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史大纲-第5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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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不敢独排众议，力主和局。因和乃双方事，万一一方肯和，一方不肯，和局即破。桧无把握，不肯冒昧肩此重担。魏矼（kòng）为桧力陈敌情难保，桧曰：“公以智料敌，桧以诚待敌。”矼曰：“相公固以诚待敌，第恐敌不以诚待公。”夫桧岂以诚待人者？桧自以智料敌，而魏矼辈特为桧所蒙耳。】一面窥破高宗之隐私，【绍兴八年之和议，高宗态度极坚决。以前高宗欲和，由畏惧金兵，故不听李纲、宗泽，而用黄潜善、汪伯彦。现在是深恐金人拥立钦宗，于己不利，故又重用秦桧。】遂出来力主和议，因此再登相位。
秦桧第一次相在绍兴元年八月，其时桧主“南自南，北自北”，以河北人还金，中原人还刘豫，与金人“还俘画江”之义吻合。故知桧之与金，当先有默契。惟其时南宋国势渐稳定，高宗畏金心理渐淡，故每每游移于和战两途间。帝谓：“桧议南自南、北自北，朕北人，将安归？”然终谓桧朴忠过人。盖桧之敢于出负和议重任之一点，已为高宗所赏识矣。
桧于绍兴二年六月罢相，及金人废刘豫，扬言“请汝旧主人少帝【钦宗。】来此坐位。”高宗乃又一意求和。七年十一月豫废，而八年三月，秦桧复为右仆射。高宗与桧君臣互为狼狈，朱子谓：“桧藉外权以专宠利，窃主柄以遂奸谋。”盖实语也。【靖康时，金人攻汴，求三镇，桧上兵机四事，力辟和议，遂以知名。后相高宗，力持和议，谓曾开曰：“公自取大名以去，如桧但知济国事耳。”自前言之何其激，自后言之何其平。桧之为人，先后不符，诚大奸哉！”】
南方一致反对和议的空气，好容易为秦桧所压下，而北方对和局的政策忽然变了。
蒲卢虎、【宗磐。】讹鲁观【宗隽（juàn）】以谋叛被诛，挞懒亦以与宋交通罪见杀。缓进派失败，急进派【兀术等。】得势。他们反对和议的主要点在第二条，放弃河南刘豫故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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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九年，金兀术毁成约，执宋使，分道南侵，再取河南、陕西州郡，宋亦出兵。【因对方主战，而这一面的主战派重见抬头。】
宋兵在这一次战事中，得到好几回胜利。如：
刘錡（qí）顺昌之捷。【此捷最著，在十年六月，宋汝为上丞相书谓：“承平日久，人不知兵，今诸将人人知奋，故顺昌孤垒，力挫敌锋，使之狼狈逃遁。”系年要录引顺昌破敌录：“兀术未败，秦桧已奏俾（bǐ）錡择利班师。”】
吴璘（lín）扶风之捷。【事在绍兴十年六月，璘屡败金人，亦以有诏班师而止。】
岳飞郾城之捷。【郾城之捷在十年七月。六月，命司农少卿李若虚往湖北京西宣抚使岳飞军前计事，若虚见飞于德安府，谕以面得上旨，兵不可轻动，宜且班师。飞不听，若虚曰：“事既尔，势不可还。矫诏之罪，若虚当任之。”飞遂进兵。是役金史阿鲁颍传，亦言飞袭取许、颍、陈三州，旁郡皆响应。惟相传飞军至朱仙镇，始见于岳飞孙珂之金陀粹编，而李心传系年要录、徐梦莘北盟会编皆不载，又系年要录谓：“飞既得京西诸郡，会诏书不许深入。始传令回军。军士应时皆南乡，旗（qí）靡辙乱。飞望之口呿（qū）不能合，良久曰：‘岂非天乎！’”惟飞军之得利，要为事实。系年要录又载飞将梁兴渡河趋绛州事，金史宗弼传亦谓：“出兵涉河东，驻岚、石、保德之境，以相牵制”则飞兵势远及河北，亦事实也。】
刘錡等柘臯（gāo）之捷。【事在绍兴十一年二月。】
金人主战派锐气已挫，于是重伸和议。【在绍兴十一年。若金兵得利，则和局不能再成。】条约大要如次：
一、宋称臣奉表于金。【金主册宋主为“皇帝”。金曰“下诏”，宋曰“奉表”。“大宋”去“大”字，“皇帝”去“皇”字。金使来廷，皇帝起立，问金主起居，降坐受诏。馆伴之属，皆拜金使。宋使至金，同于陪臣。金主生辰及正旦，遣使致贺。】
二、宋岁输银、绢各二十五万两、匹。【金使至，又有馈赠。大使金二百两、银二千两，副使半之，币帛称是。】
三、东以淮水，西以大散关为界。【宋割唐、邓二州，及陕西余地。】
就当时国力言，宋兵并非不能抗金。两国情势，不能以靖康为例。
一、因将帅人材不同靖康时
中国太平已久，人生不见兵革，庙堂之相，方镇之将，皆出童贯、蔡京、王黼、梁师成之门，无一可倚仗者。至南渡诸将帅，皆自营伍战阵建功自显。陈亮所谓“人才以用而见其能否”，又曰：“东西驰骋而人才出。”韩、岳诸将皆一时良选也。而金则老帅宿将，日就死亡，所用之人，未能尽如开国时之盛。
二、因南北地理不同
金以骑兵胜，在大河南北，平原旷野，东西驰突，为其所利。及至江淮之间，骑兵失所便。王庶谓：“淮上虚荒，地无所掠，大江浩渺，未可易渡，兵势不同曩（nǎng）时”，是也。【吕颐浩疏：“臣顷在鄜延、环庆路，见我师与夏人接战，每迭胜迭负，未有败衄（nǜ）如今日之甚者。盖皆山险之地，骑兵非所利也。金人起燕、蓟，历赵、魏，至汴宋，皆平原旷野，骑兵驰突，步人不能抗。”今按玠（jiè）和尚原、仙人关诸捷是也。】
三、因兵甲便习不同
北族以骑胜，宋非不知，故北宋防辽，常开塘泺（pō）植榆柳以限马足，【唐书地理志：“渔阳有平虏渠，傍海穿漕以避海难。又其北涨海为沟以拒契丹，皆神龙中沧州刺史姜师度开。”则此制已远始唐代。】又有拒马车、陷马枪等兵器。
惟承平久则渐弛。熙宁六年置军器监，兵械精利，称于一时。然至徽、钦宗时又滥恶。吕颐浩疏：“臣尝观夷人之军，兵器便利，衣甲坚密，所以多胜；中国之兵，兵器不便利，衣甲不坚密，所以多败。夷人皆是民兵，平时赋敛至薄，而缓急以丁点军，器甲鞍马，无非自办。平时家居，日逐擐（huàn）甲胄而习弓矢，所以器甲各适用。中国之军莫非黥（qíng）卒，器甲从官给，身躯短小者或得长甲，修长者或得短甲，不能挽七斗弓者或授以一石弓，力能胜两石弩者付之以三石弩。致弓弩不适用，反与短兵同。寒饥之卒，无力自办器甲。”今按：此为宋、金初交兵时强弱胜负一大原因。不仅器甲弓弩不适用，亦以承平日久，官库器甲率皆朽钝，虽有若无，宜不能与塞外以战斗为生命之新起民族相较。然积之十数年，各军自谋生存，此等弊病渐渐革除。韩、岳有“背嵬（wéi）军”，皆别置亲随，精选军中勇健者充之，屡建战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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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昌之战，兀术责诸将丧师，皆曰：“南朝用兵非昔比，元帅临阵自见。”兀术用“铁浮屠军”，皆重铠（kǎi）甲，戴铁兜鍪（móu），錡军以枪标去其兜鍪，大斧断其臂，碎其首。又兀术用“拐子马”，而岳飞以麻扎刀入阵破之。以长刀、长斧破骑兵，郭子仪败安禄山已然。军事必渐习而强，不能因其初弱，疑其后盛。而金人多用签军，亦不如其初起部族军之强悍。
四、因心理气势不同
系年要录卷三十七谓：“金人犯中国，所过名都大邑，率以虚声喝降，如探囊得之。积胜之威，直至兀术渡江，南兵皆望风披靡。”汪藻论诸将，【时在建炎四年。】谓：“张俊守明州，仅能少抗，敌未退数里间，遽狼狈引去，使明州无噍（jiào）类。韩世忠八、九月间【兀术渡江在十一月。】已扫镇江所储，尽装海舶，焚城郭为逃遁计。”此皆金兵先声夺人，使诸军无斗志。其后兀术在江南，形势穷蹙，自引北去，韩世忠遂横截之于江中。纵谓因金人饱掠，韩之兵卒利其财物，然其时韩军胆量，毕竟与前不同。世忠以八千人与金兵十万相持凡四十八日，自是金兵不复再有渡江之志。
世忠一人，前后勇怯迥异，正为当时诸将于积败之后，渐渐神志苏醒、勇气复生之一好例。后世读史者专据如汪藻等疏，以建炎以前事态，一概抹杀绍兴之抗战、实为不明当时心理气势转变之情形。【宋人自言十三处战功无黄天荡，盖是役虽相持近五十日，而韩军终败。然其先已有张俊明州城下之捷，为十三处战功之第一处。又有陈思恭太湖之捷，继之遂有黄天荡之拒战。要之宋军不复如以前之望风奔溃，确然为事实也。】
五、因地方财力不同
宋削方镇太过，然太祖时，如环州董遵晦、西山郭进，关南李汉超，皆尚优其禄赐，宽其文法。诸将财力丰而威令行，间谍精审，吏士用命，故能以十五万人而获百万之用。【张方平语。】而其时如江淮诸郡，皆毁城隍，收兵甲，撤武备，书生领州，大郡给二十人，小郡减五人，以充常从。号曰长吏，实同旅人。名为郡城，荡若平地。【王禹称语。】
北方自太宗以下，亦渐隳祖法。故时臣谓举西北二垂观之，若濩（hù）落大瓠（hù），外示雄壮，其中空洞了无一物。【叶清臣语。】欲兵之强，莫如多榖（gǔ）与财。【宋祁语。】而熙宁以来，财务益集中，州郡厢兵亦籍归中央，为置将领。地方无财无力，何以应急？
南渡以来，诸擅兵于外，稍自揽权，财力渐充，兵势自壮。高宗、秦桧，乃亟亟以收武臣兵柄，集权中央为务，至不惜屈膝金夷。何不对诸帅稍假借，犹足勉自树立也！【胡寅论当时军队，（轮对札子，见斐然集，文中有云：“陛下克己临政，九年于此”，则在绍兴五年也。）谓：“不屯田积粟，开口待哺。功状皆言不令斫（zhuó）级，行赏至于全队转授，以官命队。煮海榷酤（gū）之入，奄而有之。阛（huán）阓（huì）什一之利，半为所取。衣粮仰给大农，器械取于武库。总兵者以兵为家，自建炎以来，易置宰执凡四十余人，独将帅不可进退。近者四、五年，远者八、九年，军籍何自而无缺？”此皆所谓文吏之见，乃为秦桧所借口。叶正则论四屯，亦极斥当时军队纪律之坏，而曰“秦桧虑不及远”，则出事后持平之论也。】
纵说宋军一时不能恢复中原，直捣黄龙，然使宋室上下决心抗战，金兵亦未必能再渡长江。强敌在前，正是策厉南方奋兴振作的一个好材料。惜乎高宗自藏私心，一意求和。【殿中侍御史常同言：“先振国威，则和战皆在我；一意议和，则和战常在彼。”且绍兴十一年之和议，实为战胜而议和，战胜而割地，更与绍兴八年情节不同。】
对内则务求必伸，对外则不惜屈服。
高宗非庸懦之人，其先不听李纲、宗泽，只是不愿冒险。其后，不用韩、岳诸将，一意求和，则因别有怀抱。绍兴十一年淮西宣抚使张俊入见，时战事方殷，帝问：“曾读郭子仪传否？”俊对以未晓。帝谕云：“子仪时方多虞，虽总重兵处外，而心尊朝廷。或有诏至，即日就道，无纤介怏望。故身享厚福，子孙庆流无穷。今卿所管兵，乃朝廷兵民。若知尊朝廷如子仪，则非特一身飨福，子孙昌盛亦如之。若恃兵权重，而轻视朝廷，有命不即禀，非特子孙不飨福，亦有不测之祸，卿宜戒之。”此等处可见高宗并非庸弱之君。惟朝廷自向君父世仇称臣屈膝，而转求臣下之心尊朝廷，稍有才气者自所不甘，故岳飞不得不杀，韩世忠不得不废。【绍兴八年，赵鼎言：“士大夫多谓中原有可复之势，请召诸大将问计，恐他时议论，谓朝廷失此机会。”帝曰：“不须恤此，不和则梓宫、太后、渊圣无可还之理。”湖北京西宣抚使岳飞请增兵，帝曰：“上流地分诚阔远，宁与减地分，不可添兵。尾大不掉，古人所戒。”是高宗决心对内加强统治，而无意无对外恢复，其意态岂不十分鲜明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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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飞见杀，正士尽逐，国家元气伤尽，再难恢复。这却是绍兴和议最大的损失。
朱子语类：“门人问中兴将帅还有在岳侯上者否？朱子凝神良久，曰：‘次第无人。’”武穆卒时，朱子已二十余岁，岂有见闻不确？武穆对高宗曰：“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怕死，天下自平。”能道此十字，武穆已足不朽矣。【古今人自有不相及，近人以当世军阀误疑武穆，非也。】
金人得此和议，可以从容整理他北方未定之局。一面在中原配置屯兵，【事始绍兴十年十二月。】一面迁都燕京。【事在绍兴二十三年。本都上京，在吉林哈尔滨东之阿城县南方。】中间休息了二十年，结果还是由金人破弃和约，而有海陵之南侵。【事在绍兴三十一年。金主亮弑熙宗，又迁都汴，遂大举南伐，幸为虞允败于采石矶，金兵杀亮北还。又按：绍兴十七年，兀术死，尚言：“南军势强，宜加好和，十数年后，南宋衰老，然后图之。”】南方自和议后，秦桧专相权十五年，【卒在绍兴二十五年。】忠臣良将，诛锄略尽。
察事之卒，布满京城，小涉讥议，即捕治，中以深文。而阿附以苟富贵者，争以挤陷善类为功。自桧用事，易执政二十八人，皆世无一誉，柔佞易制者。秦桧主和，自谓“欲济国事”，试问和议完成后，桧之政绩何在？则其为人断可见矣。夫对外和战，本可择利为之。而自桧以后，遂令人竟认对外主和为正义公论所不容。明怀宗以不敢与满洲言和误国，则桧犹不仅为南宋之罪人矣。
人才既息，士气亦衰。高宗不惜用严酷手段，压制国内军心士气，对外屈服，结果免不了及身再见战祸，亦无颜面再临臣下，遂传位于孝宗。【在绍兴三十二年。】
孝宗颇有意恢复，然国内形势已非昔比。
前有将帅，无君相。今有君相，无将帅。朱子言：“言规恢于绍兴之间者为正，言规恢于乾道以后者为邪。”故当孝宗初政，朱子上封事陛对，尚陈恢复之义，后乃置而不论。淳熙十五年，戊申十一月上封事，谓：“区区东南，事犹有不胜虑者，何恢复之可言乎！”遂极论当时弊政。而孝宗则谓：“士大夫讳言恢复，不知其家有田百亩，内五十亩为人强占，亦投牒理索否？士大夫于家事则人人理会深，于国事则讳言之，此其志可知矣。”不知力言恢复者，早已于高宗时诛逐殆尽。人才士气，须好好培养。不能要他即有，不要他即无。一反一覆，只有让邪人乘机妄为。
适金亦方盛。
时为金世宗，在位二十八年，号称文治，一时有“小尧舜”之誉，文物远胜辽、元。然大定中乱民独多。【时金上下已渐染华风，金主尝谓宰臣曰：“朕尝见女直（即女真）风俗，迄今不忘。今之饮宴音乐，皆习汉风，非朕心所好。东宫不知女直风俗，第以朕故犹尚存之，恐异日一变此风，非长久之计。”又禁女直人不得改汉姓，学南人衣装，犯者抵罪。又曰：“女直旧风，凡酒食聚会，以骑射为乐，今则弈棋双陆。宜悉禁止，令习骑射。”又曰：“辽不忘旧俗，朕以为是，海陵习学汉人，是忘本也。”金主对于种族之见，深挚如此，其行政措心，如何得乎？则宜乎乱民四起矣。】是金人统治中原，始终未臻稳定之地位。宋能惕厉自强，始终不以和局苟安，未见必难恢复也。就实际言，则当时南方政治尚不如北方。
仅得稍改和约。
宋主称金主为“叔父”。【宋得称“皇帝”，改诏表为“国书”，易“岁贡”为“岁币”，余礼不能尽改。】
岁币银、绢各减五万两、匹。
疆界如绍兴时。
孝宗抱志未伸，亦不愿老做此屈辱的皇帝，遂禅位于光宗。光宗又禅宁宗，乃闹出韩侂（tuō）胄的北伐。【侂胄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