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史大纲-第5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苏辙元祐会计录序谓：“以宗室言，皇佑节度使三，今则九。【三倍。】皇佑两使留后一，今则八。【八倍。】观察使一，今十五。【十五倍。】防御使四，今四十二。【十倍。】以百官言，景德大夫【时为诸曹郎中。】三十九，今二百三十。【七陪。】景德朝奉郎以上【时为员外郎。】一百六十五，今六百九十五。【五倍。】承议郎【时为博士。】一百二十七，今三百六十九。【三倍。】奉议郎【时为三丞。】一百四十八，今四百三十一。【三倍。】官冗之势，有增无已。”
若依范仲淹所谕，岂得至是。南宋宝佑四年朱熠言：“境土蹙而赋税日繁，官吏增而调度日广。景德、庆历时以三百二十余郡之财赋，供一万余员之俸禄；今以一百余郡之事力，而赡二万四千余员之冗官。”盖宋之不振，始终病于官冗也。
朝野杂记甲集卷十七谓：“祖宗时中都吏禄兵廪之费，全岁不过百五十万缗。元丰间，月支三十六万。宣和崇侈无度，月支百二十万。渡江之初，月支亦不过八十万。淳熙末，朝廷无事，乃月支百二十万，拟于宣和。非泛所支，及金银绵绢不与焉。”官冗则费不节，此又自然必至之势也。
冗官不革，政治绝无可以推行之理。
群书考索续编：“嘉祐推恩裁数十人，治平三百人，熙宁之六年，乃至四、五百人，日暮途远，求田问舍之不暇，何暇谋国家事哉！”元丰三年行新官制，仍无救于官冗。元祐三年翟思奏：“昔以—官治之者，今析为四、五。昔以一吏主之者，今增为六、七。官愈多，吏愈众，禄愈广，事愈繁。
朝廷文移下尚书省，又付吏部，又下寺监，又下所领库务。自下达上亦然。”又云：“有吏部，又有太常寺。有膳部，又有光禄勋。户部之有司农，主客之有鸿胪，驾部之有太仆，库部之有卫尉，工部之有将作军器，水部之有都水监，皆重叠置官，例可减省。”按：元丰改制，一依唐规。不知唐代政府组织，已嫌臃肿膨大，宋在冗官极甚之世，而效唐制，自不能彻底。汉之中都官，不及宋什一，郡守少于宋而令长过之，此宋代治政所以终不足以追古。
亦有明明可省的费，而安石不主节省。
熙宁元年【时安石尚未相。】十一月郊，执政以河朔旱伤，国用不足，乞勿赐金帛。司马光谓：“救灾节用，当自贵近始。”主听之。安石谓：“大臣不能当辞职，不当辞禄。国用不足，只缘无善理财之人。善理财则不加赋而国用足。”光曰：“天地所生，财货百物，不在民则在官。设法夺民，害甚于加赋。”
今按：南郊赐赉，本属陋规。大臣辞赏，其意甚是，与辞禄不同。农业经济的社会，生产量亦不能急激增进。依宋室当时实况，颇多可撙（zǔn）节处。安石只谓“自古治世未尝以财不足为患，患在治财无其道”，【上仁宗皇帝万言书中语。】不知治财之道。亦有一部分必从撙节入手。否则徒求开源，而浪费日增，如与影竞走，终无及理。
若说再在百姓身上设法括取，则那时的百姓，实有不堪再括之苦。
宋初岁入，已两倍于唐，至熙宁时当不啻二、三十倍。韩琦论青苗，谓：“今天下田税已重，又随亩有农具、牛皮、盐钱、面钱、鞋钱之类，凡十余名件，谓之杂钱。每遇夏秋起纳，官中更将绸绢斛斗低估价例，令民将此杂钱折纳。又每岁将官盐散与人户，谓之蚕盐，令民折纳绢帛。更有预买，转运司和买两色绸绢，如此之类，不可悉举。取利已厚，伤农已深。奈何更引周礼，谓放青苗取利，乃周公太平已试之法！”
今按：宋代租额，已七倍于唐。【见林动政本书。又谓：“加夏税钱通计无虑十倍。”】今复于两税外增免役、助役钱，【役即庸也，两税中已兼租庸调。】反对者谓“上户则便，下户实难”，语非无理。又于额用已足外，复增取二分谓之“宽剩”，则下户、单丁、女户更困。又青苗免役赋敛多责见钱，农民何以堪？
而熙宁、元丰的财计，居然一时称富，则掊克聚敛，自然难免。
苏辙谓：“善为国者藏之民，其次藏之州郡。熙宁以来，言利之臣，不知本末，【欲求富国，而先困转运司。转运司既困，则上供不继。上供不继，而户部亦惫。】内帑别藏，虽积如丘山，而委为朽壤，无益于算。”毕仲游 与司马光书谓：“以诸路所积钱粟，一扫地官，经费可支二十年之用。”安焘亦谓：“熙宁、元丰间，中外府库，无不充衍，小邑所积钱米，亦不减二十万。”【据此不仅中央多积，虽州县亦有盈，惟民力为难继耳。】陈次仲谠论集上徽宗论中都费用状亦谓：“臣闻元丰库昔年所积财帛甚多，近岁开边，支遣殆尽。”
安石推行新政的又一缺点，在于只知认定一个目标，而没有注意到实际政治上连带的几许重要事件。
程颢本赞成新法，其后亦转入反封派方面。尝谓：“众心暌乖，则有言不信。万邦协和，则所为必成。举一偏而尽沮公议，因小事而先失众心，权其轻重，未见其可。”
而且还带有急刻的心理。
范纯仁告神宗：“道远者理当驯致，事大不可速成，人才不可急求，积弊不可顿革。傥欲事功急就，必为憸（xiān）佞所乘。”程、范所言，实中安石新政之膏肓要病。曾巩亦曾致书安石细论之，惜乎安石不之悟也。
安石以神宗 熙宁二年为相，至熙宁六年，先后共五年，新法次第成立。
二年二月 王安石参知政事，立制置三司条例司。
四月 遣刘彝、谢卿材、侯叔献，程颢、庐秉、王汝翼、鲁伉、王广廉八人行诸路，察农田、水利、赋役。【五月，翰林学士郑獬、知制诰钱公辅罢。六月，御史中丞吕诲罢。】
七月 立淮、浙、江、湖六路均输法。【八月，侍御史刘琦、御史里行钱觊贬。知谏院范纯仁罢。条例司检详文字苏辙罢。】
九月 行青苗法。【十月，宰臣富弼罢。】
十一月 颁农田水利约束。
闰月 置诸路提举官。
三年十二月 改诸路更戍法，立保甲法，及募役法。【三月，贬知审官院孙觉。四月，贬御史中丞吕公著。罢监察御史里行程颢、张戬，右正言李常。九月，宰臣曾公亮罢。十月，翰林学士范镇致仕。】
四年二月 更定科举法。【四月，出直使馆苏轼。七月，监察御吏里行刘挚罢。又贬御史中丞杨绘。】
五年三月 行市易法。
五月 行保甲养马法。
八月 颁方田均税法。
六年九月 收免行钱。【四月，枢密文彦博罢。】
此等新法，即谓用意全是，大体上非长时间慎密推行，不易见效。
如方田均税法，亦先有行者，而不胜其弊。欧阳修初亦主均田，【见文忠集卷百三。】嗣乃谓其不便。【祥长编一百九十二。】其他如保甲等法，更需推行有渐，又必有善体法意之良吏。
其利弊全看实际吏治的情况。
熙宁六年张商英上五事札子谓：“陛下即位五年，更张改造者数十百事。其中法最大、议论最多者有五：曰和戎，曰青苗，曰免役，曰保甲，曰市易。和戎之策已效，青苗之令已行。惟免役、保甲、市易三者，有大利害焉。得其人而缓图之，则为大利；不然则为大害。愿陛下与大臣安静休息，择人而行之。苟一事未已，一事复兴，终莫见其成矣。”张氏此言，可与上引范纯仁说同看。新法利弊，尽在此中也。
如青苗、市易等，无论立法用意如何，并不是必须激急推行，不可复缓。安石为力持此等新法之推进，至不惜牺牲许多不应放过的人事上之助力，实在是他的失策。【如欧阳修为竭力奖进王安石之前辈，司马光为安石同时好友，程颢为很有意襄助安石的人，均不能与安石始终共事，实为安石失败之最大原因。苏轼奏论新法，谓：“臣非敢历诋新政，苟为异论。如近日裁减皇族恩例，刊定任子条式，修营器械，阅习鼓旗，物议既允，臣安敢有辞？”时反对新法者大体皆君子，安石宽以图之，未必无和衷共济之路。】所以当时人说他性情执拗，不晓事。唐介言安石“好学泥古”，孙固言安石“狷狭少容”，皆中其病。又说他只能做翰林学士，不该做宰相。【此韩琦语。】
熙宁七年四月，权罢新法，安石去位。八年二月复相，九年十月又去。以后神宗依然照着安石所定新法推行。至元丰八年神宗卒，先后一共不过十七年。即使举朝一致，尽力推行，此等各项新制，均牵涉全国经济民生，未必即可有稳固之基础与确定之成效。何论其常在议论喧豗（huī）、意见水火之中？而神宗一死，新法即废。所以王安石新法的失败，一部分是行政技术上的问题。
安石未免自视过高。
反对他的，他便骂他们“不读书”。【安石初相，争新法，议论不协，安石曰：“公辈坐不读书耳。”】说他们是“流俗”。【安石告神宗：“陛下欲以先王正道胜天下流俗，故与天卜流俗相为重轻。流俗权重，则天下之人归流俗。陛下权重，则天下之人归陛下。”神宗信之，故益依安石，不顾群情矣。】又固执不受人言。【当时谓安石有“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议论不足恤”之狂论。】
而结果为群小所包围，当时批评安石者大致如此。
至于如吕诲等遽（jù）骂安石为大奸大诈，时新法尚未行，即司马光等亦觉吕诲弹之太过，宜乎不足以动神宗之信托。
安石的最大弊病，还在仅看重死的法制，而忽视了活的人事。
依照当时情祝，非先澄清吏治，不足以宽养民力。非宽养民力，不足以厚培国本。非厚培国本，不足以遽希武功。安石的新政，一面既忽略了基本的人的问题，一面又抱有急功速效的心理。在国内新政措施全无头绪的当日，却同时引起边衅，对外便觊开疆用武。【此亦安石看事太易处。】因此更是加意聚敛，而忽略了为国家的百年长计。
熙宁元年，富弼入觐（jìn），神宗问边事，弼曰：“愿陛下二十年口不言兵。”时神宗年二十，方锐意有为，闻弼语，为之默然。安石相，始务拓境。神宗问王韶边费，安石喻韶不必尽对。然自王韶开熙河，种谔开绥州，而徐熙卒有永乐之败。事在元丰五年。史称：“官军、熟羌、义保死者六十万人，钱、粟、银、绢以万数者不可胜计。帝临朝痛悼，而夏人亦困弊。”对辽则割让河东地七百里。事在熙宁八年。惟先有意于边功，遂不期而亟亟于聚敛耳。
南宋时，陈亮评安石新政，从宋代建国的本原立论，可谓中其症结。
亮谓：“唐自肃、代以后，上失其柄，藩镇自相雄长，卒以成君弱臣强，正统数易之祸。艺祖皇帝兴，藩镇拱手以趋约束，列郡各得自达于京师，兵皆天子之兵，财皆天子之财，郡、县不得以一事自专。二百年太平之基，从此而立。然契丹遂得以猖狂恣睢，与中国抗衡。庆历诸臣，亦尝愤中国之势不振矣，而其大要则使群臣争进其说，更法易令，而庙堂轻。严按察之权，邀功生事，而郡、县又轻。岂惟于立国之势无所助，又从而朘削（juān xuē）之。卒发神宗皇帝之大愤，王安石以正法度之说，首合圣意。其实欲藉天下之兵，尽归朝廷，别行教阅以为强。括郡、县之利，尽入朝廷，别行封桩以为富。彼盖不知朝廷立国之势，正患文为之太密，事权之太专；郡、县太轻于下，而委琐不足恃；兵财太关于上，而重迟不易举，而安石竭之不遗余力，不知立国本末，真不足以谋国也。”
但安石新政，虽属失败，毕竟在其政制的后面，有一套高远的理想。
举要言之，约有三项。如保甲制度等，则欲造成一个兵农合一，武装自卫的社会。方田、青苗、均输、市易制度等，则欲造成一个裁抑兼并，上下俱足的社会。兴学校、改科举制度等，别欲造成一个开明合理，教育普及的社会。安石自谓“经术所以经世务”，又劝神宗“为治首择术，当法尧舜，何必唐太宗”，正在此等处也。
这一种理想，自有深远的泉源，决不是只在应付现实，建立功名的观念下所能产生。
因此在王安石新政的后面，别有所谓“新学”。
于是有所谓三经新义之颁行。【王氏诗、书、周礼注，称“三经新义”。】刘静春谓：“王介甫不凭注疏，欲修圣人之经；不凭今之法令，欲新天下之法；可谓知务。后之君子，必不安于注疏之学，必不局于法令之文。此二者既正，人才自出，治道自举。”按：宋学实尽于刘之二语。
安石的新政虽失败，而新学则不断的有继起者。
安石新法，虽为同时反对，其新经义，则虽同时政敌，亦推尊之。司马光只谓其“不合以一家之学，盖掩先儒”而已。刘挚亦谓：“王安石经训，视诸儒义说，得圣贤之意为多。”吕陶亦谓：“先儒传注未必尽是，王氏之解未必尽非。”时国子司业黄隐觊时迎合，欲废王氏经义，竟大为诸儒所非。【事在元祐年十月。】盖就大体言，则当时反对新政诸人，固自与安石仍在同一立场也。
直到朱熹出来，他的四书集注，成为元、明、清三代七百年的取士标准。其实还是沿着王安石新经义的路子。
范仲淹、王安石革新政治的抱负，相继失败了，他们做人为学的精神与意气，则依然为后人所师法，直到最近期的中国。
第三十三章 新旧党争与南北人才【元祐以下】
一、熙宁新党与南人
王安石的新法，不能说有成功，然而王安石确是有伟大抱负与高远理想的人。他新法之招人反对，根本上似乎还含有一个新旧思想的冲突。
所谓新旧思想之冲突，亦可说是两种态度之冲突。此两种态度，隐约表现在南北地域的区分上。
新党大率多南方人，反对派则大率是北方人。
宋室相传有“不相南人”的教戒。【无论其说确否，要之宋初南方人不为相则系事实。】然而南方人的势力，却一步一步地侵逼到北方人上面去。真宗时的王钦若，仁宗时的晏殊，都打破了南人不为相的先例。
宋史王旦传：“真宗欲相王钦若，旦曰：‘臣见祖宗朝未尝有南人当国者。虽称立贤无方，然须贤乃可。臣为宰相，不敢沮抑人，然此亦公论也。’真宗乃止，旦没后，钦若始大用。语人曰：‘为王公迟我十年作宰相。’”或谓真宗问王旦：“祖宗时有宓（mì）谶，云南人不可作相，此岂立贤无方之义”云云。见曲洧（wěi）旧闻。真宗景德初，晏殊以神童荐，与进士并试，赐同进士出身。寇准曰：“惜殊乃江外人。”帝顾曰：“张九龄非江外人耶？”又陆游谓：“天圣以前多用北人，寇准持之尤力。”
而南方人在当时，显然是站在开新风气之最前线。
晁以道尝言：“本朝文物之盛，自国初至昭陵【仁宗】时。并从江南来，二徐兄弟【锴、铉（xuàn）】以儒学，二杨叔侄【紘（hóng）、亿。】以词章，刁衍、杜镐（gǎo）以明习典故，而晏丞相、【殊。】欧阳少师【修。】巍乎为一世龙门。纪纲法度，号令文章，灿然具备。庆历间人材彬彬，皆出于大江之南。”
在野学校之提倡，【晏殊知应天府，延范仲淹教生徒。自五代以来学校废，兴学自殊始。及仲淹守苏州，首建郡学，聘胡瑗为师。】在朝风节之振厉，【范仲淹为秘阁校理，每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一时士大夫矫厉尚风节，自此始。】文章之盛，【尤著者为欧阳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