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残局-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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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日早来些。（俗云：不怕输得苦，单怕缺了赌）
麻将声中，走过“我大清”最后几十年，到了宪制共和的民国，出了位胡适之博士，隔代应和吴祭酒，对麻将之风
大加挞伐，畅论国之不竞，麻将难逃其咎：“我们走遍世界，可曾看见那一个长进的民族，文明的国家，肯这样荒时废
业吗？一个留学日本朋友对我说：”日本人的勤苦真不可及！到了晚上，登高一望，家家板屋里都是灯光；灯光之下，
不是少年人蹲着读书，便是老年人跪着翻书，或是老妇人跪着做活计。到了天明，满街上，满电车上都是上学去的儿童。
单只这一点勤苦就可以征服我们了。‘其实何止日本？凡是长进的民族都是这样的。只有咱们这种不长进的民族以’闲
‘为幸福，以’消闲‘为急务，男人以打麻将为消闲，女人以打麻将为家常，老太婆以打麻将为下半生的大事业。“
遗憾的是，胡博士举的例子“硬伤”不小。事实上，日本同属麻疯疫区，并非如他所说的是一片净土。差不多在民
国肇造的同时，麻将就传入日本，并很快风靡全岛。加之日本人做事认真，具有求道精神，柔道、花道以外，俨然还有
麻将道。1929年，著名作家菊池宽倡立“日本麻将联盟”，成为后来“日本职业麻将联盟”、“一零一竞技联盟”等各
类组织的滥觞。专业“雀手”都由协会授予段位证书，经常组织比赛，切磋技艺。参赛者礼服危坐，一丝不苟，同中华
上国的男女杂坐，谈笑挥牌，大异其趣。日本业余麻将界的形势更是一片大好不是小好，挂着“东风战”、“东南战”
招牌的麻将馆随处可见，玩家络绎不绝。时至今日，拜高科技所赐，各类麻将电玩、软件，很多都由日本人开发，突破
时空，不必慎独，则是胡博士身前万难预料的了。
而在坐言起行方面，胡博士更应该觉得惭愧。据梁实秋独家披露，胡博士就不是一个能“正己”的人：“有一年在
上海，饭后和潘光旦、罗隆基、饶子离和我，走到一品香开房间打牌。硬木桌上打牌，滑溜溜的，震天价响，有人认为
痛快。我照例作壁上观。言明只打八圈。打到最后一圈已近尾声，局势十分紧张。胡先生坐庄，潘光旦坐对面，三副落
地，吊单，显然是一副满贯的大牌。‘扣他的牌，打荒算了。’胡先生摸到一张白板，地上已有两张白板。‘难道他会
吊孤张？’胡先生口中念念有词，犹豫不决。左右皆曰：”生张不可打，否则和下来要包！‘胡适先生自己的牌也是一
把满贯的大牌，且早已听张，如果扣下这张白板，势必拆牌应付，于心不甘。犹豫了好一阵子，’冒一下险，试试看。
‘拍的一声把白板打了出去！’自古成功在尝试‘，这一回却是’尝试成功自古无‘了。潘光旦嘿嘿一笑，翻出底牌，
吊的正是白板。胡先生包了。身上现钱不够，开了一张支票，三十几元。那时候这不算是小数目。胡先生技艺不精，没
得怨。“
梁实秋的“孤证”以外，新月社诸人怀旧文章，屡屡可见博士“参赌”的史料，只是没有雅舍这篇记叙生动，引用
价值不大而已。
《后汉书》里有个著名故事：（陈）蕃年十五，尝闲处一室，而庭宇芜秽。父友同郡薛勤来候之，谓蕃曰：“孺子
何不洒埽以待宾客？”蕃曰：“大丈夫处世，当除天下，安事一室乎！”也曾立志“埽除天下”的胡博士，专以律人，
不遑正己，我们对此应当深抱“理解之同情”与乎“同情之理解”。而不屑于“事一室”的主要原因，则还因为“一室”
之内，有一个资深麻将爱好者，胡博士是不能也不敢“埽除”之的，那就是胡夫人江冬秀女士。作为“兼修惧内史”的
PTT （怕太太）俱乐部会员，纵使一万个不耐烦家中的麻将声，谅他也不敢形之于色。而胡太太作方城之戏，在那个非
常时期，还不仅仅是一项娱乐活动。据唐德刚记叙，胡适在美国的寓公生涯，凄凉惨淡，甚至日常家用，也靠胡太太辛
苦雀战的成果赖以补贴。李敖写给他的七十寿诗，就有这么一首，隐讽其事：“人生七十古来稀，旧梦应该梦老妻。卫
生麻将随处打，纽约却闹三缺一。”麻将如有神，而能不怪罪胡适早年的不恭敬，反而在艰苦时期帮助他度过窘困，其
高风亮节，恰如耶稣，所谓“爱你的敌人”也。
胡适同时的鲁迅，曾比较读书与打牌：“嗜好读书，犹如爱打牌一样，天天打，夜夜打，连续的打，有时被捕房捉
去了，放出来之后还是打。诸君要知道真打牌的人目的并不在赢钱，而在有趣。”近乎人情之微，不似胡适那么呆板。
而梁启超的名言：“只有读书可以忘记打牌，只有打牌可以忘记读书。”则更加透彻、十分辩证的勾画出二者的关系，
并预先为麻将传入美国之后大受知识界青睐下了注脚。据考，麻将传入美国，当归功于安徽休宁人戈昆化（1838－1882）。
而美国实为麻将外传的第一国。戈先生任教哈佛，授业解惑之余，兼传麻将之道，使之很快在智识阶层流行，并流衍全
美。到梁实秋留学美国的时候，就发生了如下趣事：“这时候麻将在美国盛行，很多美国人家里都备有一副，虽然附有
说明书，一般人还是不易得其门而入。我们有一位同学在纽约居然以教人打牌为副业，电话召之即去，收入颇丰，每小
时一元。但是为大家所不齿，认为他不务正业，贻羞士林。科罗拉多大学有两位教授，姊妹俩，老处女，请我和闻一多
到她们家里晚餐，饭后摆出了麻将，作为馀兴。在这一方面我和一多都是属于”四窍已通其三“的人物――一窍不通，
当时大窘。两位教授不能了解中国人竟不会打麻将？当晚四个人临时参看说明书，随看随打，谁也没能规规矩矩的和下
一把牌，窝窝囊囊的把一晚消磨掉了。以后再也没有成局。”知道在美国靠教太极拳、行中医、做中餐谋生的中国人很
多，麻将老师，确为首次听闻，匪夷所思。
或曰，麻将牌里的“中”和“发”，取义于《中庸》“发而皆中节”；百多年间，麻将就这样“发而中节”，无论
富贵贫贱贤愚，陪伴着中国人以及很多外国人一起度过无聊的时日。在可预见的将来，也当因之发生更多的逸闻趣事，
供好事如我者搜遗补缺，权作谈资。只是希望再不要有人将军国大事归罪于它，而小赌养家的新闻也越少越好。
清史管窥（1 ）
八旗之变八旗是什么？八旗是一种制度。
既是制度，那么，是什么样的制度呢？或曰，八旗是军事制度。或曰，八旗是贵族制度。或曰，八旗是户籍制度。
或曰，八旗是“部族主义”的统治制度。孟森说，这些都是似是而非的意见，“八旗者，太祖所定之国体也”。
八旗初始，源于牛录额真。在满语里，牛录是箭，额真是主；牛录额真就是箭主。箭主是什么意思呢？原来，满洲
古制：凡出兵、狩猎，十人为一队，每队设一头目，这个头目就叫牛录额真；後来汉译则称佐领。随着满洲实力的逐渐
强大，每牛录的人数也由十人增至三百人，而牛录额真也就成为官名；此系明代万历二十九年之事，定制者即是奴尔哈
赤，後来的清太祖。又过了十四年，队伍已经扩大到四百牛录，为便于管理和指挥，努尔哈赤遂设立八旗制：五牛录立
一扎拦额真，五扎拦立一固山额真；包括努尔哈赤在内，一国共设八个固山额真。固山，满语“旗”的意思；八固山，
即八旗，固山额真，则是旗主。各旗以色别之，分别为正黄、正白、正红、正蓝、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八色。
自此，满洲人才可被称为旗人。因为，所有满洲人都被纳入八旗，各归己身所属的旗主管辖。在旗之人与旗主之间，
有君臣之分；旗主与旗主之间，则身份平等。然为协调八旗之内务外交，八位旗长须共同推举一人为首长；若此人不称
职，或有事令各旗不满意，则可弹劾之，另易新首长。以此之故，孟森才称八旗为“太祖所定之国体”，并形象地比喻
为“联邦制”。联邦制的特点，可概括为对外一致而内部各有特色。八旗初期，便具有这种特点：各旗分治旗务，同时，
民主推选首领，共同合作，相互制衡。
但是，当时努尔哈赤制定这套制度，并未想到要用成文“宪法”的方式加以确定，不过是在口头上和各位旗主进行
了约定，一旦出现一位有实力、有野心、有手段的旗主，这种“口定宪法”的约束力就不太可靠了。当然，真碰上雄猜
英果不世出的伟人，就算有白纸黑字的成文宪章，也不过是擦屁股纸一张而已。努尔哈赤的儿子皇太极，即清太宗，便
是这么一号人物。他于天聪十年改国号为大清（以前国号为金，或大金，亦称後金），做了“宽温仁圣皇帝”，年号崇
德；而在此之前，他即已一步步将八旗共和的国体改造成君主专政的国体。至于他如何改造制度，因与本书主旨关系不
大，仅略述幾句，以“四三二一”概括之：努尔哈赤在世时，皇太极便以战功着称；努尔哈赤卒，皇太极便挟威独领正
黄、镶黄两旗，破坏了一人一旗的老规矩。尔後，他将旗主划分成大、小两档，自己与其它三旗主称大贝勒，召开旗务
会议时，四人“并坐而治”，渐渐将话语权集中起来。不久，以战败失地及其它罪名废掉一个大贝勒，于是，四人帮变
作三人行。一年後，三人中掌管正蓝旗的大贝勒去世，其弟接掌，不多久，其弟亦死；突有旗下之人追诉两兄弟的“罪
恶”，皇太极正好做个顺水人情，将正蓝旗收归麾下（双黄与正蓝，盖即後世所谓“上三旗”之雏形）。至此，三人行
变成哥俩好：皇太极正位南面专坐，其兄代善旁侍而已。待到登基称帝，则哥俩好之局亦不复存在，满洲定于一尊矣。
虽然，皇太极于努尔哈赤所定制度，并未尽废。以前的八旗共主，公推而出，现在，皇帝代替共主，选举变成世袭。
但是，各旗之人对旗主具君臣之分，则仍未改变，皇太极且专门立法保障这份权利。譬如，每逢旗主生辰及元旦，或喜
丧大事之日，在旗之人不上门庆吊者，治罪。正因为有这么严格的规定，後来，便发生过堂堂一品大臣因为赴旗主家丧
事，“着白衣冠，在主家门前执打鼓之役”，从而耽误了皇帝的召对。皇帝是主，旗主也是主，一仆二主，好生为难。
皇帝为此哭笑不得，只好将他“抬入”自己领辖的上三旗，免得以後再被主家“压抑”。雍正皇帝并特地颁布一道谕旨，
进行“修宪”，说，嗣後旗主家再有丧事，必须将所属旗人现任文武大臣者，开具名单奏告後，方令成服；若其人有要
事在身，则照常办事，毋庸吊丧、执役。此外，皇帝所领之上三旗，与其它五旗，亦无轩轾；旗人无论身在何旗，都享
受平等的“国民”待遇。所以，皇太极时期的八旗制，“联邦自治”的局面并未破裂，只是多出来一个超乎一切之上的
皇帝。不论内财、外交、军事、礼仪，八旗自治的权力全部上缴给皇帝，这个专制的大工程，直到雍正朝才告完成。
各旗军事，此先已由皇帝派遣都统管理，旗主已无兵权，全国唯一的军阀便是自将三旗的天子。户婚田土等民事，
则设御史稽察，并令各旗交互代管；这一招，便渐渐消泯了各旗自为主属的界限，并不啻是对各旗财税情况做了精确审
计。同时，通过各种手段抬高旗员，特别是已入朝为官为公务员之旗员的身份，以抑制旗主的威权。例如，不许旗主将
已为朝廷命官之旗员挑选为包衣、哈哈珠子等仆从；旗员毋庸互尊他旗旗主；有旗主及旗内权贵敢于勒索、刁难本旗出
任地方官之旗员，特准旗员举告，“朕不治以干犯举首之罪”。这些手段，都是为了将旗人对旗主的尊敬驯服转移到皇
帝身上；普天之下，莫非王臣，既然走上了帝王专制路线，就不可能再容忍一仆二主的现象。此术之发扬光大，则见于
雍正以降蔚为盛况的密奏制度：官有等阶，进言则不论卑贱；事有大小，汇报皆朕所欲闻。上官固可以斥罪下僚，卑职
也有机会告一告御状，由此，上下相制，人人谨慎，而操其柄转其枢者，惟皇帝一人而已。语云，秀才不出门，能知天
下事；我看，倒是皇帝不出宫，能知天下事，秀才哪有这么顺畅、多元的情报渠道！
当然，这么一来，对皇帝个人素质的要求就太高了，不但须智足明辨，还得体气强旺，更重要的是能恒年累月保持
对案牍工作的兴趣。终其一生，雍正身体力行，不愧干纲独断之帝。其子乾隆执政前期亦能克绍其裘，其孙嘉庆、曾孙
道光则志或不隳，而智、力有所不逮，以至朝中养出一些上蒙下骗、欺君误国的所谓“奸臣”，乃培发出清社覆灭的萌
芽。此後之咸丰、同治，更是一蟹不如一蟹，不论德智，光说动物性的生殖能力，都愧对列祖列宗。光绪、宣统，所谓
道光之绪，宣宗（道光庙号）之统，其实都是别家的孩子，已经称不上货真价实的世袭，迷信一点，就得说，此之不亡，
宁有天理乎。可见，世袭专制之为政，考较的乃是遗传基因是否变异，而高科技昌明无前之今日，对基因的研究仍未获
得明晰结论，然则，二千年来世袭专制之屡屡破产又可得而言也。故窃常谓皇帝无可厚非，专制亦不可怕，至可怖者，
在其位者非其人也。欲人与位相得益彰，除了有效选举，限期致仕（自明代以来，皇帝亲力亲为，其实就是在做丞相），
还能有别的好办法么？清末之研究立宪，轰轰烈烈，其实就准备依此进行一遭末路狂奔，只是那个时候的八旗馀孽死到
临头犹不晓好歹，治国如买小菜，讨价还价，令举国之人不胜其烦，遂经一声枪响，里应外合，断送了卿卿性命。噫？
不是说雍正已经将八旗收拾得服服贴贴了么，怎么临末又跳出一帮不晓好歹的八旗馀孽？请为略述梗概。
清史管窥（2 ）
八旗为清太祖所定国体，既如前所述矣。而自太宗、世祖（顺治）、玄烨（康熙）以迄胤禛（雍正），则渐渐将八
旗制的国体更变为君主专制的国体，在此过程中，一切的迁变都将以政治理论的迁变为先决条件，那么，诸帝改制，舍
儒家孔孟之说以外，那里还有其它更成熟、更方便的政治理论可供利用呢？因此，满洲作为原先僻处一隅的“夷狄”，
挥师东来，伐其国、取其民，终能入主中原，奠定伟业，儒学之功不可没。清国建立，儒学之功用有二：一、在内部统
治结构上，以“天无二日、人无二主”的儒家原则，对旗员各遵旗主、旗主共治满洲（孟森戏称为“联旗制”）的祖制
进行“解构”和“重构”。清代对所谓祖制的重视，较历代为最；因此，欲更动祖制，往往是一件麻烦事。太宗抑制各
旗，不过未能遵守“三年无改于父之道”（《论语？学而》），“不孝”而已，还谈不上违反祖制。其後诸帝欲进行改
革，则须与长年累月积聚而成的惯性作战；所谓惯性，代代遗传、日久养成之惰性也，实无理路可循。祖制之本质，亦
即非理性之惯性也。而大多数、大多时候之人类，亦无理性可言，惟惯性是依，宜其好遵祖制、不思变改也；心理学家
荣格定义人类之“集体无意识”，殊属有见。语云：以毒攻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