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学评介丛书 鄙视世界的天才-歌德与浮士德-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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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自深胸出。
……
大地哟太阳，幸福哟欢乐！
歌德在恋爱的幸福中。不久，他与弗里德里克的爱情经受了一场特殊的考验。当弗里德里克和姐姐出现在施特拉斯堡，她们的一身村姑打扮与周围的法国式时髦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尽管她的完美表现一点也无于愧他的爱，但歌德却从此意识到自己的理想与客观现实之间的距离。他把自己的爱情比作黑夜中的炮弹，它有柔和明亮的光线，但落下时却会炸毁所落之所。他终于从弗里德里克身边跑开了：先是不再到她的家而只通信，最后竟断绝了来往。歌德始乱终弃的薄幸使弗里德里克的心灵深受创伤，她终生未嫁。
在这段时间里，“离别”的痛苦和道德上的事故使歌德变得深沉了。他似乎想借此解放自己的创造力。创造力——尤其是歌德式的创造力——乃是由魔鬼来推动，不仅需要自由，而且需要不断的刺激和自讨苦吃，里而既有浮士德，又有靡非斯陀。
1771年8月6日，歌德以论文《论立法者》——主张作为立法者的国家在建立宗教信仰的不同形式方面有超过教会和个人的绝对权利——通过了答辩，获得了法学博士学位。尽管这篇论文因没能依常例由学校出版而招致他父亲的不满，但歌德却满不在乎，对他来说，学业既已完成，多少可以回报父亲的苦心。他一心想的是继续沿着赫尔德指出的道路大步前进，创造新人生。1771年8月底，他从施特拉斯堡回到了故乡。
狂飚滚滚卷红尘
歌德又出现在家里。与上次因病回家不同，这次他完成了学业，以承担巨大的文化责任自命，并且带着天才的风韵，看上去那么年轻和勇敢，对一切事物抱有热情。严厉的父亲因儿子完成他预定的走向仕途的第一步而心情愉快，整日对儿子的论文详加斟酌，准备出版事宜。最重要的是，他对儿子从事的文艺活动的态度有了改变。尽管母亲鉴于丈夫的严谨与儿子的狂放的倾向会发生冲突而作了防患于未然的安排，但家里气氛已一步步趋于宽松和缓和了。
22岁生日那天，歌德递交了加入律师协会的申请，这就使父亲更加满意。
父亲不可能知道儿子对富足而枯燥乏味的家庭的真实感觉。歌德此刻正如精灵的海燕，渴望到精神的风雨中博击，渴望到自由的环境中一显身手，但法兰克福不过是一个“可以在里面舒适地孵雏的鸟巢”。为了积聚改造社会和思想的力量，歌德在寻求战友和追随者。
其实，他一回到故乡，就与那些分居各地的战友建立了联系，如施特拉斯堡的天才戏剧家雅各布·米彻尔·赖因霍尔德·伦茨，达姆斯塔特的陆军参议约翰·海因里希·默尔克——他是1771年12月经由施洛赛尔兄弟介绍而认识的。他极富理解力和才智，其他批判性和论战性的尖锐性格与赫尔德非常相像，因而起到了使歌德保持思想警惕和健全品性的作用。以后又认识了《哥廷根年刊诗集》的出版者海因里希·克里斯蒂安·博伊厄及“神林社”的社员们；法兰克福的平民之子、诗人和戏剧家弗里德里希·马克西米里安·克林格尔等等。他们 （包括赫尔德）声气相通·互相鞭策和鼓励，成为“狂飚突进运动”的主流，默尔克编辑的《法兰克福学报》和1770年创刊的博伊厄的哥廷根《文艺年刊》成为他们发表作品的阵地和团结的纽带。
这样，歌德在施特拉斯堡时尚有点朦胧的庞大奋斗目标的轮廓已越来越清晰了。这就是，实现把德意志民族从几世纪以来的思想禁锢和文化枷锁中解放出来的理想。它植根于启蒙运动以来德国知识分子对民族政治上四分五裂的不自然状态的认识，也是包括高特舍德、莱辛、赫尔德、克洛普托克等最优秀知识分子重建进步而统一的德意志文化的梦想的反映。歌德深知新教教条中的蒙昧主义和高特舍德时期的时代错误造成的阻力，他后来在《诗与真》第18卷回顾当时美学和思想上的两军对垒情况：
即是在这些诗中诚意与傲慢战、自然与因袭战、才能与俗套战、天才与自己战、强健与柔弱战、未发挥的才于与已形成的大庸战，因此，我们可以把这一切的尝试看作一种前哨冲突，它是正式宣战的先声和大决战的前奏。因为如果精确地加以观察，这场战斗打了50年还没有结束，还要一直打下去，只是换在更高的领域进行了。
1771年，歌德在故乡作了《在莎士比亚节的讲演》后动手实施在施特拉斯堡时酝酿的计划：创作戏剧《欣手骑士葛兹·冯·伯利欣根》。
葛兹是16世纪德国的一个骑土，他一度参加农民起义，但最后背叛了农民。歌德根据1731年出版葛兹的自传提供的素材，将他写成了一个对诸侯作战、反封建、争自由的英雄。他于1771年底在妹妹的督促下完成初稿，曾征求默尔克和赫尔德的意见，结果默尔克很欣赏而赫尔德却提出了不客气的批评。1773年改写本出版，它无疑比初稿大大前进了一步，不仅人物性格更鲜明、戏剧效果更强烈·而且依照赫尔德的意见淘汰了过多的热情和虚构成分，“极力在其中添加历史的和国民性的内容”（《诗与真》）把重心从描写农民的自发斗争转向刻划葛兹的自救者形象上来。这出戏剧为歌德赢得了巨大的声誉。
歌德十分聪明地利用了题材。马克思在评论拉萨尔戏剧的“济金根辩论”时曾认为，在葛兹身上“以同样的形式表现出了骑士对皇帝和诸侯所作的悲剧性的反抗。因此，歌德选择他做主人公是正确的。” （见185年4月19
日信）一个生当乱世的善良勇士自己代替法律和行政权来实现其理想而导致与可崇敬的君侯的矛盾，题材本身是具有足够的戏剧性和思想容量的，在歌德笔下，葛兹用个人的“自卫权”反对王权，他对被封建君主压迫的农民的同情，对爱人伊丽莎白表白的爱情以及同勒泽和济金根的纯真友谊，通通是新的时代精神的反映。作者把16世纪的农民起义看作早期资产阶级革命的继续，认为其根本问题正是正是 18世纪的时代课题——保留还是废除封建制度。因此，他用文艺贯穿了历史，把当时戏剧的思想提升到莱辛的高度。为了塑造好这个实质上的叛逆性的民族英雄，歌德把古代文献、个人体验和莎士比亚式借古喻今的手法熔于一炉，常常在其贵族的外表下隐含十足的的“狂飚精神”——对天才人物的礼赞和对个性解放或人类解放的向往。
在艺术上，歌德完全抛弃了为高特舍德所倡导的法国式的古典主义戏剧的“三一律”，而是人物众多，场面不断变换：口语化和个性化的语言替代了干巴巴的文风，使文学获得了新的表现生命。不过，歌德自己也感觉到，它的形式并不太适合演出。
剧本获得了巨大的成功，青年们仿佛从中看到一面狂飚突进的大旗，指引着他们走向自由和风暴；老年人则反对其中对于暴力统治的歌颂；批评家们发表针锋相对的批评文章进行讨论：默尔克则另有奇谋，赞赏之余，力劝歌德自费出版以获得厚利，结果因有盗版书出差点把本钱赔光。
歌德又恢复了往日漫游的习惯，年青战友的夸奖使他既满足又空虚。他出入于社交界、骑马、击剑、滑冰，偶尔也略带负疚地想起弗里德里克。在城外野餐有时会碰见赫尔德的未婚妻，令他分外感念这位精神上的导师和诤友。如今他心中又在酝酿一个大的写作计划，在这种“歌德式”创造力的狂飚突进中，诗神缪斯和哈丽们——希腊神话中象征快乐优雅和美丽的三女神——将采取什么样的形式结合呢？
1772年5月25日，在歌德加入当地律师协会的申请批准后不久，又获准进入韦茨拉尔德意志帝国最高法院深造。韦茨拉尔像法兰克福一样是帝国的直辖市，但景象却比它破败得多。不过城墙后面的一家饭店倒是个好去处，德国诸侯的外交使节常在这里聚会。他们大多是年轻人，每天围绕一个所谓“骑土之桌”用餐，歌德觉得自己过起了第3次大学生活。在这里，他遇到一个莱比锡时期的熟人，如今的不伦瑞克公使秘书、哲学家卡尔·威廉·耶路撒冷，但不久他就由于爱上自己朋友的妻子而失恋自杀。歌德还经他介绍结识了不来梅他的一个同事约翰·克里斯蒂安·莱斯特纳，在一次舞会上认识了他的未婚妻——聪慧而贤淑的绿蒂·布弗，并很快为她轻盈秀丽的体貌和纯良健全的性格所迷惑。他毫不掩饰地追求她，但她却理智地婉拒了这不符合她的习惯和教养的爱。当最后与她分手并被允许吻她时，歌德深深感到了对生活的厌恶。
这段经历和体验被歌德写成一部书信体的小说——狂飚突进运动最大的成果之一《少年维特之烦恼》。与《葛兹》的借古喻今不同，《维特》直接描写了当代平民出身的知识分子的生活，体现了狂飚突进运动的理想，呼出了一代青年反封建的心声。
故事的情节并不复杂：少年维特由于对社会失望而逃避到大自然和农村中去，纯朴的农民和天真的儿童使他感到一种新的希望。他爱上了一个叫绿蒂的姑娘，认为她体现了作为一个人的纯真本性，但绿蒂无法与他结合，国为她早已和别人订婚，这引起他巨大的痛苦。分手之后，他又把幸福寄托在当外交使团的官员上，但是，他憎恶封建的官场生活，与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一场个人的灾祸使他落荒而去。他又回到绿蒂那里，这时绿蒂已决定嫁给别人，她不敢也不可能追随他那坚决而大胆的叛逆行为。维特感到自己对于人世的热情与鄙陋的社会现实格格不入，其中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在处处遭受打击和失败之后，他决定用结束生命来献身于自己的理想和保持内心的完整。死后的书桌摊着莱辛的《爱密丽亚·迦绿蒂》，这正是一部描绘父亲杀死女儿而为“受害的道德报仇”的市民悲剧。
这部小说不仅在德国，而且在欧洲产生了巨大影响，到18世纪末，它已被翻译成俄、英、法、意等10多种语言出版，青年时代的拿破仑曾多次阅读这部小说。中文版由郭沫若翻译，1992年出版后，在“五四”时期的中国文坛也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小说通过维特对于绿蒂的不幸爱情和维特的社会经历·深刻地反映了德国知识分子的精神苦闷，揭露和批判了社会的腐朽和道德的虚伪；通过对维特突破一切束缚的叛逆的生活情感的描绘，表明了当时德国觉醒了的知识分子渴望从封建桎梏中挣脱出来的要求。它在世界范围内的青年中所引起的广泛共鸣，可能都基于相似的社会条件和所面临的相似的问题。
这部小说处处表现出狂飚突进运动的精神。郭沫若在《少年维特之烦恼·序引》中把维特一歌德的思想概括为主情主义、泛神思想、对自然的赞美、对原始生活的景仰、对小儿的崇拜，其实指的是同一个内容。小说对于大自然的描绘、对于纯朴的农民和天真的儿童的赞美、对个人才智的颂扬、与周围环境发生的矛盾、以及感情充沛而略带感伤的调子，都反映着时代的风尚和卢梭的影响。
这些都是后话。对于歌德来说，小说的完成和出版不啻一次对于精神和情感危机、经济危机的自救行动，把实际生活转化为作品令他心情愉快，以稿费还清自费出版 《葛兹》的债务也令他满意。但公众的反应毕竟有出人意料之处，热衷于索隐者有之，作道学的诅咒者有之，对维特的厌世观发生共鸣弃世者有之。文坛某位知名作家甚至写出《少年维特之喜悦》改悲剧结局为大团圆，成为歌德与朋友们的笑柄。歌德其实最关注朋友们的意见，因为从精神上说，他们都是维特的朋友，维特式的生活方式和苦闷，大量留存于他们的文稿、信札、日记之中，一方面是想冲破一切障碍和束缚的英雄气概（如歌德《普罗米修斯颂歌》所表现的），一方面是循规蹈矩的市民道德，他们深深感到自己的牺牲，他们——维特们——当代的“钉在十字架上的普罗米修斯”（伦茨语）确实被钉上德国苦难的十字架。自由的生活何在？斯宾诺莎关于人格自由的自我实现的普通生存原则不正是他们的信念？最高尚的人所渴望的难道注定是镜中花水中月？在这一时期，歌德对来自敌对阵营的批评进行了回击，写下了诸如《布雷依长老》《破落村庄的年市节》《小丑的婚礼》等笑剧和讽刺作品，否定了旧的道德理想。而悲剧《克拉维果》则反映了歌德内心两种倾向的斗争，间接透露了他爱情生活中的纠纷和痛苦。
歌德早就离开韦茨拉尔回到故乡，他是一个律师，更是一个著名的文学家。儿子的出人头地使父亲的殷切期望有了依托，虽然是有心栽花花不开，毕竟大愿未了，他认真地为儿子准备案件卷宗。这几年里，歌德接办了 28案件，多是替商人辩护。妹妹已经嫁给了朋友施洛塞尔，他以绘画来驱除内心的孤寂。1774年7月，他与虔信派朋友、人相学家拉特瓦尔及巴泽多从埃姆斯河前往半河和莱茵河游览。年底去了达母斯塔得，结识了一个年轻的贵妇人、“神林社”成员、施托尔堡伯爵的妹妹奥古斯特，从此建立了牢固的通信联系，把她当知己，一切都不对她隐瞒。歌德既然以干出不凡业绩自期，内心遭受的磨又使他往往在女人身上追求一种情感的力量。
1775年，歌德又陷入深深的危机之中，庞大的创作计划无法完成，只能写出一些小玩意儿，而像《浮士德》《普罗米修斯》《穆罕默德》等作品只是写了一些片断。甚至他所写的信中常有遗漏的字母，用错的标点符号，他的身心似乎已经给自己弄得精疲力尽了。在写就的《初稿浮士德》中，歌德式的二重性分裂第 1次体现为浮士德和靡非斯陀两位恶魔人物的形式，而且，尽管歌德的精神矛盾在他25年后才真表现出来，但那种在无为与渴望行动之间的仿徨动摇已然成为危机的主要内容。尤其是，他疯狂地爱上了叫莉莉·舍涅曼的姑娘，这一切对于他的精神发展似乎将具有某种意义。
这次爱情的主题既非弗里德里克的牺牲，也不是小安妮特的热情。更不是绿蒂的节制，而是美——一种轻浮而又令人心醉神迷、为之倾倒的美，它在歌德心中唤起的欢乐和痛苦、自由和束缚、理想和现实等矛盾是那样不可分割地扭结着。这位约20岁的金发姑娘、身材苗条，既有钱又漂亮，似乎具有他在女人身上追求的所有东西——美丽、忠贞、个人精神的魅力，从而使我们26岁的诗人走向另一种生活，走向当地富有的资产阶级社会圈子，走向一种双重身份的精神战争，走进个人关系和社交生活相错综的的《莉莉的花园》。
啊，为什么你把我无法抗拒地
拉进那豪华场面？
我这个好青年，在这荒凉寂寞的夜晚
难道不幸福美满？
我悄然躲进我的小屋，栖身在月色之中，周围的月光阴森恐怖，而我则睡意朦胧；
我于是梦见了纯粹欢乐的
充实的黄金时光，你可爱的形象，深深地印入了我的胸膛。
难道我还是
你能使之留在烛光明亮的赌桌旁的人？
难道我还是
你能使之同我往往很讨厌的家伙对坐的人？
春天的鲜花吸引着我，但不是在田地；
天使啊，你在哪里，哪里就有爱情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