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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章

天下残局-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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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非理性之惯性也。而大多数、大多时候之人类,亦无理性可言,惟惯性是依,宜其好遵祖制、不思变改也;心理学家
荣格定义人类之“集体无意识”,殊属有见。语云:以毒攻毒;既然祖制之本质为非理性,则要改变它,亦毋庸太过讲
求理性,而自非理性入手反更容易见效。胤禛对各旗王公贵族尝有一段训词,即可视作以非理性手法改革非理性制度的
典型,其词曰:“当时上三旗风俗,只知有君上。……孟子云:”遵先王之法而过者,未之有也‘;朕事事效法祖宗,
愿尔等亦效法尔之祖宗,忠诚自矢,一念不移。古人云:“天无二日,民无二王’;臣子之于君上,乃天经地义,苟怀
二心而存游移瞻顾之念,即为乱臣贼子。天理国法岂能容乎!……满洲风俗醇朴,尊君亲上之心最为肫笃。虽遇天潢宗
室,未尝不加礼敬;而君臣之大义必明,金石之心肠不渝。朕今日之谆谆训诫,无非欲正人心、化风俗,使国家永享升
平之福耳”;这一段话,就包含了解构和重构两重意思。“当时”,盖指顺治朝明定“上三旗”之名以前。揆诸史实,
可知,那时候八旗共和的遗风犹存,旗员不仅知有“君上”,仍须效忠旗主,怎么会是“只知有君上”呢?但是胤禛心
思甚巧,他在一段话之内,偷换“上三旗”与“满洲”两个概念,便完成了对八旗制的解构。上三旗既归皇帝亲统,皇
帝就是三旗的旗主;三旗之人尊君、尊旗主的行为,便可以统一到同一个人身上。因此,他说“上三旗风俗,只知有君
上”,并非无理。然而,其它五旗就不一样了,除了尊君,还要尊奉各自的旗主。他却不管,接着上三旗的话头,说
“满洲风俗醇朴,尊君亲上之心最为肫笃”,说得好像上、下八旗间都以“只知有君上”为原则,而不复知有旗主了。
此即解构。更进一步,他又将臆造的历史事实(“风俗”)升格为祖制,说这就是满洲祖宗定下的传统,“朕事事效法
祖宗,愿尔等亦效法尔之祖宗”;三言两语间,便将太祖及与太祖共同定制的列祖“强奸”了一番。随後,他又将孟子
扯过来壮声气、光门楣,开创了一个名为效法祖宗实则尽更祖制的新局面。此即利用儒学进行建构也。当然,改制之事
延续时间甚长,绝非一段训词即可毕功,亦非胤禛一帝即可成事。但是,自太宗以来诸帝在此事上引为“理论资源”的
儒学,其所以运用之法,当以此段训词最见其妙。
    二、对外作战、夺取天下,乃至维系二百多年的统治,非有儒学之助,满洲难以成功。仅略论其入关前後的区别。
顺治元年,即摄政王多尔衮率兵入关之年。在此以前,满洲作为武装部落,本身既无问鼎天下之心,故所作所为,无非
“钞掠”:不时冲入关内,抢一些财货,抓幾个奴隶,如此而已。对明国君臣而言,满洲只是一个在经济上有无餍之求
的讨厌鬼,而非在政治上有非分之望的堂堂敌国;对关内民众而言,亦只是不时来扰的强盗群体,而非可望于解己倒悬
的新朝真主。然在顺治元年,大学士范文程上启建议,则说见今“中原荼苦以极,黔首无依,思择令主以图乐业”,摄
政诸王亟应发兵入关,且此行务必“严申纪律,(对民众)秋毫无犯,复宣谕以昔日不守内地之由,及今进取中原之意,
而官仍其职、民复其业,录贤能、恤无告”。以前做强盗,攻城只为取财,杀人只求得货,固无“纪律”可言,也不用
恤怀百姓、安抚官吏;现在要作周武王,则是开拓版图,代育万民,故应讲文明、宣道德,“变钞掠之暴,为吊伐之仁”。
多尔衮虚己纳言,清军此番出师遂尽遵范氏所拟之策,以故武战(主要对手实为李自成等“流寇”)、文战(对民众宣
传王道)双线告捷,乃于二年之内,入北京,下南京,“明(朝)所以系人心者略尽”,至此,清之开国,规模粗具。
而运用儒学,犹不止此。
    顺治元年,加封孔子,行科举。明年,定祭孔之例。顺治三年,以满文翻译明朝的《洪武宝训》(即朱元璋语录,
是明代的“祖训”),世祖御制序言,颁布天下,表示要与天下共遵明代的祖训。这些举动,不啻象征满洲已向华夏历
代开国之君看齐,要继承由秦、汉以来延续至宋、明的“正统”,而不是像一些“夷狄”势力那样,仅仅试图用武力去
颠覆华夏传统。近代以来关注政治制度的史家,如钱穆、雷海宗等,曾说过,二千年中国的政府权力(或曰政治上的主
流意见)在大部分时间实都由士大夫群体掌控,绝非简简单单一句“独裁”(君主专制与独裁大有区别)可以概括。钱
穆甚至说,中国的传统“一向是偏于法治”的,中国社会亦“早已是一个平等的社会”。法治、平等云云,可以讨论;
士大夫治国则是极有见识的判断。自陆贾对刘邦说了一句“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乎”,历代有识帝王无不心领神会,
认识到“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这种无赖态度是行不通的,于是,不管是旧贵族还是小流氓,只要
打了天下,九五之尊都不得不与熟读诗书的士大夫们“共治之”,而不敢但凭一己私意任性胡来。而士大夫之所以成为
中国历史上一种最主要的政治势力,则在于他们不但在制度建设上具有专家的技能,而且能够集体出状证明政权的合法
性。他们之所以能够提供合法性,则在于他们所遵信的儒家之道。对于儒学以及儒学代言人——士大夫在制度化和合法
性方面所起的作用,孟森有一句极精辟的评价:“中国历代草昧时之陋态,经儒家以六经为标帜,以孔子所举之尧、舜
为归极,乃渐入于国家之正轨,此所以为万世师表也”;世祖开国即引入儒学,无疑就是对这个评价的赞许。当然,此
应归于摄政王多尔衮,盖世祖时尚年幼,军令政令具出诸多尔衮也。多尔衮于“草昧”之时,即究心于意识形态,并在
军国大事上坚决贯彻儒学原则,其见识远高于当时诸公矣。多尔衮虽于身故後被世祖打倒,到了高宗(乾隆)朝,还得
为他平反昭雪,此亦其光辉终不磨灭之一证。
    儒学对满清立国及其八旗制的影响,既已略述,然八旗制之式微变质,犹有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清军入关,初期兵
力自以八旗兵为主,但是,时间一长,地域更广,则区区十八万旗兵,实在不敷调用。要逐一追剿明帝後裔在南方建立
的流亡政府,要维护各占领区的社会秩序,防杜民间骚乱,非有更多兵力不能为功,于是,绿营兴焉。然欲述绿营,先
得介绍汉军。
    汉军者,何谓?曰:汉人组织而成之旗也。入关前,明军中向满洲投降的汉人,自成牛录,不与满人混同,满语称
为“乌真超哈”(其意为重兵)。清太宗秉政初期,将汉人牛录编为一旗,後因归顺汉人数量渐增,遂于崇德七年分编
为八旗。至此,清国武装力量便分为三大支:满洲八旗,蒙古八旗,汉军八旗。前谓十八万旗兵,则包括满、蒙、汉共
二十四旗言之。清军入关,碰到兵力不敷调用的困难,而关内明军望风而靡,降者甚众,当其时收编降人成军,令其作
战驻防,正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清帝不就说过:“自古汉人逆乱,亦惟以汉兵剿平,彼时岂有满兵助战哉?”且既已设
立汉军,那么,将这些降军编入各旗,更为便捷。可是,入关後,这些降军却被组织成另外一支军队——绿营,而不令
补入汉军,其意何居?

    清史管窥(3 )

    吾国向重资历,满、蒙、汉三种八旗,建立固有先後,待遇因有差别。在清代帝王心目中,满洲与己同族,且共同
草创大业,自是第一等臣民。蒙古人曾建元国,为汉人所灭;蒙古与己族在中国,较之汉人,同属少数民族;蒙古兵之
战力亦不可小觑;有此三者,蒙旗亦被优待。于是,满洲三旗军中,以汉军地位、待遇最下。但是,汉军与满人虽非同
族,然其效忠满洲,为时甚早;且满洲入关前为壮大势力,招徕汉族之优惠政策甚多(至有让满洲人腾出原住屋舍以安
顿新到汉人者),故汉军旗之汉人与入关後同为一国之民的汉人,其在清廷的地位及所受待遇迥然有别。故汉军虽非满
种,遽谓其为汉人,彼心未必然也。今欲将新降人补入旧降人组成的汉军旗,表面上省去了另建新军的麻烦,实际上却
增加了人际摩擦的风险。因此,清军入关後,每得一地,便将当地降军编为绿营。至于绿营之得名,则以“汉兵令皆用
绿旗,是为绿营”。
    绿营才是满洲戡定中国的功臣。
    八旗建制甚早,而八旗之衰敝也速。早在崇德元年,太宗便说:“太祖时,八旗子弟一闻行师出猎,莫不踊跃争先。
今则或托妻子有疾,或以家事为辞”。即此可知,未入关前,旗兵之骁勇敢战已不如昔。但是,主观厌战,还不能据此
证明其客观之不能战。康熙十四年,蒙古布尔尼、奈曼等部叛乱,其时,旗军精锐倾巢而出,正与吴三桂等作战,无奈,
征蒙大军统帅图海“奏请选八旗家奴之健勇者”,终于,就凭这支临时纠合之“奴”军平定了叛乱。据此可知八旗风气
之劲悍,犹存于玄烨时。然至高宗之时,旗兵战力已为强弩之末。如金川之役:地不逾千里,人不足五万,而用兵至五
年之久,靡饷至七千万之巨,方勉强戡定:“十全老人”(高宗)尤厚颜自夸,旗势可知矣。但是,史家皆谓康熙时平
定三藩,已知旗兵不足用,无待于乾隆时再加论定也。
    三藩者,吴三桂、尚可喜(子之信)、耿精忠也。如前所述,满洲入关,旗兵不过十八万,所以能够定鼎中原、建
立新朝,盖精于利用汉人,其术有以致之也。其术有二:一是以汉人招降汉人,此即新设绿营的原因;一是以汉人与汉
人战,令旗营压阵,而绿营前驱,以致每战每胜,终于扫清南明馀氛。而为王前驱之汉人中,最具实力与功勋者,则为
三藩。
    康熙十二年末,吴三桂反。明年三月,耿精忠反。不一年,尚之信亦反。“于是,诸藩之毒尽发”。藩,相当于後
世之军阀;军阀没有不闹事的,藩亦无不怀反心者。此事与藩王、军阀之人品、学问、德行无关,而与制度有关。中央
集权制度中,本就不应出现藩王、军阀这些东西;藩王、军阀,只有在松散邦联型的国家中才有存在的合法性。一国之
权,其大者无非外交、军事、财政三端,中央集权国家所集之权,亦以此三者为要。而藩王、军阀牢牢把持属地之军事、
财政,甚而自行外交;若放任自流,则是国中有国,浸久且将俨然为敌国,明显不符合建立中央集权国家的初衷。今世
有宏大构想,称一国两制,其创造性、突破性无庸置疑,然其终不合乎中央集权国家之原则,亦毋庸讳言。当吴三桂未
反前,清廷曾议“撤藩”,时方弱冠之年的玄烨就说了:“撤亦反,不撤亦反,不若先发制之可也”。果不其然,一句
撤藩,逼得吴三桂不得不立即造反。不过,在深谙国家体制的玄烨看来,吴三桂迟早要反,他不反,子孙也要反,待到
他韬光养晦、养精蓄锐之後再反,不若促其在立脚未稳、根基不固时造反,收拾起来反而容易一些。
    读者看吾国史书,新开之国,往往不顾百战之馀的疲惫,先不急于休养生息,而务必将境内残敌、边疆祸薮剿灭无
馀,方肯罢手;此与康熙朝的迫藩造反,是一个道理。这种做法,全是基于军事上的考虑。军队要保持战斗力,最好的
办法就是经常打战,“养兵千日,用于一朝”云云,其实不太可靠。流汗哪能和流血比呢?譬如足球训练,以赛代练可
行,一味只练不赛则不可取,长期集训制终不如经常联赛制能锻炼人才,就是这个道理。开国不久,一日不去隐患,则
一日不得安生,与其姑息养成未来之大患,不如趁着军队尚有馀力,先下手为强。要知道,此时所对之敌也处于久战之
馀,来不及休息;你觉得自己不行,他还更没信心呢。毛泽东云:宜将剩勇追穷寇;有得之言也,岂虚言诳语哉!一旦
扫清馀氛,自然可以马放南山,军队也就以练为主了。境内再无军事建制之敌,须预防者不过鄙民农夫之哄乱而已,军
队虽无昔日锐气,然郑重其事,不掉以轻心,亦足资弹压,且内乱之起,往往因政治腐败,又非纯军事问题也。且二千
年来,改朝换代纵然频繁,终赖有千年不绝之文教传统可以传薪续断,视为同一国家在基本政治主张不变的情况下不断
更换政府可也;虽每次组阁,用的是武力而非选举,终无伤大雅。但是,清末以来,中西交通发达以後,出现了全新局
面,一旦外国启衅,久不闻鼙鼓的军队倘若不克御侮,则因文化迥异之故,亡国事小,亡天下之祸甚大。而最新之局,
又有所谓文化冲突论、经济侵略术者,与军事冲突互为表里,未知孰愈,大费人思量。百年来志士仁人便在这内忧外患
的大问题上上下求索,似迄未觅得最终的全盘解决方案,以故孙文“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之言犹在耳,关心
国事者不可一日释怀也。走笔至此,离题太远,请再述八旗、绿营事。
    三藩之乱虽在玄烨意料之中,但是,赖以平乱,却非他恃为後盾的旗兵,而是绿营兵。举个例子,旗兵南下顿于荆
州,与三桂军相峙,不但历八年之久不能进一步,甚而有欲举襄阳投降者。即此可窥见旗兵底蕴。而这场漫延云、贵、
川、湘、陕数省的大动乱终于被扑灭,则应归功于统帅绿营之张勇、王进宝、赵良栋诸将,玄烨不得不说:“若用绿旗
步兵之力,于灭贼殊为有济”。自此後,八旗之兵日渐衰落,终于堕落成一个毫无战斗力的军事集团。

    清史管窥(4 )

    皇太极、胤禛裁抑各旗首领,限制以至取消各旗的自主权,其义与玄烨撤藩相似,都是为巩固中央集权制度不得不
采取的手段。只是,扫除三藩如斩草除根,永无後患,废除八旗共和之制却贻患後人不浅。旗主及旗内权贵虽被架空,
而八旗体制却蜕变为一种享有特权的福利制度,被整体保留下来。特权生长之土壤,其名曰不平等;在政治、经济和法
律领域,满、汉之不平等,严格地说,应称旗、民之不平等,举其大者,略有四端:清代官制,有满缺、汉缺的区别
(另尚有蒙古缺、宗室缺,不备论),满官可补汉缺,汉官不可补满缺。中央部院职务,分设满、汉,如满尚书、汉尚
书,满侍郎、汉侍郎,满章京、汉章京之类,而满官之权大于汉官。且满人往往出任政府中职别较高之官,汉人则多充
卑职,以故,官吏中汉员占比虽不为不高,而为数较少之枢要官,则幾乎全属满、蒙。後来论者总结这种官制,乃曰:
“夫以民籍计之,满人之数裁当汉人百之一,而服官者其数乃等于我,天壤间不平之事未有若斯之甚者!”平心论之,
满洲既入主中国,其中英迈之才自应多有,出为官守,可谓得人;而对丰镐旧臣,以官爵酬庸,这种做法,固为二千年
来吾国乃至外国乃至人类社会之不可避免者(如美国选举中捐款多者,例得出任驻外使节等职,亦无非酬庸之遗意),
满洲以此奖励世臣,亦不可厚非。然因此造成统计学上的奇观:1%=99%;斯又不得不谓为过分,而民族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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