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世纪安全战略-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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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这种经济是一种只具生存而不具发展功能的经济形式──基础之上的小农国家来说，国家安全与该国所拥有的土地面积和人口总数相联系，在此基础上便产生了以保卫和扩大土地和农业人口为目标的国家安全观及相应的以攻防陆地要塞为目标的陆权国防理论。此时对国家安全环境的考虑基本是从保证人的生存条件出发的：一国对他国安全环境的威胁主要表现为对其生存条件即土地和人口的威胁。若明白此中的道理，也就明白了中国清政府对香港和澳门乃至台湾这样的“弹丸之地”弃之如履的另一层原因。
但是，这种安全观念及建立其上的对安全环境的认识到近代发生了变化。英国资本主义革命所带来的工业化和市场经济使人类经济活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市场经济使人类生产从对使用价值的追求转到对价值的追求，追逐利润成了经济活动的核心动力。如果说在中世纪的农业国度中，生存安全是发展的前提，那么到了近代，市场和利润对经济活动的意义已使发展安全转为国家生存的前提；对国家安全的威胁，已表现为对一国的发展条件即资源、市场及其获取和占有条件的威胁。这使人类对安全及其环境的认识发生了具有革命意义的转变，即国家安全主要是与国家发展相联系的概念；对一国发展条件而不主要是生存条件的威胁，就是对该国安全的威胁。
利用世界资源和世界市场，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经济实现资本增值的最快方式（ 30 年代苏联的发展道路是一个特别的例外）。利润，这一近现代经济的绝对动力又使市场经济下的民族国家最终改造成为世界性的国家；由此近现代国家的安全观念，也从对保卫生存条件的考虑转向对保卫获取利润条件的考虑。保证高额利润来源的前提是对世界市场及战略资源的控制，而做到这一点的前提又是对海上交通线的控制。西方英美国家对安全的认识来自于一个世界性的概念：其对安全环境的看法竟是一个由海洋贸易线上的岛屿而不是陆地为主要基点联结而成的画面。
对此理解最为全面和透彻的是马汉。他在美国崛起并对世界市场产生大需求的初期，提出了海权理论。在《海权中的美国利益：现在和将来》一文中，马汉说：“对海洋──尤其是沿着由各国的利益和商业勾画出的重要航线──的控制是决定一个国家力量和繁荣程度的主要物质因素。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海洋是世界上极重要的联络媒介。从其中可自然得出这条以控制海洋为目标的原则：在的确能够做到的时候，一定要把有助于对海洋的牢固控制的海上要点拿在自己的手中。” ＇1＇ “任何地点无论其面积大小，是一个海港还是一个海峡，其战略价值都取决于： 1 、它的位置（主要是相对于交通线）； 2 、它的力量（固有或后天的）； 3 、它的资源（天然的或存储的）。人们可以在位置合适之处集聚力量和资源，但无力将一个地点的本身并不优越的位置予以改变，因而位置应成为首先关注所在。力量和资源可以人为地增加，但移动一个位于战略影响范围之外的港口却不是人力可胜任的，若将直布罗陀搁在大洋中间，尽管它的力量也许会四倍于今天，但在军事上它将一无所用。” ＇2＇ “对商业的打击就是对有关国家交通的打击。它截断了它的营养，它使之忍饥挨饿，切除了它的力量之根基、战争之筋骨。” ＇3＇ 与中世纪不同，现代市场经济国家的发展速度取决于它获取（当然是按市场交换原则获取）海外资源和市场的能力，而这种能力则主要表现为对海上航线的控制。因此，控制了海洋，也就控制了现代市场经济国家最重要的安全环境。这时，对影响国家安全环境要素的评估，已不再主要是对本土安全的评估，而是国家对海上交通线控制能力的评估。从制海权的角度看，台湾和南沙地区对当代中国的发展，从而对当代中国的安全利益，已升至关键的层面。
20 世纪末所谓的“西藏问题”，与上世纪比，已发生很大的变化。上世纪的西藏问题实质是英俄中三方力量较量的问题。 19 世纪上半叶，英俄为争夺巴尔干和中亚地区展开长期的较量。 19 世纪中叶，奥斯曼帝国衰落，俄国决定趁机夺取黑海海峡，向巴尔干地区扩张。这与英法利益发生冲突。 1856 年俄国在与有英法等国支持的土耳其发生的克里米亚战争中失败，与今天俄国在阻止北约干涉科索沃无效后必将全力从中亚和南亚打开出路的情势相似，当年的沙俄在克里米亚失手后便集中全力与英国在中亚及西藏地区展开争夺。 80 年代英国通过武力取得对阿富汗的宗主国地位，此后英国政府的基本政策是尽可能避免与俄国直接冲突。为此，英国需要中国的力量向西部新疆地区伸展，阿富汗瓦罕走廊的划出就是这一政策的体现。
20 世纪初，“西藏问题”逐渐出现不利于中国的变化。俄国在日俄战争中惨败，国内革命情绪高涨，中国又濒临被西方瓜分的边缘。此时，英国也开始推进分裂中国西藏的步骤。 1903 年英国从大吉岭出兵经亚东直逼拉萨，次年用武力强迫西藏地区政府签定非法的《拉萨条约》，企图把西藏地区纳入英国控制范围。 1914 年英国麦克马洪又与西藏地区分裂分子背着中国中央政府在西姆拉会议上草签“西姆拉条约”，使中国西藏地区失去了九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后来由于中国政府的坚决反对及一战爆发才使得英国分裂中国西藏的企图没有实现。
20 世纪末，国际形势巨变使“西藏问题”升温并再次出现不利于中国的情势。 80 年代中国的崛起和 90 年代苏联的解体及中亚五国的出现，使中国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角色发生了转变。美国在需要中国与之合作的同时，日益把中国作为潜在的“威胁”。又由于西藏是中国进入中亚中东及印度洋的前沿地区之一，因此，在下世纪，西藏在西方战略中所起的间隔英俄的作用转变为隔离中国力量接近世界地缘能源中心区的作用。分离中国西部，特别是中国西藏地区，以此阻止中国力量从这一地区向中东中亚伸展，将是美国及其盟国的战略目标所在。对中国而言，西藏分裂将使位于中国腹地的高科技重工业暴露于前沿地带，并使中国失去政治经济纵深发展的空间；更为危险的是，在东部地区水资源日益枯竭的情况下，失去中国两江之源的西藏（和青海）地区，无疑将对中国的未来产生灾难性的影响。如果再考虑到已具有核威慑与核打击能力的印度在西藏问题上所持的与西方相同的立场，北约军事干涉科索沃危机后，中国西部安全将面临比 20 世纪更为严峻的形势。
三
与 30 年代的苏联部分相似，邓小平抓住了历史上罕见的和平与发展的机会，使中国经济在改革与发展中迈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上世纪末的美国部分相似，这一时期的中国正处在初步崛起并急需全面走向世界的前夜，发展已成为当代中国必须解决的“硬道理”。中国是一个大国，而近代史中的任何一个大国的高速发展，都不可能完全依赖本国资源（不是没有，只是开发成本太大以至影响效益），而没有高速发展并由此形成的包括现代化国防在内的强大实力，在现代国际舞台上，中国──与门罗总统以后美国面临的形势部分相似──就不会有被其他大国尊重的地位。但保持中国快速发展的前提是中国要有一个持续稳定和畅通的海外资源、能源及海上贸易交通线。如从这个视角看，就会发现台湾和南沙群岛这两个属于中国主权范围内的领土，对中国下一步的发展具有非常迫切的地缘意义。这是因为：第一、台湾和南沙群岛是中国进入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最直接或最前沿的出口，若失去了台湾与南沙，中国也就失去了对进入太平洋和印度洋的航海线最低限度的控制力；第二、中国东部、特别是广东上海沿海地区已成中国经济产值最高、增值最快的区域，这势必要求我们绝对不能把将来可能发生的战争引向内陆而应尽可能远地将其推向海面。如果我们还从“敌人大规模入侵”的视角安排国防布局，则不管胜利与否，都将承受远比敌人更为沉重的代价；第三、海上贸易必需的海军力量存在的前提是海上基地，中国海军存在的最起码前提是属于中国的海上岛屿。陆地和沿岸不应是中国发展海军的天地，若失去台湾和南沙地区，就等于中国海军失去了在中国主权内应有的发展空间。可以说，没有现代化的海军，中国肯定就没有伟大的未来。
中国的发展已到了经济向海洋和西部内陆同时推进的时期，中国应对其中必然出现的东部和西部安全问题有一个清醒和大范围的战略考虑。其中，应回答三个问题：就保障中国下世纪的发展而言，中国安全的关键利益是什么？阻碍中国实现这些利益的关键是什么？解决这些障碍的关键手段是什么？
中国现阶段的问题很多，但若从发展的角度看，对国家安全来说影响最大、最深远从而也是最关键的利益，是中国与台湾和南沙地区的主权关系；影响这一问题的关键障碍是美国及其盟国在中国东部及东南海区再次拉起并日益收紧的从日本、台湾到南中国海区的环岛链条。与 50 年代不同并令中国担忧的是，这一次的目标明确对着中国的环岛链条并与现代卫星监控技术（比如战区导弹防御系统）相结合。中国如不能在近期突破这道链条，而且在军事、特别在海军和空军方面长期处于弱势，则下世纪的中国就存在着失去台湾和南沙群岛主权的可能性。这并不是由于美国对台湾或东盟有什么特别的感情，而是由于这两个地区对美国──当然对中国也是一样──地缘政治的利益太重要了。
根据上面的分析，不难断定，只要中国的军事（主要是海军和空军）实力及其技术含量没有大幅度的提高，中国和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利益绝对不会像贸易谈判那样有妥协（甚至没有平等对话）的余地。从中国历史的经验看，经济实力如不以军事实力为依托就根本形成不了有效的国家力量。经验表明：要想与美国合作，你就必须具有实力。 20 世纪初正是中国的软弱才使西奥多·罗斯福总统把合作的愿望投向日本。随着当代中国的发展步伐加快和美国对亚太地区军事介入的加深，目前留给中国的选择只能是：要么为与美国搞好关系，迁就美国，事实放弃对台湾和南沙地区的主权；要么在发展经济实力的同时，尽快提高军事实力在这一地区的存在，迫使美国认真思考与中国合作的意义。日本在本世纪 30 年代前曾成功地在东北亚地区挤走了俄国人和美国人，但中国不应在亚太地区步日本排挤美国──与美国排挤中国一样都是非常不明智之举──的后尘。从太平洋战争及尼克松 1972 年访华后中美合作的经验看，中美关系才是美国（对中国也是一样）亚太政策的历史基石。本世纪美国所遇到的最严重的威胁（如太平洋战争与 70 年代苏联在亚太地区的实力扩张），都是在与中国的实质性合作中解决的。毫无疑问，在亚太地区离开美国的合作，中国在许多事情上将难有作为，但问题是美国也不能让中国因与美合作──至少是在自已主权范围内──而一事无成。台海统一、捍卫南沙主权是当代中国不可动摇的利益所在，这是中国与美国合作的底线。但中国如果没有必要的军事实力存在，恐怕这条底线终将变成虚线。深受杜威学说影响的美国人是彻底的实力和现实主义者。尼克松在《 1999 不战而胜》中说：“地缘政治的一个原理是，只有在战场上夺取更大胜利，才能在谈判桌上赢得更多的东西。” ＇4＇ 但在中美谈判桌上，中国不想赢得更多的东西，中国只想保持住自已最基本、最重要、也是本属于中国的海权利益。如果说在七八十年代，中国在与美国及其他国家谈判中还有时间拖延台湾和南沙问题的话，那么，对于已进入市场经济快车道的中国来说，中国对这一地区的利益需求已成了非解决不可的现实问题。尽管这对具有中庸传统的中国人来说，是非常难的选择。但问题是，只要中国确立市场经济目标中国就不能没有至少是在自已主权范围内的海权；没有海权，中国就绝对不能成为世界性的大国。
70 年代启动的良性互动的中美关系，目前已进入最艰难的阶段。除了苏联解体的因素外，还因为（尽管在贸易方面双方有很大的互补性）在一些关键利益即在台湾与南沙问题上的利益已日益冲突且难以调和。中美关系中，中国处于弱势，因而对美国支持台湾、南沙及西藏分裂主义的行为，中国始终处于守势。但从美国对待苏联和南斯拉夫的经验看，美国对待弱者是从不手软的。目前，中美双方都想打时间差：前者想在后者忙于处理世界其他事务之时，迅速从经济继而政治上在亚太崛起；后者则想趁前者羽毛未丰之际将其限制在中国不能接受的范围内。现在的问题是，在美国及其盟国实现北约东扩和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修订工作之后，时间对中国日益不利。从战略布局看，美国及其盟国对南斯拉夫科索沃危机的军事干涉，表明自 80 年代以来美国及其盟国用和平方式演变世界政治的政策已近尾声，自苏联解体以来新出现的多种战略力量正在悄悄地发生着新的组合，新的“两个阵营”开始萌动。尼克松曾戏称美国的盟国起初是因恐怖而非爱情结为一体的，而 20 世纪末的情况却戏剧性翻了过来：今天，北约的联合行动已有了爱情的基础，而非北约国家却因对北约的恐惧正在走向一起。曾是不结盟运动创始国之一的南斯拉夫在无力阻止北约武力打击中，作出了加入俄白联盟的决定。这表明，冷战时期形成的中间力量在世纪末已被逼得无路可走。
与美国发展良性互动关系是中国外交政策中的极重要方面，也是中国政府为中国长远利益所作的极具远见卓识的努力。但中国在为长远目标而作出上述努力的同时，也必须弄清中国近期目标所在：是为贸易或是为赢得时间，还是为取得美国在台湾和南沙及西藏问题上与中国合作？显然，最后一项选择在中对美军事实力处于较大弱势的条件下几乎没有可能。第二项选择与 80 年代比留给中国的余地已不多了。如果二三两项所获不多，而放弃第三项对中国也绝无可能，那么，第一项选择对中国又有多大意义呢？更何况中方在与美贸易上也一直处于极委屈求全的地位。问题是，中国作出这么大的让步之后，是否可以换取美国对中国在台湾、南沙乃至西藏问题立场的理解或至少像尼克松时代那样的具有实质内容的合作呢？根据苏联和前南斯拉夫兴亡的经验，退让的结果更糟。在美国政治家眼中，这两个国家地位最高的时期是斯大林、勃列日涅夫和铁托时期。现在中国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是：如果有那么一天（但愿没有！），中国为实现祖国统一作出的必要努力遇到美国及其盟国用干涉科索沃的方式反弹，中国是否还可以作出除抗议之外的实质性的回应呢？如果不能，而中国又不能作出放弃（或像中国清政府和现在的南斯拉夫政府一样变相放弃）主权之外的选择，那么，时不我待，中国现在就应进行认真和迅速准备。
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