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代(港版)-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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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了班，我忙于转移书信手稿，跟朋友告别，做好入狱准备。我去找彭刚，他是地下先锋画家，家住北京火车站附近。听说我的处境，二话没说，他跟他姐姐借了五块钱，到新侨饭店西餐厅，为我临别壮行。他小我六七岁，已有两次被关押的经验。席间他分析案情，教我如何对付审讯。皮肉之苦不算甚么，他说，关键一条，绝对不能信「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在新侨饭店门口分手，风乍起，漫天沙石。他拍拍我肩膀，叹了口气，黯然走开。
那年我二十六岁，头一次知道恐惧的滋味：它无所不在，浅则触及肌肤——不寒而栗；深可进入骨髓——隐隐作痛。那是没有尽头的黑暗隧道，只能硬着头皮往前走。我甚至盼着结局的到来，无论好坏。夜里辗转反侧，即使入睡，也会被经过的汽车惊醒，倾听是否停在楼下。车灯反光在天花板旋转，悄然消失，而我眼睁睁到天亮。
几个月后，危险似乎过去了。危险意识是动物本能，不可言传，但毕竟有迹可寻：保卫组的人出现频率少了，见面偶尔也打招呼；政局有松动迹象：电影院上映罗马尼亚电影；女孩们穿戴发生微妙变化，从制服领口露出鲜艶的内衣。
我决定动手修改《波动》。首先是对初稿不满，不甘心处于未完成状态。再说受过惊吓，胆儿反倒大起来。在家写作，父母跟着担惊受怕，唠叨个没完。我跟黄锐诉苦，他说他大妹黄玲家住十三陵公社，正好有间空房。
我走后门开了一周病假，扛着折叠床，乘长途车来到远郊的昌平县城。黄昏时分，按地址找到一个大杂院，跟门口的男孩打听。他刚好认识黄玲，为我领路，穿过晾晒衣服被单的迷宫，直抵深处。黄玲和新婚的丈夫刚下班，招呼我一起吃晚饭。隔几户人家，他们另有一间小屋，仅一桌一椅，角落堆放着纸箱。支好折叠床，我不禁美滋滋的：天高皇帝远，总算找到「世外桃源」。
没有窗帘，很早就被阳光吵醒。在桌上摊开稿纸，我翻开由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的电影剧本《卡萨布兰卡》。这本小书借来多日，爱不释手，对我的修改极有参考价值，特别是对话，那是小说中最难的部分。
我刚写下一行，有人敲门，几个居委会模样的人隔窗张望。我把稿纸和书倒扣过来，开门，用肩膀挡住他们的视线。领头的中年女人干巴巴说：「我们来查卫生。」无奈，只好让开。她们在屋里转了一圈，东摸摸西动动，最后把目光落在倒扣的稿纸上。那女人问我来这儿干甚么，答曰养病，顺便读读书。她抚摸稿纸一角，犹豫片刻，还是没翻过来。问不出所以然，她们只好悻悻走了。
刚要写第二行，昨晚领路的男孩轻敲玻璃窗。他进屋神色慌张，悄悄告诉我：刚才，我听她们说，说你一定在写黄色小说。他们正去派出所报告。你快走吧。我很感动，摸摸他的头说：我是来养病的，没事儿。还得谢谢你了，你真好！他脸红了。给黄玲留下字条。五分钟后，我扛着折叠床穿过院子，仓皇逃窜。
六
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周恩来去世。死讯投下巨大的阴影，小道消息满天飞，从报上排名顺序和字里行间，人们解读背后的含义。自三月底起，大小花圈随人流涌入广场，置放在纪念碑四周，堆积如山。松墙扎满白色纸花。
我每天下了班，乘地铁从始发站苹果园出发，直奔天安门广场。穿行在茫茫人海中，不知何故，浑身直起鷄皮疙瘩。看到那些张贴的诗词，我一度产生冲动，想把自己的诗也贴出来，却感到格格不入。
四月四日清明节正好是星期天，悼念活动达到高潮。那天上午，我从家乘十四路公共汽车到六部口，随着人流沿长安街一路往东，抵达广场。混迹在人群中，有一种隐身与匿名的快感，与他人分享温暖的快感，以集体之名逃避个人选择的快感。我想起列宁的话：「革命是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的盛大节日。」在花圈白花的伪装下，广场有一种神秘的节日气氛。我东转转西看看。有人站在高处演讲，大家鼓掌欢呼，然后共谋一般，掩护他们消失在人海中。
我回家吃完晚饭，又赶回天安门广场。趁着夜色，人们胆子越来越大。晚九点左右，我转悠到纪念碑东南角，在层层紧箍的人群中，突然听到有人高声朗读一篇檄文：「。。。江青扭转批林批孔运动的大方向，企图把斗争的矛头对准敬爱的周总理。。。。」他读一句停顿一下，再由周围几个人同声重复，从里到外涟漪般扩散出来。公开点名「江青」，比含沙射影的诗词走得更远了，让我激动得发抖，不能自己。在苍茫暮色中，我坚信，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快要到来了。
四月五日星期一，我上班时心神不宁，下班回家见到曹一凡，才知道事态的发展：当天下午，愤怒的人群不仅冲击人大会堂，还推翻汽车、火烧广场工人指挥部小楼。当晚，镇压的消息，通过各种非官方渠道传播，据说用棍棒打死无数人，广场血流成河。
第二天一早，史康成骑车来找曹一凡和我，神色凝重，眉头紧锁，却平静地说，他是来道别的，把女朋友托付给我们。他决定独自去天安门广场静坐，以示抗议。那等于去找死。可在那关头，谁也无权劝阻他。他走后，我深感内疚：为甚么不与他共赴国难？我承认自己内心的怯懦，为此羞惭，但也找到自我辩护的理由：「天生我材必有用」——我必须写下更多的诗，并尽早完成《波动》的修改。
由于戒严，史康成根本无法进入广场，从死亡线上回来了，回到人间，回到女朋友和我们身边。两个月后，我改好《波动》第二稿。
七
一九七六年八月上旬某天下午，在同班同学徐金波陪伴下，我去新街口文具店买来厚厚的精装笔记本和小楷毛笔，回家找出刮胡刀片。打开笔记本扉页，在徐金波指导下，我右手握刀片，迟疑片刻，在左手中指划了一刀。尖利的疼痛。由于伤口不深，仅沁出几滴血珠，我咬牙再深划一刀，血涌出来，聚集在掌心。我放下刀片，用毛笔蘸着血在扉页上写下：「珊珊，我亲爱的妹妹」，泪水夺眶而出。
大约十天前，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七日傍晚，家中只有我和母亲，她已调回人民银行总行医务室上班，父亲仍留在昌平的人大政协干校劳动，当工人的弟弟在山上植树造林，他们每周末回家。
那天晚饭后来了个客人，叫姜慧，她娇小可爱，丈夫是高干子弟。她写了一部长篇政治小说，涉及文革中党内权力斗争，江青是主人公之一。说实话，那小说写得很粗糙，但话题敏感，正在地下秘密流传。
九点半左右，姜慧起身告辞。我陪她下楼，到大院门口，看门的张大爷从传达室出来，说你们家长途电话。姜慧陪我进了传达室。拿起听筒，先是刺耳的电流声，电话接线员彼此呼叫。原来是湖北襄樊南障县的长途，是珊珊所在的工厂打来的。终于传来一个小伙子的声音，姓李，也是人民银行总行的子弟。他的声音忽近忽远，断断续续：珊珊，她、她。。。。。今天下午。。。。在河里游泳。。。。。失踪了，你们别急，全厂的人都在寻找。。。。你们还是派人来一趟吧。。。。。
我紧握听筒，听到的是自己血液的轰响。传达室的灯在摇晃。姜慧关切的目光和遥远的声音。我不知所措，紧紧抓住她的手嗫嚅着，待冷静下来，示意她先走。
回家脸色苍白，母亲问我出了甚么事，我搪塞过去。骑车到电报大楼，给父亲和弟弟分别打电话。跟父亲只说珊珊生病了，让他明早回家。跟弟弟通话，我说「珊珊被淹了」，避开「死」这个字眼。
再回到家母亲已躺下，她在黑暗中突然发问：到底出了甚么事？我说没事，让她先睡。我在外屋饭桌前枯坐，脑海一片空白。我们兄妹感情最深，但近来因自身困扰，我很少给她回信。
凌晨三点四十二分，山摇地动，墙上镜框纷纷落地，家具嘎嘎作响。从外面传来房屋倒塌的轰响和呼救声。我首先想到的是世界末日，心中竟有一丝快意。邻居呼喊，才知道是大地震。我搀扶着母亲，和人们一起涌到楼下。大院满是惊慌失措的人，衣衫不整。听说地震的中心在唐山一带。
父亲和弟弟上午赶回，亲朋好友也闻讯而来，相聚在乱哄哄的大院中。这时收到珊珊的来信，是三天前写的。她在信中说一切都好，就是今年夏天特别热，要我们多保重。
大家最后商定，先瞒着母亲，由表姐夫陪同我和父亲去襄樊。我和父亲一起上楼取旅行用品。他在前面，驼着背，几乎是爬行，我紧跟在后，跌跌撞撞，真想与争吵多年的父亲和解，抱着他大哭一场。
由于地震，去襄樊的一路交通壅塞混乱，车厢拥挤不堪。到了目的地，才知道事故原委：七月二十七日下午，珊珊带几个女孩去蛮河游泳。那天上游水库泄洪，水流湍急，一对小姐妹被卷走了，妹妹消失在漩涡中。珊珊一把抓住姐姐，带她游向岸边，用全身力气把她托上岸，由于体力不支，她自己被急流卷走了。第二天早上，才在下游找到尸体。她就这样献出自己的生命，年仅二十三岁。
在堆满冰块的空房间，我握住她那有颗黑痣的左手，失声痛哭。第二天火化时，我把她二十岁生日时写的献诗放进棺木。我终日如游魂飘荡，从宿舍到办公室，从她出没的小路到出事地点。我把一把把野菊花抛进河中。
在她的日记本上，我找到她写下的一行诗：「蓝天中一条小路。」是啊，自由与死亡同在，那有多大的吸引力。回家路上，我时时感到轮下的诱惑。但我知道，除了照顾父母，还有更重要的事等着我去完成，为了珊珊也为了我自己。我承担着两个生命的意志。
掌中的血快用尽了，徐金波帮我挤压伤口，让更多的血流出来。我在纪念册的扉页上写道：珊珊，我亲爱的妹妹，我将追随你那自由的灵魂，为了人的尊严，为了一个值得献身的目标，我要和你一样勇敢，决不回头。。。。（大意）
八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下午，我和严力在芒克家聊天。芒克跟父母一起住计委大院，父亲是高级工程师，母亲是复兴医院护士长。严力住在附近，常来常往。我们正抽菸聊天，芒克的母亲进屋说，下午四点有重要广播。
那是多事之秋。一月八日周恩来去世，三月八日吉林陨石雨，四月五日天安门事件，七月六日朱德去世，七月二十八日唐山大地震。还能再有甚么大事？我们不约而同想到了一起，谁也没点破。
下午四时，从家家户户的窗口传出哀乐，接着是播音员低沉的声音：「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名誉主席毛泽东，今日零时十分在北京逝世，享年八十三岁。。。。。」
我们对视了几秒钟，会意一笑，但笑得有点怪，有点变形，好像被一拳打歪——这一时刻让人猝不及防。芒克顺手从床底下摸出半瓶「二锅头」，到厨房取来三个酒盅。斟满，三人默默干杯，再斟满，我们的笑容变得舒展，好像跨越了令人尴尬的瞬间。「这回有戏了，」芒克低声说。
回家的路上，一扇扇窗户亮了。我骑得很慢，并不急于回家。高音喇叭和收音机相呼应，哀乐与悼词在空中回荡。有人在哭。北京初秋燥热，有一股烧树叶的味道。并行骑车的人有的已戴上黑纱，表情麻木，很难猜透他们在想甚么。
第二天早上，各单位和街道居委会搭建灵堂，组织追悼会，出门必戴黑纱。我正为珊珊服丧，这倒不难。再说我长期泡病号，很少出门，在家重读爱伦堡的《人。岁月。生活》。
九月十八日下午，在天安门举行官方追悼会，电视台电台现场直播。我们全楼仅我家有一台九吋黑白电视，成了文化中心。午饭后，楼下贺妈妈（曹一凡的母亲）和李大夫等老邻居陆续落座，一边安慰痛不欲生的母亲，一边等着看电视直播。我避开她们，独自退到窗口，在离电视机最远的地方坐下。那一刻，我有候鸟般精确的方位感：我背后正南约五公里是电报大楼，再沿长安街向东约三公里即天安门广场。
从电视镜头看去，天安门广场一片肃杀，悼念的人们由黑白两色组成，国家领导人一字排开，表情呆滞，但想必各怀鬼胎。下午三时，由华国锋主持追悼会。他用浓重的湖南口音宣布：「全体起立，默哀三分钟？8943。」我母亲和老邻居们慌忙站起来。我迟疑了一下，身不由己也站起来，低下头。我到底为谁起立默哀？自己也说不清，是为了我自幼崇敬而追随过的人，为了献出自己年轻生命的珊珊，还是为了一个即将逝去的时代？
九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日，北京下了场少见的大雪，几乎所有细节都被白色覆盖了。在三里屯使馆区北头有条小河，叫亮马河，过了小木桥，是一无名小村，再沿弯曲的小路上坡，拐进一农家小院，西房即陆焕兴的家。他是北京汽车厂分厂的技术员。妻子叫申丽灵，歌声就像她名字一样甜美。文革初期，她和父母一起被遣返回山东老家，多年来一直上访，如今终于有了一线希望。
地处城乡之间的两不管地区（现称城乡结合部），这里成了严密统治的盲点。自七十年代中期起，我们几乎每周都来这里聚会，喝酒唱歌，谈天说地。每个月底，大家纷纷赶来换「月票」，陆焕兴是此中高手，从未出过差错。
这里成了《今天》的诞生地。十二月二十日下午，张鹏志、孙俊世、陈家明、芒克、黄锐和我陆续到齐，加上陆焕兴一共七个。直到开工前最后一分钟，黄锐终于找来一台油印机，又旧又破，显然经过文革的洗礼。油印机是国家统一控制的设备，能找到已算很幸运了。大家立即动手干活——刻蜡版，印刷、摺页，忙得团团转。
那是转变之年。一九七八年四月五日，中共中央决定全部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五月十一日，《光明日报》刊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成为政治松动的重要信号。
上访者云集北京，有数十万人，他们开始在西单的灰色砖墙张贴大小字报，从个人申冤到更高的政治诉求。十月十七日，贵州诗人黄翔带人在北京王府井张贴诗作，包括横幅标语「拆毁长城，疏通运河」，「对毛泽东要三七开」。十一月十四日，中共北京市委为一九七六年「四五事件」平反。十二月十八日至二十二日，中共中央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第三次会议。十二月初，邓小平通过加拿大《环球报》记者，向人们传递一个重要口信「民主墙是个好东西。」
一九七八年九月下旬一天晚上，芒克和我在黄锐家的小院吃过晚饭，围着大杨树下的小桌喝酒聊天，说到局势的变化，格外兴奋。咱们办个文学刊物怎么样？我提议说。芒克和黄锐齐声响应。在沉沉暮色中，我们的脸骤然被酒精照亮。
我们三天两头开会，商量办刊方针，编写稿件，筹集印刷设备和纸张。纸张不成问题。芒克是造纸厂工人，黄锐在工厂宣传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