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世纪安全战略-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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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这是美国绝对不能接受的事。因此，只要我们抓住中美关系这个主要矛盾，保持冷静，在把中美间在意识形态的斗争坚持在“有理、有利、有节”的范围内的同时，迅速加强军事自卫能力，以保护已走向世界的中国经济。这样，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外交就有较大的回旋余地。
但是，我们也不能盲目乐观，因为中国之于美国，毕竟是社会制度完全不同的国家。中美之间，除了意识形态和不同社会制度难以调和的矛盾外，在国家战略利益间也存在一些原则性的矛盾。因此，美国从20世纪50年代起在环中国地带拼凑起连锁防线，以防止所谓“共产主义扩张”。随着苏联解体与中国经济强劲发展，美国部分政客开始散布“中国威胁论”。这反映了美国政界对中国迅猛发展的恐惧。他们的目的与其说是为了破坏中国国家利益，不如说是为了确保与美国发展息息相关的海上运输线的安全。对美国亚太战略言，只要不影响这条生命线，任亚太地覆天翻；不然，美国绝对要与威胁这条战略线路的国家决以死战。美国可以在索马里撤军，但不会在科威特撤军；美国可以容忍日本在中国上海以北制造无数起“南京大屠杀”，但绝不会让日本控制北纬30度以南的太平洋岛国。由于中国太接近美国的这条生命线，因而中国强大势必引起美国对其在中太平洋的海权利益担心。正因此，美国在扶持中国钳制日本及未来的俄国时，也扶持包括越南在内的东盟国家、印度，以及台湾、西藏等地与中国政府敌对的势力以阻扰中国影响和作用的南向扩展；美国与越南建交，从地缘政治角度看，可说是1972年尼克松主义及其战略思想的再版。
在这种政治格局中，台湾问题及其解决方式和时机就与美国的亚太战略变化产生了不可分割的联系。这里有三组关键要素：（1）中美关系的变化及中国自身的发展；（2）日美关系的变化及日本自身的发展；（3）俄美关系的变化及俄国自身的发展。也就是说，不管中国、日本和俄国如何演变（发展和衰退），它们都不能影响美国在中太平洋的海权利益。我们知道，美国外交传统起源于英国“光荣孤立”政策。在这种政策下，几个世纪以来英国在欧洲法德俄之间玩平衡游戏并从中获得了巨大利益。美国是由英国政治制度演变而来的国家，北美大陆独立于欧亚大陆的天然超脱地位，使美国在19世纪和20世纪又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在英法德之间又以“光荣孤立”的姿态重复英国人的游戏，这使得美国在一战和二战中捞足了好处（当然他们也为打败法西斯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可以肯定，随世界经贸重心向亚太倾斜，21世纪美国也必然在亚太各种势力间如法炮制这样的游戏，其主要方式就是在中日俄之间以及其他政治力量之间打平衡牌。在美国这张牌桌上，至少在中国成为中等发达国家之前，彻底让中国垮掉并不是美国亚太战略的底牌。今日中国不同于昨日的苏联。昨日的苏联是唯一能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的强国。因此，在苏联解体中美国就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今日中国从综合国力上远没达到与美国抗衡的水平，即使中国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目标也不会让美国感到有重大威胁。俄罗斯从历史上看是一个极富扩张性的民族——这从其版图就可证明，但90年代后，俄罗斯元气大伤，其恢复恐怕还需一个很长的过程，因而他与中国的发展在相当长时期内不会产生大的利害冲突。现在分析，最终将与中国国家战略利益发生直接矛盾的既不主要是咋咋唬唬的美国，也不是汹汹气势的俄罗斯，而是唯唯喏喏的日本。日本人从来都是只做不说，或先做后说——这与美国人的特点正好相反，他们自明治强盛以来，一直就没有放弃他们的大东亚战略。1927年日本政府在东京召开“东方会议”，会上提出著名的田中奏折称“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这是因为中国是阻碍日本从东北亚进入国际运输枢纽之一的辽阔的南海并与美国争夺亚太海上运输生命线的最坚硬的障碍之一（第二道也是最后的障碍是美国）。日中这种利益关系完全是由其扩张性强大的资本主义经济动力和其天然的被大国钳锁起来的地缘条件决定的。前一条件与美国一样必然要向世界扩张，后一条件决定它必然与中国继而与美国冲突。我们看到，目前中美争执中，日本实际上采取低调纵容，同时又讨好中国的态度，其目的是让中国与和美发生冲突，自己届时坐收渔利——日本曾在发动侵华战争前后在国共两党间扮演过这种角色，当然它在当前大陆与台湾之间仍继续扮演这种渔人得利的角色。可以说，二战太平洋战场上中美联手及各国内部团结一致是造成日本侵华战争失败的重要原因，因而在未来的亚太冲突中，日本的首要目标是在中美之间扩大缝隙以避免两面受制，等待中美之间及中国内部尽量产生矛盾、冲突乃至战争以达到控制台湾岛在内的南下要塞的战略目标。
这样看来，台湾问题一方面是美中关系的焦点：美国利用台湾钳制日本南下，同时又使台湾、西藏构成遏制中国影响力南移的内线；中国则要维护民族尊严和祖国统一。在中美关系的这个焦点之外，不应忘记日本也随时准备坐收渔利，这是因为台湾对日本太重要了，以至近代以来日本的每次重大行动的第一步就是侵占台湾。在这种政治格局中，台湾问题的解决方式就与中美关系及日美关系的变化发生了联系，也就是说，当美日矛盾大于中美矛盾从而中国对美国的战略价值大于日本时，美国就会在必要时把台湾当作弃牌还给中国以获取中美稳固的关系。而台湾一旦失去大国的庇护，台湾就失去了独立存在的基础，这时统一台湾的时机也就成熟。反正美国永远不会把台湾让给日本，因为美国宁可让台湾“独立”——美国许诺台湾“独立”的另一个潜台词就是默认大陆可以对台采取收复行动，正如英国准许香港“直选”的潜台词就是撒手不管一样——也不会让台湾为日本控制。二战快结束时罗斯福总统曾预见苏联将很快恢复，就竭力扶持中国以抗衡苏联，为此，罗斯福不顾丘吉尔反对，支持中国参加1943年11月的开罗会议并在《开罗宣言》中要把“日本所窃中国之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群岛等，还归中国。”朝鲜战争前，美国总统杜鲁门曾试图抛弃台湾以换取与中共某种形式的“联合”，朝鲜战争爆发与中国参战使杜鲁门的设想化为泡影。1972年，尼克松为了与中国改善关系以抗衡北方苏联时，也曾有限地抛弃过台湾。可以肯定，苏联解体后，随日本的崛起及俄国的强力复苏，历史可能会在中美日之间再次为中国提供收复台湾的契机。台湾只是西方大国在亚太牌局里的一张牌，而不可能是大国本身，这是20世纪历次重大国际事变已证明了的定理。至于目前台湾某些领导人一相情愿地自称“台湾已经是独立国家”，这无异于痴人说梦。台湾就没有政治独立的历史。台湾明天的命运，与其昨天的命运一样，只能是大国之间被踢来踢去而又为美国所不愿全心接纳，日本无力接纳的球。而台湾要彻底摆脱这种命运，除回归祖国外，则别无选择。
鉴于此，在解决台湾问题上，除了我们要在复杂的国际风云变幻中准确把握时机外，我们更应着重于自身实力，尤其是军事，特别是中国现代化海军实力的增强，这是因为和平政策历来都是以实力，尤其是军事实力为后盾的。至于目前发生在台湾的有碍于祖国统一，乃至台独的言行，在时机不成熟的情况下，我们只保持“善战不言兵”的威慑姿态就够了。在台湾问题上，我们无论如何不能重复戈尔巴乔夫在处理苏联一些加盟共和国独立问题上因犹豫而终成苏联解体的错误；我们应像俄罗斯处理车臣问题一样在关键时刻即台湾公开亮出“独立”旗号的时刻，睥睨西方无休止的喋喋议论，用果断的方式解决中国台湾问题。一句话，台湾问题并不是台湾单方面的事，只要我们国内经济发展、政治稳定、国防及外交政策得当，台独势力就成不了气候，台湾回归祖国也就是一个时间和时机的问题。错过时机，时间就会延长，抓住时机，时间就会缩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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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问题与中国前途——兼评李登辉《台湾的主张》
一台湾出了问题
1999年对远东地区而言，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巴尔干科沃战事刚落下帷幕；台湾海峡上空就飘浮起战云。 5月17日，李登辉发表《台湾的主张》，提出分裂中国的“七块论”；7月9日，李又借《德国之声》采访之际，抛出“特殊的两国论”；7月14日；台《联合报》报道：“相关部门已就李总统提出的‘特殊的国与国关系’外文翻译进入最后定稿，原则上是‘（special）state to state relatonship’；但如提及‘two states in one nation’也将不译成‘一中两国’而是‘一个民族，两个国家’”。一时间，两岸关系骤然紧张。台湾当局无视大陆中央政府的再三警告，在台独的道路上愈陷愈深。7月25日，国民党投资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刘泰英公开表示：一旦大陆武力攻台，台将发导弹袭击香港和上海。8月11日，台“行政院”快速通过《海域及海岸巡防法》。8月18日，李登辉称建构战区导弹防御系统更符合台湾的“长远利益”；并指示台“行政院”着手研究其间的军队转型、心理建设及经费等问题。8月，连战表示：“台湾必须保留加入战区导弹防御系统的权利。”19日，台“行政院”开会通过一项有关台需要建立一个导弹防御系统的报告，“行政院长”萧万长表示：行政院9月份将公布这项报告，并呈交“立法会”，“国防部”将可能从明年起为此筹资。法新社说，这是台“在李登辉以‘两国论’挑战中国（大陆）之际迈出的又一个关键步骤，那就是谋求美国的导弹盾牌。”8月29日，台国民党十五届全会正式将李登辉“特殊的两国论”载入政策文件，决定以“特殊的国与国关系”定位两岸关系。 至此，李登辉“特殊的两国论”已从《台湾的主张》一书中表达出来的个人认识，转变成了国民党大陆政策的指导原则、台湾当局的施政基调和具体政策，这表明台湾已经实际上从行政、疆界及军事上正式向大陆及国际社会打出“台独”牌（“修宪”问题充其量也只有形式上的意义）；这使得中国大陆“和平统一”的对台政策已被逼到死角。8月1日，大陆《解放军报》发表社论指出：“世界并不太平，战争并不遥远。李登辉玩火进一步表明，台湾岛内的分裂势力值得严重关注，祖国统一的斗争尖锐、复杂。”8月31日，中央中央对台办负责人表示：李登辉和国民党的作法，是将台湾人民推向战争的深渊。
二李登辉还有更大的政治目标
研究台湾历史，我们会发现台湾没有政治独立的历史，这是因为台湾没有实现独立国家的地缘政治条件：一方面，台湾为中国东进太平洋、日本南下中太平洋、美国遏制中国和日本乃至东盟的重要的海上战略基地。正因如此，在近现代亚太发生的历次重大事变中，比如1895年甲午战争、1950年朝鲜战争及70年代苏联全球扩张和中美合作；台湾都是牺牲品。另一方面，台湾由于地理空间狭小、缺乏战略纵深的地缘政治条件所限，在历史上根本没有能力抵御大国的强力进入。作为政客，李登辉不可能不知道台湾地缘政治的上述特点。因此，李登辉在向大陆打出“台独”牌之前，考虑最多的并不是台湾如何独立的策略，而更多的是台湾独立后如何进一步坐大（所谓“发展”）的政治战略。关于这一点，李于8月10日在台“行政院”的一次演讲中说得明确：“要了解国家策略研究，最重要的就是要确立的定位、国家发展的目标。简单来说，就是中华民国在台湾要如何生存发展下去，我们必须坚定国家的定位、我们的生存及后续的发展。我们强调的是要如何演变中国大陆，将中华民国所得到的成果带到大陆，这也是中国统一的最重要的目标。”
李登辉很清楚，只要大陆存在着一个统一和强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仅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台湾就没有独立的任何可能。李登辉在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充分的考虑后，通过《台湾的主张》一书向日本、美国及其国际反华势力兜售他关于“如何演变中国大陆”和“改变中国大陆的政治态势”的谋略。他写道：“我曾向某位美国政要坦率地说：‘你们倡议要对中共采行交往政策，但‘交往’（engagement）一词颇为不当。美国并不需要涉足中国大陆，而是要将中国大陆拉到文明世界来。’中共领导人对于戈巴契夫使得旧苏联崩溃的原因，了然于胸。中共绝不可能在‘交往’的引诱之下，毫无防备地踏进以资本主义国家为主体的国际政治舞台。但是，如果亚洲想要摆脱霸权主义的威胁，想要享有长远的和平安定，就必须设法使中国大陆破除“封闭”心态，加入国际社会，并接受现行的国际政治与经济体制的规范，才能使亚洲重现希望的曙光。因此，目前亚洲、甚至全世界的重要课题，是尽速改变中国大陆，使其霸权主义、专制政体及失衡的经济结构，转变成符合文明发展趋向的现代化体制。”
1999年9月5日，李进一步用煽动的语气写道：“兼具霸权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大中华主义，对其他亚洲国家而言，仍然极具威胁性。俄罗斯或许没有感受到中国大陆的压力；但印度则因深感威胁而与中国大陆对峙，其他国家也都对中国大陆多少存有恐惧之心。倘此情形继续存在，亚洲将永远不会有安定之日。” 按李登辉说法，“亚洲将不会有安定之日”的原因，是由于“兼具霸权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大中华主义”的存在，由此推出的必然结论当然就是：消灭“霸权主义”的关键就是瓦解统一的中华民族。具体怎么做呢？李登辉提出自己的方案：“最理想的状况，是中国大陆摆脱大中华主义的束缚，让文化与发展程度各不同的地区享有充分的自主权，如台湾、西藏、新疆、蒙古、东北等，大约分成七个区域，相互竞争，追求进步，亚洲或许会更安定。”
李登辉明白，台湾政治独立面临的最大的历史难题，是中国大陆的地缘和政治优势。因此，李登辉选择了用否定中国和中华民族存在的办法来确定台湾和所谓“台湾人”的“存在”（实际就是“独立”的代词），用肢解中国版图的办法来解决台湾“存在和发展”所面临的最大地缘障碍，用肢解中华民族的办法来消除台湾“存在和发展”所面临的最大的政治障碍。
现在看来，李登辉的上述设计并不是什么新鲜东西，它只不过是1927年日本首相田中义一提出的“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方案的新翻版。李登辉在20世纪末给美国与日本的反华政客们提出新“奏折”的要义是：欲征服亚洲，必先征服中国；欲征服中国，必先肢解中国。与20年代不同的并令人费解的是，20世纪末再次打起这面破旗的不是当年的日本人，而是自已都说不清国藉的李登辉！李登辉深知，在地缘政治上没有战略纵深的地区和国家，在国际舞台上是绝对扮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