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世纪安全战略-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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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湾战争，连同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可以说是一场克劳塞维茨式的传统战争理论与现代高科技信息战争理论所进行的有史以来最认真的较量。克劳塞维茨是18世纪生活在普鲁士，对近代欧洲战争理论最有影响的军事思想家之一。他认为，战争的目的是消灭敌人的军队。通过武力在适当的地点和时间决战是达到目的的基本手段。在决战的诸形式中，由几个战斗形成的一个大规模会战的战斗成果最大。在会战中，主力会战是战争的重心。但在20世纪末，战争模式却发生了与克氏理论截然不同的变化。海湾战争和科索沃战争与传统的“诺曼底”式也可称作“克劳塞维茨式”的大规模地面部队率先决战的战法不同，由于有了信息监控技术，美国及其盟国对伊拉克和南斯拉夫都是从海空远距离导弹大规模“切割式”打击开始：美国先摧毁敌国“大脑”即信息中心和“造血功能”即生产能力，其次是“神经传递”功能即通信交通能力，再次是扫除一切可疑的目标。在这些任务完成，在敌国失去了除作战人员的体力之外的战斗力之后，攻击国才开始——并且是在对敌方坦克具有大杀伤力的“阿帕奇”攻击直升机的配合下——地面军事切入的。
美国利用卫星信息监控技术和导弹远距离精确打击与准确拦截技术，在科索沃兵不血刃却大获全胜的军事战绩，使我们看到，科技革命已使战争模式完成了从制陆权到制海权再到制空权的立体转换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航空母舰又使这种三位一体的立体战争具有更大的机动性和综合作战能力。21世纪人类将面临的是在外层空间卫星监控技术引导下的、以争夺低层空间和浅层海域为此大国争夺将进一步从外层空间转向深层海域为核心内容的军事革命。在未来的战场上，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飞机和战舰群间的大规模混战将被在卫星监控技术引导下的导弹远距离精确打击和准确拦截技术所代替。在新世纪的战争中决定战争胜负的主要因素不取决于一国陆军的数量和作战能力，而取决于该国的海军和空军的高科技含量及由此形成的作战能力。建立在卫星监控技术之上的海上远距离导弹精确打击和准确拦截技术，是现代作战能力的重要标志。可以说，在未来战场上，谁掌握了外层空间继而是深层海域的监控技术，谁就掌握了低层空间的制空权和制海权，谁就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我们必须迅速将目前以本土防卫为主的国防模式调整为以制海权和制空权为主的国防模式。否则，我们就不能确保中国在21世纪的国际政治斗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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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金融危机与中国政治安全
1997年7月2日，泰国宣布泰铢实行自由浮动，泰铢兑美元汇率急剧下降，股市动荡，引起亚洲一些国家的金融危机。很多研究者都从经济角度对危机产生的原因进行分析，笔者则想就这次危机对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安全，特别是对当代中国的政治安全将产生的后果提出分析和判断，以使我们的决策更具前瞻性。
1。历史及其经验
民族国家通过市场化道路崛起的过程，同时也是其经济政治不可避免要经历阶段性阵痛的过程。因此，解决和化解由此带来的国家风险的能力，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就规定了这些国家发展的限度。
亚洲这次规模较大的金融危机，是近代以来民族国家通过市场化道路实现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出现的一般现象。它是资本中心国家和它的外围国家贸易交换中必然产生的经济矛盾的反映。
这个现象最初发生于英国和法国之间。1688年英国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巩固了有利于本阶级利益的新的即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相统一的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把统一的生产和消费分裂为对立的两部分并以此为自身存在的前提。这样就产生了商品的价值和使用价值、抽象劳动和具体劳动以及由此扩大而来的资本中心和资本外围的矛盾。这种矛盾的激化形式便是（最先表现出来的往往是金融危机）经济危机。这种建立在生产和消费矛盾基础上的危机所造成的直接结果，是资本中心和它的外围先后不同地遭受阶段性的破坏。
在资本主义历史上，英国是资本的母国（马克思语）和最初的中心。由于地缘接近，最先品尝来自英国资本冲击的是法国。
中世纪的法国更多地是借助由地中海到北欧的过境贸易中产生的大量商业资本的增加，而不是由根植国内生产的工业资本的增加繁荣起来的。游离于生产之外的商业资本（有时马克思称之为货币资本）较早和大量的出现使法国庄园经济较早解体和农民较早地与土地分离。与英国正好相反，由于法国资本主义工业生产非常脆弱，因而不足以吸收大量脱离土地的农民并像英国圈地运动所表现的那样迫使他们转化为工人，而是转化为流民（这与中国战国或清朝太平天国前的农民破产后的情形在某些方面极相似）。这些流民拥挤在城市，成了社会动荡的重要原因。因此，当经法国通往北欧的地中海商路因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的兴起而中断后，法国便出现萧条。此时英国正处在上升时期。法国的政治家想模仿英国，希望能通过开放和自由贸易使法国振兴。他们的想法是：若给英国的工业品以优惠政策（进口税减20％），并以此促使法国的葡萄酒与白兰地能够在英国畅销，法国就能迅速繁荣。为此，法英于1786年签订了《伊甸条约》。结果却出乎法国人预料，法国的农产品和手工艺品的总值大大低于英国工业品的总值。经过短期较量，法国工业所获甚微并濒于破产。当法国人想取消这个条约以迅速制止民族工业的衰退，但为时晚矣！三年过后即1789年，法国便发生了剧烈的政治动荡即人们常说的“法国大革命”。法国拿破仑时代是当时相对虚弱的法国对强大英国的自由贸易政策及亚当·斯密（1723—1790）自由贸易理论的挑战。拿破仑看出了法国政治危机的深层原因所在，他用暴力封锁英国工业品进入欧洲大陆，同时他又用暴力摧毁欧洲大陆的封建割据，变庄园农奴为自由农民，以利剑为脆弱的法国工业强行打开欧洲市场。法国工业生产力在1815—1827年间增长了一倍。尽管拿破仑本人失败了，但他使法国由英国资本的外围地区一跃成为继英国之后欧洲的同时也是世界的又一资本重心（今天的许多资本主义大国都曾是受英国资本中心剥削的外围国家，他们又都是在与资本中心对抗并取得胜利后才进入国际资本中心的）。1825—1826年英国发生第一次经济危机。这次危机是由于当时国际资本中心英国与它的外围市场的矛盾所致。拿破仑战争结束后，英国估计欧洲市场将对英国商品大规模地开放，因此进行疯狂投机，盲目扩大生产。结果事与愿违：欧洲经历了长期战争，购买力非常有限；美国在1812年对英战争的胜利，以及新独立的美国对英国产品实行高额关税，导致英国工业生产过剩，大批工厂倒闭，失业工人增加，经济萧条，社会矛盾剧增。1836—1837年英国再次爆发经济危机，经济危机进一步加剧社会矛盾，终于酿成震动欧洲的“宪章运动”。这个运动在1841—1842年间达到高潮。1848年欧洲又发生大革命，这大大限制了英国产品进入欧洲市场，内外交织的矛盾迫使英国加速了打开东方市场的进程。1840年和1852年英国对中国发动鸦片战争，1849年英国吞并印度旁遮普，为英国商品在东方开辟了新的和更为广阔的市场。这一方面使英国国内矛盾缓和下来（此后英国工人阶级开始出现贵族化趋势）；另一方面，外来资本对东方自然经济的冲击，造成东方社会巨大的政治动荡，这种动荡一直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亚洲民族国家普遍摆脱殖民地锁链并获得政治独立后才使政治动荡基本得以缓和。而20世纪末期经历危机的泰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韩国等国都是这一时期获得国家独立的。如果以二战为界：二战前经济危机的发生地还在西方，东方只有被动地充当受害者的角色，那么，二战后，特别是70年代，东方民族国家实现政治独立的任务大体完成并富有成效地通过市场化改革来实现现代化进程开始之后，世界经济危机的发生地开始向东方转移。这是民族国家通过市场化——当时包括中国在内的有些第三世界国家的领导人都曾试图不经过市场化的道路来实现国家现代化，但效果都不理想——实现现代化进程中必然要出现的阵痛现象。与当年英国资本冲击法国民族经济的结果一样，经济势能高的国际资本中心，向它的外围即经济势能低的民族国家的资本辐射的过程，同时也是其经济风险向民族国家转移，以及民族国家自身在优胜劣汰的竞争中，通过不断提高其抗风险能力获得再生的过程。
发轫于泰国的亚洲金融危机大体分南北两类：前者发生在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南方国家。这类国家的金融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是初步走上市场经济的民族国家的低水平的融资能力与超量吸收且又使用不当的外来资本矛盾恶化的结果。引进过量的外资犹如身体吸收过量的营养，当达到一定程度就会造成整个系统的紊乱和危机。近现代史中的经济危机大体都最先表现为金融危机。鉴于法国脆弱的民族经济在市场化初期被英国资冲垮并因此造成法国政治混乱的惨痛教训，拿破仑曾锋芒毕露地说：“在世界当前情况下，任何国家要想采用自由贸易原则，必将一败涂地。”对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持激烈批判态度的德国历史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认为：就当时法国的商业政策来说，他这句话所表现出的政治智慧，超过了他同时代一切经济学家。这位伟大天才，以前并没有研究过这些学说，“这对于他，对于法国来说，真是一件好事”。拿破仑在1806年用暴力封锁了英国与欧洲大陆的贸易，他又用利剑为法国脆弱的资本强行打开欧洲大陆的市场，尽管拿破仑本人在滑铁卢战役之后退出了历史舞台，但他为法国奠定了独立于英国的世界资本重心地位。1790年法国有“珍妮”机900架；1805年增至12500架；1799年法国贸易额为55300万法郎；毛织工业产品较1789年前增加了4倍，生铁增加2倍。拿破仑对欧洲的战争与一般的封建战争不同点在于，它给法国带来的不只是财富，而是创造财富的生产力。这样的结果是早期资本主义英国所不愿见到的。
英法两国的上述矛盾在后来的英美之间也发生过。美国原来是英国的殖民地，独立战争胜利和1812年在海上打败英国后，美国才控制了本国的市场，并据此形成了民族的生产力。弗·李斯特说：“一切工业都垄断在祖国的手里，这一点就是美国革命主要原因之一”。美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早期也屡次发生周而复始的金融危机继而是整个经济的危机，英国人常把这归因于美国早期的对外资及商品的限制进口的贸易保护政策，但据弗·李斯特统计，美国经济危机发生得最频繁、性质最严重、破坏性最大的时候，也就是美国对英国商业往来限制最松的时候。然而，当美国强大之后，美国又开始高举亚当·斯密的自由贸易和自由经济的旗帜并学着它的英国老师的样子再去用所谓“西方经济学”理论去欺骗其他落后国家，诱骗或胁迫（就像今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印尼和韩国所做的那样）这些国家放弃贸易自我保护政策，当然其中也包括这些国家对本国金融体系的自我保护政策。今天，发生于亚洲国家的金融危机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由于他们过于倚重西方自由贸易理论（包括“全球经济一体化”理论），因而对本国民族经济缺乏必要保护的恶果。
今天与早年法国和美国的情形已大为不同，但资本向落后地区扩张所产生的后果具有共性。历史的经验，特别是18世纪法国的经验告诉我们，在这种后果中，对落后的民族国家来说，危险并不在于外资冲击造成的经济混乱，而是由经济混乱可能引发的政治动荡。前者经短期治理就可以解决问题，后者的恢复往往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政治动荡对民族国家，特别对发展水平落后的民族国家来说，是灾难性的。历史上经历政治动荡最少的国家是发展最快的国家，英美两国的近代发展就是最好的明证。这个经验值得今天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我们中国认真学习。
2。现实及其预警
“国家的主权和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是邓小平关于中国现代化思想的基础性内容。完整的国家主权，是中华民族一百多年与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浴血奋战所取得的并对今天的发展具有基石意义的政治成果。没有主权，发展便无从谈起。这次亚洲金融危机，对亚洲的影响是深远的。世纪之交世界经济重心开始向亚太地区转移，意味着市场经济所特有的内在矛盾及其政治表现也开始向亚太集结。这是在目前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必须认真研究的课题。
国际秩序在任何时代都是以实力和实现国家利益目标为后盾的，而国际霸权的重要目标之一，是打垮或削弱和自己实力相当的对手。国家发展的前提是国家主权，国家实力的终极表现是国家主权的稳固程度及其对国际事务的影响能力。今天亚太地区的经济崛起就是在20世纪70年代亚太地区民主民族革命大体完成、原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实现了独立的国家主权之后出现的。然而，已经获得的东西，不管它多么重要，往往又是人们最容易忽视的东西。正如60—70年代，殖民地国家的人民在为国家独立而斗争的时候，特别习惯于从政治即国家主权的角度理解国际经济问题一样，现在人们又开始走向它的反面即习惯于从经济的角度来理解甚至代替对政治问题的分析。这是因为在和平与发展的时期，经济问题在发展中国家表现的是如此突出以至使人们忽视了隐藏其后的政治问题。主权是国际政治学的最基本的单元。国内的经济矛盾达到一定的程度，它就会转化为政治矛盾。政治矛盾在国内的最高形式就是政权或政府的更替，在国际斗争中它的最高形式则是一国对他国主权的干涉或改变。苏联的解体就是冷战时代两个阵营的政治矛盾发展的最高表现。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没有稳定的政治，就没有经济的持续健康的发展；同样阻碍发展中国家崛起的办法，也就是在它们的国内制造混乱。因此，在今天经济全球化呼声日盛的时候，对经济问题保持政治警觉，是十分必要的。
不平等的国际经济关系是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的道路上不可绕开的障碍，向世界开放也就是向高势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