芙蓉-2006年第5期-第4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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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会摇摆不定吗？
我会。
2005年6月25日
离开了49天的马兰回来了。
6月26日
下午两点，我醒来的时候马兰正在厨房里切菜。昨夜的春光明亮得让我一直睁不开眼睛。
我在厕所里响亮地撒了一泡尿，又点了烟靠在门框上看着这个丰收麦田里辛勤劳作的农女子。这一刻，我希望时间一头撞死在厨房的墙上，从此一动也不动，只有一团团白色的蒸气了了而上。
生活又莫名其妙地回到老路上。
那些幻像结束了。秘密花园。91号公车。水妖，抑或洛丽塔。
6月27日
今天是一个朋友的婚礼，但我在半路上不得不返回。
中午强烈的日光在我眼里已呈现出夜间的影调。我在公车站等待着下一趟车的到来，这也许是我最后一次坐上91号公车。我必须在完全失明之前回到家里。在此之前，我曾用黑布蒙上眼睛做过很多次练习。在那里，我不是盲的。
朋友们不断打来电话，说酒席已经开始了，在那些快活的嘈杂里还听见一个我曾经喜欢的女孩在打闹。而我眼里已开始有了幻象。我感觉有一双37码的脚站在距我左边两米的地方，我努力想看清这双鞋子，但天已经完全黑了下来。我想我不能独自回家了。
一辆公车在我面前停了下来，有人从我面前经过，她那长长的裙摆轻抚过我的脚背，我闻到了一种熟悉的气味，若沉睡于河底的果实在窗前的木桌上被一刀切开。
汽车离开公车站时喷出了巨大的热气，一个白色的塑料袋像羽毛一样飞向天空，它离这个夏天午后的公车站越来越远，然后互相看不见了。
开诚于2006年春末
河上的家族
刘绍英
在水底，它是如此温柔，圆形的卵石轻轻擦过前额，我看见它忧伤的眼睛，与我对视了许久，然后，它扭过了头。昨夜，我又梦见了那尾红鲷鱼，在我蠕动的肠胃里不停地流泪……
出生
先说出生吧，故事似乎得从这里说起。
关于我的出生，在我看来，是一件自然又不自然的事情。
那是若干年前一个明丽的秋天。
天空显得比往日更加高远，宽阔的澧水河刚刚由浑浊变的澄澈。就是在那样的一个日子里，十七岁貌美如花的母亲，在那只给过她幸福给过她辛酸的渔船上生下了我。
那是一条很容易晃荡的渔船，它在岁月的风雨里不断地飘摇，却显得异常的顽强。跟澧水河的渔民一样顽强。我的出生，加重了它对生命的承载。
像许多在渔船上出生的生命一样，我的哭声充满了一种漂泊的沧桑，那是一种野性的啼哭，恣肆、悠然且嘹亮。当然，这么有水平的话，是我那做过渔霸念过几天私塾的祖父说的。他还说了些其他的，似乎都不太适合用在刚刚成为他家庭成员中的他的孙女身上。
他两眼有些骇然地盯着我，不无忧郁地告诉我年轻的父母。他说：这丫头野，长大难管，你听那哭声。然后摇摇头，在他的烟斗里装上一锅烟，闭上眼睛，不再理会我。
我惊异于我的祖父那双洞穿时事、预言未来的本领。以后的很多日子，我都发现他两眼恶狠狠地盯我。
我看到那样的一双眼睛就哭。
我选择哭来掩饰我心中的恐惧。
我害怕看到那双眼睛。
年轻的母亲似乎不以为然，问跟她一样年轻的父亲：鞭炮呢？鞭炮。
父亲就期期艾艾地把头转向闭着眼睛吞云吐雾的祖父：爹，鞭炮。
是啊，生了孩子是要放鞭炮的，辟邪与喜庆。澧水河千年万载的习俗怎么能因我的出生而改变呢？
祖父用他的厉眼逼视着我父亲：头胎生个赔钱的，也值得庆贺？
父亲就在他父亲的厉眼下，低下头去，不敢再出大气。
母亲在中舱听见了这话，眼泪哗地流了出来。
若干年后，母亲说起这段往事，还忍不住地流眼泪。还不忘记告诉我这段阶级仇、民族恨。当然，后来母亲很争气，接二连三地给刘家添了三个男丁，也算扬眉吐气了几回。
名字
该说名字了。
我的名字很俗。
真的很俗。俗得每一个知道我名字的人都这样认为。
更有一次，一个杂志社的编辑打电话给我，我激动地握着话筒，想聆听他宝贵的意见。他在电话的另一端说：绍英，你能不能改个名字，用个笔名？这名字太俗了，俗得没一点水平，没一点素质。
我似乎看得见他边咂嘴边摇头。我想，他完全可以自言自语，不必特意打电话来打击我。
我很愤怒，他有什么资格来批评我的名字，不就是有一点水平，有一点素质？我承认的名字很俗，可我的名字就真的没一点水平，没一点素质么？
我当即对他说：您有什么事就说，关于名字，我还不想改。不想！
我把不想说得很响亮。因为我早餐吃得很饱。
他不说了。
他没有机会说。
我没给他说的时间。我把电话挂断，之后，哼着小调，又快活我的去了。
说起我的名字，那也不是没有来历。
我的出生，虽然让一家人都不太舒服，但这由不得他们。他们没有选择，如同我没有选择。人生就是这么的充满了无奈。祖父的唉声叹气是有传染的，全家人都憋着一口气，这口气又哽着喉咙，吐不出来，咽不进去，那些日子，澧水河涌动的，芦苇荡里飘荡的，都带着情绪。愁云惨雾的笼罩，似乎没有影响祖父的好胃口。他在一顿酒足饭饱后，用竹签剔着牙，瞥着在襁褓中对他谄媚笑着的我，用那根粗糙得像砂子的手，摸了一下我皱巴巴的脸说：这丫头还没名字吧？
父亲小声地说：还没呢，爹。您取一个吧。
祖母说：贱一点，猫啊狗啊，黄鳝啊泥鳅啊。好养。
祖父马上瞪起了眼：怎么也是我刘氏的子孙，名字是不能马虎的。
母亲很意外。
她抬起了头，双眼望着她公爹。那眼里充满了感激。
古有花木兰替父从军。辈分应是绍，希望她长大后像个男儿一般英武。就叫绍英吧。祖父很得意。他得意于他取的名字，然后似乎也有了一些欢喜。大家都有了些欢喜。
在他们眼里，我已经是英武的花木兰了。
我不想当花木兰，要从军，我还有三个弟弟，让他们从去。当然，他们跟我一样，也有着金属般硬度的名字，分别是：英、勇、刚、强。
我对这个名字充满了敬畏。我流淌着这个讨厌我、对我的到来极不热情的人的血。
我没有一点办法。
我的祖父做梦也想不到，若干年后，有人批评他取的名字，没一点水平，没一点素质。
我对我的祖父充满了歉疚。
我觉得对不起她给我取的名字。
我也没有以他预想的那样成为花木兰。
我每日极其女儿极其袅娜地苟苟蝇蝇地生活，也会去穿花裙子，在镜子前流连。
在熙熙攘攘的城市人流里，你喊上“绍英”的这个名字，你一定会见我扭过头，对你友好地一笑，因为你肯定是我的朋友。这个名字，悠然地与我一起，迎接人生所有的风雨。甚至，有一天会刻在墓碑上，接受我后人的瞻仰，直至地老天荒。
感谢你，我的祖父。
是你让我知道自己是谁。
绳子
一根绳子与一个人的命运有关，你别不信。
这是真的。
我出生后，正如我的祖父所料，我的母亲发现我极端的不安分。才五个月的婴孩，就能从窄小的中舱爬到前舱去，其中要爬过一个有五十厘米高的坡坎，而往往他们并没有发现我是如何爬过去的。我相信，我和岸上的爬行动物相比，爬行的本领一点也不比他们差。直到有一次，我在春天的澧水河面上，开始了我人生的第一次漂流。
那日，母亲干完手中的活，习惯性地看一眼中舱，结果你肯定知道：我不见了！然后她的眼睛追踪到前舱，依然没有。我母亲是个聪明的女子，立刻她在心里就明白了：我掉到河里去了。
我是怎样下的水，我想我是知道的。那时候我小小的身子还很轻，轻得母亲亲手缝制的厚棉衣就能在水上托起我没有份量的身体。
我似乎很惬意地仰面躺在春天的澧水河上。这时的澧水河还很消瘦，天空有些阴暗，有厚厚的积云跟我一样心情很好地悠悠随波荡漾。可惜好景不长，我在母亲的大呼小叫里，就被母亲匆匆弄上了船，那一刻，我正对着我头顶上的云朵傻笑。
当晚，在我家渔船上那盏昏黄的马灯下，母亲就用打鱼用的棉线，搓成一条两个指头粗的绳子。而那条绳子就理所当然地拴到了我的腰间。
我实在对不起我煞费心机的母亲。以后的日子里，我对那条绳子的态度极端的不友好。我无数次像澧水河的一条鱼那样，企图用我那还没长牙的牙帮咬断那根绳子，结果你肯定知道，那根绳子上除了沾满我的唾液外，依然很牢固地牵系在我的腰间。
清亮的澧水河啊，我日日望着你静静流淌，却也只能这样望着你。我确信，我的眼睛里一定装满了期望也装满了绝望。
这样的日子当然不会久远。等到乳牙初齐，绳子已奈何不了我。我可把绳子恶狠狠地咬成一截一截又一截。母亲总是有办法，第二天，一定会有一条更粗更结实的绳子出现在我的腰间。
断过几根绳子后，我不再做这种费力不讨好的事情。我知道我所有的努力都是徒劳。我望着澧水河，看着它由清亮变得浑黄，盼着解开绳子，能像条鱼儿般任意在水里畅游。
而一个不如意的人儿是不可能会有一个如意的人生的。
也曾，是的，记得有那么一次，也曾想把自己彻底地交付给一根绳子。
那是个很好的年纪。
我还年轻得像春天里澧水岸边勃发的一支芦苇。至于什么事情，实在被日子的手笔描淡了，淡得像一阵风来过。感谢那根不太结实绳子，让我隆重上演一出生活的悲喜剧。
那是个阳光很好的午后，我把绳子的一端系了在澧水堤岸的一棵大树上。
棵什么树呢？我想不起来了。
反正不是歪脖子老榆树。
那绝对是是一棵站立得很直的树。树的枝叶都很繁茂。然后我把绳子挽个结，套到了我脖子上。我勇敢地做完这一切。像英勇就义的刘湖兰，悲壮无比。
阳光一点一点地从树叶的缝隙里倾泻到我身上，我已无心观察这些，等到身子悬空，我怀着必死的信心和勇气正要英勇就义的时候，“啪”地一声，我从树上一点也没有预兆地跌到了地面。我摸着我摔痛的屁股，坐在地上哭得昏天黑地。
我怨天怨地怨绳子。
等我把脸上的鼻涕眼泪擦干，我拾起那根绳子，在朦胧泪眼里，端详了半天，认真地想了一想：谁说这不是命呢？命不该绝啊。然后使出老劲，把它抛远。连同那个年纪应有的忧伤与烦恼。
我出嫁那天，母亲把在我幼年拴我的绳子连同嫁妆一起交给我，还不忘说说她的艰辛，她说：你看，你有多磨人。天生就磨人。这下好了，你磨人家去吧。
母亲如释重负。
尽管那眼里也盛满祝福。
在后来的日子里，那根绳子安静地守着我家的杂屋，可它却经常有意无意地跑出来，跑到我的梦境里。
我知道，我怎样存放它只是一个形式。我漂泊的脚步呵，无论走了多远，这根绳子，它是那么牢固地拴在了我心里。
你能说这是一条与命运无关的绳子么？
渔船
看见那只船的残骸的时候，我拉着父亲的手，反复地问父亲：这只船还能不能修？还能不能修？
父亲连看也不看那只船一眼，说：修？我们有两只船呀。然后在夕阳的抚慰下，大踏步地走向芦苇荡深处，把我丢在那只船的残骸身边，不再睬我。
我知道，父亲习惯于我的古怪问题，一条破败的船，干嘛要去修它。就像一个不中用、已经病入膏肓的老人，不需要医治一样。澧水河的渔民年纪大了都是这样的终结自己并不光辉灿烂的一生。而且，在父亲眼里，我的神经从来没有正常过。
我开始围着这条破船转，用手指点着它一个一个的舱：尖舱、二舱、三舱、围舱、中舱、夹斗、伙舱、脚舱、尾舱。幼小的我就能一一列举这些舱的功能，尖舱是放锚链的；二舱是活水舱，每天打的鱼来不及卖，就临时养在这个舱；三舱是放渔网的，每个季节都有不同的渔具；围舱是放一家人的衣服的，其实我们一家没有多少衣服好放，那个舱就显得大了些；中舱是睡觉的，晚上，父亲都会在这个舱发出很大的鼾声，吵得母亲老是骂他；而夹斗因为窄小，是放贵重东西的，我每天都见母亲把卖鱼的钱放一点到这个叫夹斗的地方去；伙舱就不用说了，自然是煮饭炒菜的地方，相当于厨房灶台；脚舱是艄公操桨的地方；尾舱没有东西，只有船舵。
我很得意。我得意于我知道的很多。
这只船这么孤独凄凉地在这芦苇荡里躺着。离开了水，它就只能以一种叫尸体的东西存在了。尸体我是知道的。
那年，我和刘绍勇同志两人的弟弟，那个出生才四十五天的叫刘绍刚的小家伙，就是以一具尸体的样子睡在了芦苇荡的土堆里的。
那是父亲亲手挖的一个小坑，芦苇荡的土很软，父亲似乎没花什么力气，连汗都没有流一滴。刘绍刚躺进去的时候，母亲撕心裂肺地叫，乌黑的头发披散着，好看的眼睛已经不成样子了。
我不想看到母亲那一刻变得很丑的脸，就把头别了过去。
刘绍勇说：姐姐，你怎么能不哭呢？妈妈都哭了，我们应该哭。
三岁的刘绍勇哭了。我看着刘绍勇，刘绍勇的嘴一撇一撇，哭得很好看。
我的弟弟刘绍勇说得很对，我应该哭。我使劲挤，也没能挤出一滴泪来。
父亲吼一句：天生不是我的儿，一个化生子，哭什么？
母亲停止了嚎叫，眼泪却关不住闸。
我们回到船上，父亲把船划到了另一个芦苇荡。
我们就把刘绍刚一个人扔在了那个芦苇荡的土堆里。
那晚，我做了一个梦，梦中我的弟弟刘绍刚，那个出生才四十五天的小家伙，在芦苇荡里很孤单地哭，哭得很伤心。醒来时，我发现自己在哭，枕头都打湿了。
这只船，它的主人也把它像扔一具尸体一样，扔在这里了吗？
没有人回答我。
父亲披一身残阳回来了，手里多了一把打鱼用的芦梗。我不再研究这只船的尸体，乖乖地跟上船去。得吃晚饭了。
夜幕开始降临，澧水河流淌得无声无息。
我问马灯下的父亲：我们会一直在这条船上吗？会吗？
我问得很固执。我怕父亲不回答我的问题。
会。父亲回答得很简单很干脆。像晚饭吃的兰花豆。
母亲说：你爷爷，你爷爷的爷爷的爷爷，都是澧水的渔民，都生活在这条河上。不到船上又到哪里去呢？
我指着被黑夜湮没的那条船的残骸的方向问：那只船呢，怎么没人要了？
我能肯定，那条船也曾像我们住的船一样，制造过许多生命。船上有父亲母亲，有许多兄弟姐妹。装载过很多的快乐，当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