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史大纲-第6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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聪明才力所能独运。是以古之君子，虽其德业智谋足以有为，而未尝不博求人才以自裨益。方其未用，而收寘门墙，劝奖成就，已不胜其众。至于当用之日，推挽成就，布之列位，而无事之不成。又所谓时进陈善闭邪之说，以冀上心之悟者，又在反之于身，以其所欲陈于上者先责之于我。使我之身心安静，精神专一，然后博延天下之贤人智士，日夕相与切磋，使于天下之事，皆有以洞见其是非得失之心，而深得其所以区处更革之宜。又有以识其先后缓急之序，皆无毫发之弊。然后并心一力，潜伺默听，俟其间隙有可为者，然后徐起而图之，乃庶几乎其有益。”
他们惟恐“已试不信”，【朱子语。】失却社会后世的信仰，所以他们对政治的态度，宁可牺牲机缘，决不降低理论。【此正统派的道学家所以看不起功利之浙东派，而陈龙川与朱子所以有义利、王霸之辨。浙学起于东莱，颇有近朔派处。朱子则洛学正统。经学、史学之辨，即义理与事功之辨也。】所以他们对于在野的传播学术，较之在朝的革新政治，兴宋还要浓厚，并不是他们无心于政治之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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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宋明学者之讲学事业
他们在野事业，最重要的，便是所谓私家讲学。
范仲淹、王安石诸人，本想彻底废止科举，重兴学校。他们理想上的三代，在以学校作育人才而致郅（zhì）治。惟兴学非一时可企，一因限于经费，二因限于师资，三则地方长官不得其人，则学校亦难收效。因此北宋中叶以后，虽各地相务兴学，然或则时兴时辍，或则徒有其名，学术风气依然在私家。
私家讲学，与学校性质不同。
一因学校有经费，建斋舍，置书籍，来学者同时数十、百人，又有一相当之时间；私人讲学则不然。无地无书，来者亦不同时群集，只是闻风慕向，倏去倏来，有一面数日即去者，有暂留数月者，更互相迭，此去彼来。
所以胡瑗 苏 湖讲学规模，并不能为伊 洛所袭用。
苏 湖教法，分“经义”、“治事”二斋。“经义”则选择心性疏通，有器局可任大事者，使之讲明六经。“治事”则一人各治一事，又兼摄一事，如治民、讲武、堰水、历算等，使以类群居讲习。时时召之，使论其所学，为定其理。或自出一义，使人人以对，为可否之。或即当时政事，俾之折衷。惟胡氏在苏 湖，因有范仲淹、滕宗谅地方贤长官为之主，故得安居教授二十余年，使来学者各成其材而去。
私人讲学，则其势不可能。黄百家【宋元学案。】谓：“就安定教法，穷经以博古，治事以通今，成就人才，最为的当。自后濂 洛之学兴，立宗旨以为学的，而庸庸之徒，反易躲闪，语录之学行而经术荒矣。”【按：语录惟二程门下有之。濂溪乃近隐士一派，并无弟子及语录也。又吕东莱云：“古之公卿，皆自幼时便教之以国政，使之通达治体，洞晓国家之本末原委。自科举之说兴，学者视国事如秦、越人之视肥瘠，至有不识前辈姓名者。一旦委以天下事，都是杜撰。”此唐人李德裕已论之。安定教法正式补此弊也。惟东莱偏于史学，仍与程、朱有别。】
伊 洛师弟子往返，别具一种风格。
程明道知扶沟事，谢上蔡往从之。明道肃以客礼，辞曰：“为求师而来，愿执弟子礼。”程子馆之门侧，上漏旁穿。天大风雪，宵无烛，昼无炭，市饭不得温。明道弗问，谢处安焉。逾月，豁然有省，然后明道与之语。按：其时上蔡习举业已知名，程、谢初见，非此不足已验其诚，亦非此不足以发其趣。此等关系，自与学校师生有别。明道在扶沟亦设庠序，聚邑人子弟教之，而召上蔡职学事。此乃学校之教，与程、谢私人讲学不同。
他们似乎颇有些处近于禅家之参谒。
佛家禅宗之盛，亦在寺院经典研究相当发达之后，有志者不以此为足，流动各著名高僧处发疑问难。他们所要求者，只在几点最关紧要处，不重在按部就班，引堂入室，循规矩次第渐磨岁月之功。【罗从彦与龟山讲易，闻伊川说，鬻田裹粮往洛，见伊川，归从龟山游二十余载。】惟循而久之，则来者与应者，并非先有基础上之共同立足点，则徒逞机锋，转成相欺之局。
渐渐的所讨论讲究，尽在高明处。
谢上蔡监京西竹木场，朱子发自太学与弟子权往谒。坐定，子发曰：“震愿见先生久矣，今日之来，无以发问，乞先生教之。”上蔡曰：“好，待与贤说一部论语。”子发私念日刻如此，何由亲款其讲说？已而具饮酒五行，只说他话。茶罢，乃掀髯曰：“听说论语。”首举“子见齐衰者”一章，又举“师冕见”一章，曰：“圣人之道，无微显，无内外，由洒扫、应对、进退而上达天道，一以贯之。一部论语，只恁（nèn）地看。”
在这种流动的短时间的谒请，逐渐盛行，学风上自然趋于扫尽枝叶，独寻根本。【因师弟子双方学业皆有根底，故重于讨论，不重于诵读讲贯，遂有语录。】而师道之尊严，也转从此种风气中特别提高。【观上引程、谢初见事可知。游酢、杨时“程门立雪”，更为后世称道。其时则龟山年逾四十矣。胡文定为湖北提举，上蔡宰本路一邑，文定从龟山求书见上蔡，先修后进礼，邑人皆惊知县不接监司。此等风气，唐人绝不知之。然若无此，天下将惟以科目官阶为人高下矣。（唐人尚有门第与和尚。）惟若学校制度不能推行有效，学者先未有相当基础，直接从事此种最高理论之参究，】虽有人格之活泼熏陶，而学术途径，终不免要流于空虚放荡。所以程门弟子，多陷于禅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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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绎家微，年长未知读书，为人佣作。一日，见县官出入传呼道路，颇羡之。问人何以得此，或曰：“读书所致耳。”乃始发愤从人受学。后颇能文，入县学、府学被荐。以科举之学不足为，因至僧寺见道楷禅师。悦其道，有祝发从之之意。时周行己官洛中，张亦从之。周曰：“子他日程先生归，可从之学，无为空祝发也。”伊川归自涪（fú）陵，张始往从学。按：唐人【此指贵族世家以外者言。】亦多先慕显达而务读书。读书有悟，觉科举显贵有所不足，则入佛老矣。宋学精神，正在使人知读书为学不在显贵，自不走入佛 老之途。而所以宋学犹多近禅者，不在其讲学之旨趣与内容，乃在其讲学之风格与方法。从此种风格与方法上，有影响及其日常私人生活之意境，则颇有近于禅学处也。关学所以较少此弊者，因横渠兄弟以及吕大临兄弟等，皆僻处关中，又兄弟宗族自为研习，异乎洛中为四方人物往来走动之所凑集也。
南渡以还，学校之教日衰，讲学之风日盛。【贵族世家已消灭，平民社会中向学分子日多，而国家无教育机关，故私人问学之风更甚。】此种往来走动的参究请谒，愈来愈多，于是又从此中酝酿出新的讲堂制度来。
象山年谱谓：“先生为国子正删定敕局，居中五年，四方之宾满门，房无虚宇，并假于馆。先生既归 ，学者辐辏。乡曲长老，亦俯首听诲。每诣城邑，环座率二、三百人，至不能容，徙寺观。县官为设讲席于学宫，听者贵贱老少溢塞途巷。门人彭世昌，于贵溪 应天山结庐迎先生讲学。先生登而乐之，乃建精舍以居。又得胜处为方丈，学徒各来结庐。先生常居方丈，每旦精舍鸣鼓，则乘山轿至，会揖，升讲座。学者以一小牌书姓名年甲，以序揭之，观此以坐，少亦不下数十、百。平居或观书，或抚琴；佳天气则徐步观瀑。先生大率二月登山，九月末治归，中间亦往来无定。居山五年，阅其簿，来见者逾数千人。”
既有讲堂，则有讲义。【一两人对面谈话有语录，多人群集一堂则有讲义。】而此种讲学之最大困难，则为来学者之程度不齐与来去无定。
既不能一例施教，又不能规定时日，分深浅高下之步骤，使学者必经相当期间毕其所业而去。
在此情形下，产生讲学家的朱陆两大派。
象山教法，在于因人设教，直指本心。
此源于二程。【可称为“语录派”。龟山、延平相传“于静中看喜怒哀乐未发气象”，程门见人静坐，便谓是好学。象山实近此路。而朱子讨论讲说不倦，转异二程之高简矣。】象山始至行都，从游者甚众，象山能一一知其心术之微，言中其情，多至汗下。亦有相去千里，素无雅故，闻其概而尽得其为人者。陆学教人精神在此。
而朱子则想选定几部最重要的书本。
此亦源于二程。【尤近伊川。此派可称为“训注派”。语录派长于活的指点，训注派则在使人有轨迹可寻。语录派在于分别指示，各自参悟，故其精神向里，而无一定的格套。训注派则向外求索，共同有一个自浅入深、由简到繁的门径与规模。】如尹和靖见伊川半年后始得大学、西铭看。
先为此数书下明白确切的训注。
宋人皆有志为六经作新注疏。王安石 诗、书、周礼三经新义颁于天下，一面为学校诵读之教本，一面为科举取士之标准。此下如程伊川 易传等，皆从此风气来，直至朱子而集其大成。
好让学者各自研读，【此即补学校教育之一段功能也。】补讲堂教育之缺陷。【另有小学，为幼年家庭习行，亦所以补讲堂教育之未备。】
象山年谱谓：“先生与晦翁门徒俱盛，亦各往来问学。晦庵门人乍见先生教门不同，不与解说无益之文义，无定本可说，卒然莫知所适从。无何辞去，归语师友，往往又失其本旨，遂使晦翁之疑。”
此两派流传各有所适，朱子的四书集注遂为元代取士准则。
元 明考试程式，大抵第一场经义，四书用朱氏章句 集注，诗 朱氏（集传），尚书 蔡氏（沈 集传），周易 程（伊川 易传）、朱（本义），三经兼用古注疏。春秋三传胡氏（安国 传），礼记古注疏。永乐以后，有四书 五经大全，古注疏遂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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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人又有学官讲书之制。
元制，凡学官朔、望讲说，所属上司官或省宪官至，自教授学官暨学宾、斋谕等皆讲说一书。然此等乃官场例行公事。偶有儒生借题发挥，有所讽谕颂扬，失上司意者。要之与讲学精神全不似。
而私家讲学，则往往容易接近象山的路子。
吴康斋为明儒开先，其居乡躬耕食力，从游者甚众。尝雨中被蓑笠，负耒耜，与诸生并耕说学，归则解犁，饭粝蔬豆共食。陈白沙自广来学，晨光才辨，先生手自簸谷，白沙未起。先生大声曰：“秀才若为懒惰，即他日何从到伊川门下！”一日刈（yì）禾，镰伤指，负痛曰：“何可为物所胜！”竟刈如初。尝叹笺注之繁，无益有害，故不轻著述。按：在如此生活环境中，讲学者无有不讨厌笺注支离而走上实际经验之一途，即所谓“笃实易简”者是。陈白沙、王阳明皆此一脉。【清代颜、李亦从此来。】
至王阳明提倡良知之学，然后讲学家可以不必顾到学校教育之种种方便，如书本、期限、学生资格等。只在几次谈话中收作兴人才之效。【最著之例，如传习录中与哑者之笔谈。惟阳明亦注重小学，此与朱子同，皆以家庭教育为成人植根基也。】
此种讲学，传播极快。【明儒学案，王门有浙中、江右、南中、楚中、北方、粤闽诸派，几乎遍布全国。】学校教育，渐渐转移变成社会教育。泰州学案中有樵夫朱恕、陶匠韩乐吾、田夫夏叟等。于是乃有所谓“讲会”之兴起。
讲会与以前讲堂精神又不同。讲会其先原于阳明之“惜阴会”，阳明弟子如王龙溪（xī）、钱绪山诸人，推行尤力。于是泾县有水西会，宁国有同善会，江阴有君山会，贵池有光岳会，太平有九龙会，广德有复初会，江北有南谯（qiáo）精舍，新安有程氏庙会等。讲会有一定之会场、会期、会籍、会约、会主，所讲论之记录为“会语”等。以前讲堂是学者相集从师，讲会则由会中延请讲者。所请不止一人。会每年可举，每举旬日或半月。会所往往借祠堂或寺庙，会毕则主讲者又转至他所。如是轮番赴会，其事较前之讲堂，又为活泼展扩。如泰州 心斋讲堂，则实近于讲会。盖渐次脱离书院性质，而近于社会演讲矣。
兹将宋、明学者讲学变迁，列一简表如次：
一、私人寺庙读书。【如范仲淹、胡瑗等。】
二、书院。【此系私人学塾性质，如孙复泰山书院、周行己浮沚书院等。】
三、州学。【此系由私人设教渐变为地方政府之公立学校性质，如应天书院等是。】
四、太学。【此由地方学规制上推至国学，如胡瑗之主教太学是。】
以上自私人书院至太学为一线，属学校之进展。惟政治不上轨道，此线之进展即告终止。
五、私人讲学之第一期：【如二程。】私人讲学为学校之变相，与前一系统不同。
六、私人讲学之第二期：【如朱、陆。】两期之不同处，主要在同时所集门徒之多少，而影响及于其他。
七、私人讲学之第三期：【如阳明弟子之讲会。】此期讲学与前期不同处，在完全脱离学校气味，变成纯粹之社会公开讲演与集会研究性质。
以上私人讲学之三期为另一线，属学会之进展。因社会学风，逐步扩大，逐步普遍，而此线之进展，亦逐步膨胀。
要之宋、明两朝六百年的政府，【除宋庆历、熙宁一段，及明洪武、永乐一段外。】并不能主持教育，领导学术；而社会上则学术空气继长增高，教育之要求亦与日俱进。
宋、明儒讲学，实从此环境中产生。
与宋、明儒较近者，惟先秦诸子。惟先秦诸子，大率先受政府【国君。】或贵族【卿大夫、诸公子。】之豢养，而附随沾润及其门人子弟。【此为当时社会情势所限。】宋、明讲学，则纯系社会平民学者间之自由结合。纵系身居官位，或大或小，如二程、朱、陆、阳明，皆以在职之身连带讲学。然其讲学则纯系私人交际，与政府或政治全不相干也。【故先秦儒比较倾向于上行性，即政治活动；而宋、明儒则比较倾向于下行性，即社会活动。两汉儒生除太学、郡县学校外，亦多私门授徒，有一师拥数十、数百生徒者；然所讲限于五经，以训诂考据阐述经义为主，与先秦、宋、明讲学以各人之思想学术为主者大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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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热心讲学的目的，固在开发民智，陶育人才。而其最终目的，则仍在改进政治，创造理想的世界。【开发民智、陶育人才为第一步，改进政治为第二步，创造理想为第三步。】
宋、明儒理论上的世界，是“万物与我一体”。【张横渠之西铭为其代表作，此即上古先秦相传之一种全体观念也。】
所由认取此万物一体者，在我谓之“性”，【或称“仁”。】在外谓之“理”。【或称“天”。】
程明道之识仁篇，程伊川、朱晦庵之“致知格物”、“居敬穷理”之口号，即由此生。
认识此理后应有之活动或工作，则为大学一书所包括。【即“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之三纲领，以及“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八条目是也。】
其理想境界，则如朱子所云：“当世之人无不学。其学焉者无不有以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职分之所当为，而各俛焉以尽其力。此古昔盛时所以治隆于上，俗美于下，而非后世之所能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