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无痕:中国留苏群体纪实-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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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学院、列宁格勒铁道运输工程学院、萨拉托夫汽车公路学院等高等院校学习。
　　对于这些学生来讲，俄语基础几乎就是“零”。绝大部分学生还是在火车上，从苏联列车员那里学会了第一个俄语字母。
　　苏联方面显然对如何对待这样大量的留学生也没有足够经验。当这批几乎对俄语一无所知的学生到达后，苏方居然没有安排哪怕是短期的俄语培训，就直接将他们领到了各高等院校的课堂。
　　没有任何语言基础，没有任何精神上的准备。新中国的第一批留学生，犹如一群赤手空拳的战士冲上了前线。
　　曾在莫斯科第一医师进修学院学习的张璇在回忆文章中写到：
　　“第一天在教室里上课，老师在黑板上连写带说。我不知其他同学能听懂多少，反正我是一个字都没听懂。一堂课快结束时，老师在黑板上写了两个俄文字后就走了。我们几个听课的还呆坐着没有反应。左等不来右等不来，回宿舍赶紧查字典，原来黑板上写的是‘下课’。”27


第五章 梦开始的地方（2）

　　既要从头学习一门语言，又要完成学习和研究，还要逐步适应一种迥然不同的文化，新中国的第一批留学生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郭子恒＇U4＇：
　　“开始的第一年，我们每天都要花十几个小时学习俄语。除了七八个小时的睡眠外，处于清醒状态的全部时间——包括走路、乘车、购物、进餐，甚至于去卫生间等一切活动——无时不在背诵俄文单词或常用语。俄汉词典和记单词的小卡片一刻也不离身。最初那种有眼不识字、有耳听不懂、有口张不开的苦涩，比之战争年代的艰难困苦、饥寒交迫还要难耐得多。”28
　　1951年留学苏联的李振肃＇U5＇回忆道：
　　“那时学习真是分秒必争！一天学习十几个小时，能够在两节课中间休息的十分钟内，伏在桌子上打个盹，随即又继续全神贯注认真地捕捉老师讲的每一句话。列宁格勒夜长昼短，常在昏暗的早晨就进了实验室，晚上干到十一、二点是常事。晚上从实验室出来再回住处吃晚饭，睡觉就很晚了。设了两个闹钟早晨叫醒我。有一次实在太困了，两个闹钟一一响过，但在按住闹钟后一下又睡着了。不过猛地又惊醒了，赶快跳起来去上课，居然没迟到。29
　　凭借着战士一般冲锋陷阵的勇猛顽强，大部分学生不仅出色地完成了学业，其学术成果还得到了苏联专家的赞许。
　　1955年7月，塔斯社播发了这样一条电讯：
　　“苏联中央医师进修学院学术委员会授予中国医师潘世征医学副博士学位。他的论文被苏联著名科学家认为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潘世征一九五一年到莫斯科学习，那时他一个俄文字也不识。现在，在他的论文参考文献目录上已列有苏联作者的学术著作二百多种了。”
　　潘世征＇U6＇是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红军医学专家。出国之前，他已经是新疆军区后勤部政委兼卫生部部长。1951年，三十六岁的潘世征被派遣到苏联学习。在苏联学习期间，他学习极为刻苦，甚至连洗澡前往浴盆放水的这点时间，也要拿一本医学著作阅读。有一次，潘世征照例利用这个间隙读书，忽然感到脚下热气蒸腾。他低头一看，原来看书入了神，水从澡盆中满溢出来都没有发觉。对于潘世征的论文，苛刻的苏联导师给予了最优的成绩。而他在答辩时说的一口流利纯正的俄语，更令在场的苏联科学家个个目瞪口呆。30
　　然而，由于对当地生活不适应，以及对学习压力思想准备不足，个别学员在心理、身体上还是出现了一些问题。
　　1951年，国家副主席林伯渠在苏联进行了几个月的疗养和考察。期间，林老与新中国第一批留学生进行了密切接触，详细了解了他们的学习和生活情况。
　　林伯渠归国后，立即给刘少奇、周恩来写信，介绍了自己的所见所闻：
　　“我们中央教育部此次送苏联学习工业技术的一批学生约三百余人，据大使馆反映，该次学生不懂俄文的占百分之九十五。教育部计划，是把他们分别送到各种专科学校去学习的，自然分的很零散，以致学生听讲困难，学校为之补授俄文，亦不方便。该学生等先无精神准备，一到莫斯科，　既听不懂话，又吃不惯饮食，加以气候亦殊，有的就闹起情绪来。并有个别（大约不止一二个）学生程度不够格，也为收纳该次学生的学校所不满。”
　　林老建议：
　　“以后若再派学生去苏联，须先在国内进行预备教育六个月或多一些时间（或于到苏联后，先集中教育一个时期）。首先教俄文拼音会话，尤其在政治上应先说明赴苏学习的必要性，加重其责任感。并须详细告诉他们到苏联以后的生活情形（如饮食、气候，这些是可以渐渐习惯的）。”31
　　林老的意见引起了周总理的高度关注。总理随即做出批示，指定钱俊瑞（时任教育部副部长）、安子文（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伍修权（时任外交部副部长）三人负责筹备留苏预备学校。


第五章 梦开始的地方（3）

　　留苏预备部
　　1951年12月初，留苏预备学校的筹备工作紧锣密鼓地开展起来。
　　经过研究，国家决定将留苏预备学校设在北京俄文专修学校之内，由俄专校长统一领导，因此又被称为俄专二部。32
　　北京俄文专修学校（简称北京俄专）是和新中国同日诞生的，其目的在于为新中国培养俄语翻译人才。校长是我国著名翻译家、曾任毛泽东主席首席俄文翻译的师哲，副校长是张锡俦。
　　1952年2月，留苏预备学校迎来了第一批六百名学生。由于当时还没有专门的校舍，不得已借用位于定阜大街的原辅仁大学部分校舍栖身。
　　1952年6月33，俄专二部搬到位于西城区西南角的鲍家街21号，即醇亲王府的旧址。在五十年代初，王府建筑还基本保持原有的格局。空闲的殿堂廊庑经过简单修缮，就成了俄专二部师生的课堂和宿舍。这时的俄专二部已正式命名为留苏预备部。
　　由于王府内空间狭小，教育部又将附近石驸马大街18号——北京女八中的部分场地腾让出来，供留苏预备部学员住宿使用。
　　每天，学员们要往返于教室和宿舍之间，步行大约一公里的路程。可以想象，当年在石驸马大街上，众多学员夹着书本，成群结队往来穿行，该是怎样忙碌的景象。
　　据当时的学员回忆，由于教室有限，上课不得不实行“二部制”——　一部分学生早八点至下午二点上课；而另一部分学生则从下午二点上课到晚八点。
　　“所谓男生宿舍，就是一个偌大的房间。摆满了上下两层的硬木板床，百十号人挤在一起睡觉。连桌椅板凳都没有。”1954年入学的学员任满仓回忆道。
　　吃饭也没有固定地点。学校在伙房旁边用帆布支了一个大棚子，学生们用饭盒打了饭菜后，有的回到宿舍吃，有的干脆就在棚子下或蹲或立“解决战斗”。
　　体育锻炼的场地也是大问题。校园里没有跑步的空间，学生们只好出校门，沿着古老的城墙和狭窄的街巷跑上一圈。
　　如今，留苏预备部旧址经过一系列的拆改，只剩下一进院落，湮没在后来的钢筋水泥丛林中了，门牌也变成了鲍家街43号。石驸马大街的名字已经不复存在。1969年，这个带有　“封建色彩”的名字被取消，街道更名为新文化大街。为了与后来位于魏公村的俄专新校址区分，这里又时常被称为太平湖俄专——得名于附近一个已经干涸淤平的湖泊。
　　为了迎接派遣留苏的高潮，位于海淀区魏公村的留苏预备部新校址破土动工了。
　　1955年春节后，刚刚度过寒假回到北京的学生们，被通知到新校区报到。
　　一进校门，眼前的一切让所有人都目瞪口呆：宽敞的校园里，矗立着整整七座高大巍峨、气势恢弘的大楼！“那感觉，绝对可以用震撼来形容！”一位学长告诉我。
　　伫立在面前的，是一座中西合璧风格的五层教学楼。建筑呈“凹”字型展开，如同张开巨大的臂膀拥抱来自远方的学子。教学楼两侧，是同样风格、对称排开的六幢高楼。在这当中，五幢是学生宿舍楼，还有一幢专门的外国专家楼。师生的住宿条件大大改善。楼内长长的走廊里，对称地分布着一个个独立的房间。每个房间内平放四张床，还有一个共用的写字桌和四个小方凳。
　　楼群中央，是一个宽敞平坦的大操场，可以做操、跑步、踢球。学生们日常体育锻炼再不用出校了。
　　留苏预备部不论在硬件设施，还是在教学水平方面，在北京，乃至全国的所有高校中都是佼佼者。
　　学校聘请了一部分教学经验丰富的苏联语言专家。后来由于人员不足，又从当时在北京工作的苏联技术专家的家属中聘请了一部分人来讲课。
　　中方俄语教员则来自于各校俄文系刚毕业的学生。昨天，他们还是课堂上的学生，今天就要承担起教书育人的重任。如何在最短的时间内使学员们掌握尽可能多的俄语知识，对于他们来说也是一个全新的考验。他们的辛苦和紧张，丝毫不亚于学生。每天，教师们白天讲课，下班后还要备课、准备教案、与学生谈话，总要忙到深夜。当时在留苏预备部工作的王敏慧就住在教师宿舍楼对面。她至今清楚地记得，对面楼里家家户户的灯光在夜里十二点以前就没有熄灭过。


第五章 梦开始的地方（4）

　　留学生派遣人数逐年增长。1955年，在留苏预备部同时就读的学生数量超过两千人，所有的宿舍全部满员。等到1956年出发的时候，学生专列整整发了三趟。这批学生离开后，由于留学政策调整，留苏预备部在读人数锐减，设施和资源出现富余。1956年8月，留苏预备部又回迁到鲍家街原址，直到1958年2月才又返回魏公村，算是留苏预备部历史上的一段小插曲。
　　由于中苏两国关系趋冷，留苏预备部也辉煌不再。1959年1月，留苏预备部与一街之隔的北京俄语学院合并，校名仍为北京俄语学院。1960年以后，中苏关系恶化，我国每年派往苏联的留学生人数只有百人左右。与此同时，我国开始往英国、西德、法国等国派遣留学生。于是，留苏预备部改名为“出国留学人员培训部”，并陆续增加了英语、德语、法语等语种的培训。1961年，“出国留学人员培训部”与新成立的留学生高等预备学校一起，搬迁到原北京矿业学院所在地，后改称“北京语言学院”（现北京语言大学）。
　　从1952年到1960年，留苏预备部在新中国高等教育的的历史星空中如流星般短暂。然而，就在这短暂的时间里，从它的怀抱走出了不胜枚举的新中国领导人、科学泰斗、学者名流，还有无数为祖国建设做出卓越贡献的各行各业的骨干。这里，铭刻了他们矢志报国的豪情；这里，留下了他们的艰难求索的足迹；这里，是众多新中国未来栋梁之材放飞梦想的起点。
　　优中选优
　　1952年，对于新中国的高等教育来说，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年份。在这一年，新中国首次举行全国范围的高等院校统一考试和录取。无数青年学子通过考试进入了自己期待的大学。不过，对于十七岁的籍传茂＇U7＇来说，这次考试还带来了一个意外的大大惊喜。
　　1952年，籍传茂从北京二中毕业。从小梦想成为一名医生的他，第一志愿报考了北京医学院。
　　到了发榜的时候，别的同学都陆续收到了录取通知书，可是籍传茂的通知还迟迟不来。他平时学习成绩优秀，考的也挺满意，应该不会有什么意外吧？　籍传茂和家人有些忐忑不安。
　　过了三四天，他忽然收到了来自北京俄语专科学校的录取通知。籍传茂感到很奇怪，明明没报俄专，怎么会被录取呢？
　　回到学校一问老师，大家纷纷祝贺他被光荣地选拔为留苏预备生，将出国到苏联学习。这时候，全家人这才恍然大悟，顿时乐不可支。
　　这一年，全国共有二百八十多名像籍传茂这样的高中毕业生，通过高考收获了意外的喜悦。
　　新中国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派遣留苏生，严格来讲是从1951年开始的。不过，当年是以保送生的形式，从国内少数几所中学中进行了选拔，人员数量极少。
　　真正大规模通过高考选拔留苏预备生的工作，是从1952年开始的。然而，这一年的选拔，却具有某些“意外”的色彩。
　　1952年，教育部计划招收一千一百名学生到留苏预备部学习。在这些人当中，有二百人的名额属于军委。7月，军委提出意见：考虑到军事留学生的特殊身份，要求由军委自行安排他们的出国培训。这样算下来，将只有九百名学生进入留苏预备部学习。
　　留苏预备部已经做好了接收一千多人的准备。人数骤减，不免会导致资源的浪费。与此同时，各部委出于培养业务骨干的需要，要求早派、多派留学生的呼声非常强烈。
　　由于当年研究生留学考试报考工作已经结束，教育部建议在当年参加高考的五万余名报考生中，择优选拔二百余人作为留苏预备生，经过培训派往苏联攻读大学本科。
　　从此，“留苏预备部”，这个崭新的名词进入了人们的视野。
　　到了1953年，相当数量的应届高中毕业生已经被正式列入教育部拟定的留苏选拔计划中。“考取留苏预备部”成了无数优秀青年的追求。
　　除应届高中毕业生外，一部分政治可靠、成绩优秀、具有培养前途的高等院校一年级肄业的大学生，也经选拔进入苏联大学一年级学习。另外，一些在参加革命工作前已高中毕业，或通过自学具备了同等水平的优秀青年干部，也获得了前往苏联大学学习的机会。


第五章 梦开始的地方（5）

　　陈为江＇U8＇回忆道：
　　“那时候，分配到每个大学的留苏生的名额非常有限。即便像我就读的清华大学这样著名的学校，一个班也只有一两个人的名额。”
　　研究生是在数量上仅次于大学生的留学群体。与大学生相比，选拔研究生的条件除政治可靠、工作成绩优秀外，特别强调要求具有一定的实际工作经验。
　　研究生的选拔主要来自于以下两类人员：
　　一类是机关干部。要求大学毕业，从事研究工作或相关业务工作一年以上，成绩优良，有培养前途；
　　另一类是高校人员。要求为国内具有一定学术造诣的高校助教、讲师、教授、副教授及成绩优良的研究生。
　　为满足国内高等院校师资力量不足的问题，提高教学质量和科研水平，教育部从1955年起，每年陆续派出数量不等的在职教师前往苏联进修。
　　留苏进修教师的选拔对象为政治可靠、业务能力突出、有工作经验的国内各高校教授、副教授或讲师。在苏期间，进修人员主修与本专业相关的一门功课，留学年限一般为半年到一年半。留苏进修教师的的名额由派出学校自行确定，归国后回原派出学校继续工作。进修人员留学期间照发工资。
　　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除了教育部选派的大学生、研究生、进修生外，其他系统，如国家军委、共青团中央、中国科学院，以及某些大型企业，也派出了大量短期留学人员。
　　“过三关”
　　留学生的选拔工作，事关国家的未来，是一项无比严肃的政治任务。因此，有关部门严格遵循一套严格得近乎苛刻的选拔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