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无痕:中国留苏群体纪实-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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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莫斯科航空学院保密科，有几本叫做《弹道设计学》的图书。由于详细介绍了苏联在航天领域的最新科研成果，属于绝密资料，校方轻易不外借。可是图书管理员一定要借给来自中国的“万尼亚”。她说：“我必须留一本给中国的万尼亚，帮他搞好毕业设计。因为他是中国人。”结果，一旦从学校借不到这本书，苏联学生就去找中国的“万尼亚”。因为大家都知道他肯定借得到。
　　这个“万尼亚”，在五十年后因神州载人飞船而蜚声华夏－他的名字叫做王永志＇U23＇。
　　中国留学生，在当时的苏联几乎成为优秀的代名词。很多苏联的老师，都以拥有中国弟子为荣。
　　在课堂上，最复杂的问题总要留给中国学生去解答；而中国学生的反应，则成了老师衡量教学效果的标尺。
　　有很多学长向我描述了这样一个细节：在课堂上，遇到苏联同学都回答不上的问题，老师就会叫中国学生回答。如果中国学生答上来，他就会批评苏联学生“你们看，一个外国学生都听明白了，你们还不懂”；如果中国学生也答不上来，他就会说“看来我没讲清楚，现在再讲一遍。”


第六章　五分！五分！（7）

　　刘恕＇U24＇提起了她大学时期的一位教授：
　　“这是一位著名的数学教授，非常有才华，只是由于曾经有过一次不幸的婚姻而对女性有一种近乎病态的偏见。每次考试，对苏联女学生总是二话不说直接写三分了事。但是，只有对中国女生例外。他说：‘我看到了她们的努力，我了解她们的才干。我没法不给她们五分！’”
　　吴美蓉＇sg25＇讲述了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一个故事：
　　“那是大学四年级的一次考试。我进入考场一看，发现除了我的任课老师外，还有一位从未见过面的老师。准备妥当后，我看到任课老师面前有人在回答问题，就不假思索地坐在了那位陌生老师的面前。当我完满地回答了所有问题之后，一幕令我惊讶的场景出现了：我的任课老师站起身，径直走到这位考官面前，声色俱厉地说：“这是我最好的学生。我了解她的水平。我决不允许你给她四分！”我后来才知道，这位考官有个习惯。在他此前的职业生涯中，还从没有一个学生从他手里得到过五分。我成了唯一的例外。”47
　　在乌拉尔工学院的荣誉墙上，至今悬挂着一张东方青年的大幅黑白照片。这就是1959年从这里毕业的中国留学生郭树言＇U26＇。
　　从大学三年级开始，郭树言开始了科学研究的历程。他凭借将自动控制技术与冶金铸造工艺巧妙结合的发明，在留学期间便获得苏联的两项技术专利。在乌拉尔工学院自动化实验室里，学生们至今还在观摩“郭树言线路”。在这里，郭树言创新性地应用了稳定器技术，使得继电器充电过程大大优化。
　　郭树言毕业答辩的时候，获得了一项殊荣——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市的电视台现场录制了他答辩的专题新闻，并在当晚的电视节目中进行了报道。一时间，一个中国青年学生成了当地的新闻人物。
　　在莫斯科第一医学院攻读副博士学位的徐静没有想到，刚刚到苏联第二年，她的一项发现，便永远载入了世界医学的史册。
　　徐静的研究方向是组织细胞学。一个在当时公认的论断“成年高等脊椎动物的神经细胞是不能再生的”，引起了她的疑问。她决定用事实来验证这一理论是否正确。
　　实验对象是大白鼠。为了取得有说服力的试验标本，徐静需要建立十个以上的观察组别，一组观察对象要解剖二十个鼠脑，每个鼠脑要切成四百到五百个切片。每个切片含有无数个脑细胞，而每个细胞都要在几百至两千倍的显微镜下一个一个地仔细观察。这意味着要用肉眼在无数个细胞中发现细微的变化，其难度可称得上大海捞针！除了观察外，实验过程包括取脑、包埋、切片、染色等程序，也都要徐静一个人完成，工作量之大令人匪夷所思。
　　“这里面没有任何诀窍可言，就是细心、耐心、恒心。在此之前，还没有人愿意吃这么大的苦，从事如此艰苦、细致、枯燥、琐碎的观察工作。”徐静平静地对我说。
　　在这样执着的探索者面前，大自然终于展现了它的奥秘。徐静捕捉到了大白鼠大脑神经细胞受损后，在未损伤部位脑皮层的神经细胞出现有丝分裂的全过程。一个医学界公认的理论被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中国女研究生推翻了！
　　徐静的科研成果很快轰动了整个学术界。
　　年纪轻轻的她登上了全苏、乃至全世界组织再生学的论坛。台上，徐静用幻灯片演示科研成果；台下，十几个显微镜一字排开，供听众亲眼观察。没看标本时，各路权威往往排着队、晃着脑袋将信将疑；等到看完最后一个显微镜下的标本，便纷纷握住徐静的手：“徐静，你真了不起！我服了！”
　　今天的我们，已经很难体会五六十年代的中国留学生对于“五分”的那份执着的追求。我们更难以揣摩的，是在优异成绩后面蕴藏的那份沉重的使命感。
　　对于这个群体来讲，“五分”决不仅仅是个人颜面的荣耀。
　　这当中，蕴涵了太多对祖国的感恩和承诺。


第六章　五分！五分！（8）

　　他们懂得，只有扎扎实实、竭尽所能地学到真本领，才能不辜负党的希望，才能报答祖国人民的哺育之情。
　　优异的成绩单，就是自己的态度的最好证明。
　　小小的五分，是对学习成果的考量，更是学子们拳拳报国之心的象征！


第八章　润物无声（1）

　　我在苏联求学的时候，每次走过大街小巷，目光总会被两侧建筑外墙上频频出现的浮雕铭牌所吸引。
　　这些铭牌通常用金属或者大理石制成，上面以浅浮雕的方式塑造某一人物的头像或半身像。铭牌下方，是职业和生卒年月。在浮雕下，经常有不知何人献上的鲜花——一支玫瑰，或一束朴素的小花。
　　我注意到，在这些被纪念的人物中，除了极少数政治家和军事英雄外，绝大多数是科学家、诗人、作家、音乐家。
　　在这些普通的建筑里，民族文化精英们留下了自己学习、工作、生活的足迹。人们精心呵护与他们相关的一砖、一木，留待后人铭记和景仰。这，已经成了苏联的一个令人钦慕的传统。
　　苏联人民崇尚知识、尊重科学的传统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
　　早在1725年，当东方的文明古国还沉迷于在宋明理学格物致知的时候，雄才大略的沙皇彼得一世已经创办了俄国科学院。一时间，大批来自德国、法国、英国的知名学者云集俄罗斯，圣彼得堡几乎在一夜之间成为世界学术中心之一。
　　1755年，在沙皇叶卡捷林娜二世的支持下，罗蒙诺索夫创建了俄罗斯第一所大学——莫斯科大学。俄国的普通民众从此有了平等的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在科学与理性的光辉照耀下，俄国诞生了罗蒙诺索夫、罗巴切夫斯基、门捷列夫、齐奥尔科夫斯基、巴甫洛夫等一批科学泰斗，同时也产生了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等思想巨擘。俄国也从蛮荒落后的封建农奴制国家，一跃成为具有雄厚科技基础和文化底蕴的世界强国。
　　苏联时期，科学和文化的发展继续突飞猛进。其间，虽然一些学科的进展出现了停滞和曲折，但在国防、航空、航天、运输、冶金、化学、机械等领域，苏联仍然在世界上占据了领先地位。在苏联时期，涌现出诸如谢苗诺夫、米丘林、科罗廖夫、斯米尔诺夫等一大批在各自领域内具有国际崇高声望的学术领袖，也产生了十余名诺贝尔奖获得者。
　　苏联的高等教育，不是向学生灌输现成的知识，而是着眼于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自主判断和总结能力。
　　在苏联的高校里，没有教科书，也没有讲义。整整一节课，老师在讲台上洋洋洒洒从头讲到尾，只有在必要的时候才做板书和推演。
　　这种授课方式，一方面要求老师不仅对讲授的内容真正消化贯通，还要不断完善和补充；另一方面，学生没有现成的资料照抄，需要主动从老师传授的内容中捕捉关键的成分。
　　与此相对应的是，每次下课之前，老师都要布置数量可观的参考读物，要求学生课后阅读。在这些参考读物中，包含了不同作者的各种不同论点，其中有些是和老师讲授的观点相悖，甚至是违反主流意识的。
　　学生在阅读这些课外读物的过程中，没有现成的教条去遵循，一切需要自己去消化、扬弃、吸收。这种对于不同观点的平等接触，丰富了学生的视野，也有助于他们形成兼容并蓄的治学态度。
　　苏联高校的学术风气是开放的。
　　在苏联的大学里，至今保留着一种叫做“习明纳尔”的教学方式（中文译称讨论课）。课前，老师就某一讨论课题布置作业。课堂上，通常以一个学生的主题发言为开端，大家展开讨论。学生们争先恐后、畅所欲言，经常会就某个问题争执起来，火爆的场面层出不穷。
　　记得我刚进入苏联大学学习的时候，在“习明纳尔”的课堂上还不好意思开口，怕说得不好“丢面子”。后来我才体会到，在这种开诚布公的讨论中，得出怎样的结论并不重要，关键是鼓励学生勇于形成自己的独到见解，并且有条理、有依据地表达出来，在激烈的意见交锋中阐释、完善、捍卫自己的观点。这种日复一日的锻炼，对于学生们培养开放交流的心态和坚持己见的勇气是大有裨益的。
　　有赖于开放的学术氛围，苏联的大学成为各种不同学术观点共存与竞争的舞台。而苏联人直率的性格，又使得不同观点的交锋显得格外尖锐。


第八章　润物无声（2）

　　许宝文对此深有感触：
　　“在学校里，经常会有某个学者的研究成果报告会。会场上，同行，甚至同事间会为某个学术观点，在众目睽睽之下争得面红耳赤，丝毫不留情面。这令我们已经习惯于中庸哲学的中国留学生们一开始感到不太适应。
　　记得有一次，一个年轻人做了成果介绍之后，系里的一位地位很高的权威马上站起来说，‘你讲的东西，在理论上和证明上根本站不住脚。……’不料那位年轻人毫不让步：‘你提的问题实在没有水平。你要我证明的东西，就像要我证明我自己不是一头骆驼一样毫无意义！’这种针锋相对、火药味十足的对话，让我们听得心惊肉跳。更让我们感到意外的是，几天后再次见到他们，两人又谈笑风生，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在苏联，就学术上的某个问题展开正面交锋是很正常的现象，不会牵扯到学术以外的其他乌七八糟的事情。真理是越辩越明的。不论是真知，还是谬误，都在面对面的褒扬针砭中浮出水面。对科学真理的认知，就是在不断的争论和证明中向前推进的。相反，那种‘和事佬’的作风，才是科学进步的最大障碍。”
　　毫不夸张地说，苏联学术界的整体水平之高，学术精英群体之雄厚，在世界上堪称首屈一指。
　　难能可贵的是，这些学术泰斗并没有深居象牙之塔。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除了完成自身科研任务之外，还把巨大的精力投入到教书育人之中。
　　苏联的大学非常重视低年级学生的基础教育。
　　众多的博士、教授活跃在大学低年级的讲台上，为学生们讲授基础课程。在为低年级授课的教员中，也经常可以见到加盟共和国科学院、甚至全苏科学院院士的身影。他们传授的不仅仅是科学知识，更是严谨的治学方法；他们的大师风范和言传身教，对于学生科学观、方法论的形成，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
　　毕业于列宁格勒森林工程学院的田裕钊＇U27＇教授向我回忆起他所仰慕的一位教授：
　　“我上大学时，高等数学是由著名的数学家米特罗波尔斯基授课。为了激发学生对概率、概率推理、概率逻辑的兴趣，培养严格的科学态度、学会研究方法，他把一些男同学编成小组，分别到公共澡堂中，对刚刚洗完澡的男人，基于他制作的统计表，进行全身各要素的测量。除了身高、体重、腰围、手指长度等基本数据外，凡是能够在人体上丈量、可以客观记录的身体器官部分的数值，都要测定登记。学生一代换一代，但这种丈量测定的工作一直没有间断。
　　他指导的研究小组，根据概率论中的切比雪夫一般性的大数法则，进行了不间断地统计学分析，饶有趣味地发现了许多“相关”，证明在某种人群中相关的概率。这项研究结果后来得到了公安机关的重视。据说只要知道了某一根手指的某一骨节的长度，就可能根据统计概率推断得出身体另外部分的值，从而对破案有所帮助。在与他并肩工作的过程中，学生们亲身体会了如何发掘数据、如何认识事物、如何持之以恒、如何发现规律的研究方法。在和他一起完成这项工作的学生中，后来出了好几位大科学家。”
　　苏联教授们不仅具有扎实的学术功底，更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对此，钱凌白深有感触：
　　“在我所就读的列宁格勒造船学院，有很多老师是当时非常著名的设计专家。他们不仅从事教学，同时还在国家的设计局、研究所从事科研工作，而且很多人都具有独到的学术见解。因此，他们讲课时决不是照本宣科，而是能够充分结合自己的工作实践，传授的知识也具有极强的实用性。”
　　马春途对他的几位苏联老师至今津津乐道：
　　“克雷洛夫少将是教我们概率论的教授。他结合莫斯科防空作战的实例，讲述概率论在空军作战中的应用。莫斯科防空战是二战中城市防空作战最成功的战例。而克雷洛夫本人作为苏联概率论研究的顶级专家，当时正是受命参与城市布防的设计。他运用概率论的知识，计算出敌人为了实现理想的轰炸效果，会调用多少架飞机，而我方应当如何布防地面防空炮火，以实现最好的打击效果。实际作战的结果，证实了他的理论的正确性。一门看似枯燥的概率论，由于有了实际、精彩的案例，听得我们如醉如痴。


第八章　润物无声（3）

　　还有一位老师，曾是苏联空军战斗英雄，退役后进入苏联红旗空军学院学习并任教。他开了一门课，叫做‘飞机机动学’。这门课讲的是在敌我双方战斗机高速相对运动过程中，如何通过速度、高度的变换，占据最有利的战术位置。这里涉及到许多复杂的数学、力学的运算。这是很独特的学科，完全建立在教授本人的实战经验和理论升华的基础上。直到现在，我在国内外的各种空军教材中，都没有发现类似的内容。”
　　苏联老师不仅自身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在日常教学的过程中，也极力要求学生们重视实践，关注细节。对于苏联老师在这方面的严格要求，学习应用科学的中国留学生都有很深刻的体会。
　　王邻孟＇U28＇给我讲了一个有意思的小故事：
　　“有一位教我们农业机械化的老师，他的实践能力很强。到新开发的生荒地支援夏收时，生产队的机械坏了，他自己都能够动手修理。考试时，他会经常跳出书本，问一些需要在实习的过程中用心观察才能发现的问题。记得有一次，他问一名学生，联合收割机割下的草从上面走还是从下面走，那个同学答不上来。他就要求那个学生马上出去找一台机器观察。”
　　研究生专业最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