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中国法律人剪影(全文)-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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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古代，科举考的是文史，没有法律一科。经纶满腹，考中进士后，朝廷任命官员，则有刑部的差，就是司法部。我的伯父沈钧儒先生，就是读四书五经，考中进士，入了刑部，从此成了法学家。外祖父的母舅，有个叫做夏寿康的先生，清朝末年中进士点翰林，宣统三年，在湖北省谘议局任副议长。辛亥革命时，做湖北省民政长，后来进京任肃政史，就是监察长。　
　　民国初年，袁世凯任命王治馨为京兆尹，就是北京市长。王治馨原来是袁世凯家的账房，从前袁家的公子们要用钱，都向账房王治馨去要。现在王治馨做了京兆尹，袁家公子们用钱，还是去找他要，京兆尹怎么供应得起。久而久之，京兆尹就被控告。当时肃政史夏寿康先生，写了一份弹劾京兆尹王治馨的手折，亲到大总统府密呈袁世凯。第三天袁大总统下令，将京兆尹王治馨押赴天桥枪毙。夏寿康先生平素不喜交游，沉默寡言，忽然上折弹劾京府要员，震动海内外。或许这个家族故事，在外祖父幼小的心里种下了种子，使他日后选择法科为专业了。　
　　1915年外祖父16岁，随他的父亲由湖北黄冈到北京，考中北京大学预科旁听生。外祖父告诉我们，他在北京大学预科的功课很紧，有英文课，法文课，中国历史课，世界通史课。世界通史用的是英文课本，老师是英国公使馆秘书嘉特莱先生。　
　　外祖父读预科时，国学课程教授是沈尹默先生和沈兼士先生。两位沈先生，都是章太炎先生的门下士，学生们深为敬佩。沈尹默先生指点北大预科一年级学生读几部书：《吕氏春秋》，《淮南子》，《论六家要旨》，《汉书？艺文志》，《文心雕龙》，刘知几《史通》，顾亭林《日知录》，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章实斋《文史通义》，章太炎《国故论衡》。北大预科二年级和三年级，沈尹默先生继续讲授国学。外祖父记得很清楚，沈先生先讲陆机的《文赋》，然后选择文史著作的一些文章作为《文赋》每一段甚至每一句的注脚。除学校必修功课外，外祖父自修的课程，以《宋儒学案》和《明儒学案》为最得力。他在预科三年级，先读梁任公《明儒学案》节本，再读《明儒学案》原书，然后读《宋儒学案》。　
　　外祖父预科完成，升入本科法律门，后改称法律系，开始读法律专业。外祖父给我们讲过几个他读法科时的故事。显然是这些学生时代的经历，给了他很深刻的印象，晓得了做法律人的情操和品格。　
　　五四运动后第二天，第一节是刑法课，张孝教授是国家检察厅首席检察官，学生都围着他，问他昨天发生的动乱合不合法。张教授说：我是现任法官，对昨天的事件，不便发表个人意见。我可以说的，只有八个字：法无可恕，情有可原。事后司法部总长朱琛先生对张教授讲出这八个字，非常不满，大加申斥。第二节课是宪法，锺赓言教授是法制局的参事。他走进教室，把书放到讲桌上，低着头，什么都没说，足足五分钟，才抬起头来，说了一句：“我们中国……”就停住。教室里静极了，能听见窗外的风声。锺教授又抬起头，说一句：“我们中国……”他的泪水涌出眼眶，滴落在讲桌上，再也说不下去。全班同学声泪俱下。北京大学法科二年级时，外祖父发现民初的民法刑法，都以德国日本法典为蓝本，就想学德日两文，得知德文难学，便赶紧学日文，以便能够阅读日文原著书籍。外祖父说，当时买日本法律书籍很方便。只须写信给日本东京丸善书店，指定书名，那书店便照单寄到北京东交民巷日本邮局，由邮局将书名及价钱通知订购人，订购人到邮局付钱取书。用此办法，外祖父买到不少日本专家的民法商法著作。他租住一个小公寓，书架上的书一批一批地加上去，上课之外，就在家里自修。　
　　除读法学书，《宋儒学案》以外，外祖父大学三年级时，还读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考茨基的《阶级斗争》，和拉马克的《生物学》之类。当时在松公府，有个小书店，叫做共学社，外祖父常到那里去买些新书来读。他后来回忆说，当时最觉有必要细读的一本书，是王星拱著的《科学方法论》，可惜读不大懂。　
　　大学三年级过年前两天，北京的报纸出了十七个题目，征修订民法的文章。外祖父决定应征，马上起草。初稿完成，十万字。高一班同乡黄先生也应征，外祖父便与他讨论。他看过外祖父的文章说：法学文章不可太长，要有条有理，简洁扼要。别人说十句，你说一句。你说一句说不清，说十句还是说不清。外祖父觉得有道理，就修改文章，缩成三万字，每段加小注，说明引文来源。改好以后，用小楷抄清，钉成一册，送到民法修订馆。　
　　结果外祖父的这篇文章获得第一名，奖金是一百元。他用这笔钱，向东京丸善书店订了国际公法及德国民法和瑞士民法，还有罗马法与日耳曼法等英文著作。当时中国银元价值很高，美金一元只值中国银元九角，日金一元只值中国银元二角五分，买书是非常的便宜。就算王亮畴博士的德国民法典英文译本，也只要银元一块八毛。　
　　那年正月初二日，外祖父到中央公园（北伐后改称中山公园），参加湖北同乡大会，为了声援“鄂人治鄂”运动。因在京的湖北同乡推夏寿康先生为湖北省长，由周树模先生向徐世昌大总统推荐，已见公府任命。夏先生奉命之后，即往汉口。可是湖北督军王占元却保举政务何厅长为省长，拒绝夏先生过江到武昌就职。北京法政专门学校的湖北同学发动“鄂人治鄂”运动，其他大专学校亦有同乡学生参加。结果发生混乱，公园的警察来捉人，外祖父亦其中之一，可谓知法犯法。　
　　外祖父要求警察不用白绳子套手腕，答应了，一路走到警察厅。司法科长把他叫到一间大厅，申斥一顿，随即移到地方检察厅。进入地检厅候审室，候了很久，检察官传讯，外祖父答复：到了场，没打人。也就算完事了。那时已是下午六点钟以后，警察带外祖父去找保。走了两三小时，才找到一个公馆保。外祖父取了保，回乃兹府。　
　　次日清晨，外祖父到旗守卫去拜望王常甫先生。王先生是世交，外祖父以前常到他家去问候和谈话。这次事情不同，王先生是地方检察厅的首席检察官，外祖父是交保之中的被告。王先生的传达看见外祖父，不应门，更不开门。外祖父没有生气，非常钦佩司法官那样严谨和严正。　
　　到四年级，外祖父除上课之外，每天到法律系图书室，读法律哲学的书，读新黑格尔派，新康德派，以及社会法学派，历史法学派的一些英文书籍，并在自己公寓里读一些日本的法律书籍。同年修订法律馆将外祖父过年应征的文章，刊登在《法学会杂志》上，那对于大学尚未毕业的学生来说，是很有力的鼓励。　
　　刚好从那一学年开始，北京大学法科改为四年毕业，于是四年级学生就面临毕业就职的问题。外祖父告诉我们，当时他有一个观念，不靠家产，不求高薪，要从辛苦劳作中求出路。同时他也有两个希望：一是做法官就到杭州，二是做教授就回母校。原因是做法官，不能与律师往来，更不可与诉讼当事人接触，生活总是孤孤单单。所以要做法官，最好是到杭州，审理诉讼之余，就到西湖去走走，清清静静也无所谓。若是做教授，那就要到学术文化荟萃的北京，从此上进。　
　　在北京的一个湖北同乡世交吴先生，曾做过高等监察厅长，有一次问外祖父：你毕业后如果教书，想教什么课？外祖父回答：教亲属法，因为那是冷门，很少人竞争。吴先生听了，说：你这辈子完了，教书不是好出路，教亲属法更要坐冷板凳。那年暑假外祖父从　
　　北京大学法科毕业，就到安庆法政专科学校去任教，教的就是亲属法。　
　　本来北京大学毕业生就职，月薪不过四五十元，安庆法政专科给外祖父一百三十元，出乎意外，外祖父当然绝不可错过。那一学年，外祖父薪水不低，授课却也很不少。他担任四年级的亲属法和继承法两课，二年级和三年级的商业行为法，公司法，保险法，票据法。总括起来，平均每星期要教授十二小时的课。外祖父带到安庆一个皮箱，主要装的是几十本法学书，还包括他并不教的刑法和民法方面的书。参考资料不够，外祖父依靠订阅的日本法学协会杂志与国家法学会杂志，此外还订购英文与日文的各种法学著作，临时抱佛脚。　
　　头一学期完了，大考之前，学生们要求教员们先出题，或者划定考试范围。那是几乎所有大学学生的惯例，直至如今，还是如此。那天外祖父一进教室，学生们就提出这个要求。外祖父说，先上课，下课时划范围。学生们老老实实上完课。下课的时候，外祖父翻开讲义宣布：绪论不考。然后，第五页到第十二页要考。第十四页到第二十六页要考。第二十八页到第四十页要考。一直说下去，学生们跟著外祖父在讲义上打记号。外祖父讲完走出教室，到休息室坐着，等学生们来找。　
　　过不久，学生们果然到休息室来了，他们对著书一查，发现外祖父划的范围，一百六十页讲义，要考一百四十页，等於没划范围。他们要外祖父重划，外祖父说：我不是卖菜的，不讲斤两讲价钱。学生们说：你们北京大学考试也划范围。外祖父说，北京大学先生有的划，有的不划。划范围的课我都没学好，不划的课我都学好了。我上学的时候，骂不划范围的老师，出了学校骂划范围的老师。学生问：你现在要怎样？我说：我宁可你们现在骂我一顿，不要你们出了学校骂我一辈子。　
　　外祖父在安庆教书的第二学期，过得很愉快，还交了很多朋友，如法政专科学校的曾伯猷、冯若飞、胡家荣，及安庆一中的易君左、郁达夫等几个。他们一群文友墨客，常去迎江楼菜馆或者大观亭聚会，连吃带喝，谈史论文。但是外祖父只在安庆任教一年，就辞了职，东往上海去谋生了。　
　　本来外祖父是想回到北京工作的。他因为特别喜欢读书，所以想找个职业，能够与书为伴。湖北同乡马海饶先生做北京修订法律馆馆长，同乡世交吴柄枞先生做总编辑，他们给外祖父发了信，说是那里有个调查员的缺，只要外祖父能够找个举荐人介绍一下，就可以受聘去补那个缺。　
　　当时外祖父在安庆法政专科学校做教员，每月薪水一百三十元，而北京修订法律馆的调查员每月只有一百元，但是外祖父答应了，原因是修订法律馆有丰富的藏书，而调查员的工作是采辑法学资料，也就是整日读书，所以外祖父决定不接受安庆法政专科学校的续约，转去北京任职。　
　　他给武昌的湖北督军肖耀南写了一封信，请求一封举荐信。肖督军接信后，用两湖巡阅使的名义，给马馆长发了一封举荐外祖父去做调查员的电报。有这样一封举荐信，修订法律馆的湖北同乡都认定，外祖父的职位即将发表。却不料另外一位求谋工作的人，找了东三省巡阅使张作霖作保，也发了一封电报来。东三省比两湖势力更大，修订法律馆的马馆长左右为难，托乡友写信给外祖父，问他可否同那人平分一百元薪水，仍是调查员身份。外祖父自然去信辞谢，自此之后，他就晓得，再也不靠权势去谋职业。　
　　这情况下，外祖父接到安庆友人郑伯猷先生来信，说上海商务印书馆聘郑先生去做编辑，但他不想接受，转而举荐外祖父去做。外祖父接信后，立刻到上海。　
　　当时商务印书馆在上海闸北宝山路，编译所大楼的楼下是各种杂志社，二楼是编译所各部门，三楼是大辞典编译的大厅。外祖父到了之后，先去二楼，见法制经济部主任李伯嘉先生。王云五先生接任所长之职后，改组编译所，分为八个部，计有国文、英文、史地、法制经济、数学、博物、理化，及百科辞典编译部等。后来外祖父才知道，虽然商务编译所上上下下近三百员工，而且不乏博学多才之士，但是各部门的编辑们，相互之间彼此来往机会并不很多。　
　　李先生领了外祖父，见编译所的所长王云五先生，匆匆一面。之后李伯嘉先生便拿出一封美国金恩公司的出版合同，请外祖父译出中文，也许算是一场考试。外祖父坐在一间办公室里，当天完成，交出译文，当即获聘，第二天就开始上班。　
　　当时的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在王云五所长领导下，聚集了近现代中国文化界的许多名人，如郑振铎，沈雁冰，叶圣陶，周予同，樊仲云，胡愈之等。但是这些知识分子，在编译所这样的文化机关里，与铁工厂里的铁匠工人一样，只是做工的劳动者。　
　　1925年，五卅运动发生，英国巡捕向群众游行队伍开枪，造成惨案，整个上海震动。王云五先生知道外祖父学的专业是法律，便找他咨询有关惨案的法律意见。外祖父依照英国普通法例，作为回答。根据英国普通法，军警若遭受群众的暴动与袭击，必须由当地市长或镇长，向群众三次宣布解散令，再过一小时十分钟，群众仍不解散而且继续暴动和袭击，此时才可开枪。如果军警不经这种手续而开枪杀伤群众，应以杀伤论罪。　
　　王云五先生根据外祖父所谈，研究相关资料之后，著文在《大陆报》上发表。同时外祖父也在《公理报》上发表自己的法律意见，当时《公理报》临时发刊，是文学研究会几个同仁创办，主编是郑振铎先生。随后上海学术界十人联署发表宣言，巡捕房在南京路枪杀群众的惨案，表示抗议，此十人中也有外祖父。上海《商报》立刻发表社论，对此宣言表示支持，那篇社论的执笔者，是当时中国最有名的记者陈布雷先生。　
　　商务印书馆的《东方》杂志，为五卅惨案出版了一期专刊，其中首篇就是外祖父分析南京路巡捕房法律责任的长篇论文，用捕头们在会审公堂的证言，作为判断的根据。但也因此，外祖父被传上公堂。公共租界的捕房，不能坐视《东方》杂志专刊的文章，就向会审公堂提出诉讼。商务印书馆以王云五先生为代表人，聘请陈霆锐大律师为辩护人，报酬是白银二百两，而诉状资料则由外祖父负责整理提供。　
　　审判官是关炯之先生，主张从缓并从宽办此案。但英国领事力主严办，巡捕房律师的意见，以为五卅惨案激起这么大的风潮，自不宜在群众愤怒的期间，办理这一案，因而力主从缓。于是连续若干星期，每星期五上午九时开庭，十二时半退出。每次开庭，法官和英国领事坐在堂上。拖了五六个星期，最后一堂，双方律师各说几句话，堂谕商务印书馆交洋四千元，以后不得再犯，这一案就算了事。　
　　五卅运动之后，上海的罢工风潮汹涌起来。上海工人数量最大的是纺织业，但工人知识水平最高的是印书业。而在印书业内，工人数量最多的，就是商务印书馆，并且除了印刷所的工人之外，还有发行所，编译所，以及总务处的职员和工友。在罢工的风潮里，商务印书馆的三所一处职工，也发动了大罢工，向公司提出九条要求，还组织罢工最高委员会，与公司谈判。罢工最高委员会聘请外祖父做顾问，帮忙撰写文稿，特别是法律文件。　
　　1927年1月，外祖父接到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政治部的一封来信。当时的中央军政学校，就是俗称的黄埔军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