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代(港版)-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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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三天两头开会，商量办刊方针，编写稿件，筹集印刷设备和纸张。纸张不成问题。芒克是造纸厂工人，黄锐在工厂宣传科打杂，每天下班用大衣书包「顺」出来。张鹏志在院里盖了间小窝棚，成了开编辑会的去处。我们经常争得面红耳赤，直到深更半夜。张鹏志不停播放那几张旧唱片，特别是拉赫玛尼诺夫第二钢琴协奏曲，那旋律激荡着我们的心。
从十二月二十日起，我们干了三天两夜。拉上窗口小布帘，在昏暗的灯光下，大家从早到晚连轴转，谁累了就倒头睡一会儿。陆焕兴为大家做饭，一天三顿炸酱麪。半夜一起出去解手，咯吱咯吱踩着积雪，沿小河边一字排开拉屎，眺望对岸使馆区的灯火。河上的脏冰反射着乌光。亮马河如同界河，把我们和另一个世界分开。
十二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干到晚上十点半终于完工，地上床上堆满纸页，散发着强烈的油墨味。吃了三天炸酱麪，倒了胃口，大家决定下馆子好好庆祝一下。骑车来到东四十条的饭馆（全城少有的几家夜间饭馆之一），围小桌坐定，除了饭菜，还要了瓶二锅头，大家为《今天》的诞生默默干杯。
我们边吃边商量下一步计划。首先要把《今天》贴遍全北京，包括政府部门（中南海、文化部）、文化机构（社会科学院、人民文学出版社、《人民文学》和《诗刊》）和公共空间（天安门、西单民主墙），还有高等院校（北大、清华、人大、北师大等）。确定好张贴路线，接着讨论由谁去张贴。陆焕兴、芒克和我——三个工人两个单身，我们自告奋勇，决定第二天上午出发。
从夜间饭馆出来，大家微醺。告别时难免有些冲动，互相拥抱时有人落了泪，包括我自己——此行凶多吉少，何时才能欢聚一堂。你们真他妈没出息，掉甚么眼泪？陆焕兴朝地上啐了口唾沫，骂咧咧的。
骑车回家路上，跟朋友一个个分手。我骑得摇摇晃晃，不成直线，加上马路上结冰，险些摔倒。街上空无一人。繁星，树影，路灯的光晕，翘起的屋檐像船航行在黑夜中。北京真美。「解开情感的缆绳/告别母爱的港口/要向人生索取/不向命运乞求/红旗就是船帆/太阳就是舵手/请把我的话儿/永远记在心头。。。。」我想起头一次听到的郭路生的诗句，眼中充满泪水。迎向死亡的感觉真美。青春真美。
二○○八年十月
幸亏年轻
发布： 2009…4…17 07：21 ｜ 作者： 陈丹青
──回想七十年代
一九五三年生于上海。七○年至七八年辗转赣南苏北农村落户，期间自习绘画。七八年入中央美术学院，八○年毕业。八二年至九九年定居纽约，自由职业。二○○○ 年至○六年任教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现居北京，自由职业。作品《西藏组画》等，业余写作，出版《纽约琐记》、《多余的素材》、《退步集》等。
一九七六年秋初，我以知青身份有幸被西藏自治区「美术摄影办公室」——文革期间各省唯一的美术机构——借去画画，同行者另有南京艺术学院老师陈德曦和王孟奇。九月一日到拉萨，我们落宿幸福东路十二号二楼，短暂的高原适应后，天天散在街头画速写。
九月九日午后，我们正收拾画具，负责安排活动的「美影办」主任屠思华上楼进屋，并不看着我们，说：「这样子，下午不出去了。四点钟电台有重要广播。」旋即离开。
我们各自坐下，忽然好安静。那么，是毛主席死了。
活在一九七六年的人明白那是怎样一种感觉，那是怎样的一年。元月周恩来殁，仲夏是朱德的死，「人心惶惶」，不准确，那年，人心是在默然等待，暗暗地猜。。。。。拉萨阳光猛烈，我记得屋里的静，三个人刻意扯些别的话题，闪避目光，不敢对视，抑制嘴角的痉挛，只怕猝不及防，笑出来——「那一瞬间，他没有能够使他的脸色适应于他的过失。。。。。他的面孔完全不由自主地突然浮现了他那素常的，因而是痴愚的微笑。」《安娜。卡列尼娜》的开篇这样描写阿卡谛维奇偷情后被妻子发现的一瞬。不合时宜的表情！文革翌年家里接到一封报丧的信，是父亲有位老同学干校猝死，我先拆看了，递给父亲时，也曾忽然发笑，其时十四岁 ——一九七六年我满二十三岁，已知事关重大，然而九月九日下午我们竭力抑制的正是托尔斯泰捕捉的那种笑，虽则理由大异，但何其危险：笑是可怕的证据，门虽关着，三个彼此信赖的人，可是一笑之后怎样收场？说甚么？说甚么都不宜。
确凿的经验无法确凿描写，我确凿记得那天下午怎样吞咽有罪的笑意，同时心生恐惧。四点钟到了，一遍又一遍的哀乐、回放，那些年城乡遍布高音喇叭。几天后，拉萨广场庞大的葬礼，万人默哀，所有警报汽笛齐声鸣响。今年，汶川地震再度全国举丧，我伫立街头，从风中肃然辨听远近四外的机械哀鸣，想起三十二年前。三十二年后，此刻我斗胆写出当年的真实，就是：我们等待最高领袖逝世的这一天，等很久了。
此后我不再目击千百人颠扑号叫的壮观。葬礼中陆续有人昏倒，被抬出行列。那年十月我画成的大油画便是一组痛哭的脸。这万民痛哭的理由，是大悲痛、大忧患、大解脱，或者，仅只因为恐惧，因恐惧而趁势放声一哭。我确知人民哀伤，我同样确信，那时，许多人，包括中南海诸公，都在暗暗等待终结的一刻，只是没人知道此后中国将会上演甚么剧情。。。。。当我混在挤挤挨挨的葬礼行列中用力低垂头颅，周围数百人的号哭一阵阵如爆炸般轰鸣，怎么办？那些年我为种种理由感伤泣涕，可现在只剩几个人便轮到我上前鞠躬，眼中还是没有泪，怎么办，我绝非无动于衷，但此刻必须痛哭！疯狂搜索悲酸的记忆，忽然想起「美影办」资料中一幅老照片，是当纳粹占领巴黎，有位街头观看的法国绅士被屈辱扭歪胖脸，老泪溢出。。。。。一阵眼热，下腭趁势抽搐，几秒钟后，我成功地哭起来。
演员。罗拔。狄。尼罗曾主演一位嗜好歌剧的黑帮教父，他的手下潜入剧场悄声通知：警长已被击杀。正为咏叹调感动而泪流满面的狄。尼罗在哭的抽搐中，裂嘴笑了，同时继续痛哭。我又曾读到于是之的自白，他说，每当在《茶馆》第三幕规定情境流下泪来，
他就心中默念：「没演砸、没演砸」。我岂是演员，大葬礼那天的急不择泪绝对不是表演、不是假装，当然，诸位，我也不是真的在哭：哭毛泽东。
这篇文字被指定从一九六九年到一九七九年，描述「七十年代」。其实，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之后，在中国，「七十年代」已告终结。此后数年，全国上下的百般骚动不过是为八十年代开始了种种铺垫和预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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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忆述三四十年前的往事，其实难。记忆是内心的「视像」，封存无为；回想，则近于「思考」，不安份，试图有为了；一旦转成文字，被人读，就有要人相信的意思了。
我爱读各种回忆文字，然而苛求。近年读过的最平实的回忆文字竟是上下卷《吴法宪回忆录》，一五一十，充满细节——那不是在回忆，而是如获罪的共产党人，「老实交代」——譬如他被逮捕的场景若不写出，谁能想像呢：先是他与黄、李、丘几位被带进人民大会堂，一排藤椅，每把藤椅后站一位「彪形大汉」，不久周恩来、叶剑英等老总鱼贯进入，宣布停止各人职务：「给你们每人找了一个地方，好好反省。」此下吴法宪写道：
周恩来又对我说「你把空军搞成这个样子，你不要出问题啊，会给出路的。」我明白周恩来的意思，是叫我不要自杀。。。。。周恩来说：「你去吧」，然后周恩来、叶剑英、李德生三人和我紧紧握手，让杨俊生把我带了下去。
这一幕哪像是现代政治？帮派才如此处理人事，地点在国家殿堂：「紧紧握手」！然后吴法宪开始了不断变更地点的漫长囚禁。
党政人物的回忆，千般机密，牵动亿万人，而亿万人浑然不知。一九七一林彪事败，我正从江西回沪，赖着，混着，忽一日，与数百名无业青年被居委会叫到静安区体育馆聆听传达。气氛先已蹊跷，文件又短，念完，静默良久，居委会头目带领鼓掌，全场这才渐次响起由疏而密的集体掌声。散场后我们路过街头某处宣传橱窗，群相围看一幅未及撤除的图片：那是江青上一年为林副主席拍摄的彩色照片，罕见地露出统帅的秃顶，逆光，神情专注，捧着毛选。
那年月没有任何电影海报或商业广告，所有公开的图片都是党政首脑。众人凑近细看，一声不响，然而那一刻人心的幡然突变，尤甚于几年后毛的死亡：毛总会死的，可谁曾想林彪谋乱，且是这种死法。后来内部传阅飞机在蒙古失事的黑白照片，人民赫然目睹统帅被烧焦的头颅和肉体，形同煤炭——那是林彪在公众记忆中的最后图像。
我是依赖「观看」的动物。倘若不给我「看见」，记忆失去依凭。景物，人事，如今七十年代的生活遗迹几乎消逝尽净，到处变样了。标志性宏大建筑如天安门城楼、人民大会堂，都还在，「四五」、「六四」全在这里发生，但周围新楼阻断了完整的七十年代景观——「祖国大地」也被大肆猥亵、践踏、整容了，除非是我落户的穷乡僻壤，荒山溪流不值钱，总不至拆毁吧。常听说老知青结队回到曾经流放的省区，我知道，非得哪天沿着昔年的山径一程一程走回去，站在山脚、村口，这才可能给我的眼睛找回「七十年代」。
那十年有限的电影、图画，无一给予七十年代的日常真实，直到九十年代初终于看了那部文革中被声讨的意大利纪录片《中国》（ChungKuo– Cina；1972）。导演，老共产党员安东尼奥尼，二○○四年被请到中国，重申自己当年的委屈。我也现在明白，为甚么西方左翼尊敬欣赏红色中国，可是他们来过，走了，在中国的生存者，是我们——我盯着看，很久难以接受这就是记忆中的七十年代，但每一影像对我说，承认吧，你就在这如蚁的人流中。灰色的人流。到处空旷贫瘠，城市，乡村，因为荒败，居然尚称洁净，简直优美。在北方一座村落中，镜头所及，村民争相走避，同时回看镜头。我找不到词语形容那眼神，因久在国外，九十年代我亦不免习染了他者的目光，凝视这幅员辽阔的前现代国家——我的前半生——片尾，一群乡村小学生在操场上列成方阵玩跑步接力赛，大太阳照着，贫穷而顽强，如我落户的荒山中那些石粒和野果般粗韧。
这一幕，确曾捕捉了整代人的无知与生命力。《中国》是我迄今所见唯一逼真纪录七十年代的影像：一位外国人的作品。
七十年代被指令观看的大量官方纪录片，倒也留存部分真实：毛、林、周，江青，红卫兵，批斗会，誓师大会，还有庞大的党代会。。。。。。影像比文字无情，无情才能真实：年代久远，这些电影不再能够行使党政宣传而俨然转成历史的证据，而时间改变同一影像，改变人。四十多年前瞧着天安门广场千万人仰望领袖，欢呼雀跃——一九六六年，中国的七十年代其实从那时开始——我们，十几岁的孩子，以为理所当然。如今平静目睹这光天白日的疯狂，我们长大了。人需要年龄。现在我瞧着周恩来的脸，这才读出他的表情，明白他虽笑着，心中何其警策而焦虑。黎明曙色中，当身穿军装的毛泽东被团团簇拥走下金水桥，断然步入沸腾的广场人群，这一刻，镜头摇晃模糊，我也能读到这个曾叫做毛润之的人——仅仅作为一个人——正怀抱心中的决绝和庞大阴谋，决定挥霍亿万人性，闯开这历史的弥天大祸。
镜头没有偏见，但当年我们读不懂，如同盲人。
印象最深是外事纪录片，那是七十年代绝无仅有目睹外国人的机会。各国首脑照例被周恩来陪伴着进入那间书房，毛摊在他的沙发上，困难地转侧脸面，收蓄口水。自幼及长，我们年年月月在所有图像中逾万次看这张脸，他是唯一的明星，超级明星——很久以后，我们也才知道扶持他的女子名叫张玉凤——但这类电影一律关闭领袖与宾客的对话，只有配音解说，还有音乐，与七十年代猛烈叫嚣的革命音乐不同，这种配乐亲和、优美，我喜欢听，至今没有文献告诉我音乐作者是谁。
在电影院的黑暗中我总会闪过一念：他还要活多久？
进到那间书房的国家元首都死了：戴高乐、尼克松、铁托、金日成。。。。。布托死于绞刑，齐奥赛斯库被好几条枪扫射毙命，马柯斯暗杀政敌后，携夫人流亡夏威夷，客死异邦。那年，八亿人民从电影屏幕目击毛在寓所的过道中与客人拍照时，捉起马柯斯夫人的手，俯嘴亲吻。夫人身边的公子典型七十年代西方装扮：蓄长发，穿着腰身紧窄领口夸张的白衬衫，虽然他是亚洲人，但那是我文革记忆中与我同龄的外国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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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仍留存着七十年代的中山装，因为件数少，终年穿着，洗到发白。如今男人们学会穿西装了，偶然看见零星来自乡镇的老人、穷汉、乞丐，一身中山装，辗转尘埃，甚至还戴着那时的干部帽，破旧不堪。我曾在哈佛大学听赵元任女儿说，海外华侨最是记得一九七二年中国首次出席联合国会议，美国电视播出乔冠华率团走下飞机，一律黑色中山装：「好精神啊，那真是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近年，京城好几处豪华餐馆僱来导引宾客车位的英俊青年，寒夜风中，倒是个个穿着笔挺的中山装：那已成了仆役和下人的体面。
除非县干部，七十年代的乡民装束大致仍是民国款式的遗风：文革初大串联，上海街头走过成群的北方红卫兵，来自鲁、冀、晋、豫，黑粗布棉袄，圆口棉鞋；江南农夫则如鲁迅茅盾小说改编的电影中那样穿着传统短褂，农妇们一身青布衫裤，蓝围裙，入冬，个个裹着綉满彩花的头巾；赣南山民是如清末图画中的耕夫，粗布短打，元宝领、盘扣、窄袖，只是溃烂污浊，不成形状——现在成衣批量倾销，电视中瞧见汶川震区乡下孩子的衣装，个个无异于城里人，而九十年代从江西乡下走出的女孩吕燕，早已被法国人捧为着名时装模特了。
那时的成衣业十分有限，仅在大城市。七十年代上海人的夏装经已流行「的确凉」，春秋衣料大致是卡其布与混纺织品，冬衣，则包括棉毛衫、羊毛衫，绒衣出现高领——深秋风寒，在坡地或谷场，农家老少围拢来，显然从未见过细密编织的绒衣，他们轮番抚摸，喃喃地说：「多软，多暖和！这么好的东西！」山民们甚至连鞋袜也没有，为了御寒，不过是单衣外再穿一件同样破烂的单衣，拦腰捆着草绳，双手擎一枚小炉，炉中是温热的灰烬。我不记得哪位山民穿过中山装，也不记得在农家见过像样的棉被，多半絮花纍纍，经年的破烂，不辨颜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