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乘佛教有没有正统？-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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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证据来证明它就是释迦牟尼讲的。反正都是“如是我闻”，何不把那些“伪经”也看成是在中国“结集”的佛经呢？在印度可以“结集”佛经，难道在中国就不能“结集”？总之，不要对“伪经”有什么反面的印象，“伪经”挺好。
　　（四）最后，读罢《初探》，不禁会使人联想起20世纪80年代日本出现的“批判佛教”思潮，该思潮认为“如来藏思想不是佛教”，“本觉思想不是佛教”，以“如来藏思想”和“本觉思想”为指导的中国佛教禅宗、天台宗不是佛教，《初探》一文的思想倾向与“批判佛教”思潮完全一致，因为被《初探》斥为“附法外道”的“真常唯心论”，其实际内容就是“如来藏思想”和“本觉思想”。我想胡晓光不可能不知道“批判佛教”思潮。但是他在《初探》一文中没有片言只语提到“批判佛教”。如此干净，疑为故意。须知，日本的“批判佛教”的最终用意是要清算并否定中国佛教。我们都知道，日本认为自己在经济、政治上都领先于中国，唯独在文化上却是中国的儿孙辈，比如它的佛教就是从中国传过去的，虽然日本发展出来的佛教模式与中国的佛教模式不同，但怎么说日本佛教也是来自于中国，这一点让许多有反华情绪的日本右翼佛教学者难以容忍，他们借“批判佛教”思潮的东风来清算和否定中国佛教。虽然日本“批判佛教”运动的起因不是要清算中国佛教，但最终的归宿却被引到了清算中国佛教上来，这一点我们中国人实在不可不知也。关于日本“批判佛教”的来龙去脉，在此无暇述及。大家点击网络，以“批判佛教”为主题词来搜索，一切尽收眼底。不过，我十分不愿意将《初探》划到“批判佛教”的阵营中去。
　　《初探》一文还让我想起20世纪40年代吕澂和熊十力之间的“性寂”、“性觉”之争（这个争论想必胡晓光也是知道的）。在这个争论中，以欧阳竟无和吕澂为代表的“内学院派”也是主张以《大乘起信论》为基础的中国佛教的“本觉”思想不是“真佛教”，只有印度佛教中的唯识学才是“真佛教”，结果遭了牟宗三的“当头一棒”：“我既非佛教徒，故亦无佛教内部宗派上的偏见。内学院的态度，我自始至终不喜。欧阳竟无先生说藏密、禅、净、天台、华严，绝口不谈；又说自天台、贤宗兴，佛法之光益晦。藏密、净土不谈可以，天台、华严、禅，如何可不谈？若谓人力有限，不能全谈，则可。若有贬视，则不可。台、贤宗兴，如何便使佛法之光益晦？而吕秋益写信给熊十力先生竟谓天台、华严、禅是俗学。此皆宗派作祟，不能见中国吸收佛教发展之全程矣。他们说这是力复印度原有之旧。然而佛之教义岂只能停留于印度原有之唯识宗耶？”（参见牟宗三《佛性与般若》“序”）事实确实如此，若有宗派偏见，便会走向“护教”，佛教中的许多问题就会看不清楚。
　　东拉西扯说了许多废话，总的意思是想表达大乘佛教没有正统，或者更干脆地说，佛教中没有正统。印度佛教是佛教的源头，但不是佛教的正统；中国佛教也不是佛教的正统，虽然中国佛教发展势头很猛，可能而今现在眼目下还是佛教中最繁荣的一派。具体到大乘佛教的思想上来说，唯识、中观不是大乘佛教的正统，“真常唯心论”也不是大乘佛教的正统，大乘佛教只说“法法平等”，有“方便——究竟”之分，却无高下之别，没有正统与异端之间隔。我倒是更愿意将“真常唯心论”看作是唯识、中观在中国佛教中相互融合后的一个新发展，因为中观讲“空”，唯识讲“心”，而“真常唯心论”则讲“空”的“心”和“心”之“空”，（不成熟的见解，有待深入）。最后，我还想附带提一下，《初探》中说，以“真常唯心论”为基础的中国化佛教，如天台宗、华严宗、禅宗等“所谓的判教之说无非是中国化佛学自我抬高自宗之方法而已”，这个说法似乎不合中国佛教的判教理论。中国佛教各宗派之所以要判教，是因为它认为不同的众生要用不同的方式来教化，所以要将佛法作适当的分判，以便于不同的众生从中简择合已所需的佛法，而不是像《初探》中所说的那样要“抬高自宗”，这只要看看解释天台宗判教理论的《天台四教仪集注》和《教观纲宗》即可明白。再比如，南宗禅分顿教、渐教，并自称自己是顿教，但它并非是抬高顿教，而是说因为众生的根机各有不同，有的人适合顿教，有的人则适合渐教，所以要分顿教、渐教，有《坛经》语录为证，曰：“本来正教，无有顿渐，人性自有利钝。迷人渐修，悟人顿契。自识本心，自见本性，即无差别，所以立顿渐之假名。”（定慧品）又曰：“法本一宗，人有南北；法即一种，见有迟疾。何名顿渐？法无顿渐，人有利钝，故名顿渐。”（顿渐品）这哪里是在抬高顿教？总之，中国佛教各宗派的判教都是以人为本的，而不是以法为本的，属于人本主义的判教。
　　以上见解，不周之处，万望胡晓光海涵，期能以文会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