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世纪安全战略-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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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对西方，而且对印度来说也是灾难性的。如果由南亚开始的核试验在中东和东北亚地区引起连锁反应，世界将由此再次进入核恐怖的环境之中。况且印度称霸南亚的战略目标不仅在于要促成西藏独立，而且在于它要称霸印度洋。与40年代太平洋战争及80年代的两伊战争的起因和结果相似：印度称霸南亚的计划若从向中国发动战事开始，即使不在北方中印边境上失败，那么它也会在印度洋上受到惩罚。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决不会容许一个有核力量的印度控制印度洋，届时美国还得寻求中国的帮助，以恢复和平。那时，失败后的印度已是一个破败的印度，世界就像又玩了场游戏。
和平与发展的时代画幕已在南亚撕开了裂口，世界大国是否能通力合作尽快弥合这道裂口，还取决于包括印度在内的大国，特别是中国和美国的政治家们是否有足够的远见。30年代如果西方大国能够早日采取联合苏联的政策，或德日意国内的和平力量能够及时阻止好战势力的上台，那么，世界就不会经历那场本可避免的劫难。正如希特勒进攻西方才使丘吉尔认识到联合苏联的重要性一样，当日本进攻珍珠港后，富兰克林·罗斯福才意识到扶持日本和怠慢中国都是同样的错误。今天中国正在崛起，有远见的包括印度在内的大国政治家，应当意识到联合中国对于维护当前来之不易的世界和平所具有的巨大意义。若西方大国不愿意在未来的印度洋面上再经历一场类似40年代太平洋战争那样的悲剧，那么，现在就应放弃分裂或变相分裂中国西藏的目标，以赢得中国的信任与合作；若印度不愿意重复40年代的日本和90年代的伊拉克因追求霸权而带来的惨痛教训，那么，它现在就应放弃地区霸权主义的追求，与中国改善关系，与国际社会共同把和平与发展的国际环境推向21世纪。
注释：
＇1＇转引自姜兆鸿、杨平学：《印度军事战略研究》，军事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21页。
＇2＇转引自内维尔·马克斯韦尔：《印度对华战争》，世界知识出版社1981年版，第123页。
＇3＇转引自内维尔·马克斯韦尔：《印度对华战争》，世界知识出版社1981年版，第81页。
＇4＇见巴基斯坦《黎明报》1998年2月10日。
＇5＇司马军：《独立以来的印度经济》，《世界经济与政治》1997年第11期。
＇6＇印度《论坛报》1998年7月27日刊，《如何对付中国》称：“随着5月核试验，我们已决定对付中国，或如印度人民党领导的政府所说的那样：我们的主要威胁不是巴基斯坦，而是中国。北京用传统边界线的说法予以反驳称：阿克赛钦——连同印度的阿鲁那恰尔邦——自古就是中国的；克什米尔是一块有争议的地区。在与北京的对抗中，新德里若想下大赌注，就应捡北京最脆弱的地方。我们应捡起西藏问题。尼赫鲁时期我们在中国对西藏的‘主权’（英国人在这个问题上小心地使用‘宗主权’）问题上作出让步，这是一个致命的错误。中国人侵略西藏时，成千上万的西藏人，包括达赖本人，被迫到我们这里躲避。中印间的缓冲区移动了，这使得中国在1962年非常容易地采取侵略行动。如果我们真要让中国为难，……我们就应当支持西藏的独立事业。北京可以声称克什米尔是‘有争议的地区’，我们就应提出当前的西藏地位和在那里发生的西藏人权问题。问题在于现政府是否有胆量这样做。”
＇7＇美国兰德公司受军方委托于1996年所作的报告（Source of Conflict in the2 lst C entury——Regional Futures and U。S。 Strategy）关于南亚部分作了这样的判断：“南亚地区正在摆脱长期以来与世隔绝的状态，开始融入亚洲舞台。各国越来越多地着眼于战略全局，而不仅仅是本地区。它们还正在逐步扩散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背景下调整实力对比，其结果将是印度稳居霸主地位。按印度经济年增长5。5％的保守估计，2025年前它将成为世界第四经济大国，也将成为中国南翼的潜在军事威胁，还可能参加以美国为首的遏制中国战略。印巴之间的竞争目前是最活跃的，也是最危险的；但从长远看，中印之间竞争的重要性将越来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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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地缘政治体系与印度未来安全
目录：
一、国家安全边界存在于大国实力边界的规定之中，
二、地缘中心与资源中心在印度洋地区合二为一，是当代地缘政治的基本特点
三、“印度以它现在所处的地位，是不能在世界上扮演二等角色的”
结论：印度将是西方多米诺牌局中最后一张
2001年3月5日印度内政部长阿德瓦尼在安达曼群岛首府布莱尔港视察时说：“20世纪属于西方，中国在21世纪想成为世界的领导，但本世纪未来的岁月属于我们印度。”此次是阿德瓦尼担任内政部长以来对该群岛的首次视察。首次视察又首次做出这么大胆的预言，自然引起笔者的研究兴趣，结果发现，如果印度参与西方一些国家遏制中国的行列，并帮助其达到目的，那么，印度必将是西方多米诺牌局中的最后倒下的一张，其后果将是极其危险的。
一、国家安全边界存在于大国实力边界的规定之中
发轫于近代英国而又漫泛迄今的资本全球化，如果不考虑其间在战争间歇期出现的和平与发展的“机会”的话，那它在现实中无论如何也不是一个牧歌式的进程，相反它则是民族国家间极冷酷的淘汰过程。被淘汰的不一定都是经济不发达的和“文明程度”不高的民族，它更多地是那些不思武备的民族。且不说大宋王朝败于北方强悍的游牧民族的马下，也不说当时综合文明程度尚不及中国大清王朝？quot；八国联军“进入北京城时所表现的低素质的穷酸和贪婪，更不说铁托时期经济已进入中等发达国家的南斯拉夫由于没有强大的制海权以至后来被反复肢解的事实，我们只要比较一下戈尔巴乔夫时期的苏联和现在仍顽强生存并耐心等待发展机遇的北朝鲜和古巴，人们就不难理解坚定的国家意志和有效的军事力量在当今全球化进程中对一个民族国家所具有的生死含义。
全球化不能不包括军事自卫手段的全球化。一旦民族国家的利益融入资本全球化进程之中，那么不可避免的后果就是它必须从在全球范围来审视已融入世界的国家利益，而不是只站在敌人是否入侵本土的角度来审视和保卫自己的利益；既如此，民族国家对保卫国家安全利益的认识，也不能只基于本土的范围而应当站在全球的范围来看问题。在全球范围，而不仅仅在本土范围，在大国实力边界之间，而不是仅仅在自已国土境内，尽力使本国的安全边界及其已融入世界的政治经济利益合理化（对反霸国家而言）或最大化（对霸权国家而言），便是全球化进程中反霸权国家和霸权国家的必然选择。
反霸，当然需要反霸的理论。在许多场合，人们往往把”国家领土“、”国家领土边界安全“及”国家安全边界“，这三个概念混淆使用，往往把一国的安全边界的扩展混同于领土边界的扩张，因而称之？quot；威胁”。其实这是非常不对的。事实的，这是有联系但又不同的三个概念。事实上，任何一个进入市场经济的国家都有主权范围内的利益和主权范围外的利益即融入世界的利益及其安全需求。领土边界安全是指国家对其主权范围内的领土的可控制和保卫的程度。领土是主权的物质载体，因此，领土边界安全从相当的意义上说就是主权安全。而国家安全边界则是指国家对其分布于主权范围之外的利益的可控制和保护的程度。比如，美国领土边界仅限北美洲部分地区，但由于其强大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因而它的国安全边界几乎覆盖全球。中国的领土边界与美国差不多大小，但与美国相比，由于中国军事力量严重不足，因而在中美冲突中，其安全边界则不出中国主权领土之外，尽管中国的许多政治经济利益已广泛地融入世界。民族国家一旦参与全球化，那它就有权利保护自己的已被融于世界的国家利益，而关心和保护其海外利益并不就是对其他国家？quot；威胁“。因此，只要不扩张领土边界和侵犯他国的主权，那么，在尊重国际法基本原则的基础上，为自卫在全球范围延展其安全边界的行为，就应当被看作正常合理的国家行为。如果说，国家领土是一个常数，领土边界安全则是一个基于国家安全边界推展的近乎无限的变数：国家领土边界安全取决于该国的安全边界在世界范围推延的广度和深度，一国领土边界安全系数与国家安全边界的系数的比值便是该国的国家安全值。例如，一国的国家安全边界系数与领土边界安全的系数比值大于1，那么，这个国家则相对比较安全；如果小于1，则说明该国处于非安全状况。比如目前的伊拉克就是这样。如果等于1则说明该国安全边界与领土边界重合，国家的边界安全处于底限，处于被动防卫的境地，并具有相当程度的脆弱性。比如瑞士就是这样。1962年赫鲁晓夫在古巴部署导弹，美国人就很恐慌，觉得影响到它的安全；同样，1950年美国出兵朝鲜，中国人也觉得影响了自己的安全。这说明，国家安全边界与领土边界安全的确是存在着的但又是不同的两个概念。在国际斗争中，没有外延空间保证的安全承诺是绝对靠不住的。这个空间的外延就是一个国家应当具有的安全边界。安全边界的扩展并不是国家领土的扩张，只意味着国家领土边界安全系数增高。中国人打赢了朝鲜战争，中国东北地区的和平形势一直保持至今，但中国并未扩张半寸领土。当然，一国的国家安全值也是相对于特定的对手而言的，比如排除美国的因素，印度在南亚的国家安全值是非常高的，但若印美之间冲突，印度的国家安全值则相对要小得多。因此说，一国的安全取决于他国，尤其是大国对该国安全边界的具体规定，而不取决于该国政治家一厢情愿的想象。
规定即肯定。在不侵犯他国主权和国际法的前提下，国家安全边界就是国家利益的合理边界。理论上说，国家利益边界更多地存在于国际法的规定之中，但在现实里，国家利益的边界，则更多地只能存在于自身实力边界和世界大国实力边界辩证规定之中。不管一国的国家利益随历史如何变化，但它们的最高目标都是为了控制和利用更多的国际资源来满足本国的政治经济需求。如果说，在自然经济条件下，自给自足的生产目的，使得这一时期的国家利益只能是内向的和地区性的，那么，当历史进入市场经济轨道后，发展就成了这一时期国家经济生存的”硬道理“。而当一国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而国内资源和国内市场又不能支撑这种发展时，它就必须走向世界去寻求国际资源和市场。这样，世界的存在，在这一时期也就成了国家的存在。一国经济，只要它进入市场经济并发展到一定程度，它就不能不需要世界资源和国际市场，从而它也就不能不是与世界经济相互融合的一部分；这样，它的国家安全边界，从而国家安全战略，就不能不是处于全球视野中并向世界延展的概念，其实现手段也就不能不是一种向全球辐射并能在大国实力间得以有效地扩大本国利益的手段。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国家的安全系数并不完全取决于该国的存在状况（如人口、版图等）及该国领导人的愿望本身，而是更多取决于该国利益及其实现手段以及与之相应的安全边界在全球范围内的辐射程度和世界大国对该国的安全边界所认可的限度。
二、地缘中心与资源中心在印度洋及其沿岸地区合二为一，是当代地缘政治的基本特点
我们知道，历史上大国争霸基本上是通过控制海洋和控制陆地两类战略交锋进行的。尽管后来出现了空中战场，但争夺制空权的目的，还是为了有效地控制海洋和陆地。当然这并不是说，海权国家对陆权没有需求或陆权国家不需要海权。而是说，对前者言，陆权只是海权的外围存在；对后者来说，控制海洋则是为了更有效地保障陆权。作为英美这样的海权国家，它们正是通过控制海上线路来实现对世界资源的控制的；作为这种实践的理论表现就是最早由A·T·马汉（1840－1914）提出的”海权论“，其基本论点是：海上力量对一个国家的发展、繁荣和安全是至关重要的。如果一个国家的力量能够控制公海，它就能控制世界的财富，而控制了世界的财富也就控制了世界。为了积累财富，国家就必须生产和在世界范围交换产品，由于地球表面陆地为海洋所包围，并且海洋运输比陆地运输更方便，因而海洋是大自然赐予的伟大交通工具。富有进取性的国家必须依靠海洋获得海外的原料、市场和基地。所以，一个国家想成为世界强国，必须能在海洋上自由行动，并在必要时阻止海上自由竞争。而要做到这一点，一支强大的海军是一个国家强大的必不能少的和最为重要的力量。他说：”武力一直是思想将欧洲世界提升到当前水准的工具。“［1］而”将海洋由自然状态有效地转变为存在着海权；最具决定性的方式是商业控制。“［2］马汉已注意到世界海权是一个体系，他从英美国家利益出发，认为：海上掌握海权的关键在于控制海上交通线。而决定欧洲和美国命运的海上交通线，最重要的是两条。一是从欧洲经苏伊士的航线，另一是从美国穿越太平洋的航线。由此出发连接经太平洋和大西洋的最短距离的海上岛屿和海峡，便是美英海军必须控制的海权地区所在？quot；直布罗陀、马耳他、塞浦路斯、埃及、亚丁和印度──按地理上的顺序而不是严格的时间上的先后排列──向世人展示出一根完整的链条。这根被一环一环地打造而成，或通过公开使用武力或凭借政治交易，但一直为一种民族特性牢牢地驾驭。”［3］ “英国为了自己的伟大需要而掌握埃及。另外，埃及对于整个东方世界来说也处于中枢地位。在任何情况下，来自各个地区的物资都可流入埃及。在军事上，埃及是个理想之地，因为从四面八方流向埃及的物资供应是任何海军都很难完全切断的，这就十分有益于在埃及集中力量以进行针对直布罗陀或印度的防御或进攻的行动？quot；［4］ 应当说明的是，马汉所处的以欧洲为中心时代并没有使他充分意识到印度洋在世界海权体系中的关键意义，他说”印度并不是英国的主要政治、军事活动场所。只是英国所属的许多块土地中的一块，它们遍布全球，由英国的超级海权联为一体。在这么多地方中，印度由于距离和地形最适合于被用来对中亚发挥影响或对俄国扩张线的前沿采取行动。印度的陆上边境受阿富汗的山脉及喜马拉雅山的保护，其后翼也是无懈可击的，只要英国海军依然优势在握。这样印度实际上是一个前进基地，它可成为开往埃及或中国的远征军的初始或最终的出发地；作为开往其他任何方向上的更近地点更是不在话下？quot；尽管如此，马汉意识到印度洋在大国，尤其是英俄两国争霸世界的重要地区。他说：“可以说，英国和俄国在亚洲的领土扩张构成了当前的地区背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