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残局-第2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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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五权宪法》）。西人，如伏尔泰（法）、马礼逊（英）、杜兰（美）等，亦尝赞美科举制度，德国社会学家韦伯
（MaxWeber）更从学理层面探讨，谓科举制度使被统治者在专制国家趋向平等，堪称“消极的民主化”（passivedemocratization，
余英时译）。
　　　　因此，我们才说，二千年科举制度的嬗变体现了历史的进步。但是，科举制度终被废革。难道，早在一百年前，科
举制度便因本身的“现代性”作茧自缚，便已不合时趋，不得不被浩浩汤汤的“时代潮流”冲溃？这也是历史的进步么？
　　　　尝试回答这个问题，得使用“杠杆”理论。
　　　　神奇杠杆科举制度的本质，若单以唐太宗名言“天下英雄入我彀中”而论，则不过是一种笼络人才、销磨士气、缓
解内部矛盾的政治手腕。然考察历史，我们发现，唐太宗过于强调科举制度对统治者的益处，而对科举制度的本质及其
与传统政治的深层联系认识不够，其言似是而非。窃谓王亚南以“杠杆”比喻科举制度，能得其要，他说：“科举制像
从外部为中国官僚社会做了支撑的大杠杆，虽然它同时又当作一种配合物成为中国整个官僚体制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
（《中国官僚政治研究》，第96页）；按，王氏认为支撑传统中国的“杠杆”有两根，科举以外，则为两税制。以王氏
此论与前揭韦伯的评价合而观之，不仅对科举制度，甚而对作为“官僚帝国社会”（韦伯语）的传统中国，我们将获得
一种深刻认识。“封建社会”此一术语并不适用于秦、汉至清的中国，传统中国具有“帝国”特征，逐渐成为共识；而
具有内部弹性、赖以维持“帝国”长期运作的制度核心，则是科举。然谓科举既是支撑帝国的“杆杠”，又是帝国的
“构成部分”，此喻似凿枘难合。但是，我们若将科举制度与“士以天下为己任”联系起来，此喻之妙味就体现出来了。
　　　　天下，是谁的？今天，我们都知道，天下是人民的，所谓“十亿神州尽舜尧”。但是，在“帝国”时代，天下只可
能是天子一人的，否则，就不是帝国，而是共和国了。不过，以天下之大，单靠天子一人，是没办法统治的，于是，选
谁来“共治”天下，便是身为天子者首要考虑的问题。帝王曾挑选、倚重过各类人马，如外戚，如宦官，如佞幸，然史
有明鉴，此类人众俱属治国不足、肇乱有馀，惟有倚重读书人、士大夫的时候，天下方称乂安。是否因史书都由读书人
编纂，利用话语霸权，故意贬低其他集团，抬高自己身份？似不尽然。众所周知，汉高祖刘邦最瞧不起读书人，未得天
下，即有“溺儒冠”的恶习，既得天下，更有“乃公马上得之（指天下），安事《诗》、《书》”的狂言。但是，登基
不久，他对读书人的态度便来了个大转弯，诏曰：“贤人已与我共平之（指天下）矣，而不与吾共安利之，可乎？贤士
大夫有肯从我游者，吾能尊显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这道诏书，固然是汉代选举制度的滥觞，也为接下来二千
年的历史定下基调。诏书中的“贤士大夫”，自然指读书人。然而，战国时代的“士”，“以读书为专业，揣摩为手腕”
（顾颉刚语），朝秦暮楚，反复无常，倾人城倾人国者不知凡幾，时称“游士”。待到天下一统，再不妥善安置这些
“游士”，令其尽快转变为“贤士大夫”，君主专制的国家安全实在堪虞，因此，刘邦才会发出邀请，请“从我游”，
并许以“尊显”。于是，才会有科举的制度设计，让“贤士大夫”尽为我用，不致成为国家的隐患。不论如何本领高强
的人，他只要有一丝入世之心，便不得不参与这个游戏。偶有游戏水平不够，愤而搅局，所谓“秀才造反”者，结局无
一例外，都是“十年不成”，如黄巢，如洪秀全。所以然之故，无非在于科举制度的包容性极大，团结了有能力造反的
绝大多数，足以对付极少数的反抗者。历史学家雷海宗尝对此现象作精辟评论：贵族制度解体後的中国社会（自汉代开
始），“只有两种比较强大的组织，就是士大夫与流氓”，天下太平，士大夫掌权；天下大乱，则流氓得势。可叹的是，
“流氓集团”侥幸造反成功，如刘邦，如朱元璋，成事之後，还是得将部分甚至全部权力让渡给读书人，大家坐下来，
继续玩科举抡才、共治天下的游戏。士大夫“实际等于一个政党，并且是惟一的政党”（《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第
112　页）。倘如所言，科举制度直可称作“士大夫党”的党内民主制度了。

　　　　废除科举的教训（3　）

　　　　然而，科举制度虽为读书人提供了参与政治、分享权力的公正途径，但是，科举制度的先天不足、後天失调，又令
读书人不得不自废武功。先天不足，指自汉代以来的“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元代以来，则于儒学中独尊朱熹，更是
等而下之），不仅限制了读书人的思想自由，更令儒学以外的各类学术，尤其是科学技术，得不到发展。适如韦伯所言
：“西方与中国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差别在于，在我们这里，除了这种等级制的教育考核之外，还出现了理性的专业训练，
并且部分的取代了前者”。
　　　　八股之死先天，玄而又玄，牵涉太广，兹不赘论。後天失调，则指明代（宪宗成化以後）将唐、宋以来多种多样的
考试方法，如策论、史传、诗赋、经义等，尽行捐弃，而只用四书文（又称制艺，即八股文）选拨人才。
　　　　明、清科举考试分为四级：童生（取得“入学”资格，又称“入泮”），生员（俗谓秀才），举人及进士。乡试一
般于八月在省会举行，中式者称举人。会试于三月在京城举行，中式者称贡士，随後参加复试、殿试，中式者称进士。
乡、会试皆分三场（分试四书文、五经文及策问），三场并重，後来，惟重第一场之八股文，遂有“三场并作一场”之
谣。八股文何德何能，足以取代对经典学习（五经文）和时事政治（策问）的考察，而成为选拔人才的唯一标准？无他，
标准化考试作怪也。
　　　　不论今古，但凡要考试，绝大部分的考官、考生都不会拒绝标准化。在考官，阅卷十分轻松（今日更可用计算机阅
卷），在考生，见招拆招，有章可循。八股文虽是写文章，却具有极高的标准化程度。首先，命题有范围（不出四书，
即《大学》、《中庸》、《论语》和《孟子》），其次，思路有限制（以朱熹对四书的注解为标准），最後，作文有定
格。一篇八股文，按写作次序，略可分为破题、承题、起讲、领题、收结幾个部分，而在领题、收结之间，便是起、中、
後、末四大比，每比二股对偶，合之则为八股。八股文之得名，在此，八股文之优劣，亦系于此。
　　　　优，谓能较为客观的考察写作技巧、思维能力。不及详论，兹举一例说明。旧时刻四书，章节之间都刻一个〇，以
作分段；一次，考官就用这个〇作题目，让考生写文章。今日所见有五份答卷，限于篇幅，仅录破题。一曰：“圣贤立
言之先，得天象也”（天圆地方，故以“天象”代〇）；一曰：“圣贤立言之先，无方体也”；一曰：“圣人未言之先，
浑然一太极也”（太极图作圆形）；一曰：“先行有言，仲尼日、月也”（日、月都是球，孔子光辉如日如月，故以球
喻之）；一曰：“夫子为言之先，空空如也”（〇状中空，喻圣人之虚心）（分见于徐珂《清稗类钞》、李伯元《庄谐
丛话》及邓云乡《清代八股文》）。面对这种刁钻谑虐的题目，还能写出如此“清真雅正”的文字，因难见巧，不得不
叹为观止。
　　　　劣，则以其闭塞聪明，流于俗套，且养出一种不读书的风气。绝大部分考生，除了四书本文、朱熹注解及墨卷选集
（相当于今日之教材、教辅及习题集）外，再不读别的书。有人讽刺这些不读书的读书人，说：“读书人，最不济，滥
时文，烂如泥。国家本为求才计，谁知变作了欺人技。三句承题，两句破题，摆尾摇头，便道是圣门高弟。可知道，三
《通》四《史》，是何等文章；汉祖唐宗，是哪一朝皇帝？……辜负光阴，白白昏迷一世，就教他骗得高官，也是百姓
朝廷的晦气”（徐灵胎《刺时文道情》，载袁枚《随园诗话》）；顾炎武谓八股之害，甚于焚书坑儒，即是此意。
　　　　利害相权，弊大于利。单就文学价值而言，“文章无定格，立一格而後为文，其文不足言矣”（顾炎武《日知录》
卷十六）。八股文虽智慧与技巧并重，然其本质，并无异于古今中外一切应试承命之作，究是用过即弃不堪回首之物，
好听一点叫敲门砖，难听一点则是卫生巾、避孕套，难登大雅之堂（八股文未能进入文学史，即是明证）。再就选拔人
才而言，考生将全部精力用于写作这种高难度、无实际的文章，四书以外的知识，一无所知；作文以外的生活，全无历
练。一旦侥幸考中，政府授以职使，其不能胜任乃至渎职、作恶，又是题中应有之义。上之所求在彼，下之所应如此，
“学非所用，用非所学”（梁启超等《公车上书请变通科举折》），名实背离，格格不入，一国之人才政事，日趋败坏，
可想而知矣。
　　　　明亡，有人撰作仪状，云：“谨具大明江山一座、崇祯夫妇两口，奉申贽敬。晚生文八股顿首”（吕留良《真进士
歌》自注）。这与吴伟业将明朝灭亡归罪于马吊牌（即後世之麻将，见《绥寇纪略》）一样，颇有推卸责任的嫌疑。但
是，梁启超总结明代所谓“士大夫社会”，实则“以‘八股先生’为土台”，人皆空虚不学，“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
一死报君王”（颜元语，见《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4　页），言下之意，亦认八股为亡国祸首。
　　　　有鉴于此，自清朝代兴以迄鸦片战争，近二百年间，民间、官方皆有人呼吁废除八股，然每次都有惊无险（《清史
稿？志》选举三）。1840年以来，因鸦片战争惨败，请求改革科举者，更是迭见不鲜，如祁？？奏开制器通算科（1843）、
黎庶昌请开绝学之科（1862）、礼部请考试算学（1875）、潘衍桐请开艺学科（1884），直至1898年由康、梁等人推动，
光绪皇帝赞成，下诏“停止八股”。只可惜，1898年戊戌政变失败，西太后再度“训政”，儿皇帝被关禁闭，志士喋血，
康、梁亡命，“晚生文八股”这才逃过一劫，直至庚子之乱次年（1901），才在考试中废除八股，改试策论。而日、俄
开战，东北大地上的隆隆炮声竟为科举敲响了丧钟。1905年9　月2　日，下诏：自明年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
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
　　　　科举之废六年以前，六十四年以前，乃至二百年以前，建议改革科举者梦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政府颁布“新政”，
不仅改革科举停止八股而已，竟根本将科举废除了。但是，科举一停，真就百废毕举、万事大吉？“文明之邦强盛之源”，
真就“基于学校”，由此而致富强了？事实告诉我们，未必。
　　　　如前所述，科举制不仅是传统中国政治制度的核心部分，更因其本身具有弹性，足以充当传统中国的“杠杆”。首
先，参试资格的放开、考试程序的一律及对各省学额的调节，令国民不致遭遇受教育权利的不公平；其次，“学而优则
仕”的科举宗旨，保证了耕读传统——读书人出则入仕，为官者退则居乡——的延续，不致造成巨大的城乡差别以及国
家政权与基层民众的隔膜；最後，科举制具有“开放政权”的作用，令隋、唐以来的中国形成一种“公开”、“透明”
的政治模式（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56…7页）。最後一点似与常论相悖。然若考虑到“帝国”具有自身无法突
破的局限性——君主专制，我们不得不承认，藉科举制（及与之配适的官僚铨选制度）体现出来的“消极的民主”，多
少降低了出现君主绝对“独裁”的风险，终不失为自传统中国内部发展出来的最优解决方案。以此之故，陡然将科举这
根“杠杆”撤去，若未能及时觅得代用物，一国政治之失衡势将无法避免。
　　　　当时定议：科举废除後，以学堂代之，并辅以留学。于是，天下读书或不读书的“读书人”，甫闻新诏，初则惊喜
狂怒，继则狂怒惊喜，终于，纷纷“背起书包上学堂”而後已。为何惊喜？为何狂怒？为何上学堂？所以惊喜者，留心
经济、立志匡时的人获得了解放，再不用千人万马挤在科举这条独木桥上你拉我拽举步维艰了；所以狂怒者，十年寒窗，
砚透笔秃，何曾想换来一场黄粱梦？所以上学堂者，自此以後，神州大地，遍设学堂，将使“无地无学，无人不学”，
并以此致富图强，有志报国养家者，舍此途无以进身矣。
　　　　学堂制度差不多全盘照搬自日本。所以如此者，一则因日本维新以来，国富兵强，适堪师法；二则日本为邻邦，对
其制度进行考察甚为便利；三则日本刚刚战胜俄国，足以坚定主事者的信心。可是，直至科举废除，学堂制度并未建设
完备，不论宗旨、科目、章程等软件建设犹待斟酌改善，即校舍、师资等硬件建设，亦因政府财政濒于破产，拿不出专
项经费，无法展开。于是，“劝谕绅士”，“捐募绅、富”，遂成为办学主流，其时，不仅私立学堂幾乎全由各省士绅
举办，即大部分公立学堂亦由其开办。这场改革，实质上是教育公有化全面转变为教育私有化，其利弊不可胜言，仅述
其大者。
　　　　清末废除科举，改办学堂，从表面上看，前此得益于科举的士人绅士的特权受到破坏，或曰“士人政权”被瓦解，
他们理应坚决反对此项改革。而实际上，广大士绅在此巨变中“机敏的停止了反抗”，转而以开办学堂作为“保存特权
的新出路”。因为，学堂的考试内容虽由子曰诗云一变而为声光电化，可是，学堂毕业生（以及留学生）照样被授予生
员、举人、进士的头衔，照样做官，特权犹在。王辏г擞�1908年特授翰林院检讨，尝作诗云：“已无齿录称前辈，尚有
牙科步後尘”；上联谓科举已停，为旧日翰林所重视之前辈、晚生的规矩，毋庸遵守，下联则谓新学方兴，医学生中佼
佼者也可获得进士头衔。钱锺书撰《围城》，述及方鸿渐“博士”回乡，成为“本县的名人”，报馆请他题辞，学校请
他演讲，一时风光无两，不啻如从前中进士、点翰林而衣锦还乡者。二者，冶华洋新旧于一炉，相映成趣，而幽默的背
後，则显示了新、旧制度虽有差异，读书人的特权却未因此改变。
　　　　国民中读书人的特权依然保留，全体国民受教育的权利却因此不平等。科举制度下的读书人，所费不过幾本书钱及
微薄塾金，且入学以後还能得到政府的补贴（膏火银）；而新时代的学堂生，其学费、制服费、食宿费皆由自筹，贫家
子弟因此废学者渐多。清代平均识字率约为20％　，而民国时期很多地区的识字率竟低于此数。如江西寻乌县，位于闽、
粤、赣三省交界处，极为偏僻，在科举制度下，十万县人中识字率达到40％　（包括一个举人、四百个生员），废除科举
後，能进学堂（自小学至大学）读书者不过14％　（毛泽东《寻乌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