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尔街写真 [美]希拉里-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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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国家的货币则被炒作的走了样。
就在这时，乔治·索罗斯及他的头号交易商斯坦利·德鲁肯米勒为英镑定价过高，必跌无疑。德国开始执行高利率政策，而英国经济持续萧条，形成索罗斯所描述的“欧洲汇率机制的动态不平衡”的情形。英德间的政治较量，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签署，以及市场认为英国可能不会加入该条约，都给英镑带来了压力。于是，人们开始抛售英镑。
索罗斯不仅从抛售英镑中净赚10亿美元的交易利润，而且成了外汇交易商中的龙头老大。这些交易商都是大户，指挥巨额资金流东向西。索罗斯在为他的做法辩护时这样讲，基金总是不会在他们看来是非理性投资或不稳定资本流动上下注的。他们所做的实际上是为了稳定、市场。公众认为1992年的英镑风波将索罗斯及他的量子基金推上了外汇投机的头把交椅。然而不管有没有索罗斯，这场英镑风波也是在所难免的。大跨国公司也预料到了英镑疲软，因而事前就大量抛售英镑。他们先走一步。除了强行实行外汇管制外，当局是无法命令外汇投机商住手的。实践证明，管制对于一国经济的好转并无多大帮助。索罗斯式的人物仅是在煽风点火。不过，大批的外汇交易商早就把一切看在眼里，一有风吹草动便倾巢出动。有时私人资本比起公共资本风险更大。私人投资由富有的私人投资者组成。由于这些人想获得比共同基金更大的回报，也清楚他们得承担更大的风险。风险会以多种形式出现。在外汇交易中，一些私人基金使用期权，有的用衍生工具，甚至连他们的银行贷款也被安排得能赚取更大利润。在暂时的外汇风波中，这些炒家也确实加大了涨跌幅度。但是市场是如此之大，这些大户的作用不过是暂时的，有时甚至是无用的。
不仅是对冲基金和英国财政大臣辞职加速了英镑的贬值，全球各大跨国公司的外汇交易商及英国本国的大公司也加入了抛售英镑的行列。
1992年，外汇交易圈中逐渐形成了一种共识：德国马克将成为坚挺货币。西班牙比塞塔对德国马克的汇率下跌25％，意大利里格汇率也急剧下滑，法国及葡萄牙货币也在贬值。国际资本从这些货币疲软的国家大量流出。要是这些国家执行那 些能让他们加入单一货币体系的条款，其货币还会进一步走低。打那以后，法国由于失业率持续上升面临更大的压力。仅仅是出于法国银行的干预及法政府的强硬立场才使法郎免于进一步贬值。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人们预计法德两国会采取一切措施，只准许两国货币在较小范围内浮动。
法国总统希拉克曾把外汇投机称作是“经济中的爱滋病”。他在鼓吹法郎及拥护欧洲货币联盟方面不遗余力。外汇交易商一度很看重巴黎——波恩同盟。一旦法国失业率达到12．9％，希拉克的政策面临来自新社会主义反对派的挑战，人们的看法就变了。法国法郎的价值并末突变，但其对美元、英镑的比价多次下跌。当人们对一国经济及该国领导人信心下降，感觉不稳定性增加时，外汇交易商们就会撤走资金，直到危机过去，形势好转。
1994年，当墨西哥政府出尔反尔，出人意料地宣布比索贬值之时，暴发了对比索的信任危机。当时人们对新当选的墨总统也信心不足，人们还预计通货膨胀会升至20％以上，经济将萎缩2％。对外贸易逆差加大，农民骚动不安，政府负债累累。这时的墨西哥看起来还象是个投资的好地方吗？显然人们是不愿上沉船的。
交易商及投资者难以宽恕糟糕的墨西哥经济，他们撤资了。墨西哥股市顿时下跌50％。股票及其他投资都被兑换成更保险的货币了。美国给予了墨西哥多达几十亿美元的紧急援助。资金流向了在投资者看来更稳定的德国马克。社会对此是会作出反应的。难道那些为了吸引外资并保留外资的行为是不对的吗？你能指责那些为了保全资本而撤出墨西哥的公司与投资者吗？外汇交易商及投机商仅是这个过程中的一个部分，造成问题出现的并不只是他们这个因素。
让我们再来看看1995年的日本。那时外汇交易商们均看好日元，对日本经济充满信心。他们认为日本消费考将从廉价的进口食品、原油及纸张等商品上受益。日本企业通过降低国内成本，加大向马来西亚、泰国等货币低于日元的国家出口。日本企业似乎没有受到日元升值的影响。也是在1995年，资金流出加拿大魁北克省，因为外汇交易商们对该省脱离加拿大的运动深感忧虑。1996年，美国国会与总统就1997年预算草案达成一致部分原因是出于这样一种畏惧：要是国会与总统不共同努力避免政府瘫痪的话，外汇交易商就会拿美元开刀。每次达成预算的最后期限到来之前，美元汇率都会大幅下跌。要是再往后推，美元将继续下跌，因为外汇交易商及投资者将转移其资金，移到经济前景更好、政府更可靠的国家。说白了，转移到对投资更有利的地方。1997年，泰国遭到了投机泰铢风暴的打击。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建立的IMF，凑集了170亿美元的紧急贷款帮助泰国渡过难关。在此之前，泰国中央银行已动用数十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试图阻止泰铢汇率下滑。这是至1994年墨西哥比索危机后IMF最大的一笔紧急援助。这之前的一年多时间里，IMF就曾敦促泰政府及央行缓慢调低汇率，泰铢汇率过高使其出口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相对昂贵，特 别是比起低成本的中国货。泰国的贸易逆差不断扩大，14个月内连换四任财长，银行系统不堪一击，房地产价格暴然下跌——这一切都不是什么好事。泰国当局之所以态度强硬，置本国经济遭到破坏于不顾，是因为泰国大公司必须加大盈利，才能偿还成本升高的外债。泰国政府及央行面对本国经济一步步滑向深渊，竞持置之不理、弃之于不顾的态度，不愿采取任何措施，这些措施不仅对泰国经济有益，还能向国际金融界证明泰国经济掌握在谨慎的人的手中，有好转的可能。
当外汇投机升级时，最具破坏性的后果出现在那些贫富悬殊的国家。正如我们在80年代目睹的发生在较不发达国家的债务危机那样，我们又在泰国及其他一些亚洲国家那里再次看到了危机重演；为应付危机而必须执行的紧缩的财政政策给那些贫穷无助的大众造成巨大痛苦。然而，正是这些国家急需外资，迫切需要外资流入其证券及股票市场。这些国家只有成为全球经济及国际金融的一部分才能有所发展，才能更合理地广泛分配财富。无法获得国际贷款，不能进入资本市场的代价是生活水平的下降。融入全球经济的门票是好的政府。若一国的经济政策挫伤国际资本的流入，这种管理方式将会剥夺中下层人民的发展机遇。保护投资者利益是成功的关键。建立理性的政治与经济领导层，奉行廉洁、透明的经济政策，这两者的结合才能鼓励风险资本的投入。
泰国的情形是，来自外汇投机商的压力迫使政府作出反应。我们不认为外汇交易商们动机纯善，或是他们能帮助泰国摆脱困境。事实是，在他们买卖外汇的同时，不论出于个人利益还是保护其客户、公司的投资，他们也是变化的催化剂。外汇交易商提供了流动性，有效地引导资金流动。没有他们的参与与他们的利益，流动性就会枯竭。市场不能没有流动性，经济不能没有市场。
金融危机给泰国的打击是沉重痛苦的，毫无疑问，境况还会进一步恶化。自从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之后，IMF通过监控货币疲软国家，给予警告，并向投资者公布金融信息等一系列措施来防范潜在的外汇危机。泰国就被多次警告，甚至泰国央行还将其金融机构的财务数据在互联网上公开，向全世界公布。万事俱备，空缺的是泰国当政者采取措施的主观愿望。在泰铢狂跌之后，金融危机从泰国波及到了印度尼西亚及周边国家。从1997年7月以来，马来西亚元已严重贬值，当局宣布了一条出人意料的消息：将出台外汇管制，限制股票交易的政策。这条消息使市场的怀疑加深，政府官员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模棱两可，闪烁其辞。整个市场，特别是在马来西亚有大量投资的外国公司感到他们的投资受到了威胁。这时的马来西亚经济极不稳定。由于缺乏信心，马来西亚人也开始抛售本国货币。
由于该地区金融界透明度不够，流动性不足，要想重新树立起投资者对该地区的市场信心异常困难。由于当局依靠提高利率来应付外汇危机，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及中国香港的股市都大幅下跌。
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对本国持续6年的经济稳定迅速增长深感自豪。他以反西方意识形态，主张限制新闻自由而著称。他在申讨外汇投机商时言辞激烈，毫不留情。马哈蒂尔在对世界银行的讲话中说：
外汇买卖是不必要的，非生产性的，不道德的。
应禁止外汇交易，使其非法。我们不需要外汇交易。
我们只有在向真实贸易融资时才会购买外币。
即使是被马哈蒂尔骂作“蠢材”的索罗斯，也认为马氏“有点歪理”。他说：
金融市场有内在的和固有的不稳定性，国际金融
市场更是如此。国际资本流动从宋就以其大起大落而
臭名昭著。在金融市场上从来就无均衡可言。让市场
自行其事的放任主义影响深远，我本人认为这是个十
分危险的观念。金融市场的不稳定性能造成严重的社
会，经济混乱。
斯坦利斯拉斯·雅苏科维奇的观点是，外汇交易商能使为所欲为的政府变得规矩，穆里尔·赛伯特则认为，应当运用法律手段来限制纯粹投机的外汇买卖，这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的争论，归根结底是自由市场主义与政府应参与管理市场的观点的较量。雅苏科维奇涉市多年，深深信奉放任自由的市场经济，赛伯特是纽约州银行及其下属国际分支机构的总监理。她 的观点更富管理者色彩，侧重于从政府的角度来看待问题。这；是一切私营经济与政府公共经济间的辩论。双方都不乏支持者。
国际外汇市场容量巨大，央行有时自然而然地感到无能为力。在这点上，赛伯特是正确的。向市场倾倒资金来打击投机商，这样做往往会严重地削减外汇储备，而且也可能于事无补。面对剧烈的外汇市场动荡，外汇交易商常常为千夫所指，他们没有央行的种持尊贵。从另一方面来看，外汇交易商也是自由市场的参与者，同银行及大公司的金融业务部门一样，能监督政府官僚机构的一举一动。他们的自由市场主义信仰自然而然地延伸并影响他们如何审视评判外部世界。其结果不外乎两种：一些国家从中受益，而另一些则受损。
我们是因外汇投机商操纵市场，赚钱谋利而受害，还是由于他们作为金融中介，满足日益增加的全球资本自由流动需求，监督无能的世界首脑而受益呢？论其本质，我认为，指责外汇交易商及投机商是治标不治本。
政府的财政政策和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是一个国家经济状况的决定者。外汇交易商，以及在该国营运的外国公司仅仅是对已有的经济形势做出反应，从而是买还是卖。政府对严峻现实犹豫不决，金融界就要严密观察并认真审视。过去央行通过人为控制市场来制定并贯彻货币政策。实际上其能力也就局限于此。
自由市场对于市场的管理能力实际上超过中央银行。成百 上千的外汇交易商买卖外汇，与此同时，央行作为孤家寡人也在买卖，试图控制汇率。想到这点时，上面的那种观点也就不难理解了。央行的能力还被市场参与者渐渐吸干，这点同传统意义上的外汇交易所的作用正逐渐转移到最终消费者身上十分类似。一种新理念已在我们大脑里牢固树立起来了。
美国联邦储备银行的官员不是普选产生的，因而也就不会对选民负责。经济的实际走向，以及应如何为其导向，这些问题的思考及答案都取决于华盛顿总部。美联储促进经济发展，保护国民利益的初衷是好的，但是该机构与美国政界及央行参股银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一不争的事实却让人不得不三思。
事实上，美联储对于美国经济增长有一个速度限制。从历史上看，他们制定的这些限制不一定正确，经常不为公众接受。美联储在其神秘的面纱下操纵经济，对外汇交易商产生的作用，犹如西班牙斗牛士在公牛面前挥舞红色披风一样。秘而不宣与外汇买卖的本质是背道而驰的。央行越神秘，外汇交易商及广大公司就越觉得如坐针毡。
美联储于1913年成立之时，英格兰银行已有300年历史了。美联储买进外汇，存款于联储银行系统以增加国家的货币供应量，与之类似，英国中央银行也发行国债，定利率，或在外汇市场上买进卖出以稳定英镑。英国央行几乎没有什么成文的规章制度。在影响经济形势这点上，美英中央银行都对公众及整个国民经济肩负着巨大的责任，因为最终这些人是央行政策的接受者。外汇交易商则是央行权威赤裸裸的竞争对手。
除了有害的经济政策外，政府还会出于政治目的“说高”或“说低”汇率，给经济造成不利影响。1987年，当时的美财政部长詹姆斯·贝克威胁说，如果德国胆敢提高短期利率，他就要“说低”美元。此言一出，投资者在股市上狂抛美元，他们害怕美元的进一步贬值会令那些已开始从美国撤资的外商更加恐慌。美元的低汇率会抬高物价，带来高利率，因而财长的“说话”是极为危险的。有人认为是这次事件引发了1987年10月19日道·琼斯指数暴跌508点。在这种政客们用外汇来打政治排球的气氛中，投资者及外汇交易商只能采用这种唯一合乎情理的方法来保护他们的投资。外汇市场的影响力完全来源于资金在该市场上流动的数量及速度。外汇市场上的资金量是吓人的。大的机构外汇交易商就像稻田里的一阵风一样，来势凶猛，转眼卷走数十亿美元。大的国际银行及跨国公司是市场上的大玩家。
制定政策的政府官员、外汇交易商都能影响利率及汇率。商界、公众及国际投资者只能是在这种大环境下求生存。当汇率固定或是较为稳定时，制定长远规划就容易，但却无法避免政策失误，竞争性的货币贬值和贸易战。总而言之，各国的国家利益践踏了金融体系平稳运行的本意。中央集权式的汇率机制早已瓦解，就连欧洲货币同盟也是举步维艰。
于是公司通过套期保值使交易获利，将生产设备转移到别的国家或是就地建厂，亲自出马或是雇佣金融行家来帮助他们管理汇率及外汇风险。而小公司则在国际市场的竞争中学会了八面玲珑。这意味着要向他们的银行及客户讨教经济走向，通过外汇经纪人及银行买卖外汇或期权。抵御外汇投机风暴的第一道防线是客观地面对市场动态与经济走向。如今，一个精明的商人能通过关注市场信息，分析评论，研究金融警告来保护自己的资产。芸芸大众应付利率及外汇剧烈波动的能力已大大提高，因为电视、报纸及互联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