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心论-第20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诚信要求的范围实际上可分为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对士以上阶层的，在这一阶层中要求严格的诚信；另一层面则是对民众的，总的说是要取信于民，说真话，办实事，但这中间也包含一些可能不一定全具诚意，但却对取信于民有帮助的礼仪制度。当时社会的结构要求上层〃取信于民〃，但上层却出现了相互之间信义关系松驰、礼仪荒废的状况。
所以，孔子特别强调两方面的信∶一是朋友之间的信，君子之间的信，此进可达到统治层的团结，具有政治效用，退亦是人伦所必需、是君子所当为和学者之所乐；二是对民众的信，即使民信，孔子讲∶〃民无信不立〃〃信则人任焉〃〃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这里就不仅有个人交往之信的问题，还有一个政治责任的问题，也就是〃大义〃的问题。〃信〃具有政治意义，信就必须从正道、从大义。可能确实有这种情况∶有些礼仪虚文连履行者自己也不一定完全相信，但在当时的等级制度实际上不可能根本改变的情况下，履行它却有稳定天下、使民获利的意义，这样，也就有履行它们的必要了。所以孔子说〃祭神如神在〃，曾子说〃正颜色，斯近信矣〃，其良苦用心今人不可不细加体察，但是，这种〃使民信任〃毕竟和作为基本道德义务的〃诚信〃有差距，一种非绝对的和不严格的诚信观抑正是由此而发？或者说，不把诚信置于基本义务之列正是因为太接近政治，而受了等级政制的牵连？
当时的时代对孔子思想的影响究竟有多大，其程度我们还是不易判定的，但孔子思想对后来的历史却肯定是发生了重大的影响。孟子说∶〃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18此语明显有脱胎于孔子〃言必信，行必果，然小人哉！〃的痕迹，而信必须从义的意思则更明确了。《谷梁传》说〃言而不信， 何以为言〃，似很强调信，但马上接着说〃信之所以为信者，道也，信不从道，何以为信〃，信是否为信， 就还要由其中是否载道，或是否合道来决定了。孟子谈〃信〃比孔子少，在阐明其性善论的〃四端说〃中也未涉〃信〃，不过他说到了〃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认为这是尧舜使契为司徒时所施的〃五教〃。后来，董仲舒在《举贤良对策一》中提出〃夫仁、义、礼、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饬也；〃， 正式形成与〃三纲〃相配的〃五常〃。但〃信〃的地位还是不高，在此居于末位，主要是在朋友一伦中起作用，碰到与其它义务如孝亲、忠君相矛盾时还是要服从它们。
后来的宋明理学家光大了思孟一系的儒学，由强调外在的五常转为强调与乾之四德，性之四端相配的仁义礼智，而〃信〃的地位似更下降，〃信〃只起证实四者的作用，而本身不受重视，如伊川说∶〃性中只有四端，却无信，为有不信，故有信字。〃19 朱子说∶〃木仁、金义、火礼、水智各有所主，独土无位，而为四行之实，故信亦无位而为四德之实也。〃20宋儒不重伦理关系中的〃信〃，但却甚重个人修养中的〃诚〃。但此〃诚〃是本体，是〃真实无妄〃，是〃不自欺〃，是〃天之道 〃，或者〃天人合一之道〃，与我们所说的〃诚信〃不完全相同。21至于〃信〃是不是义，在《二程遗书》第九卷中程子明确地说∶〃信非义也，以其言可覆也，故曰近义。〃22当然，这并不是说程子就认为信不是一种道德要求，这里的〃义〃应做〃基本义务〃解，即信非大义。
甚至到了明末清初，我们在王船山这位人格最可崇敬、思想也相当纯正、批判〃伪诚〃甚力的儒家思想家那里，也仍然可以看到〃诚信〃并没有成为一种普遍的基本的义务，他说∶〃人与人相於，信义而已矣；信义之施，人与人相於而已矣；未闻以信义施之虎狼与蜂虿也。楚固祝融氏之苗裔，而周先王所封建者也，宋襄公奉信义以与楚盟， 秉信义以与楚战，兵败身伤而为中国羞。於楚且然，况其与狄为廷，而螫嘬及人者乎！楼兰王旧事汉而阴为匈奴间，傅介子奉诏以责而服罪。夷狄不知有耻， 何惜於一服，未几而匈奴之使在其国矣。信其服而推诚以待之，必受其诈；疑其不服而兴大师以讨之，既劳师绝域以疲中国，且挟匈奴以相抗，兵挫於坚城之下，殆犹夫宋公之自衄於泓也。傅介子诱其主而斩之， 以夺其魄，而寒匈奴之胆，讵不伟哉！故曰∶（夷狄）者，歼之不为不仁，夺之不为不义，诱之不为不信。何也？信义者，人与人相於之道，非以施之（非人）者也。〃23
总之，〃诚信〃在传统伦理中的地位看来确实不是很高，信要从道、从义，诚实的要求就要受到影响，受到削弱。我们这里当然要特别指出∶在儒家那里，诚信虽然不是第一位的，要服从其它的原则，但这原则肯定不是功利，不是快乐，更不是一己之特殊目的和欲望。在历史上占主导地位的传统儒家伦理，一直是严格道义论的（deonto…logicaltheories），〃信〃虽然受到了某种支配和制约， 但仍然是受着道德的支配和制约。孔子之义，宋儒之义并不是如解扬所说之〃义〃，更不是秦皇霸业之〃义〃，所以，这就限制了随心所欲地以个人利益或特殊目的来解释诚信， 就严格地区别于诸如〃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不骗别人发不了大财〃一类言行。
但是，我们还是可以说，这种把诚信视为次要义务的诚信观实际上是传统儒家道义论的一个薄弱环节，是一个它的阿基里斯之踵。道义论是与目的论（teleolgicaltheories）相对而言的，道义论意味着不能仅以目的，甚至是道德的目的来证明手段，证明某些行为或者行为准则是正当的，而是还必须考虑到某些行为本身的性质，而说谎从其性质来说就决不可能是道德的，这是从反面说。从正面说，正是诚实使一切道德行为和德性真正成其为道德，所以它不能不是一项基本义务，对诚信的偶然违反如果说可以谅解的话，也只能是在诚信与其它基本义务严重冲突的时候，把对它的违反作为一种调节准则提出，而不能使诚信径直服从于其它义务，例如〃孝亲〃等等。忽视了诚信作为基本义务的地位，就可能在道德体系中撕开一个缺口，影响到整个道德的真诚性，诚信的要求就可能被看作是要以事情的性质为转移，并依交往的对象来衡量，如果说诚信要服从〃尊华夏，攘夷狄〃的原则，就将导致对外邦不守信用，订立欺诈性的盟约或者屡屡负盟；如果说诚信要服从〃孝亲〃的原则，就将导致与法律的冲突，普遍的法治就不可能建立起来。 但削弱诚信最重要的还是对道德本身的侵蚀，道德最忌虚伪，如果不把诚信作为基本义务，就可能由信伤诚，由〃善〃伤真，既然可以欺人，那么也可以欺己，从而行一种自欺欺人的〃道德〃。
〃诚信〃要求是即是、否即否，而不能口是心非，前诺后违，随机应变，八面玲珑。然而，虽然孔、孟最恨乡愿，而中国历史上乡愿却相当多，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不是与没有把诚信视为基本义务有关呢？还有政治生活中的瞒和骗也可以说是源远流长。人与人政治关系中的某种言不由衷的随声附和，应付式的虚假表态也许有助于防止激烈的冲突和大规模的流血，然而，从长远看来，这种利益是否超出了我们因此所付出的代价呢？严复曾经对中国与西方的有些风俗进行过比较，他说∶〃今天中国之詈诟人也，骂曰畜产，可谓极矣。而在西洋人则莫须有之词也。而试入其国，而骂人曰无信之诳子，或曰无勇之怯夫，则朝言出口而挑斗相死之书已暮下矣。何则？彼固以是为至辱，而较之畜产万万有加焉，故宁相死而不可以并存也，而我中国，则言信行果仅成小人，君子弗尚也。 盖东西二洲，其风尚不同如此。苟求其故，有可言也。
西之教平等，故以公治众而贵自由。自由，故贵信果。东之教立纲，故以孝治天下而首尊亲。尊亲，故薄信果。然其流弊之极，至于怀诈相欺，上下相遁，则忠孝之所存，转不若贵信果者之多也。〃24
严复认为中国社会薄信果与重孝尊亲有关，而我们也许还可以进一步指出，这种薄信与尊亲又是与中国历史上超越具体自我的观点的伦理学理论一直欠发达有关。无论如何，到了十九世纪末，由于中国社会的开始转轨，轻视信果的危害已经是很严重也很明显了。现代社会政治的平民化和所要求的公开性，使过去等级制社会中使民信任的一些策略已经不再有效了，这就要求政治家必须更加守信，而社会各阶层、各集团和各成员之间的基本信任，作为现代政治能够稳定和有效运作的一个基本条件，也要求所有公民都把诚实作为自身德性的主干。25市场经济更是以信用为自己的生命，如果只要挣钱就可以不讲信用，让〃坑蒙拐骗〃流行，骗人甚至骗到〃杀熟〃、〃宰亲〃的地步，那么，不要说个人和民族无法在道德上自立，甚至我们连一个比较健全而稳定的市场机制也建立不起来，这是值得我们深长思之的。
扩大到道德以外的范围，我们还可以说，道德上的轻视诚信与不重视科学求知也有一定联系，两者会相互影响，相互加强。科学的长足发展必须借助于一种强烈而单纯的发现真理和追求真实的动机，如果这种追求真实的动机在道德领域不受重视，那么，在一个以道德为重心的文化中，追求真理的科学体系的地位也就不会太高。
当然， 我们所有这些批评在相当程度上是采取了一种现代的眼光，而古代形成的这种诚信观却有它存在的某些历史根据，最重要的是我们前面所指出的历史上难以打破的分离的等级制的社会结构。然而，今天这一社会结构却是被打破了，社会制度发生了一个根本的变化，所以，我们有理由也有必要采取一种新的把诚信视为基本义务的诚信观。
上一页｜回目录｜下一页 返回首页〉学术简历〉讲授课程〉招研计划〉学术著述〉散文杂著〉翻译著作
如何规定作为基本义务的诚信
学术著作…伦理学 伦理学 社会史 人生哲学 返回首页〉学术简历〉讲授课程〉招研计划〉学术著述〉散文杂著〉翻译著作 《良心论》 《底线伦理》 《契约伦理与社会正义》 《道德·上帝与人》
第三章 诚 信
三、如何规定作为基本义务的诚信
我们前面说到要使诚信作为现代社会中人们的一项基本义务，提高诚信在道德义务体系中的地位，这就意味着人们不必再诉诸其它的义务来决定是否遵循诚信的要求，而是在一言一行之前，首先应考虑到诚信， 诚信的要求在严重伤害到他人利益的范围内甚至被纳入法律，若不遵守就构成了欺诈罪、伪证罪而要受到惩罚。那么，既然诚信被赋予了如此的重要性和强制性，我们就有必要再澄清一下我们现在所说作为基本义务的〃诚信〃的内容，以免不应作为基本义务的内容也被纳入其中而要求所有人都必须优先考虑和严格执行。
我们通常所说的〃诚〃字一般指内心，指一种真实、诚悫的内心态度和内在品质，〃信〃字则涉及到自己外在的言行，涉及到与他人的关系。单纯的〃诚〃重心在我，是关心自己的道德水准，关心自己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单纯的〃信〃字则重心在人，是关心自己言行对他人的影响，关心他人因此将对自己所持的态度。
所以，〃信〃字有〃诚〃字所没有的一种含义∶这含义就是〃信任〃，〃信任〃就不仅是一己之诚， 而是必须发生在至少两个人以上的关系之中。〃信任〃或是自己信任别人，或是使别人信任自己。自己信任别人有两种情况∶ 或是别人确实值得信任，或是不值得信任，也就是说有意无意地欺骗了你，但即使这样， 轻信也可能比处处防范的世故更值得仿效，轻信是缺点。 但常常是一种最可原谅的缺点， 因为若排除了轻信的智力缺陷，我们在轻信者那里看到的常是一种对他人的善意。
不过，能够信任和理解他人并不属于〃诚信〃的范畴，我们可能反对欺骗，拒斥谎言，但却宽宥和谅解他人对自己说的谎言，并相信别人能改变这种缺点，继续给予信赖，这是一种合乎道德的态度，但不是诚信的道德，而是一种高尚的恕道。而〃使别人信任〃才与诚信有关，即你要使你的一言一行被别人相信，你要在周围的人们中间建立起良好的信誉，使别人愿意信赖你。
但是，〃使人信任〃尽管最接近于〃诚信〃，尽管从长远来说，必须自己诚信才能真正使人信任，〃使人信任〃却还是与诚信有所区别。在这种〃使人信任〃中甚至可以包括欺骗和谎言，这在政治家那里尤其明显。据说林肯说过∶〃你确实可以在某一个时候欺骗所有的人，你甚至可以永远欺骗某些人，但你却不能在所有的时候欺骗所有的人。〃林肯强调的是谎言不可能总是普遍有效，但是，若改变这句话的强调重点而并不改变这句话的意思，那就可以变成如下的句子∶〃你不可能在所有的时间里欺骗所有的人，但却还是有可能在所有的时间里欺骗一些人、或在一些时间里欺骗所有的人，即获得他们的信任。〃马基雅弗利也说∶在任何时候，要进行欺骗的人总是可以找到某些上当受骗的人们的。引述这话当然不是要默认甚或鼓励欺骗，在此不涉道德而只关事实，25我们在此只是想说明〃使人信任〃与真正的〃诚信〃确实有差别，两者并不完全等同。而在社会被相对隔绝和分离为几个等级，社会没有公开和自由的舆论、民众的文化和政治素质相对低下的情况下，这种差别就可能鼓励政治家们去滥用蒙蔽和欺骗的策略，错误地依赖于如何〃使人信任〃的手段，而不是真正做到〃诚信〃，即真正诚实无欺，言行一致。
我们在中国传统的等级社会中可以看到，维护统治阶层的崇高道德形象对平治天下是至关重要的，在这种维护中，当然包括儒家真诚地在君主和士大夫中要求〃诚信〃的努力，但也包括一些只是〃使人信任〃的策略。古人所说的政治方面的〃信〃多同时包含上面两种意思，即还不是纯粹道德的〃诚信〃。26〃使人信任〃，可以说重心主要是在他人那里，关心的重点是一切如何〃使人信任〃，这中间就可能包含非道德的手段；而〃使人信任〃的目的也可能主要是给自己带来好处，这回到了自我，但却不是道德的而是功利的自我。
总之，单纯的儒家的〃诚〃可以说是道德的、内在的，重心在我，而单纯的〃使人信任〃则不一定是道德的，它是外在的，重心在人。而我们现在讲〃诚信〃就是要把这两者结合起来，〃诚信〃的意思就是要立足于道德自我，但却是面向他人，在人际关系中讲诚信。
我们使〃信〃受道德之〃诚〃的限定的原因是很明显的，因为我们本来就是要讨论道德、讨论义务∶而我们之所以要在信义的客观关系中来规定诚， 则和我们要把诚信规定为现代人的一项基本义务有关。传统儒学的发展主要是朝着为己之学的方向发展，所以，它越来越看重内在的〃诚〃而不是看重外在的〃信〃。它重视内心的道德修养工夫，对道德主体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这些要求是否都能够成为基本的义务呢？
我们可以举宋儒徐积为例。有一次，徐积要为母亲做饭，先经过一户卖肉的人家，心里想要买这里的肉，但因为还要去市场买其它东西，就暂时没有买，当他归来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