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拉米酥-第4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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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还是那个问题。其实，《城市亲人》的阅读，和我记忆中的我所有其他小说阅读是不一样。我为城市亲人们的彼此的关系状态着迷，因此弱化了我认为没有必要抢眼的部分。如果我着墨点是人，自然是调度你刚才所说的做法。最近我写了一个短篇，文中那个女人有三个称谓：网名、有姓有名的全称、姓氏加小姐的，也就是某小姐。写作中我感到，三种称谓，和读者的阅读距离是不同的，它传递的所属段落信息也不同，而准确的称谓只有一个，换句话说，你必须在准确的段落使用准确的、唯一的称谓，要找准它，很不容易，尤其在叙述的蕴意密度大的情况下。但找到了，读者的阅读就不被“格涩”，传递的信息就是汁液丰润。在小说中，我的体验是，不止人名，每个词每个字都是有生命的，一不小心，它们就反叛了写作初衷。我倒不认为人名和个性化有关。呵呵，我们有点分歧了，不过，我也反证了你的具体人名的重要意义。
姜：这让我有点开窍了。是啊，小说的写作，其实都是在局部的意义上解决作家本身面临的问题。我们现在来谈《有一种树叶春天红》，我觉得这是一篇残酷而又绝望的小说，可为什么取了这个美丽的题目？在叙事过程中，这篇小说也似乎不紧不慢，将情感压到最低点，只是在小说最后，不动声色，刀刀见血，可却是读者心头的血。杨鲁芽什么也不知道，童大柱知道，但硬得狠，一句“神经病吧……”能活活将阳里气活让读者气死。
须：这是理想主义者的一种死法。
姜：然而，关于陈阳里，我也想说一句，如果她是一个真正的考古工作者，她为什么不用非常专业的职业精神去爱护童大柱这样的活化石呢？她使用了反证法，确实不但毁坏了活化石，也毁坏了考古工作者自己啊！
须：那就不是这个理想主义人物的活法和死法了。
姜：这篇似乎与《淡绿色的月亮》一样，题目温柔优美，其实坚硬得很，也锋利得很。为什么采取这样的小说立场呢？
须：呵呵，被生活干预。
姜：但是，这样的立场未必没有作家的干预企图啊！现在，又有多少理想主义者呢？我看绝无仅有。人在很多时候，其实很难。选择正确的，未必与情理相合。与情理相合了，说不定又与生命发生龃龉。选择之难，可能就是一种人生的困境。而现在的人，是越来越聪明了。
须：也许这正是小说存在的原因。
姜：在这里，你是不是也是想从伦理角度探讨爱情的死亡并进而给这个时代一种悲悼呢？
须：与时代无关。时代只是人性展示的舞台。
姜：说到底还是跟时代有关的。这时代，也是我们这样的人造就的啊。说及内在的东西，像《提拉米酥》、《海瓜子，薄壳儿的海瓜子》也都是在书写人性的暗角。你的笔触在这几篇当中，犀利而残酷。还有绝望。连主人公自己都可能绝望。譬如那个最后用遥控器砸妻子王子娟的巫商村。
须：人性是丰富复杂的。《提拉米酥》写了人性中微妙的灰色颗粒，但依然有人性微妙的明亮。就你说的最后用遥控器砸妻子王子娟的巫商村那句，那固然是被人披露的羞恼，但也是自我的审判。至少内心有个审判长坐在那里。《海瓜子，薄壳儿的海瓜子》写的是尴尬关系中，妻子、丈夫、公公之间爱恨交织的情感。要我来标色，《海瓜子，薄壳儿的海瓜子》不是灰色的，也不是人性的暗角，是别扭中温馨、温馨中的难受。它不是绝望的，是朴实的亲情无可逃避。
姜：这可能就是读者与作家的理解不相吻合了。谁讲过一句话的，一个人的阅读史，其实差不多都是误读史。《太田母斑》也似乎是在考虑同样的问题。不过，我觉得这篇小说可能比上面的都好的原因，是它写出了两种人，在一个问题上，见出了事情的两种本质。
须：这是我比较早的短篇。一个练笔吧，要说比上面的都好，呵呵，你会使我一时判断混乱。
姜：是吗？我倒是没有注意到。我这篇是从网上搜寻到的。觉得写得非常老辣。这下好了，你的小说在你的手里成了手术刀了。正如你自己所说的。这种手术刀式的小说，我觉得《雨把烟打湿了》也属于其中。蔡水清的悲剧命运既表明了你作为作者的悲悯意识，也表明了一种人生的尴尬。只是在小说的结尾，为什么要安排二审判决蔡水清死刑让他签名时，他“签着名，突然说有两个词我不懂”，“一个是骊歌，一个是丁忧”，这里是不是想突现你的悲悯？
须：有人也提出了这个问题，而其实，我的那时的蔡水清，对于终于来临的死，是即将清零的解脱和轻快，他问的问题是有意无意的，只是表明，一切都无足轻重了。
姜：这是细节的丰富。这篇小说里有很多看上去莫名其妙的细节，包括蔡水清帮助妻子挠痒痒的细节。小说中的情节走向，其实都是由细节决定的。只是读者很多时候，总会忽略了细节的力量。
须：生活就是如此。连上帝都要模仿自己造人，小说家当然要模仿生活。应该说，小说对细节的选择，本身就是一种凸显。很迟钝的、忽略生活细节的眼睛，它要忽略小说细节你也毫无办法。
姜：《地瓜一样的大海》，似乎也更着意于展示人的命运的被动。
须：是吧。
姜：如果更深一层地探究下去，你笔下的人似乎有很多显得诡异，或者说怪异，怪异得让我们难以理解，难下断语。《4点22分，谁打出了电话》似乎是现代版的《聊斋志异》，那个电话究竟是人还是鬼打出的？温士丹的前夫究竟是死前还是死后到过她家？还有，她和儿子看到、梦到的红蜘蛛究竟何所指？《你是我公元前的熟人》让人捉摸不透，患上晚期鼻咽癌的羊又对即将结束的生命并不在意，却渴望寻找到那个偶然拍了她一下的“陌生人”，这些，包括《穿过欲望的洒水车》等篇什，似乎都有点诡异。你的这种刻意，到底所为何来？
须：那个电话可能是鬼打出来的，可能就是“人心成鬼”的人打出来的。
姜：这一点我们可以理解。每一个人的内心都有个鬼。读者的内心也有个鬼。都巴望着是鬼打来的话，那就是想要解脱。
须：前夫是死前死后抵达，可能作者也不知道，红蜘蛛是人们渴望发现、但又下意识排斥的真相。我并不喜欢这样解释小说，挂一漏万。氤氲是小说的气色。《你是我公元前的熟人》，其实很纯朴。人海茫茫，到处是利害算计和陌生，邂逅一个“千秋万代前的熟人”是令人怀念的，尤其一个即将离世的人，一个对世界漠然的、连死都麻木的女孩，你要允许她的最后被唤醒的“对骨子里的亲切”的依恋。
姜：《回忆一个陌生的城市》似乎也带着很多诡异的东西。这是不是仅仅作为一种写作智慧呢？
须：也许它在客观上显示了一点点你说的诡异和写作智慧吧。
姜：但这篇小说的最后有几个字来得非常重：行恶如梦！这是不是这篇小说想要说的最重要的话呢？
须：这个小说，我更关注的是，公共记忆是不可靠的，每个人、每个机构，甚至传媒，都有利己的记忆，真相都是变形的，甚至根本没有真相。
姜：你这点讲得非常深刻。这就正如数字其实不可靠一样。有人讲，小日本在南京杀了30万。这数字有点飘忽。要来点真实的，真实是让人无法躲闪的。数字做不到这一点。可能，这也正是历史以外，我们还需要小说的原因。
三
姜：还回到你的小说上，你写警察与小偷很有名了。是否考虑过自己会被人们认为只是一个题材作家呢？譬如海岩那样。
须：有些职业，比如警察、记者、律师，这种职业辐射的人生画面广大，视域独特；有些事情，比如意外、案件，它提供了人性展示的深厚层面空间。如果你可以进入，那里拥有更加精彩真实的人性存在。很多时候，不经历那些非常，人就以为自己的常态就是全部真实。《淡绿色的月亮》那么美满幸福的小夫妻，不是入室抢劫的意外发生，桥北、芥子“有幸”看到彼此的另一种真实吗？我不知道，人们是因为里面有警察和歹徒，记住了这个作家，还是，因为在阅读中遭遇了内心的挤压和拷问，记住了写作者。我想，如果我写了西红柿，就成了红色作家，那么，不是我的写作失败，就是你的阅读失误。
姜：很多人都是以题材划定作家的圈子的。比如陈希，我非常提防读者将他归入题材作家之列。所以，我刚才举海岩的例子。海岩在这方面确实便已突出到让读者记住了他的题材。如果再举例子，我觉得很多军旅作家，都过不了这个坎。不说这个了。除了小说的节奏之外，我还想跟你聊聊关于生活的深广度的问题。这是我在读《回忆一个陌生的城市》时想到的，你的这篇小说，让我觉得，小说家光是靠想象仍然是不行的。那种粗糙而真实的生活质地，是想象不出来的。想象过于唯美了，只有那种粗糙与真实，才能显示出一篇小说的坚硬。
须：你说了，我就不用再絮叨了。
姜：当然，还有语言，你的语言在不动声色后面，有一种让人难以觉察的张力，还举那篇《回忆一个陌生的城市》为例，回忆者，当然是回忆曾经经历过的，回忆一种熟悉的东西，一个陌生的城市，怎么能进入回忆区域里呢？你似乎是在用小说表达着对生活的认识。事实上，有时候，小说，并不是表现现实生活，而是解释生活与认识生活。现在很多人都没有时间也没有多少人想去认识我们熟悉得近乎陌生的生活了。
须：这是一个回溯真相的历程，真相本来就在那里，就像一个城市，只是，回溯的路径不同、心态不同。主观的过滤不同，看到的风景自然不同。
姜：你曾经有过停笔十年的情形。这样的情形对重新开笔写小说是不是有着特别的作用？
须：停笔之后倒并没有清晰地思考过将来要再写作，只是合着生活节拍过。随着时间的流逝，生活的积累、认识的变化、表达的需要，重新写作就这样自然而然，毕竟是很业余的。不是读者抬举鼓励，现在可能还是玩票心重。
姜：在你的小说写作中，似乎也有关于音乐的作用问题。似乎很多作家的写作都有音乐启发灵思的情况，米兰·昆德拉的《生命中的不能承受之轻》，有人就干脆说成是管弦乐四重奏。当然，昆德拉本人的音乐造诣是非常深的。你有一段时间迷上了音乐，这对你重新开始写小说应该也有着很大的作用吧？
须：我甚至怀疑，音乐家就是上帝派来的人间便衣。他们微服人间，代神向我们打出上帝的手势。有音乐的耳朵是幸福的，最有音乐的耳朵的人，是最幸福的人。少年时期贪睡，千呼万唤醒不来，老爸在老唱机上放片子，旋律一起，立刻或者很快，一脑子澄明活络神思飞扬，混沌的意识，瞬间转换了频道，一点艰涩的过渡都没有。音乐和小说的关系我只有个人化的感悟，有时候作品写作中断，我只能通过某段旋律，重新回到小说气场里。不过，这些和重新写作没有直接关系。
姜：评论家贺绍俊称你是温柔的精神警察。我觉得这种说法挺有意思。挺相近的说法还有：精神侦探，精神偷窥者。你觉得这三种角色，哪一种更接近于你？或者，你觉得你更像哪一类作家？
须：天，这三种说法的确差不离。你说我更像那一类呢？
姜：人都有窥视欲，但是，作为精神警察，我觉得这便非常高级了。说及这一点，我们不能不说到你的小说中时常出现“报纸”、“记者”等传媒“符码”，而这些“符码”又实质性地参与了小说的叙事过程和文本世界的架构。在一些作品中，“记者们”扮演着侦探、精神分析者、旅游者与裁判的角色。在你的精心调控下，这些“符码”尽职尽责地传递着经验或信息，使文本意蕴增容。同时，因为它们的在场，造成了新闻即时播报的效果。我想问的是，如果把这样的背景淡化或者隐去，小说是不是更为纯粹？或者说，那不是更直接切入到生活的骨子了吗？
须：把你刚才说的那段话中的“报纸”、“记者”，统统换成“下岗”“女工”“失业”等字眼，那么情况会怎么样呢？因为它们的在场，你说，他们又将造成什么效果呢？社会大萧条吗？女性处境悲惨？我也想探讨，如果把那些背景淡化或者隐去，小说会因此更纯粹吗？会更直接地切入生活的骨头里吗？这些，我都真心想问。而我原来一直以为那不过是小说的外衣。
姜：这些符码的存在，是不是有意强化你作为作者的特征？或者，是你的别具特色的小说策略？
须：我尊重我的个人感受。命运给了我这样的视窗，我就诚实地用它看世界。我不必硬爬上别人的窗子、模仿别人的视线去“写生”。媒体人自我调侃，说记者现在比狗毛还多。“记者”“报纸”出现在小说里，并不少见也不特别，你会认为都是作者的特征吗？倒是有一点，我要承认，媒体的训练，可能会使写作者更加注意，如何引人入胜。报纸没人爱看，直接影响发行量、影响广告投放，不过，我是个粗糙的经历者。
姜：这就不能不说到作家的现实生活。如果没有一份现实生活，作家要写出真正的作品是很困难的。你如何看待作家的现实职业与作品之间的关系？
须：作为一个业余选手，有时的确感到捉襟见肘。时间不够。而好作品一定需要一个完整的不被打扰的气场。想写一个长点的东西，却苦于没有理想时间。有时想干脆辞职吧，在家遛狗读书，潜心感受老天送进我脑子里的各种美妙念头。甚至想生场病吧，让我得到一大块无人打扰的时间。但是，很多朋友忠告我，不要、千万不要辞职。他们举了很多例子，证明“现实职业”于写作的重要。为此我也思考了很多，我后来想的，也许可以回答你的问题：作家的现实职业和作品之间，可能有个“地气”的问题，也就是说，现实职业为作家提供了一个“接地”的点。
姜：你的这一“接地”说，非常到位，也非常传神。小说家就是小说家，一不小心，就能整出一些意蕴丰富的东西出来。好，不说这个了。回到刚才的话题，我觉得，你的小说写作似乎最大化地利用了你的职业资源。
须：如果你不能像博尔赫斯有一副上帝给的翅膀，凌空飞翔，那就老老实实“接地”吧。我希望我得到了，并最妥善地利用了缪斯的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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