则开创了后代的政府。但后两者亦各有其流弊与缺点。

一、政权之无限止的解放

科举制让人自由应考,即是广泛的开放政权。此制度容易引起士人充斥、官员多之患。而且唐初入仕之途极广,科举选不过是其间的一项。


 

 


 


唐代的租庸调制和府兵制,结束了古代的社会。其政府组织和科举制,则开创了后代的政府。但后两者亦各有其流弊与缺点。

一、政权之无限止的解放

科举制让人自由应考,即是广泛的开放政权。此制度容易引起士人充斥、官员多之患。而且唐初入仕之途极广,科举选不过是其间的一项。
高宗时刘祥道疏:“岁入流千五百,经学、时务比杂色人,三分不及一。”玄宗时杨瑒言:“唐兴,二监【指两京之国子监。】举者千百数,当选者十之二,考功覆校以第。谓经明行修,故无多少之限。今考功限天下明经、进士岁百人,二监之得无几。且以流外及诸色仕者岁二千,通明经、进士十倍。”按:贞元十八年又赦:“自今以后,每年考试所取明经不得过百人,进士不得过二十人。”

于是“官员有数,入流无限,以有数供无限,人随岁积”。【高宗显庆二年,黄门侍郎刘祥道奏语。】
刘祥道奏谓:“今内外文武宫,一品以下、九品以上,一万三千四百六十五员。年取五百人,三十年得一万五千人,已有剩无少。”而当时每年入流数过千四百人。武后时纳言魏玄同上疏:“诸色入流,岁以千计。羣司列位,无复新加,官有常员,人无定限。选集之始,雾积云屯,擢叙于终,十不收一。”【东汉以二十万人举一孝廉,即最盛时亦不逾三百人。】

其势循至于为人择官,而非为官捧人。其时则“官倍于古, 士十于官,求官者又十于士。 于是士无官,官乏禄,而吏扰人。”【玄宗时刘秩语。】
通典云:“按格令,内外官万八千八百五员;而合入官者,自诸馆学生已降,凡十二万余员。其外文武贡士,及应制、军功、使劳、征辟、奏荐,诸以亲荫等,大率约八、九人争官一员。”

在此情势下,政府的用人,遂至于徒循资格,推排禄位。
开元时选人渐多,有出身二十年不获禄者。裴光庭为吏部尚书,乃定循资格之制。自下升上,限年蹑级。其有异才高行,听擢不次。然有其制,无其事。有司但守文奉式,循资例而已。庸愚沉滞者皆喜,谓之“圣书”。按:此制崔亮已行之于后魏,裴光庭以后,遂莫能革。

然而禄位仍有限,资格仍无穷。在政海角逐中,渐渐分成朋党,而使在上者亦束缚困制,无可展布。
唐宰相犹得不次用人。代宗时,崔佑甫为相,日除十数人,未逾年,除吏八百员。或谤其所除多涉亲故,佑甫曰:“进拟庶官,必量能补任,若素不知闻,何由察其言行?”识者是之。宪宗时,李吉甫为相,谓学士裴垍曰:“吉甫自尚书郎流落远地十余年,后进人物,罕所接识。君多精鉴,幸闻今之才杰。”垍取笔疏其名氏,得三十余人,数月之内、选用略尽。当时翕然有“得人”称。自文宗以下,朋党议兴,由是进用一官,迁除一吏,各相顾瞻,恐涉讥议。

以前的弊害,在于社会有特殊阶级【门第。】之存在,政权不公开,政治事业只操于少数人之手。现在的弊害,则因特权阶级逐步衰落,社会各方面人平流竞进,皆得有参政之机会,而政权一解放,政治事业时有不易督责推动之苦。

德宗时沈既济言近代之失“四太”,“入仕之门太多,世胄之家太优,禄利之资太厚,督责之令太薄。”此即申说当时政局之此种病象也。

以上所说,其先并不即是科举制之弊病,只是科举制亦在此种政权公开之趋势下存在。此后科举制逐步推进,入仕之途,逐步集中到科举一门之下,则上述种种病痛,亦全由科举制来保留。

照理论,国家一面公开政权,一面便应实施教育,好使两者分途并进,此在贞观初年颇有其意。
贞观五年以后,太宗屡幸国学,增创学舍一千二百间。国学、太学、四门学,均增生员额。书、算 各置博士。凡三千二百六十员。屯营飞骑,亦给博士,授以经业。螅觥偌谩⑿侣蕖⒏卟⑼罗罟嗲沧拥芮肴牍А9е冢饲в嗳耍涫⑽潘从小

但一到高宗、武后时,此风凌替。
旧唐书儒学传:“高宗嗣位,政教渐衰,薄于儒术,尤重文吏。醇醲日去,华竞日张。则天称制,以权道临下。不吝官爵,取悦当时。生徒不复以经学为意,二十年间,学校顿时隳废。” 新书儒学传谓其时“诸王、驸马皆得领祭酒”,其腐败可想。故刘祥道上疏,谓:“永徽以来,庠序诸生,未闻甄异,奖励之道未周。”

 

 




而中宗时,韦嗣立上疏,谓:“国家自永淳以来,二十余载,国学废散,胄子衰缺。时轻儒学之官,莫存章句之选。贵门后进,竞以侥幸升班。寒族常流,复因凌替弛业。”盖武后“重用刑,轻用官”。【杨嗣复语。】
韦氏当国,亦“擅擢士大夫”。【杨瑒语。】至太平公主亦常推荐天下士,谓儒者多窭狭,厚持金帛谢之,以动大议,远近翕然归向。经此数番捣乱,士风激变,儒业骤衰,而学校之政终于不振。唐太宗尝问王珪:“近世为国者益不及前古,何也?”对曰:“汉世尚儒术,宰相多用经术士,故风俗淳厚。近世重文轻儒,参以法律,此治化之所以益衰。”唐高宗、武后以后之弊象,王珪已逆知之矣。

国家既无教育,而空悬一格以为考试。【此犹专据科举言。诸色人流,以及世胄门荫,并以无之。】而考试标准又渐渐趋重于进士科之诗赋。

隋大业置进十科,试策问。唐初亦因之。螅谟缆《辏脊υ蓖饫闪跛剂⒀裕骸敖课┧芯刹撸奘挡拧!彼熠肯仁栽游牧狡ㄎ穆扇缓笫圆摺K皆游模词持唷P谔毂κ辉兀骸敖撂韧ǎ耸晕摹⑹愿掣饕黄耐耸圆摺!笨杉靠圃谟缆∫郧爸褂卸圆撸惶毂σ郧坝胁摺⒂惺常惶毂σ院笥刑⒂胁摺⒂惺场K嫡呶剿逡允橙∈浚词恰N┒圆叨嗫沙┳始撬校鸶呦隆⒍ㄓ帕樱允澄穆晌钜恕9蚀厦鞑潘迹啾即沼诖艘病

开元以后,成为风气。
开元以前,未尝专尚进士枓,故天下名士杂出他途。开元以后始尊崇之,故当时名士中此科者十常七、八。其后则公卿非进土出身不为美。开元二十五年敕:“进士以声韵为学,多昧古今;明经以帖诵为功,罕穷旨趣”,是当时未尝不知其流弊,而无以为变。

全国上下尚文之风日盛,尚实之意日衰。
此亦武后时开之。【史称:“永淳以来,台阁髦(máo)彦无不以文章达,“而中书舍人尤为朝廷盛选,诸官莫比。”相传武后天授元年,寿春君王盛器兄弟初出阁,同日受册,有司撰仪注,忘载册文。及百寮在列,方知阙礼,宰臣相顾失色。中书舍人王勃立召小史五人,各令执笔,口授分写,同时须臾俱毕。词理典赡,时人叹服。当时所艳称之故事率如此。又,自王通至王勃,一家学术之变,即可以觇世尚也。】武后诏张昌宗撰三教珠英,文学士李峤、阎朝隐、徐彦伯、张说、宋之问、崔湜、富嘉谋等二十六人助成之。阎朝隐为武后祷疾少室山,沐浴伏身俎盘,为牺请代。宋之问等至为易之奉溺器。二张诛,朝官房融、崔神庆、崔融、李峤、宋之问、杜审言、沈佺期、阎朝隐等皆坐窜逐。后之问又谄事太平公主见用。安乐公主权盛,复往谐结。此可见当时朝士风习矣。

诗赋日工,吏治日坏。
杜佑通典论此,曰:“国家贞观中,有户三百万。至天宝末,百三十余年,才如隋氏之数。圣唐之盛,迈于西汉,天下编户合逾元始之间,而名籍所少三百余万。直以选贤授任,多在艺文。才与职乖,法因事弊。隳循名责实之义,阙考言询事之道。习程典,亲簿领,谓之浅俗;务根本,去枝叶,目以迂阔。职事委于羣胥,货贿行于公府,而至此也。”【长庆初,给事中丁公著高穆宗:“国家自天宝以后,风俗奢靡,宴处群饮,以喧哗沉湎为乐。届重位、秉大权者,尤杂倨肆于公吏之前,曾无愧耻。公私相效,渐以成俗。由是物务多废。”此可与杜佑之言相参证。重艺文,习奢靡,其事亦相因也。】

唐代政治界的风习,大有从北朝经术转向南朝文学的意味。这亦是唐代盛运中衰征之一。【宋神宗讥唐太宗“为文学庾信”,郑毅夫谓太宗“文章纤靡,不与功业称”。炀帝雎好文,而犹能矫南土之弊;太宗转溺南风。南方之文采风流,终于战胜北人之朴厚,为隋、唐统一盛运中一极可注意之亊,又会昌四年中书门下奏:“齐月断屠,出于释氏。国初风俗,犹近梁、陈:卿相大臣,颇遵此教。”即孔颖达诸人为五经正义,亦多行南废北。


 

 


 

二、政府组织之无限止的扩大

政权无限制解放,同时政府组织亦无限制扩大。【时则有三省、九寺、一台(御史)、五监(国子、少府、军器、将作、都水。)唐代的政府组织,其第一可见的缺点,即为重规叠矩,有许多骈拇无用的机关。
范祖禹谓:“既有太尉、司徒、司空,而又有尚书省,是政出于二。既有尚书省,又有九寺,是政出于三。本朝裕陵【神宗。】好观六礼,元丰官制尽用之。中书造命,门下审覆,尚书奉行,机事往往留滞,上意亦颇以为悔。”

六部与九寺,职权即多重叠。
太常、宗正、鸿胪可入礼部,光禄、卫尉、太仆可入兵部,大理【即廷尉。】入刑部,司农入户部,少府入工部。大体均可消并。
北周书:“太祖以汉、魏官繁,思革前弊。大统中,命苏绰、卢辩依周制改创其事。”通典谓:“后周依周礼置六官,而年代短促,人情相习已久,不能革其视听,故隋氏复废六官,多依北齐之制。官职重设,庶务烦滞。加六尚书似周官之六卿,又更别立寺监,则户部与太府分地官司徒职事,礼部与太常分春官宗伯职事,刑部与大理分秋官司寇职事,工部与将作分冬官司空职事。
自余百司之任,多类于斯,欲求理要,实在简省。”今按:九寺乃古代封建政治之遗骸,为王室之仆佣。南北朝中央势微,王室衰替,则九寺职权日失其绪。西魏王室最为单孤,故北周君臣独有意于模古更新。惜乎隋代不能完此美意,隋文存心蔑其前代,改袭北齐,而六尚之制,实则仍蹈北周六卿之体貌,则无怪与九寺为复沓,有如杜氏之讥矣。
唐兴诸儒,亦未能穷究治要,遂使九寺骈拇,依然存在。玄宗时制唐六典,虽亦意准周礼,不知九寺固非周礼所有,仍不能荡涤更新,是则北周君臣一番创作之精神,实未为隋、唐所接纳也。故隋、唐而后,中国史上虽不复有古昔封建时代之贵族,而仍存古昔封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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