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世纪安全战略-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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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夫政府一样变相放弃）主权之外的选择，那么，时不我待，中国现在就应进行认真和迅速准备。
准备当然首先是军事准备。正如马汉曾引用的一句西谚所云，“天鹅绒手套里面要有铁掌”。任何对话和谈判都是以实力为后盾的。实力首先是军事实力。我们不能等到有了“敌人大规模入侵”时再作军事准备。从近代中国经历的战争看，中国政府失败并被迫失去主权的战争，都不是敌人全面和大规模入侵的战争。值得注意的是，国家的综合国力只有在无限和全面的总体战争中，才能发挥作用。而经验表明：往往正是局部战争的失败才导致国家的失败。打赢局部战争的关键并不是综合国力而是军事技术及由军事技术决定的军事指挥艺术。从海湾战争和北约干涉科索沃战争看，军事技术已与航天和航空技术结合一起，战争指挥艺术已与制海和制空权结合一起；不与制海权和制空权结合的陆军及步兵传统战法作用甚微。未来战争中，物与物的冲突已代替传统的人与人冲突；在远距离空中和海上打击后，并在对手已绝无反击能力的条件下，入侵者才会发动地面战役。对目前的中国而言，如果没有海权，其对台湾和南沙充其量也只能有名义而并非事实的主权 ； 但如果因军力（主要是海军和空军的战斗力，中国陆军将在捍卫西部主权方面发挥重要作用）长期不济而导致战争失败，中国将很可能彻底失去与这些地区的主权联系。为此，中国从现在起就应优先迅速地加大与航天航空技术相结合的海军和空军建设。只有拥有与中国的对手相差不至过于悬殊的战斗力，中国才能避免鸦片战争再次在中国东海降临，避免或推迟类似北约干涉科索沃的战云在台湾、南沙及西藏地区重演。
这是不是说：中国应该对台湾采取军事行动呢？不，绝对不是。只要台湾不仅口头而且在行动上不走向事实独立（比如加入“战区导弹防御系统”或与周边国家建立事实上的军事联盟等），大陆方面将尽最大可能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台海统一问题。但中国必须拥有随时可以动用有绝对把握的海上军事力量，以备不测。只有如此，中国“不能承诺放弃使用武力”的原则才能听起来掷地有声；只有如此，台海两岸才可能避免发生对后果无法负责的行动。
四
现在人们常说，“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但邓小平同志则在 1992 年的南方讲话中告诫我们：“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解决。”事实上，自 80 年代开始的历史留给中国的和平与发展的“机会”在本世纪末北约抛开联合国单方面地对南斯拉夫的大规模军事打击中正在结束 ＇5＇ 。历史发生了变化，中国是否也要调整自已的战略呢？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正是斯大林否定了布哈林在经济发展模式上的书生之见（虽然有几面的深刻），采取符合时代变化要求的经济发展道路（虽然有深刻的几面），当欧洲战火烧到边境的时候，苏联才得以幸免于难；苏联最后一届领导人曾怀着善良的愿望（即使有人性的伟大），为取信于西方，全面放弃了得以与北约抗衡的华约组织和武装力量乃至意识形态，结果换来的竟是北约东扩；面对着北约对自已（即使有伟大的人性）的历史盟友狂轰滥炸却无可奈何。南斯拉夫是不结盟运动的创始国之一，然而在眼看着国家主权被割裂出去而无力挽回时，毅然作出参加俄罗斯－白俄罗斯联盟的抉择。现在留给中国的问题是，中国能有把握说自己不会有那一天吗？如果那天真的降临，中国将和谁结盟呢？已饱受屈辱和欺骗的俄国去年向中国和印度发出明确的结盟信息，但并未得到中国和印度的积极回应。这是因为他们尚未感受到与俄国同样的压力。谁都知道独立自主的好处，而与人结盟就连北约在开始时也是不得已的事。但问题是现在的北约是国际社会无法制约的联合军事力量。为实现下世纪的全球地缘战略，北约已开始抛开联合国单独向主权国家诉诸集体武力。而在台湾、南沙乃至印度洋地区，中国和印度都有与美国不可妥协的（远比中印在边界利益更为重大的）利益存在。中国在看到苏联解体和俄国衰落下去之后，渐渐地感到同种压力正在降临；印度是印度洋的唯一大国，而印度洋又位于大西洋和太平洋两条海上航线的交汇点，是美国海权战略必须控制的核心地区。且不说印度版图像利剑直插印度洋中心、直逼横穿印度洋的国际航海线，仅就具有核威慑和核打击能力的印度在这世界海权心脏区崛起的现实而言，就难以让西方列强放心。可以推定，西方解决了中国台湾和南沙问题之后，印度问题连同西藏问题将提到西方海权国家的桌面。唇亡齿寒。难道中国和印度还能等到美国对其各个击破之后，再像南斯拉夫那样因恐惧而考虑与他国联合吗？
今天美国的反华政客们应该学习历史，因为他们在对华政策上正在重复昨天美国曾经犯过的错误。 20 世纪初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总统曾为不得罪日本而牺牲中国的利益 ＇6＇ ，结果换来的是 1941 年日本对美国的轰炸；当太平洋战场进入最艰苦的阶段，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不得不强吞其堂哥执政时结下的苦果：在 1943 年的开罗会议上，为了使中国抗战到底并与美国结盟，他顶着英苏的异议，邀请中国参加开罗会议。二战后，美苏出现冷战，处于顶峰期的美国，以其雄厚的经济实力自认可独霸世界，在对华政策上，美国又开始老病重犯： 50 年代美国国内兴起以“麦卡锡主义”为标志的妖魔化中国的浪潮，在外交上美国与日本、台湾、澳大利亚、新西兰、菲律宾、韩国等签定一系列军事条约，对中国形成一道月牙形的遏制锁链。朝鲜战争失败后，美国又发动越南战争。至 70 年代初，长期陷在越战泥潭中的美国已意识到没有中国的合作，其在亚太已独木难撑。 1972 年美国总统尼克松在冰冷的气氛中从太平洋彼岸向中国伸出寻求合作之手； 70 年代末苏联在阿富汗和越南发起咄咄攻势，美国更意识到与中国合作的意义， 1978 年中美建交，中美关系再次进入良性互动阶段。如果了解这段中美关系史，就会认识到：美中关系才是亚洲稳定的历史基石。现在美国又再次进入顶峰时期，此时美国一些人似乎忘记了历史，又旧病复发，即在顺利时又开始犯忽视中国的错误。
现在需要美国回答的问题是，美国是否可以肯定，今后在亚太地区就不再需要中国的帮助？别的不说，就说达赖在美国的支持下若真的实现了西藏独立，美国政府考虑过没有：届时谁来填补这一地区的政治真空呢？靠达赖吗？只要看看周边的国家实力，就知道这显然不可能；靠美国？美国把军事力量、特别是陆军力量投到这远离海上交通线的平均海拔 4000 米以上的高原地区，这既不符合美国的利益，美国也没有那么大的力量──上世纪英国政府主要就是由于这个原因才没有对中国在西藏问题上采取像鸦片战争那样过于激烈的行动。那么靠印度？这会给美国带来更大的麻烦。别的不说，仅印度那如剑插入印度洋的版图就对美国的海上利益形成相当的压力，如印度在获取远程核威慑与核打击能力后，再获取西藏地区并在波斯湾侧翼崛起为一个新的大国，这并不是美国乐意看到的情景。如果事情真到这一步，届时美国的西藏政策就会再回到上世纪英国的思路上来，即将西藏置于中国主权控制的范围之内，才真正有利于美国的全球利益。今天美国和印度的政治家们在忙于眼前事务时可能没有考虑这么久远，而现在笔者沿着克林顿政府的思路为其指出上述可能出现的历史后果，这有助于美国乃至印度正视与中国合作的长远意义。
历史是辩证的。今天控制世界的七国集团成员多是经由战争的道路打到一起的；而为这些国家长期提供原材料的南方国家中的多数，至今仍为贫穷所困。难道人类非经“不打不相识”的逻辑才能平等相处吗？
19 世纪末中国遭受了差点被列强瓜分的命运， 20 世纪末南斯拉夫又在强权下经历着最严峻的考验。在欧洲科索沃战火未尽的当下，展望下世纪的亚洲能否依然和平，颇有点乐观不起来。
（作者单位：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
注释：
＇1＇＇2＇＇3＇ 马汉：《海权论》，中译本，中国言实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319 页，第 351 页，第 379 页。
＇4＇ 理查德·尼克松：《 1999 ：不战而胜》，中译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203 页。
＇5＇ 通观邓小平关于时代问题的论述 ； 不难发现邓直到 1992年在南方视察时还是把和平与发展作为“至今一个也没解决”问题，而不是把它看作已被解决并为时代表现出的“主题”来看待的；换言之，邓小平并没有认为和平与发展已成为时代的主要特征，而是认为“世界和平力量在发展，战争的危险还存在”，我们离实现和平与发展的历史条件还有相当的距离。至于现时代出现的“大战打不起来”，“至少十年打不起来”的和平时期，邓小平也只是把它放在历史目前可提供给中国发展经济的“机会”来看待的（详见拙文：《关于时代问题的跨世纪的思考》，载于《世界问题研究》 1999 年第 6 期）。
＇6＇20世纪初美国决策层已意识到日本的崛起并且有可能成为一个比俄国还难对付的敌手 ； 但西奥多·罗斯福认为“鉴于中国的软弱，美国和中国结盟将一无所获，只会增加额外负担。”同时他也相信，只要对日本持尊重态度，日美冲突还是可以避免的。（参阅孔华润：《美国对中国的反应》，复旦大学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58 页、第 6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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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太大国政治中的台湾问题
台湾问题，本属中国内政，但由于它历史地与美国发生了特殊的“关系”，因此，台湾问题的解决实际上也就成了涉及中美关系框架中的问题。换言之，所谓“台湾问题”，正是由于美国介入，才使台湾回归祖国这一不成问题的事，成了所谓“问题”。
台湾问题发生的起点，始于1950年的朝鲜战争。这场战争一下子把台湾在美国亚太战略中的地位神奇地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美国人把它看作是“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在美国的亚太战略中，它当时西可对抗中国大陆；北可阻抗苏联及在必要时也可钳锁日本，南可威胁南海东盟诸国并保护美国通往中东在亚太的海上运输线。1972年，美国为了拉拢中国对抗北方苏联的威胁，与中国签署了“联合公报”，承认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但同时又继续阻挠台湾回归祖国。就这样，台湾问题一直是中美关系中最敏感的问题。苏联解体后，美台关系升温，军火买卖增大，往来官员升级，最终因1995年中旬李登辉访美及1999年李登辉公开抛出“两国论”使中美关系跌至1972年以来的最低点，双方矛盾焦点就在于台湾问题。这里必然要预见性地回答两个问题：一是在台湾问题上，中美关系是否会最终破裂？二是在两岸关系上，台湾是否能够走向独立？笔者的结论是否定的，除非中美任何一方出现极不冷静的恶性突发事件或中国内外政策出现战略性的失误。
在制定世纪之交的中美外交政策时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这样一个政治现实，即苏联解体后，自1972年以来中美签署的重要文件已失去了原有的即美国利用中国制衡苏联的政治基础，而失去政治基础的文件，无异于一纸空文。这正如二战中希特勒为进攻西方与东方苏联签署了互不侵犯协定一样，当希特勒占领欧洲后，德国就用不宣而战的方式撕毁了苏德协议转而进攻苏联。这种情况在国际关系史中屡见不鲜，因而也就不必对中美关系当前的降温大惑不解，它无非是在美苏对抗化解后，美国用不宣而战的方式撕毁自1972年以来旨在加强中美联合的文件的一种形式。对此，我们也不必再期望以前曾与美国在上海联合公报基础上达成的各种协议，更不指望美国曾作过的各种承诺。我们应根据现实的政治利益，重新制定新世纪的对美外交方略，并在新的中美外交框架中研究解决台湾问题的方式，把握解决台湾问题的契机。
研究近代史以来中美关系演进轨迹，必然要注意到这样一个史实，即在国家利益方面，中美合作大于冲突，比如在二战中太平洋战场及在苏联入侵阿富汗事件中就是这样；在意识形态方面（主要指1949年以后），双方冲突大于合作，美国介入台湾海峡最初起因也是由意识形态的冲突引起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及邓小平成功访美，中美关系很快进入蜜月状态。但是随着中国国内意识形态主流与自由化思潮的冲突加剧，1989年以后中美关系开始恶化，双方因意识形态不同而发生的外交冲突不断升级。
研究中美关系、大陆和台湾的关系，就不能不研究亚太四极即中美日俄之间的外交关系。如果说，1945年以后美国在世界霸权竞争中的主要对手是苏联的话，那么，1990年苏联解体后，在亚太地区能向美国说“不”的就只有日本与中国。研究日本与美国关系，其特点与中美关系正好相反，即国家利益方面的冲突大于意识形态方面的合作。日本从近代史以来就与美国的亚太霸权产生强烈的冲突。二战以前，美国实际上是把北纬30度以北即中国上海以北的地区让到日本的势力范围之内的。只是当日本逼近上海进而威胁位于南海的美国海上运输线时，美日之间便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大决战。值得注意的是，美日关系最坏的时期也是中美依赖性最强的时期。在目前日本从经济大国正在试图向政治军事强国转变的时候，中美战略利益合作的趋势绝对不会大幅度下降。
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是因为苏联解体后，不仅是中国，而且是日本在美国外交牌局中的地位都发生了变化。从意识形态角度看，苏联解体意味着冷战铁幕移至中国，但从国家利益角度观察，苏联解体意味着日本与美国的矛盾也在上升，而在新的世纪中只有日本具有与美争夺亚太霸权强烈动力与经济实力。这样中国就成了美国亚太战略中掣肘日本的几乎是不可替代的砝码。加上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综合国力尚不会对美国在亚太的战略利益构成重大威胁，因此，为了制衡日本，美国对中国现代化的发展，至少在中国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之前，不仅不会排斥，而且会在相当程度上表示欢迎。道理很简单：中国软弱的程度，就等于日本南下战略要道不设防地带的推进程度。美国人清楚：二战中如果中国有苏联当时的国力，就不至有珍珠港事件与几十万美国士兵的伤亡。反之，如果美国与中国的矛盾导致中国衰变到无力抗衡日本的程度，那就无异于帮助日本做了在二战中想做又没做到的事，即打通日本通往南海的海上运输线，从而使日本这只亚太最大的资源“饿虎”直扑美国石油运输“食管”并直逼美国和西方经济的“心脏”即中东石油。这是美国绝对不能接受的事。因此，只要我们抓住中美关系这个主要矛盾，保持冷静，在把中美间在意识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