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学评介丛书 鄙视世界的天才-歌德与浮士德-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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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的鲜花吸引着我，但不是在田地；
天使啊，你在哪里，哪里就有爱情与善意，你在哪里，大自然也就在哪里。
这首名为 《给贝林登》的诗反映了他与莉莉爱情关系中的基本矛盾：对她个人的爱和对她周围上流社会的浮华环境的厌恶和不信任。他曾给奥古斯特写人倾吐自己分裂的苦恼：他无法调和出入豪华上流场所、狂热追逐交际花的公子哥儿和劳动着、挣扎着、向广大的世界敞开胸怀、追求崇高理想的诗人这两反差巨大的自我。每当他置身于以莉莉为中心的社交活动，这种痛苦就更加强烈：发型漂亮的法兰克福议员子弟用嫉妒的眼光注视着客人们庸俗的打情骂俏，正是他的爱情生活的一幅生动写照。歌德深知与自己精神价值格格不入的环境终将毁掉他的爱情和美的理想，曾萌生了与她一起逃到美洲的念头。他与莉莉终于订婚了。为了澄清纷繁的心紊，不久他与施托尔堡兄弟一起同游瑞士，呼吸新鲜空气，结识新朋友，制定新计划，凭吊古迹，甚至到了意大利边境，但脖子上挂着的莉莉赠送的心形项链使他还是走回了家。爱情与束缚、自由与孤独，歌德的两个自我扭做一团。刚回到家乡，莉莉的魅力就完全征服了他。他给奥古斯特再次写信：“9月18日……难道我这颗饱尝欢乐和痛苦的心终于获得了一个所能希翼的使人心醉神迷的幸福，而不再战栗，不再徘徊于天堂与地狱之间？今天吃完午饭我看到了莉莉……已经相对默然，没有一句话可谈。唉，多么想从这种状态中摆脱出来……要是她真的和我视同陌路，我可就失去了一切的希望……激浪！狂风！我被抛过来，抛过去，只有紧紧抓住舵轮·好使自己不至于搁浅。可还是搁浅了，我没有力量离开我的姑娘——今天我的心里重又充满了她……我觉得，庇荫已经从我心上消失、消失。”（《致施托尔堡女伯爵奥古斯特，1775年9月19日》）美毕竟是脆弱的，环境终于断送了歌德平生最华彩的爱情乐章。
一天黄昏，歌德在家里与一个自称克涅别尔的魏玛宫庭的使者相识，此时年轻的魏玛公爵卡尔·奥古斯特刚好途经这里愿与他结识。于是歌德到旅馆参见这位18岁的君主，相互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歌德感到生活将给他新的机会和勇气使他战胜恋爱的痛苦。他写了一部描写一男二女的三角恋爱的剧本《施泰拉》以排遣苦闷，又动手写作12年后才最后完成的剧本《哀格蒙特》。1775年11月，歌德应魏玛公爵之邀前往人生的又一站。他何时再回法兰克福品味这滚滚狂飚、一抔红尘呢？
魏玛“练政”
1775年11月7日早晨，歌德首次来到魏玛城。这时的魏玛公国是德国许多封建小邦之一，人口不过10万，首都居民仅6000人，赫尔德称之为“介于村庄和宫城之间的地方”。这1年是魏玛公爵亲政的第1年，1758年他的父亲爱伦斯特君士坦丁公爵去世后，曾由母亲安娜·阿玛利亚摄政17年，气象已然不凡。他初掌国政，雄心勃勃地准备干出一番事业，尤其对于文学艺术极力奖掖，小小的魏玛后来竟成为德国文化的中心。初来乍到的歌德自然对此情况并非一无所知，他与青年公爵情投意合，因此希望利用一切机会影响他，通过他实现自己的社会改革计划，使自己的才能变为社会现实。这也曾是维特们的理想。1775年11月，歌德给朋友写信，表达了初到魏玛的喜悦之情：
我的生活锋如雪橇向前飞快地滑行，悠然起伏，铃声悦耳。天知道为什么我还注定要经受这种磨炼。它给我的生活增添了新的活力，而万事也将称心如意。（《致约翰娜·法尔默》）
1776年1月22日，他又给这个朋友去信：
如今我已完全陷入所有宫廷和政治纠纷之中，几乎不能自拔。我的处境够有利的了，魏玛和埃森纳赫公国一直是一个舞台，人们可以在这里看到一个人是怎样一跃而成为世界大人物的。但是，我并不急于求成，自由与满足将成为新制度的主要条件，尽管我比以往更能就地洞察当今君主统治的污秽不堪的一面。 （《致约翰娜·法尔默》）
歌德的这些话反映了他与环境的关系。一方面，他为君主所信任，获得了建功立业，改造社会的机会，能够参与专制政府的统治；另一方面，他与宫庭又存在种种矛盾，需要时时抛弃个人自由而作出妥协，这样又可能使他根本就无所作为。因此他需要找到一种理想的关系以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这也是所谓歌德的“天才诗人和法兰克福市议员的谨慎儿子、可敬的魏玛枢密顾问”之间的人格矛盾的现实心理基础。这种矛盾使得他既最迫切需要战友，又最容易引起战友的误解。幸好公爵对歌德的信任是强有力的，送给他郊外别墅；给他父母写信；不顾教会僧侣的反对，邀请赫尔德担任魏玛教区的主教。不久朋友伦茨和克林格尔也到了魏玛。
歌德很快以温文尔雅的举止和天才的魅力驱除了宫廷的敌意。在公爵母亲安娜·阿玛利亚眼里，歌德是个出类拔萃的人物。她在富蒂尔特有一个文艺沙龙，其领袖人物正是歌德在《神、英雄、维兰特》中批评过的维兰特，当时歌德不满维兰特贬低莎士比亚和古腊艺术，故作了讽刺诗予以讥嘲，也曾使之不快。但歌德“只为公仇，不涉私怨”的态度最终得到了他的谅解。如今相互见面，维兰特对歌德称赞备至，甚至在自己主办的《水星》杂志上发表《献给歌德的颂歌》。凭着维兰特的热情介绍和歌德的巧妙周旋，公爵家庭周围的人很快接纳了他。1776年6月，他以公爵私人顾问的身份作为枢密院参事正式参预国政。但在别人眼里，他不是随公爵出游，就是出席宫廷舞会，似乎跟一个弄臣差不多。
歌德并不在乎别人怎么看他，他刚来这儿没几天，不是就有人对他恶语中伤吗？但现在似乎远方的战友也对他疑虑重重，认为他——“狂飚突进”的旗的陷入了封建主义营垒。1776年6月12日克林格尔不得不写信给朋友替歌德解释：“过去和现在，我在这儿每天都发现，关于歌德的事确实是没什么可议论的，事实上，……他忙于政务，并利用这个国家做事情——人们应该怎样来称呼他呢？在此，我想一并告知你，一切同我们所想象的完全是两回事，特别是那些传闻纯属子虚，你切不可轻信，姑妄听之而已。歌德深受人们的爱戴，是国家的救主，而公爵也是个出类拔萃的人物。我们从瑞士和其他地方听来的所有消息没有一句实话……” （《克林格尔致E·施来尔马赫》）事实上，歌德“治国安邦”（致默尔克信语）的计划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不提他千方百计推荐战友出任要职，他自己介入国事的程度也日渐加深。
1776年6月，歌德被任命为枢密院顾问；1779年，任军备和筑路大巨；1780年，任枢密顾问；1782年任会计长官，并被提升为贵族。在这段时间里，歌德俨然一名勤勉而干练的行政大员。他整顿奄奄一息的伊尔梅瑙矿山，使之恢复生产；管理交通，修筑道路，取得不凡成绩；任军备大臣时，肩负招募和装备新兵的重任。他还负责监督纺织品的生产，调查国内地质矿藏情况，组织木材贸易，改进消防制度。到他任会计长官，事实上已成为掌管整个宫廷财政和国家预算的财政大臣。歌德的足迹遍及整个国土，亲眼看到自己的思想化为现实，并通过这些繁忙的活动，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活动风格：由解决具体问题而至于社会制度完美性的思考，而至于决定完美制度的思想观念问题。这倦，他从对于这弹丸之国的繁重职责通向了国家管理这门艺术的桥梁。他学会了这门艺术。
歌德永远学不会的是，不以诗的观点而应以现实的眼光来看待政治。比如歌德发现，他的雄心勃勃的改革计划。用于改善行政管理是有效的，但更进一步的计划像皇室领地的分封、减免农民赋税等则成了不折不扣的乌托邦，而且越是推进阻力也越大。他渐渐怀疑对国家机构变革的可能性，处于一种矛盾之中，既不愿意无希望地为公国的统治者服务，也无力与其他人（尤其农民和平民）结成联盟推进改革。他常常深居简出，性格越来越孤僻和谨慎，越来越倾向于怀疑主义和保守主义的内心生活。
其中一个症象是，歌德有意无意地在疏远自己的朋友们。狂飚突进运动的主将之一克洛普施托克就歌德与公爵的关系上的不当写信来开导，歌德不客气地回信反唇相讥，二人的关系从此破裂；和莱斯特纳一家的通信往来中止了；和施托尔堡伯爵夫人奥古斯特精神上的联系也告中断；伦茨和克林格尔，这两位少年时代的朋友，跟随歌德一起来魏玛，因为没有屈己事人的准备，后来又离他而去——前者后来因精神病终其一生，后者后来成为沙俄陆军中将和沙皇的朋友；对于歌德，连雅可比、拉特瓦尔、甚至默尔克都产生了一些不愉快的想法。歌德常把自己的隐秘思想写给默尔克，但又禁止他写魏玛宫廷的一切。只有和赫尔德夫妇的关系有所发展，甚至成了这位好斗的师友的宫廷保护者。在魏玛的20年中，歌德与顾涅虽尔的友谊日渐加深，与维兰特则处在一种君子之交的平淡和尊重之中。
1776年7月，导致歌德出走的恋人莉莉订婚的消息传到魏玛，歌德感到精神出奇的平静，过去对他已变得如此遥远。早在3月的莱比锡之行，他就与女歌唱家柯罗娜·施勒特尔相识，她于年底来到魏玛。但对歌德的创作、思想和情感发生深远影响的是另一个女人，直到他1786年出走意大利，宫廷女官夏绿蒂·冯·施太因夫人始终是歌德生活中最亲密的伴侣。她与歌德爱情生活中出现的其他女性不同，无论热烈的小安妮特、深情款款的弗里德里克、还是理智的绿蒂或无比纤巧、体态轻盈的莉莉，她们都让歌德感到内在的压力，而这位比他年长的已婚美人并没有让他成为某个人的要求，因而更能激发他的创作想象力。歌德把自己的田园诗献给了她，而她成为他的两个女主人公的原型。
如果不是那不可抗拒的宿命
把我们俩的命运系到一起，以致只有在你身上我才认识自己，那我肯定早就会远走高飞，走向辽阔的大地。
我的诗歌、理想、希望和要求
只向你、在你面前倾吐，我们的生活相依在一处
这是歌德写的献诗中的一首。歌德同时也在爱着和谐地把艺术和美结合起来的柯罗娜·施勒特尔，这种关系反映在1779年写成的《伊菲格尼》中，女主人公的丰富的精神生活本于绿蒂的精神气质，而外貌则反映了柯罗娜的美。在公演时柯罗娜饰伊菲格尼，歌德饰奥雷斯特，克涅别尔饰找阿斯，会爵有时演皮拉德斯。有趣的是，伊菲格尼的形象反映了古典人道主义的理想，而她的原型施太因夫人却醋意大发，拒绝观看精彩的演出。
《伊菲格尼》是继莱辛《智者纳里》之后表现了彻底的人道主义理想的力作，常被后人将它们与席勒的《堂·卡洛斯》相提并论，也是歌德从“狂飚突进”时期的天才主义走向人道主义的一个标志。它本是歌德为庆祝公爵女儿受洗而作，里面无疑会具有歌德在魏玛从政的一些经验，因而它又被视为君主教育的一个教材。歌德有感于宫廷政治生活的绝望，把理想寄托在希腊罗马文化中，以为最要紧的是培养和完美人的个性。伊菲格尼正是体现这一理想的高贵女性，她以其纯洁无私、光明磊落的人格表现，感化了野蛮的托阿斯王，协助他革除野蛮风俗而建立人道和公正的原则。这种用感化代替斗争的思想，说明了歌德思想的变化。早在启蒙运动初期，就一直存在君主教育的“好皇帝”思想，尤其在专制制度下，君主的善恶与整个国家的前途密切相关。歌德确实想把卡尔·奥古斯特公爵塑造为君主的榜样，但他的这部作品却注定不会成功。较之其他小国之君，公爵当然有其卓异之处，但由于婚姻不美满，他过于醉心于风流韵事、狩猎和饮酒作乐，对社会、国家的义务反而疏落萧散。在这种情形下，以朋友和教师自许的歌德又成了一名“谏议大夫”。1783年创作的《伊尔梅瑙》中充满屈原式的忠告：
让我忘记，就在我们这里，许多造物也受到尘世的牵制，农夫把种子播撒在薄薄的砂土
种的白菜却给野兽果腹，矿工们在矿坑里为糊口而劳动，猎人一咒骂，烧炭夫就要发抖。
这是要公爵爱民，体恤他们的痛苦，那么君主的本性如何？
他虽热爱真理，却也有癖性
使他容易陷于迷惘。
鲁莽的性格引起他高飞远行，他不怕悬崖峭壁，不避羊肠小径；
灾祸在身旁自伏，使他隐入困苦。
于是令人痛苦的过分激动，有力地驱使他东奔西跑，他的行动表现出郁郁不乐，但休息过后依然故我。
诗人道出对君主的殷切希望，啊，君主，但愿你这国土的一隅
都成为你治世的楷模，你早知身肩重任
逐步收敛那放纵的灵魂。
…………
不！请用男子坚定的手，把幸福种子
明智地、丰富地播进耕好的土地；
静待其成长：将来必有收成
造福于你和你的国人。
后来，歌德对公爵的作为完全失望，放弃任何进谏的活动，尤其是当他对公爵企图建立以普鲁士为首的小国同盟反对奥地利、并步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的后尘冒险备战的劝阻失败以后。而今他只求能独自一人安安静静地思考和研究问题，不愿再“替德意志的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宫廷做些毫无意义的事情”（恩格斯语）了。他希望退职，但公爵的挽留和加薪使公国议会议长歌德欲罢不能。为了摆脱过分的压力，他有时会突然出走，如1777年12月的哈尔茨山之行。1778年8月 5日他给默尔克去信谈了体会：
大约是去年11月，我独自一人骑马带着旅行袋启程，途经施洛森、弗洛斯特和科特，直奔诺德豪森哈尔茨山农夫的栖身之所，再翻过韦尼戈罗德、戈斯拉尔到巍巍的哈尔茨山，……我克服了重重困难，我想是在12月8日午后1时吧，我伫立在布罗肯山峰……
有如兀鹰
在早晨的浓雾之上
展开柔软的翅膀
寻找猎物，我的歌儿飘荡。
因为已有神灵
给每个人
拟定了路线，幸运儿沿着它，快步奔向
那快乐的目标；
但不幸的人
心中痛苦
他徒劳地反抗
铁丝缠成的栅栏。
只有利钳才能
一下子把它剪断。
这真是“剪不断，理还乱”。歌德在这首《哈尔茨山冬游记》中表达了内深心处的痛苦和企图在大自然中寻求解脱的心情。1777年12月9日，他在给冯·施太因夫人的信中称自己为“孤零零地一个人在尘世间流浪者”。
歌德搬到了公爵赐予的位于弗劳恩普兰大街的寓所，这是他来魏玛的第8个年头。从前的往所是城外的花园别墅，尽管他不原意离开这更靠近森林、河流和星星的灵魂避难所，但已毫无办法，他在此地将度过整整半个世纪的时光，直至去世。
对于这座豪华的新住处，歌德不想把它作为上流社会生活的象征。他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厌倦浮华和空虚，而宁愿把它视为通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