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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6章

芙蓉-2006年第5期-第4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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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方来了不少作家,他们则是另一种风范。最北边过来的刘亚舟,黑黝黝一尊铁塔。罗辰生是北京《东方少年》的主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他竟然会有一副高大魁伟的胡马身躯。山东来的李延国,虽然不算太威猛,那大汉气概丝毫不减。说话听上去挺抑扬顿挫,却是极其难懂的一口胶东腔调。 
  特例也是有的。正如南方也有大个子一样,同样来自黑龙江的袁厚春就单瘦得有如一介江南秀士。他的长篇报告文学《省委第一书记》与我的《祸起萧墙》同一届获全国文学大奖,所以我确实亲眼见过他而并非意念勾画。那时候他在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工作,开颁奖会的时候推着一辆小车,谦虚谨慎地往每个房间赠送《崑崙》杂志。当时有人介绍说他也是一位获奖作家,我就觉得奇怪,非常注意地打量过他的那张劳动人民朴实而又忠厚的脸。尽管那时候他一身戎装,但我还是记住了,一见面就认得出来。 
  厚春的面相不仅能博得我一个人的信任。成立班委会的时候,全体同学都举了手,一致推选他为班长,可见那是一张极具亲和力的面孔。只是我被推选为学习委员就不知道是凭什么了,肯定不是因为面相的原因。世旭、召政、尔品、秀海、鲁勃,还有好多同学外形上都比我有魅力得多。一直读到毕业我才想清楚大致的原因,当时武大已经推行学分制了,拿够学分就可以毕业,因此学习委员实在是个可有可无的角色,随便推举个歪瓜劣枣都行。绝对无伤大雅。 
  学校方面考虑问题相当人性化,入学后给我们每人发了一枚红色的校徽。也许觉得我们班的学员年纪都老大不小了,再佩戴白校徽面子上就下不来了。其实这样对我们也不合适,红校徽只是发给教职员工的,我们年龄再大,毕竟还是学生啊。当时我们还傻楞楞地感到很高兴,认为这是被人看得起。有一天傍晚我和几个同学到东湖旁边散步,一群年轻学生朝我们看了好半天,然后议论说,喂,是不是学校炊事班换了一批厨师啊?这话让我听得清清楚楚,回来学给厚春听,笑得肚子疼。后来我就一直没有佩戴过红校徽了。 
   
  我和厚春还是挺一见如故的,入学的当晚我们就住进了同一间宿舍。此后几年时间休戚与共,至今情同手足。 
  学校给了我们很好的居住条件,平时住八名学生的房间,只安排住两人。据说是研究生待遇。两张床两张书桌,空间还很富裕。我这个人在生活上讲究惯了,喜欢有很多的衣服,每天早上挑选着穿哪一件,本身就是一种享受。而且所有的衣服都得用衣架悬挂起来,不想皱皱巴巴地凑合着穿。同厚春一商量,就去水果湖商店买了一架带穿衣镜的大衣柜。厚春带到学校去的衣服其实很少,只有两套军装,而且是毛涤混纺面料,不怕皱,根本不用挂。为了不打击我的积极性,他还是有模有样地挂了进去。书没读完,那衣柜就跟不上日渐膨胀的购物欲望了。越来越多的服装把个衣柜挤得满满的,取件衣服都相当困难。 
  一般人都以为那里面增加的全是我的衣服,其实他们的目光都还停留在过去阶段,以为作为高级军官的袁厚春是不会有购买欲的。尤其他来自东北农村,脸上写满了艰苦朴素的字样。对他的这些良好印象让我感到难过,实际上这就是对我能量的严重低估,没看出我是一个极具感染力的人。任何人与我同居一室,右一套左一套地诱惑,左一名右一句地熏染,他都会茅塞顿开。厚春就是这样的,他越来越感觉到自己的单调,一个大男人,光有那么两套军装,怎么的也谈不上五光十射。终于有一天,在那面穿衣镜前,拿出我的衣服,西装革履一对照,那心就动了。然后就跟我去了商场,一去就不可收拾了。 
  最先觉察出他的变化的当然是他的太太。袁夫人并且还跟我提了抗议,说,我们家厚春跟着你变修了。那个“修”字是有时代典故的,今天的年轻人根本就听不明白。当时我都觉得她那批评已经过时,也就没放在心上。果然,毕业后我在广州遇见厚春的时候,他走得比我还远,居然一个人下榻在五星级的“中国大酒店”。西服笔挺自不必说,走到酒店的任何一个场所他都不用付账,只须掏出一张紫色磁卡,霎时间就令服务生毕恭毕敬。当天晚上他留我在那间无比豪华的房间住,洗完澡准备洗衬衣的时候,厚春一把拿了过去,装进了一只洗衣袋。第二天服务生客客气气给送了回来,就跟新买的一样。那么好的包装让我感到十分地不相配,我的那件衬衣其实已经很旧了,还是“的确良”质地,只花了十二块钱。一问,洗一次居然花去了二十大洋,真正地将萝卜拌成了肉价钱。后来才知道,他那阵子接受了写报告文学的任务,写作对象就是酒店的老板,经费自然全是老板给出的。这让我想起了去湘西那次的任务,我的写作对象却是已经被剿灭了的山区土匪,他们的亡灵显然不可能替我买单,于是那日子苦得令人冒清水,差点就让边远地区的医师切掉了我的胃。 
  尤其那次去广州之前我还不知道用卡是怎么回事,至今一掏出磁卡就想到中国大酒店,想到袁厚春。不过我心里也能找到平衡,毕竟厚春第一次穿西装是在珞珈山学的。是我教会的他。 
   
  我的那只大衣柜还发挥了更多的妙用。李斌奎就特别爱从镜子中欣赏自己。他每次到我们宿舍来找班长有事,眼睛从来不看班长,更不看我,一边说事儿一边瞟着穿衣镜,还一个劲地用手去捋额前开始稀疏的头发。 
  更有趣味的是吴雪恼。我的这位苗族同学喜欢玩扑克,晚餐之余,他总是提着一只小板凳走进来,吆喝着要玩一会儿牌。当时那种玩法叫什么我记不清了,只记得是一个人喊庄,其他三个人打庄家一个。打够了分庄家就赔给三个人,没打够,三个人都得赔给庄家。雪恼性子刚烈,总是包着庄自己打。问题是他老喜欢背靠着我的大衣柜坐着,说他的腰不好,非要抢那个位置不可,因此他手里抓了些什么牌,其他三个人都可以从穿衣镜里面看得一清二楚。结果可想而知,这位苗族老兄在我房间打牌基本上就没有赢的记录。那时候也兴点小赌注,以食堂的饭菜票做押。吴雪恼经常是把身上的米和菜输得精光,然后一脸通红地站起来,提起小板凳就往外走。又不甘心,老是用一种怀疑的眼光看着我们三个人,气鼓牢骚地说,不行,你们几个人肯定搞了我的鬼。至于搞了什么鬼,四个人当中只有他始终没有想明白。 
  这只可爱而又搞笑的大衣柜,最后离开学校的时候我没有将它带走,而是连同我上学用的那辆自行车,一起送给班上的英语老师毛峰了。毛老师是湖南益阳人,对我们特别用心。英语是我们的必修课,但是有的同学根本无法啃进去,就报到系里去,给少数几个同学免修了。吴雪恼君就是其中一个。他倒是把我当学习委员对待,一本正经地找我汇报,然后跟我要求免修英语。看在他饭菜票输得也还大方的面子上,我就去找了毛老师。开玩笑地说:他懂苗语,是否可以等同掌握了一门外语?毛老师放肆笑,然后很慈善地同意了。 
  好多年后,突然听武汉的同学说毛峰老师猝然去世了。这一噩耗确实让我们扼腕痛惜了好长一段时间。 
   
  武汉大学的校区相当大。我们住在东湖旁边,当时叫“湖滨八舍”。那地方依山傍水环境很好,却隔所有的教学楼都有比较远的距离。我选修的课很杂,除了本系的课程之外,还选修了哲学系,历史系,经济管理、图书馆系等多门课程。考虑到每天都要走很多路,我就把自行车托运到学校,这样就快捷多了。厚春觉得这个办法好,也就动了心。但是他比我大方,索性在武汉买了一辆新自行车。他其实很会划算,“毕业后再托回北京去,老二正好缺一辆车。” 
  校区内的道路却极不平坦。从湖滨八舍出门,无论往哪个教学楼走,都得爬一道大坡。那坡很陡,骑车很难蹬得上去,只好推着往上走。好在有上坡就有下坡,时间方面到底也能省一些。我们班有那么一两个同学很聪明,老是坐在我车后架上搭便车。上坡的时候他们也舍得出力,在后面使劲推。上到坡顶就享福了,屁股一撅蹭上去,一路春风。自行车流星般地超越一拨拨步行的同学,那会儿就显得格外神气。 
  有一天我们全班都去听哲学系肖萐父教授的课,这是一堂期盼已久的大课。肖先生早在八十年代初就主持了《熊十力全集》的整理出版工作,那部著作被学术界誉为“20世纪中国哲学的丰碑”。他还与李锦全先生共同编撰了《中国哲学史》上、下卷,是文科大学一直采用的教科书。肖先生当时除了带研究生就只是潜心著书,已经很少授课了,因此他的讲座非常难得一听。全班同学早早地做好了准备,想去抢占个好一点的座位。仰仗着有自行车,我走得比他们稍晚了些。关好宿舍门,却看见走廊内还有个瘦小的身影在那里徘徊。那是我们班上的女才子王英琦,一个看上去十分让人怜惜的弱小皖女。她见我要走了,获救一般朝我呼叫,“哎呀,怎么得了?怎么得了?”我赶紧问她怎么回事,她说,她房间的开水瓶里面还烧着水,电热水器没有拔。更要命的是那房门,想进去拔插头却打不开,她的钥匙被反锁在里面了。这事当然非同小可,我得替她想办法紧急处置。那事得耗费时间,又要赶去听课,汗都急出来了。最后好像是用一张硬卡片之类的东西给弄开的,进门一看,水瓶在一边,热水器在另一边,根本就没有烧开水那回事。王英琦自己先笑了,说,我忘记了,以为还烧着呢。当时我心里那火都快点着了,扭头就往外走。我甚至认为她的门钥匙也没有忘在房间里。王英琦紧跟在我身后也出了门,说,呀,听课来不及了,你用自行车驮着我去吧,帮忙帮到底嘛。有什么办法呢?上坡的时候还不好让她在后面推,真的有一肚子的别扭。 
  班上还有一个女同学,叫严婷婷。云南女子,婷婷玉立一副好身材。她的作品写得很好,为人也十分文静。我记得刚入校那天,她跟主管我们班的萧老师请求,想把她爱人晓剑也弄到班上来读书,不料还真的获准了。主要是原先定了要来的作家,因为种种原因又不来了。就跟我们省的谭谈、古华一样。还有上海的王安忆,河南的张一弓,好多人都不来,就腾出了不少空额。于是我受了启发,也去找萧老师,说我们湖南还有一个叫龚国才的青年作家,也很想来读作家班。其实我并没有征求小龚本人的意见,事先连电话都没给他一个,可见也是没抱多大指望,却同样获得了批准。龚国才当然觉得喜从天降,他爱学习,也发表过非常不俗的作品。他的笔名叫晓宫,一个很有日本味的名字,毕业后果然就去了日本。龚国才到学校来的时候已经开课一段时间了,这是件好事,免除了入学时候对我们的那几场严格的考试,为此他由衷地对我感谢不尽。但是我这个人绝对饮水思源,很认真地告诉晓宫,你能上作家班,首先得感谢严婷婷。若不是受到她的启发,我绝对不会想到把你龚某人弄到珞珈山来。晓宫听得好笑,又是点头又是摇头,让我弄不明白他的意思。 
   
  其实晓宫是个非常好的小兄弟,同我和厚春形影不离。我们学什么他就学什么,我们有什么他也得有什么,半步都不拉下。厚春跟我学着打领带结,他也对着镜子发奋地练习。看见我们有自行车,他也弄了一辆旧车过来,咔嚓咔嚓地满校园跑。一到星期天,经常是三辆单车并驾齐驱,或经水果湖迂回到中南商厦,或干脆直奔汉口商业街。晓宫外表上穿戴得有条有理,却有些丢三拉四的习惯,每次车出校门,他都惊呼:呀,我身上可没带一个子儿啊。我们当然不会让他再回去取钱,就替他付账。时间长了,这位老弟总是忘记带“子儿”出门,倒是让人产生了怀疑。 
  他特别认真,人又很聪明,这两者集中在他的身上,倒是产生了一种让人捉摸不透的感觉。有一天下了课往宿舍走,正值春花怒放的时节,武汉市至少有两万来人到我们学校来观赏樱花。樱园那一带游人密集,道路堵塞,挤出了我们一身的汗水。振国兄怒目直视观花者,愤慨地说,还有一点爱国心没有啊?这些树是日本侵略者种下的,当时这里是他们的战地医院,为了安慰伤兵的怀乡之情。岂不知那时候鬼子们正在南京屠杀我们的同胞呢。说完,他昂首阔步地朝前挤,带头撞出一条血路,气呼呼地走向湖滨八舍。晓宫望着他的背影,站在原地半天没动。然后对我说,今天晚上我们班上得轮流值班才行。我没有明白他的意思,晓宫似乎有点急了,“真的。你信不信,振国老兄说不定会半夜三更爬起来,拖一把斧子劈了这些樱花树。”当时还有几个同学在边上,听得哈哈地笑。我以为这是晓宫的一种幽默,听听就算了,不料他还真当一回事,下午又正经八百地告诉了班长。吃晚饭的时候他还特意端着饭碗到了我们房间,问值班的事情落实了没有。我朝他打量了好长时间,真的弄不清他到底是不是在开玩笑。常言道“事不过三”,他一而再、再而三地说值班的事,显然就不能认为仅仅是一种搞笑了。那又会是什么呢?难道真的以为瘦弱的振国老兄会朝那些美丽的樱花树磨刀霍霍?这种想法才是真正地搞笑呢。 
  晓宫看上去显得很稚嫩,因此无论在谁眼里,我们班上最像大学生的人就是他。一付深色宽边眼镜,一头浓密硬扎的黑发,一股打破砂锅问到底的倔强劲头。其实龚国才也是个历尽了苍桑的苦孩子。他已经结婚了,而且还结得比较晚。夫人是当地出了名的小美女,据晓宫说,那女子是他从有暴力倾向的人的手心里夺过来的。龙争虎斗了好长时间,最后终于达成了协议,让那个人朝着他的肚子上狂打三拳,从此名花有主。晓宫形容说,那人攒足了全身力气,“咚!咚!咚!”于是他感觉到全世界都被震动了三次。 
  毕业那年,他的爱妻正好要去日本留学,晓宫就办了陪读手续东渡日本,从此一去不回头。起先他在东京做点小生意,日子应该是比较艰难的,但是他爱面子,不肯多说那段生活。十多年后,晓宫忽然回来了,质地很好的白衬衣外面,罩了一件闪闪发亮的缎子马甲,还真是有点日本银行家的派头。他们小伉俪居然还带回来三个孩子,阶梯似的,让我百思不解。身处异域,无亲无故,生那么多孩子干什么?“水哥,你这就不知道了。”他很国际地告诉我,“在日本,孩子生得多,做生意是可以免税的。”我便不敢再往下问,怕更加露拙。如此天壤之别的国情,当然只能令我瞠目结舌。 
  那次回来,我觉得是晓宫的日本生意做得最好的时候。他一定让我马上给厚春打电话,然后接过电话,不容厚春说任何话,开口就让他当天从北京飞来长沙。“小事一件。所有费用我都包了!”他很豪气地挥着手。我在边上听得想笑,真正的今非昔比啊,到底不是一个子儿都不带的年月了。 
  谁知那次的见面竟成了我与晓宫的永别。第二年一个深夜,晓宫的太太打了个越洋电话给我,没有说话先就大哭,痛不欲生。后来我给晓宫打电话过去,很沉重又非常直接地说,晓宫,回来吧。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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