芙蓉-2006年第5期-第4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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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件宝贝舍不得丢，东掖西藏地存了下来……”
有人劝宁书纶出高价把扇子面儿买下来，那老者却分文不要，愿意白送给他。宁书纶也实在是喜欢，不要说五十多年前的作品，他手上连自己二十年前的作品都没有。但是，自己喜欢，人家收藏者更喜欢，不喜欢就不会保存这么长时间，君子不夺人之所爱。有人能如此珍惜自己的作品，不正是书法家求之不得的事吗？
他终究没有要回自己的字，反而又送给收藏者一幅大字。
与杂人
杂人者，什么人都有。
宁书纶到监狱讲课，不是讲书法技巧，而是讲做人的道理，做人和写字一样，心端笔才正，神清字才秀，学书在法，其妙在人。并为犯人题词：“不二过”。
他对犯人尚且如此，对机关干部、团体、企业求字，自然也没有理由拒绝。山东孔府一尊日本人赠送的孔子玉雕像，下面有碑文；广东—座孙中山雕像的碑文；宋春元雕像的碑文……都是请宁书纶写的。少的四五百字，多则八九百字，有的用正楷，有的用隶书。天津文庙的碑文两米宽、三米多长，光是在纸上叠格儿就叠了三天，然后用了十天时间才写好。
宁先生说得很实在：“现在写字的人比字还多，中国的常用字不过六七千个，全国的书法家恐怕不止这个数。既然爱上这一行，没有不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传世的。怎么传世呢？感谢政府的信赖，在一些永久性的工程上选中了我的字，得以留存于世，是天大的安慰。”．
老先生活得平实，知足。因此快乐，多智。
他为闹市区的一家商场题过一块大字匾额：“天海商厦”。这四个字写得充实丰灵，气感风云，经得住看，经得住评。成了当地的一景，也成了他的广告牌。每天有成千上万的人路过此地，有意或无意地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心态观赏它，品评它。有心人看了这字就会通过各种渠道，千方百计地找到他，有北京来的部长，有九十多岁的老学究，有喜欢书法的青少年，有企业的管理人员……都想方设法地找到他。来找他的人还能有别的事吗？
宁先生有几大册厚厚实实的记事簿，那也可以说是他的作品目录。几十年来，每年他都平均为500多名不认识的人写字。有人劝告他，物以稀为贵，你写这么多就不值钱啦。既然找你要字你就给，谁还再去花钱买你的字呢？
这是几句好话，老人却不以为然，一个年近八秩的人，不可能没有自己的主意。他多年坚持这样做，一定有他的道理：“自古靠写字没有发财的，古人讲敬惜字纸，哪有借字纸捞钱的。我衣食住行，无忧无虑，是朋友们帮我换房买房，给孩子安排工作，我有病给我请医生，买药送药。社会待我不薄，我除去写字没有其他本事，怎么能为社会吝啬笔墨呢？要字的人多，说明社会需求量大，这是好事。你到大街上去走走看看，中国字快被糟蹋得不成样子了，商品名称、价目表上白字不断，别字连篇，甚至胡乱造字，把大白菜的菜字写成上边一个草字头，下边一个才能的才，这算什么字？有的连门脸儿上的招牌都写错。更不要说把老祖宗留下的方块字写得歪歪扭扭，瞎瞎瘪瘪……我没有能力到马路上去给人家改正错别字，只好谁让我写我就写。这对我不过是提笔之劳，至少让大街上，让商店里，让人们的家庭居室中多一点正确的字，少一点谬误。如果再多一点美感，少一点丑陋，那就是意外之喜了。用天津话说叫混个傻人缘儿，讲点大道理叫清洁中国文字。”
这番议论没有丝毫的矫饰陈腔。老先生的笔下人生已经进入返璞归真的境界。欧阳修有言：“古之人皆能书，独其人之贤者传遂远。”焉知写得多就不值钱？写得多，流传就广，你不存他存，你不藏他藏，也许反倒会传之久远。
诗意的现实主义与颓败的精神家园
朱向前 傅逸尘
时间：2005年7月3日
地点：解放军艺术学院
对话者：朱向前（解放军艺术学院副院长，教授）
傅逸尘（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06级研究生）
“诗意的现实主义”风格
傅逸尘：阿来的小说，我一直都比较关注，也比较喜欢。1990年代中期的《尘埃落定》为阿来赢得了巨大的声誉，此后十年间，阿来却突然沉寂了，据说是去经营什么《科幻世界》杂志。直到最近这部《空山》的问世，阿来才让我感到他又重新回到文学中来了。我是在第一时间阅读了这部小说，尽管相隔十年，我感觉阿来的创作状态仍然不错；虽然没能超越《尘埃落定》，但《空山》还是达到了相当的水准。我觉得长篇小说这种文体十分考验作家的耐力，一部好的长篇小说不仅要有庞大的故事结构，而且还要有生动结实的情节编织，更要求作家写作时的精神状态和艺术感觉长时间地处于良好状态。有些作家，甚至包括成就很高的著名作家，不但不同时期的作品水平不一，即便是在同一部作品里，前后部分也会存在很大的差异，甚至屡有败笔。阿来的耐力应该说是比较好的，他的长篇小说的叙事节奏从头至尾一直很平稳，少有突兀的大起大落，擅于在平和舒缓的情节推进中聚积震撼人心的力量。《空山》在主题思想和故事情节方面谈不到有什么新奇或曰独特的地方，但阿来恰恰是抓住了生活常态中的细节，以突如其来的外部事件为背景，将故事主人公置于较为极端的生存境遇中来展现人性的复杂和深度。《空山》是由两部分组成的，第一部分《随风飘散》，故事缘起是一件很小的事情，之后事态逐步升级，兔子之死引发两个家庭之间，具体到恩波和格拉之间的误解乃至仇恨，以至寻求理解而不达。但这样一个简单的故事读来却令人心生感念，唏嘘不已，着实很见作者在叙事和塑造人物方面的深厚功力。我认为在小说的形式技巧方面，阿来并没有给我们提供什么更新鲜的东西。总体来说，阿来应该还是属于老老实实讲故事的现实主义作家。《空山》在小说语言上延续了《尘埃落定》的语言风格：空灵飘逸而韵味十足。尤其是第一部《随风飘散》始终笼罩着一种朦胧的诗意，正如小说的题目一样，在平静而和缓的叙事中蕴含着一种灵动飘逸的美感。不知道朱老师怎么看？
朱向前：你对阿来和《空山》的总体判断，我大致同意，也有同感。如果概括提炼一下，我认为阿来的写作风格可以称之为“诗意的现实主义”。
傅逸尘：这个概念似乎还没有谁使用过？具体怎么讲呢？
朱向前：阿来的小说首先是现实主义的，作为一个藏族作家，他对西藏的风土民情、历史文化、自然风物以及人们生存的状态和生活细节都有较为准确的把握和独特的体验，这在他的小说中就体现为强烈的真实性和现场感。西藏我去过，因此读阿来的小说时便有一个很直观的感受，就是觉得阿来对西藏生活的描写很“像”。对于小说创作来说，这个“像”字虽然不是一个多么高的标准，但要真正做到也绝非易事。其次，阿来对西藏地区人们的生活状态以及生存苦难的描写非常深刻，且极具痛感；但在对苦难的描写之上却始终弥漫着一种诗性的光辉，这一点，阿来的小说在当下文坛可以说是独特的。阿来最初是写诗出身，因此正像你所说的那样，他的小说语言灵动飘逸而富有韵味。他的小说的总体氛围与风格的诗意性无疑是受诗歌影响。阿来的小说不回避苦难，但阿来的小说追求却是诗意的，审美的，给你一种新异和壮美的感觉。他的作品所描写的对象大多是西藏较为原始、封闭的生活景象，他笔下的自然风光也大都是原汁原味的，加之对西藏地区无处不在、深厚而浓重的宗教氛围的描摹和烘托，阿来的小说在整体上就具备了一种迥异于其他作家作品的陌生感和神秘感。这种远离现代工业文明和浮躁都市生活的题材本身就具有一种田园牧歌般的诗情画意。总体来看，阿来的这种我称之为“诗意的现实主义”的写作风格在中国当下长篇小说创作中具有独特的美学意义。
傅逸尘：我觉得阿来小说的真正价值并不在于描写、阐发一个如何宏大的主题，也不在于对重大的历史事件抒发个人的新鲜而深刻的思考，而是在于对某种深邃而幽远的意境的着力营造，以及在这种富于哲理和禅味的意境中寻求对普遍人性的洞微知著般的审美关照。这正是诗歌所要追求的带有文体艺术特征的美学意蕴，所以，我非常赞同你对阿来小说的这种理论概括。其实一种艺术风格也好，或者艺术方法也好，它并是仅仅表现为一种艺术观念和美学趣味；更深层的东西则是作家对社会人生，对历史现实的一种哲学表达。“诗意的现实主义”在《尘埃落定》中就有鲜明的表现，或者说已经形成了这样的美学风范；到了这部《空山》，不但没有中断，可能还因为篇幅相对短小而彰显得愈发强烈。《随风飘散》和《天火》这两个小说的题目本身已经蕴含了丰富的内涵和意境，这也正是阿来在小说中所要努力表达的。你不能说它没有思想与深度，但就小说本身而言，我觉得它的“诗意”性远远地超越了它的思想性，这正是阿来小说的成功之处。思想与深度是蕴含在诗意的叙述与描写之中，而不是凌驾于生活之上。
朱向前：《随风飘散》的故事写了工业文明对机村的原始生态的侵入和破坏。公路的延伸和汽车的到来打破了机村的宁静，使人们陷入了躁动不安的情绪之中。《天火》描写了文革对于机村的传统秩序的颠覆，天火所造成的灾难也可以理解为现代化进程对人的精神和心理造成的异化。在政治运动中，人们突然之间便陷入了变态和疯狂的状态。这一点说简单也简单，说复杂也很复杂，但这就是现实，阿来的描写很到位，也很有深度。
傅逸尘：《随风飘散》和《天火》这两个部分在“所指”上有很大的相似性，都是要表现新旧时代之交机村原本静谧和谐的生活以及人们平静祥和的心态被一个突发事件所引发的混乱打破，故事的主人公们突然间陷入了一个或极端或尴尬的境遇。然而我以为无论是《随风飘散》中的谣言还是《天火》中的天火，或者说政治运动都是作为一种背景存在的，这些外部事件无非是为主人公们搭建了一个不由自主却非登上不可的舞台而已。小说中的人物依照各自的性格和心理动机在这一舞台上进行表演，人性中的卑微和高贵、冷漠和温情在这里交织碰撞。我觉得在《随风飘散》中，冷漠和猜疑构成了小说的基本色调。格拉和母亲桑丹是作为灰暗生活中的唯一亮色存在于机村人的心目之中的，这样一对可怜的母子能够在机村中生存下来并且平安无事更是被机村人看作苦难生活中的心灵慰藉。然而，当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到来之际，经年累月的困苦生活使得人性中趋利避害的本性暴露无遗，机村人们心底里仅有的一点脉脉温情被互相猜忌和全身避祸所淹没。此后的小说便是围绕着人性中温情的复苏和理解宽容的达成而展开的。格拉这样一个弱小无助、单纯明亮的孩子为了寻求理解和宽容所作出的努力和挣扎使得世俗社会人心的冷漠和粗暴表露无疑。阿来经由《随风飘散》传达出一种强烈的悲悯意识和博爱、宽厚的人道主义情怀。而这样一种生命意识和道德叙事无疑是当今社会生活中极为稀缺和宝贵的。
朱向前：我之所以把阿来的小说风格定位为“诗意的现实主义”，就是因为阿来的小说中既有对人生际遇和生存苦难的深沉、厚重的现实书写，又有一种飘逸高蹈、富于哲思、意境深远的诗意表达。我以为富于哲理和审美的诗意正是当前的长篇小说创作中较为缺乏的。现在的很多作品执拗地将生活的片段和破碎的场景原生态呈现给读者，或者对社会生活中所存在的种种问题和矛盾进行直录式地书写。这种写作方式固然较为快捷、直观地表现了社会生活的原生态，但对于长篇小说本身而言，却是以丧失和淹没作家创作的主体性和自觉性为代价的。长篇小说不应该只满足于给读者讲述一个精彩好看的故事，文学阅读说到底是一种审美活动，而文学创作的基础又离不开现实生活，因此在长篇小说创作中，作家们应该寻求审美表达与现实书写的完美结合。
审美追求与题材超越的悖论
傅逸尘：其实《随风飘散》的故事很简单，人物也比较单薄；《天火》相对复杂一些，但在题材和故事走向方面也说不上多么新颖和独特。可是阿来恰恰是把这样相对简单的故事写得丝丝入扣，在波澜不惊的情节表层下酝酿着跌宕起伏的情感波折。《空山》带给我的阅读感受不同以往：我不是被什么紧张激烈的故事情节所吸引，而是被作者所营造出来的一种情绪、氛围所笼罩。阅读之后会觉得意境深邃幽远，回味不尽。
朱向前：总体来说，阿来在他的小说中所传达出来的审美追求与我的艺术观念不谋而合。我觉得艺术，包括文学，最核心的本质意义就是审美；而不同的事物，其审美价值自然有高低之别。在我看来，越是原始的、自然的东西越具有审美价值。由于历史和地理位置的原因，西藏可以说是目前为止在中国的版图上受到现代化进程眷顾最少的地方，有些地区较为完整地保持着原始、封闭、自然的状态。这种状态很祥和、很富有诗意，也很适合人类栖居。而如今工业化进程裹挟着我们越走越远，越来越远离质朴和自然的人性，现代化本身对于人类个体来说甚至可以说是反人性的。《空山》正是在现代化进程与传统生活秩序以及思维方式的碰撞中，将普遍人性中温暖而质朴的一面凸显了出来。藏区是阿来的一座生活宝藏。阿来观察生活的基本视角是现实主义的，但对生活本身又加以美化和艺术化，以审美的眼光看待大自然，看待生活中的苦难，以悲悯的和人道主义的情怀来关照现实生活中的人们。这种“诗意的现实主义”在阿来的作品中，从《尘埃落定》到这部新作《空山》可以说是一以贯之的。但是随着描写对象的改变和时代背景的向前推移，阿来的这种风格似乎又产生了某种新的变异。具体来说，在这部《空山》中就出现了一些不和谐音。在小说的情节线索中，突如其来的现代化进程除了令机村的村民手足无措，陷入恐慌以外，对于阿来的写作而言也构成了某种挑战。比如以公路、汽车为表征的工业文明对原始生活状态的侵入，这个就很难处理。就好像一幅中国画，你画山山水水、花鸟鱼虫、自然风光还好，但画面中要是出现飞机、汽车、拖拉机就不好办了，哪怕是在一个很不起眼的位置也会破坏整体的艺术效果。文学和绘画是相通的，阿来的小说可以对应为绘画中的中国画，在《随风飘散》中虽然是虚写公路、汽车，但总感觉着别扭、不太协调。《天火》也存在这个问题，但好在文革被幻化为一场山火。山火是属于自然的一部分，与小说的基本场景倒还算搭调，而且阿来对于山火的描写颇为出色。十几场大火各有特色，没有雷同的。阿来肯定也亲眼见过不止一场大的山火，但必须承认阿来的想象力是极为出色的。以火来虚写文革这场政治运动，既象征着那种红旗飘飘的气势，也渲染了人们心中的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