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学评介丛书 鄙视世界的天才-歌德与浮士德-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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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物。歌德试图在不改变现存社会制度的前提下，通过贵族的道德改善，促进现实的改善。这当然是空想，但却反映了18世纪欧洲一些志在改造社会、改善人类命运的知识分子的部分社会实践。他们秘密结成会社、集合同志，打破国家、种族、阶级的界限，以人文主义理想教育人类。欧洲各地都有其分会，歌德自己就曾参加自由圬人会（Freimauerei）的集会。威廉·迈斯特加入秘密会社后的活动在后来的《漫游时代》有进一步的展开。

　　小说写了众多的人物，不少人物性格鲜明，非常生动，如女人憎恶者勒替斯，轻浮、风趣而善良、穿着拖鞋走来走去的菲利娜，精明干炼的剧院经理赛罗，热心戏剧但不内行的男爵，卖弄风情的男爵小姐，渺小而自私的梅里纳和他搔首弄姿的夫人，等等，尤其是书中穿插的迷娘和竖琴老人的故事及《一个美的心灵的自白》中的人物，带有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特别是前者，他们的出现那样神秘、死亡那样奇兀，令人感到歌德心中无限的爱和最深的悲哀。迷娘仿佛一颗纯洁而闪着奇异光彩的珍珠，超越文化、两性、社会以外，她没有故乡，却患着沉重的乡思；她一向男装，当她穿起女孩子的服装时，便死去了。竖琴老人则是她的对立面，仿佛希腊悲剧里可怕的命运的代言人，阴沉沉地负担着罪恶与悔恨，当迷娘想从远方及天上寻找一个新春时，他却只希望在坟墓中得到解脱。席勒曾把全书的人物布置看作美丽的太阳系，而迷娘和竖琴老人则如同两颗彗星，“那样恐怖地把这个星系连接在一个远方的更大的星系上边”　（1796年7月2日信）《学习时代》出版以后，受到欢迎和反对的程度几乎同样热烈。歌德的旧友雅可比、施托尔堡兄弟、赫尔德、施太因夫人都反对书中“不道德的内容”，弗·施托尔堡甚至认为只有　《美的心灵的自白》可取。浪漫派小说家诺瓦利斯则企图写一部类似的教育小说与《威廉·迈斯特》唱对台戏，可惜由于早逝未能完成。不过浪漫派的其他理论家和诗人则非常喜欢这部小说，史勒格尔兄弟称歌德为“诗的精神真实的总督”，认为小说在创作方法、思想内容、心理描写诸方面都创造了德国长篇小说的新局面。以后的浪漫派作家程度不同地受到过它的影响。不过最好的继承了歌德的教育小说的传统的，当数19世纪下半叶的瑞士德语作家凯勒的《绿衣享利》。

　　1797年，歌德的叙事诗《赫尔曼和窦绿苔》发表，引起仿佛当年《维特》一样积极的反响。这首诗被称为“市民牧歌”，用古希腊六步格诗体写成，叙述法国军队占领莱茵河以西地区后，德国人大批向莱茵河东岸逃亡时半天内发生的一段故事：金狮店店主的儿子赫尔曼和逃亡人群中一个少女窦绿苔的爱情。歌德曾说过，这首诗是“我试图把一个德国小城生活的纯洁的人性，在叙事诗的坩锅里从矿渣中分化出来，并想把世界舞台上巨大的运动和变迁，用这面小镜子来予以反映。”其实他歌颂的是德国小市民安分守己、害怕革命的保守思想，也反映了莱茵河西岸在法国革命影响下发生的变化。其中多少表现了歌德凡俗性的一面。

　　在这一时期，歌德继续以浮士德为题材进行创作。他处理人物的基本思想格调仍然带有鲜明的“狂飚突进”的印记：自发地积极行动、不断进取、热爱生活的主人公。“狂飚突进”时期写的《初稿浮士德》曾经被作为片断收入1790年歌德的《文集》中，意大利旅行期间加写了《巫厨》和另外几场。但倘若没有席勒的敦促，歌德未必会在这个主题上继续花功夫，1797年他重对作品进行设计和修改，加上了纯属个人的《献诗》、实用的《舞台序幕》及《天上序曲》。1708年《浮士德》第一部在其著作集中发表。20多年后，歌德又写完了第二部。

　　在自身的创作之外，歌德也同席勒一起为推进德国的戏剧而努力。其实，就其本质而言，席勒显然比歌德更适合戏剧创作，他的激情、那些精心设计的情节、对强烈印象的追求，使其剧本能始终保持其悲剧性的冲击力量，而歌德的剧本几乎没有适合上演的。但他的影响却遍及席勒的许多剧作，有些情节甚至是由歌德提供的。歌德对席勒这时最大的帮助是为他提供一切方便，诸如创作、上演、评论等。魏玛剧院频繁地上演席勒的新戏或旧戏，《华伦斯坦》　《唐·卡洛斯》《玛丽亚·斯契阿尔特》，都是魏玛剧院的保留节目。

　　转眼歌德已经年过不惑。90年代末，他度过了与席勒相交的黄金年化，走过了创作的第二个高峰，在与时代的搏斗中寂然步入19世纪。

　　时世造英雄

　　1805年席勒逝世，歌德的一个生活在时代结束了。他失掉的不仅是一个朋友，而且是自己“生命的一半”。从本世纪初开始的又一次危机，如今达到最严重的程度。首先他得与肉体上的痛苦、身体疾病作斗争。1801年他感染了可以致命的面部丹毒；1805年又是了严重的肾绞痛。精神上的变化，诸如情绪日渐消沉、乖僻和冷淡等，日渐招来朋友们的抱怨。1802年他辞掉了剧院领导职务；1804年又辞掉了宫廷枢密院长之职。他的周期性的精神痛苦对于他的精神发展真是一种神秘的现象。他再次沉入科学研究之中，色彩学成为研究的主要领域。他花费大量资金，置办物理实验的器材，购买有关的科学书籍。他也喜欢作短途旅行。他根据席勒的建议为重新上演修订了剧本

　　《葛兹》，出版了狄德罗的《拉摩的侄儿》。他依然关注着文学和文化活动，但诗歌创作几乎停滞——其危机再没有比这更能说明问题的了。

　　1805年5月9日下午3点，席勒与世长辞；此时歌德也正与死神搏斗，因此谁也不敢把这个不幸的消息告诉他。克里斯蒂安娜把这个噩耗一直瞒到第二天早上，当她回答歌德对席勒病情的询问时，禁不住哭了起来。歌德见状则默默转过身子，像孩子一样用手蒙住了眼睛。

　　也正多亏克里斯蒂安娜——作为爱人、母亲、家庭主妇、助理护士——的精心照料，歌德终于战胜了死神，渐渐从身体疾病和消沉情绪中恢复了过来。8月10日，为纪念伟大戏剧家席勒，劳赫施台特的新剧场上演席勒的《大钟歌》，歌德写了诗歌　《席勒大钟歌跋》，进行悼念。

　　正当歌德刚从工作中重获力量和信心时，久违的世界政治却来光顾他了。1805年至1806年，拿破仑先后战胜奥地利和普鲁士，组织了受法国保护的莱茵联盟，许多封建小邦被消灭。他现在遭遇的正是一幕：1806年　10月14日，爆发在耶拿城下的战事以法军战胜普军宣告结束，接着法军兵临魏玛城下，城内逃兵乱窜、炮弹纷飞。歌德在日记中记着：“七时大火。抢劫，可怕的夜，我们的房屋由于坚固与幸运而得以保存下来。”由于魏玛公爵依然是普鲁士将军，胜利者进行了无情的洗劫。最后拿破仑才依公爵夫人路易莎请求下令停止恐怖性行动。

　　十几名龙骑兵闯进了歌德家门，要吃要喝；一些失去家园、寻求保护的城市居民也聚集在这里；法军奥热罗元帅被指定住了进来，一些参谋人员纠缠克里斯蒂安娜。面对勇敢而机智地捍卫和保护他的克里斯蒂安娜，歌德痛苦地、仿佛患重病一样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这一切促使他给宫廷牧师写了一封信：

　　这些日子来，一个很久以来就萦绕在我脑际的想法终于最后成熟了：我要完全而公开地宣布我那年轻的女友为我的妻子，她为我奉献出了自己的一切，在这严峻的时刻她和我在一起……

　　10月19日，也就是耶拿战役结束后的头一个星期天，他们同居后的第10年，歌德和克里斯蒂安娜在宫廷教堂举行了婚礼，证人是那17岁的儿子和儿子的教师。

　　不久，公爵和克涅别尔寄来了充友谊的贺信。但不少宫廷贵妇由于轻视克里斯蒂安娜的出身，依然长期冷落她。然而令克里斯蒂安娜感到欣尉的是，歌德对她始终如一，他们的结合在相互对对方情趣的尊重中愈发显得坚固，尽管她不可能满足他那丰富多彩的生活。

　　从1807年夏天开始，歌德的创作又出现了一个新的高潮。他的体力既已恢复，便又在思考由德国浪漫派提出的一些问题。德国浪漫派的思想反映了部分德国知识分子对资本主义后果的疑虑，他们赞美中世纪、极力转向宗教和民族主义，渴望一种和谐的社会制度。它虽然看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不合理，但批判所带有的保守主义在本质上却是反动的。歌德无疑洞察了这种历史性本质，1799年底地曾坚决反对诺瓦利斯《是基督教世界还是欧洲》的论文在《雅典娜神殿》上发表，因为诺瓦利斯主张蒙昧、敌视开化和效忠教会及复避势力。如今历史又以代表新兴的先进生产方式的法国人的军事和政治入侵的方式来冲击德国的旧基础，更加增添了歌德进行抉择的复杂性。与浪漫派日益沉隐于脱离现实的哀愁的冥思和诗意的抒情王国之中不同，歌德试图以最常见的诗歌手法，从矛盾性中辩证地把模糊的对于历史发展的意识。他认为，人与时代的互动关系，是可以描述和表现的。

　　十四行诗》是他个人体验的产物。1807到1808年冬天，歌德在耶拿学识渊博的出版商弗洛曼家小住，结识了他的养女敏娜·赫茨利普。在这一组抒情诗里自然哲学和爱情语汇相互结合，个人感受的东西成为人类生活的写照，这一切都依凭象征手法取得。尤其是在诗剧《潘多拉的归来》中，普罗米修斯的形象除了带有“狂飚突进”时期的“自助者”内容，还揉进了19世纪的资本主义精神。他分裂为两个互相对立的形象，有论者认为，歌德最近的时代经验被象征化，正如法国革命的混血后代拿破仑的形象轮廓体现在普罗米修斯的形象中一样。

　　普罗米修斯的对立形象是他的兄弟埃披米修斯，他是一个在现代反对人的异化危险的浪漫主义者，一个从人性的和谐角度肯定艺术的资本主义的批判者，也是德国浪漫派的思想体现。这种分裂自然反映着历史的意向，但在歌德看来，弥合分裂的办法只存在于象征性的乌托邦之中：普罗米修斯的儿子斐列罗斯和埃披米修斯的女儿经过迷误和误解之后终于结合到了一起，历史的片面性被消除，给世界带来灾难和纷扰的潘多拉终于重新变成人。

　　在对敏娜·赫茨利普的短暂爱情中，除了写了十四行诗和诗剧，歌德还孕了一部长篇小说《亲和力》。这是一部探讨爱情和婚姻制度的小说，可以说是相对浪漫派把人类的性爱神秘化和庸俗化的倾向而作的。小说认为“婚姻是一切文化的开端和顶点”，因此描写婚姻是旨在“象征性地描述社会关系和社会关系中的矛盾”，它其实是一部进行社会批判和文明批判的小说。

　　小说内容大致：爱德华和夏绿蒂在青年时代就相爱，后来受资产阶级社会财势力量的支配，各自与一位年长而富有的对象结婚。直到年长的一方双双死去，他们才缺月重圆，过着幸福而平静的生活。不过当爱德华和夏绿蒂分别把朋友上尉和侄女奥蒂莉接来同住时，他们由友善维系的关系便出现了裂缝：爱德华爱上了奥蒂莉，夏绿蒂也被上尉吸引。夏绿蒂的深思熟虑和现实感使她有力量压制自己的愿望，她坚持自己作妻子的义务，反对离婚；上尉也能以理智约束感情，他战胜内心的爱情，毅然离开朋友的家。但爱德华和奥蒂莉却沉溺于爱河中能自拔，破坏了婚姻的神圣。爱德华投身到战争中去，以英勇善战著称，回家时怀着强烈的愿望要求解除婚约。奥蒂莉是个天真无邪的纯情少女，一天不小心无意将夏绿蒂和爱德华的孩子淹死，使得企图借孩子挽救婚姻的夏绿蒂心灰意懒，同意离婚。而奥蒂莉感到负罪拒绝作爱德华的妻子，不久绝食而死，爱德华随后也因悲伤过分而亡。而相对理智的一对也只是在不幸中生活着。

　　在这部描写个人关系而实际上超越个人关系的小说中，化学上的亲和力成为古希腊悲剧中的“命运”一类的超自然力量的象征，但在具体的思想、观念、结构上，又开启了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的无声。它与《维特》、《威廉·迈斯特》不同，它们仍属　18世纪的小说，《亲和力》的精神则已进入19世纪。表面上看，小说中的人物个个道貌岸然，高尚纯洁，实际上，从夏绿蒂之口，我们知道爱德华听从父命，为了财产进行爱情“投资”以博取富婆的慷慨赠与；从男爵公主之口，我们得知夏绿蒂在认识爱德华的同时，还从多方面选择对象，后来也仅仅出于尊敬而与一位长者结合；上尉一位依附财势、城府很沉的男子，只有天真、善良、美丽的奥蒂莉是个例外。问题不在他们自己作何种选择，而在于生活中婚姻与爱情相分离，这才是资产阶级社会婚姻制度危机的本质。

　　1808年10月2日，在歌德写完《亲和力》初稿后不久，有了观察新时代的英雄人物的机会。时随境迁，歌德曾汇合雄心勃勃的战友发起一场从精神上解放祖国的运动，甚至在与席勒联手之时，也难以搞成一个民族文化的中心。这些促使他考虑在新的历史时期解决新问题的能力究竟有多大。他晚年形成的资本主义发展具有两重性的观点，经常成为他观察和理解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辩证的望远镜。如今处在权力顶峰的拿破仑从埃尔富特给他发来请帖，两个不同领域的英雄将如何会面呢？歌德简炼地作了记载：

　　我入内。

　　皇帝正坐在大圆桌旁进早餐；在皇帝右侧，离圆桌不远的地方站着塔列兰；皇帝的左侧，离圆桌很近的是达鲁，皇帝正同他谈赔款事宜。

　　皇帝示意我走近。

　　他他细地打量了我一番，说：“您是个真正的人。”我鞠了一躬。

　　他问到：“您多大年纪了？”“60了。”“您保养得好——您写过悲剧。”

　　我作了最必要的回答。

　　达鲁为了向肯定被他弄得苦不堪言的德国人表示几分好感，在这里搭了腔，他提到了德国文学以及他对拉丁文学又如何精通，甚至还出版过贺拉斯的作品。

　　他谈起我，就好像我在柏林的保护人谈到我似的，从他的话里我至少了解到他们的思想方式和看法。

　　他接着补充说，我也翻译过法文的东西，即伏尔泰的《穆罕默德》。

　　皇帝搭话说：“这不是本好书，”而且絮叨了半天，说什么世界的征服者关于自己竟作了这样一种不讨人喜欢的描述，这都是不妙的。

　　随后，他把话题转向《维特》，他大概仔细地研究过《维特》。在谈了各种十分正确的意见之后，他提出了一个地方，说：您为什么要这样处理？这样做不自然，”对此，他又作了详尽的而又十分正确的阐述。

　　我高兴地听他讲话，并满意地微笑着回答说，我虽然不知道是否有人对我进行过同样的谴责，但我认为他说得完全对，并且承认，在这个地方可能有不真实的东西。然而，我要补充的是，诗人也许应该得到宽恕，如果他为了发挥某种通过简单自然的途径似乎不可能获得的影响而利用了不易看出的艺术手法的话。

　　皇帝对此似乎是满意的，他又回到了戏剧的话题，并且提出了十分重要的意见，有如一个人像刑事审判官那样全神贯注地观看一出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