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学评介丛书 鄙视世界的天才-歌德与浮士德-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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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对此似乎是满意的，他又回到了戏剧的话题，并且提出了十分重要的意见，有如一个人像刑事审判官那样全神贯注地观看一出悲剧，同时深深感到法国的戏剧既不自然，又不真实。
接着，皇帝也谈到了他所反对的命运剧。这种命运本应属于比较黑暗的时代，他说：“如今，人们的命运又怎样呢？政治就是命运。”
……
皇帝背向众人，用温和的声调同我讲话，问我有没有结婚，是否有儿女，有何爱好。还谈到我同宫廷的关系，问及公爵夫人阿玛丽亚、侯爵、侯爵夫人以及其他诸事；我很从容地回答了他。他表示满意，并且把这一席话翻译成他自己的话，只是比我所能表达的更肯定些罢了。
这里我必须提到的是，在整个对话中，我不得不对皇帝表示同意的方式表示赞赏；因为他是很少不动声色地听人讲话的，他要么深思地点头，要么说上一句“是”乃至“对”，或者诸如此类的话；同样不该忘记提一句的是，每当他讲完了话，通常总要补充一句：“歌德先生的意见怎样。”
最后，我抓住一个机会用一个手势询问宫廷待从，我是否可以告退？他回答之后我随即告辞了。
歌德对拿破仑的认识中既含有青年时代寻求统一德意志的英雄人物的遗留，也含有“狂飚突进”时期对自由行动着的人的价值认同，更有对其隐含在“恶”的形式中的历史意志的洞察。在拿破仑执政伊始，他曾谨慎地表示过自己的怀疑。但当拿破仑的远征获得巨大的辉煌成果，他在崇拜和仇恨中成为一个伟大的魔鬼，任由古典式的热情、天真的侵略行为和无节制的行动自由诱导他掌握世界最大权力时，歌德似乎忘掉了这场巨变的君主主义基础，也忘记了他曾亲自能加过、旨在恢复波旁王朝的出征。他从奥斯特里茨之后，就把波拿马称作自己的皇帝。如今会面之后，歌德其实完全理解拿破仑——这位创造历史的伟人对自己的功利性要求，那是在谈话中第三次提出悲剧问题：
悲剧对于群主们和各民族，应当是一种教育。这才是作家才能所能达到的最伟大的目的。您应该写《凯撒之死》，把他塑造成一个最可尊敬的形象，比起伏尔泰创造的形象来，具有更大的权威性。这部作品应该成为您一生中的主要作品。您应该向全世界表明，凯撒是能够造福于人类的，如果给他时间来施展雄才大略的话。去巴黎吧！我请求您！
但歌德既不能去巴黎，也无法作为其赫赫武功的点缀，他肯定的是拿破仑的理想价值，而不是对自己民族的征服。因此当世界的统冶者给他设想一条新的生活之路时，他却宁愿坐在自己年轻的、一头淡黄色卷发的女友身边。
并非爱拿破仑创造世界历史总有文人记录者相随的启发，歌德也感到自己成为一个历史人物，需要对自己的生平进行一番考察和反省。1809年 10月15日的日记中记有他的自传的大纲，他试图通过不记载偶然事件而侧重于思想发展，写出个人同社会、时代的关系，把自我评价视为对他的人格的历史考察，“把人与其时代关系说明，指出整个情势阻挠他到什么程度，掖助他又到什么地步，他怎样从其中形成自己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以及作为艺术家、诗人或著作家又怎样再把他们反映出来”（《诗与真·自序》）。 1814至1815年歌德写出《诗与真》的前3部，第4部则直到1831年才完成。它记叙了他从童年、莱比锡、施特拉斯堡直到魏玛之前的广阔生活，其实也可视为18世纪中叶的德国社会生活史。他以后的经历分别在《意大利游记》、《出征法国记》（附《围攻美因兹》）、《1797年赴瑞士旅行》、《1814年与1815年在莱茵河、美因河内卡河畔》等著作中得到记录和表现。
1831年12月1日，歌德曾致函老朋友威廉·冯·洪堡：
……我甘愿承认，由于我的高龄，一切事物对我来说将愈益成为历史的，无论在过去发生于遥远国土上的事情，还是就在我近旁当前发生的事情，完全是一回事，而且在我看来，连我自己也俞益成为历史的了。
确实如此。每一个人，不止是歌德，甚至创造历史的英雄如拿破仑。不都表现了作为历史的产品的一面吗？
千古风流人物
歌德一生的出游多少带一点神秘的意味，从原居地到另一新环境的转换总是标志着一个新的活动阶段的开始：瑞士之游、意大利之行都是这样。1814年7月26日，马车载着歌德出了魏玛城门，65岁的他又开始了新的、给他带来创作丰收的莱茵之旅。
7月28日，歌德到了故乡法兰克福，目睹双亲去世后面目全非的故居，感到相隔几十年的时间距离再也无法缩短了。这不，《法兰克福报》的报道竟把他称为“我们文学最伟大、最年老、但仍活着的英雄”。显然，他的名望已深入人心，但人们已不相信他的创造力，对于日新月异、动荡不安的时代，他真的像历史一样属于过去的时代吗？
一天之后，他在威斯马登会见了好友、音乐家采尔特。不久法兰克福的老朋友、枢密顾问维利美尔也来到威斯巴登。他与歌德已相识30年。当他还是一家老银行的年轻继承人时，曾应歌德之请帮助过默尔克，现在他邀请歌德到他法兰克福附近的领地赫尔贝缪尔去做客。歌德接受了邀请，他可能并没料到，这里会成为他的第二个赛逊海姆。
他的第二个“弗里德里克”是玛丽安娜·冯·威利美尔。她本是一个小演员，和她的母亲一起过着吉卡赛式的流浪生活。14岁时为威利美尔收养，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她能歌善舞，活泼聪明，也一天比一天地漂亮。渐渐地，她与养父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她接受了他的爱，并从旅行、乡村生活中感到了幸福。现在的玛丽安娜30岁，温柔、多情、善解人意，而且性感，歌德见到她感到自己一下子年轻了。他曾从1813年起研究阿拉伯、波斯诗歌以及中国、印度的哲学，此刻仿佛觉得自己成了波斯诗人哈菲兹，开始漫无目标地写作一些爱情诗。10月18日晚上，他们在一起度过了庆祝大败拿破仑的莱比锡战役周年纪念日，当时山谷中处处都是庆贺的篝火。歌德又写了一些其他的情诗：
我心爱的人儿目光炯炯，那奇异的光彩让人困窘。
可是我呀却知根知底，我知道这目光的含义。
其实威利美尔更明了将要出现的危险。在歌德来过几天之后，他急急忙忙使玛丽安娃成为自己的合法妻子。不过从下面这首充满哈菲兹味道的诗歌中，可以知道歌德在警惕韦茨拉尔的悲剧重演，根本不想破坏朋友的幸福。
你不是夜晚恶事的俘虏！
但情歌却使你十分痛苦。
从黑暗中重新升起来吧，向着那光明汇合的绝顶。
展开双翅，打起精神，前面并非艰难的远征，但是已经离大火很近，飞蛾哟，你将化为灰烬。
11月歌德返回魏玛和耶拿，朋友们对他的变化感到吃惊：他精神焕发、态度温和、怀着强烈的激情，沉醉在阿拉伯的幻想之中，虽然多少年以来破荒地参加新年舞会，但又好像已完全忘记了所处的时代。
1815年5月，歌德坐车再次到莱茵和美因地区出游，旅途中写了两首诗
《苏来卡对优素福那样喜爱》、《既然苏来卡是你的芳名》，开始了代表歌德的哈提姆和代表玛丽安娜的苏来卡之间的爱情对话。8月，歌德再次前往赫尔贝缪尔，一种看不见的力量相互吸引着哈提姆和苏来卡，他们在一起度过了幸福的几周。歌德从她身上感受到艺术和欲望奇怪的结合，不仅激发了她的爱情，而且焕醒了她的诗情，这是连美女柯罗娜都无法相比的。9月，歌德与玛丽安娜一家在海德堡再次相“遇”。她非常灵巧地把一张纸条塞到歌德手中：
啊，从哪里来的狂喜欢腾？
莫不是从东风吹来的风？
它那美丽羽翼的扇动，治好了我心灵的伤痛。
在它呼吸中回荡着
朋友的上千次忠告：
趁心中的烈火还未熄灭—
我要把热吻一千次迎接。
这是她用歌德的风格和生命节律唱出来的歌。难怪歌德后来略加修改把它及另外4首诗全都收进《西东诗集·苏来卡之书》。在爱情的冲击下，歌德几乎喘不过气来了，他们用哈菲兹诗集作为传递爱情的密码，用诗歌创作来进交谈，度过了欢乐的3天。在离别的那天，玛丽安娜写下了《致西风》这首杰作。
离别自然使诗人痛苦，不过智慧最终能够战胜热情。像往常一样，歌德把痛苦转化为抒情诗的创作，使自己摆脱了感情的波动。说实话，德国文学应该感激玛丽安娜，感谢她激起这位老青年的爱情和诗情，才不致失落这串诗歌史上闪耀着奇光异彩的璀灿明珠——1819年出版的《西东诗集》。其中的抒情诗既不同于赛逊海姆时期，也不同于19世纪以前的创作，表面的特征是抒情手段借用了波斯和阿拉伯诗歌的形象，而内在特质则正如黑格尔所说，它是从“自由自在、抛弃自我的心情迸发出来的”，“其中幻想的热烈和丰富是古今所没有的”，青年的热情和老年的智慧多姿多彩地交织着。
《西东诗麻》中的诗不只是爱情诗，由玛丽安娜激发的灵感还把他的创造力引向一个更大的范围，这就是他不能忘怀的时代、欧洲政治变动对德国社会的影响。我们知道，在拿破仑战胜奥地利和普鲁士以后，曾组织了莱茵联盟，给德国带来一些法国革命后的思想和制度，促进了德国的进步。但德国一部分政治家、思想家、诗人（尤其是浪漫派）从民族主义立场出发反抗拿破仑，并于1813年继俄国的胜利之后在莱比锡击败法军。歌德基于自己对历史人物的辩证观点，对反拿破仑战争并不表示支持，反而接受其授勋 （也接受过俄国的勋章）和接见，这自然会令爱国人士不满。但拿破仑失败后，德国的统一、自由和社会改革并没有实现，欧洲各国君主反而举行维也纳会议，组成俄、奥、普3国反动的神圣同盟，镇压进步思想和行动，封建势力在欧洲全面复辟。这时歌德转向波斯诗人哈菲兹，是毫不奇怪的。
哈菲兹进行创作时，正是蒙古人统治波斯的时期。他的诗对封建统治阶级的专制和暴虐、宗教势力的猖獗、社会道德的沉沦，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嘲讽，他歌咏春天、鲜花、美酒和爱情，呼唤自由、公正、美好的新生活，对人民的苦难寄与了深厚的同情。歌德反抗或逃避德国的窒息和反动的气氛，很大程度上把哈菲兹视为诗人的自我而不是原型：
北方和西方和南方分裂，王位崩坏，王国战抖，你则逃往纯净的东方
把家长的空气享受……（《歌人之书》）
歌德曾在一个场合把哈菲兹说成是伏尔泰，因此他选择哈菲兹的目的也就清楚了：哈菲兹和伏尔泰都反对蒙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致力于启蒙工作，对人们思想意识产生过进步作用。另外，哈菲兹的经历实际上也沿续着《塔索》的主题，对于当今的歌德而言，即如何在封建政治侵犯思想的艺术时，尽量保持知识、文化与权力的平衡，不至于使进步知识分子艰难努力的成果毁于一旦。因此，他在马车上写出来的这些诗篇，表现了诗人从内心体验到外部观察而形成的世界观、从泛神论而来的宗教观、从探求大自然而形成的宇宙观等几乎整个一生的思想成果。在诗风上，不仅有早期安那克瑞翁式的罗珂珂歌声，而且有“狂飚突进”时代的回声，最终则回到古典的形象基础上，可以说把各个不同创作时期的经验作了集大成式的创造性统一。其将东方和西方的思想和形式相融合的试验也取得了成功，诗人自称哈提姆，玛丽安娜成了苏来卡，拿破仑变成帖木尔……如此种种，不仅自然地传达了东方诗歌的神韵，而且在文化上表现了不同于欧洲中心主义的世界眼光。
《西东诗集》的结构被人比作但丁的《神曲》：哈菲兹对于哈提姆犹如维吉尔对于但丁，苏来卡对于哈提姆正如但丁的贝阿特里契。诗人哈提姆由哈菲兹导引，经由诗歌《歌人之书》、恋爱《爱情之书》、观察《观察之书》、悲愤《不满之书》、格言《格言之书》、帖木尔《贴木尔之书》种种阶段到达爱人苏来卡《苏来卡之书》，又经过宴乐《酒保之书》而到达天堂《天堂之书》。全书就这样由一卷又一卷、一首又一首的套诗、组诗组成，既单纯、又深刻复杂，在对个别事物的表现中，因纳入一个更大的系统而成为一个具有广泛联系的整体。不过尽管如此，《西东诗集》并不能作为一部已完成的完整的著作，歌德还想把关于东方、古希伯莱人，阿拉伯人和波斯人的诗人和英雄、历史和文化的内容加进去，这样它或许会成为一部《浮士德》式的、以诗歌形式概括的歌德的世界观。
1815年10月是旬，歌德结束了带给他创作丰收的莱茵之旅，回到了魏玛的家里。妻子和和子都在欢迎他。奥古斯特已经24岁，曾在海德堡读书，当他想手执武器加入解放祖国的战斗时，地为年老的父亲所阻挠，结果受到凯归来的伙伴的耻笑；一次英勇的决斗也因为父亲之故被禁止，结果父亲的谨小慎微多少把他弄得有点——正如后来与歌德好的冯·施太因夫人所说——“可怜兮兮的”，直到他1830年死时为止，他始终是一个不幸的人物。
但这一年最不幸的是克里斯蒂安娜。她以自己的爱情、忠诚和勇敢赢得了婚姻，也赢得了以后日益发展自己的任性和享乐的权利，歌德对此并非毫无烦恼。1816年5月的一天，克里斯蒂安娜给身在耶拿的歌德写信，告诉他花园的苹果树和郁金香开得非常喜人，然后就病倒了。几次反复之后，歌德赶回家，但第二天她就溘然长逝了。对于这位忠诚的伴侣，歌德从前曾写过一首名叫《阿明诗》的诗，道出了他们爱情关系的本质：
溪边有棵树，果实稀稀疏疏。
枝条过早折断，这是谁的错误？
藤罗密密扎扎，死死把它箍住，我朝果树走去，利剪倏地掏出。
刚冲藤罗下手，不由浑身颤抖。
果树一声长叹，向我苦苦哀求：“啊别要我的命，别去动藤罗，快快缩回你那残酷的手。
这藤罗我和它相依为命，枝枝节节紧连着我的心。
我能不爱它——我唯一的寄托？
它苦不爱我，怎么缠住我的身？
瞧，这无数个芽，这无数个根，它在我生命中已越扎越深。
我供给它自己需要的营养，它吮吸的是我的灵魂。
我的根原本是结实而粗壮，而如今只能把活汁输送到半身。
哪儿去了，我那巍峨的树冠？
俯向水面的树条枯萎凋残。
我却依然只爱它：这致命的衣饰，这牢固的枷锁，这可怕的装璜……
消耗是满足，牺牲是甜蜜！
献身爱情者哪能把生命顾惜？”
为了填补克里斯蒂安娜去世后巨大府邸的空虚，除了投身于《浮士德》第二部的创作，第二年歌德亲自给儿子挑选对象，于是近30岁的法庭总顾问、美男子奥古斯特与德国北方一个没落贵族之家的面色苍白、天资聪慧的女子奥蒂莉·冯·巴格维什结为夫妇。他们感情不能算很融洽，令歌德感到欣慰的是他有了好几个孙儿。70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