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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章

七十年代(港版)-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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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所在宁都县是老红区,村中有老农见过项英和瞿秋白。四次反围剿战事均在县内的深山老林:「林子密得瞧不到天啊,老虎,野猪,」老人们回忆:「大跃进,老树全砍了,现在连个獐子都找不见。」三十年代他们也这般赤贫么?很久后我才读到在苏维埃地区发生甚么:数万人被认作「AB」团成员,在我落户的区域被砍杀,被活埋。一九三四年,成千上万赣南红区的壮丁跟随长征,一路死伤,活着走到延安的人有于都县农民黄永胜,还有兴国县人吴法宪。
      
       贫贱、暴力,已成遗传:从三十年代的苏维埃到五十年代土改,再到文革事起,除了批斗,游村,便是毒打。村长张万策那张脸,畜生般野蛮而温顺,对我说,文革时他被公社派来的土红卫兵吊在屋梁上彻夜痛打,不给吃饭,不给喝水。我们惊讶,贫农干部被吊打?张老叔叫道:「是啊!革命嘛!」随即解开腰上的布条,缠绕双手,作出被吊打的姿势,同时朗声暴笑。
      
       歇晌了,也是万策老叔,重重叹一口气,绽开惨笑,狰狞而善良:「你看,解放前给地主做,三餐干饭,尽吃,现在谁都吃不饱啊!」他环顾村人,快乐地吼道:是不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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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赣南山中的第一年即学会吃辣,剧烈的辣。农忙时节,田间的饭菜是每人带一小瓶炝熟的辣椒,拌着粗盐,连同密集的辣椒仔,狼吞虎咽。知青的农事多是失败的,直到我离开那里,仍然49只会栽种空心菜。空心菜不必照看,自会蔓延,饲料是我们自己的尿,提着尿桶在溪边兑了水,然后撒向菜园——不知是因为年轻还是饥饿,我们似乎每时每刻低头觅食,彷彿猪狗。赣南沙土适合种植山芋和花生,收获时,每个人掰断连根带泥的果实,大口啃着,生吃,满嘴辛涩的甘甜。邻家的猫被狗咬断一只耳朵,横在墙角,翌日死了。不记得谁剥了皮,由我拎着去小溪冲洗。溪流清澈湍急,一只剥了皮的猫,脑袋、爪子已被斩去。。。。忽然我撒手,眼瞧血肉模糊的小兽尸出没清波,漂浮着,旋即被飞速奔临的草狗叼上溪岸,迟来的狗们,一拥而上。
      
       仲夏抢收与冬末春节,一年两次,村民得以饱餐。呜呼!我至今不再尝到那来自泥土的鲜美:新割的稻米、池里的活鱼、才从菜园割取的菜蔬——洗过,碧青,热锅水沸,炉膛山柴爆响,烈焰熊熊——还有,清晨宰杀的猪!那猪,没命嘶叫,我亲眼瞧着几条壮汉怎样拦截,怎样对准喉头一刀刺入、退出,鲜血如注。当全猪被滚水冲刷过,昂然倒挂,庖丁解牛也便如此吧:屠夫,一位沉默的中年人,温柔体贴,只轻轻一刀,缓缓顺下来,晶莹热烫的心、肝、腰、肠,蒙着如炊烟般青蓝的透明的膜,成堆坠落。当着围观的男女老少,屠夫于是一刀一刀分解、取出,秤和案板,就在边上。
      
       后来读到文革初年广西大肆杀人的记载:河滩边,死者的心肝、眼珠、脑,也被这样一件件割取,给守候的村民夺了去,回家煮食,以为治病——绍兴城的人血馒头还算斯文的,此事怎样秉告鲁迅?而我在村中听说的往事,是当鲁迅在世的年代:临村有位壮汉的父亲,小地主,红军撤走,他成了寻仇的人。村民在七十年代仍然啧啧惊叹他的体魄与彪悍:怎样喝退左右,徒手杀猪,徒手杀人,那办法,是握紧仇家的双腿,高高拎起,使对方倒悬的脑袋对准山石,频频顿挫,连连撞击,直到死。
      
       他的儿子三十多岁了,没人愿意嫁给他,因他的父亲是被枪毙的反革命。他常在山腰发呆,女人走过他便解开裤档,远远笑着,笑意粗野而妩媚,活像周润发。
      
       在七十年代的幸福记忆中,我看见自己混入上海小菜场排队行列,春节前夕,彻夜守候。天没亮,每个菜场布满黑压压骚动嘈杂的市民,曙色初露,人声鼎沸。排队!那是六七十年代的终年记忆。春节前知青大抵回城,无业,无事,我在队伍中享受无比的温馨,傍晚菜市加班销售,拉出电线,点亮灯,尤其动人。我愿几小时排队,寻看路过的漂亮女孩,欣然绝望,默认自己是户口迁出上海的人。
      
       一年一度,家家户户会在春节领到特许的食品票证,人群盯着菜场案板冰冻的整猪、鷄鸭、黄鱼、乌贼。。。。开秤了,队伍纠结形同暴动:鷄鸭总有大小,每户一份,没选择,凶悍的男女奋勇抢夺,声嘶力竭:「我操你的老娘啊、操你阿妹!」同一句咒骂,强者声色俱厉,失败者叫来是悠扬婉转,彷彿哭丧。。。。花生、蜜饯、瓜子、黄澄澄的豆芽,件件是一年分配一次,我记得豆芽每人半斤,四分钱。自领到票证,家人无数次从抽屉深处取出,清点,商量,然后深藏,当轮到付钱的一刻,四分钱票据被一把撕去——再等明年。
      
       食品以不可思议的方式被暗中买卖。人民不远千里万里捎带腊肉、咸鱼、菜干、糖果,和各种土产,火车上,被绑缚的公鷄忽然在人堆里啼叫司晨。。。。我转去江苏插队时,每次回沪背几十斤大米,因江苏不限制糙米大米的购粮比例,而上海限制。到七十年代,城市居民常年使用食品副食品票证已历二十年,亲友赠送粮油票,等于钞票——顺便一说,除了特权阶层,七十年代全中国没有富人。有限的工薪差异不是如今的贫富差别:六十年代末文革事起,全国资本家除了招致迫害的阶级标签,家产资产一律被没收冻结了。
      
       亿万农民无票无证,口粮仍被严格限定。虽然史书记载历朝历代的灾荒饥馑,口粮限制仍是千年未有的记忆。我每月口粮二十九斤,当被省出版社借去画政治宣传画,必须暂借粮票,然后择时坐长途车一整天回县城,再翻山越岭走到本村,以稻谷秤满数月的口粮。粮库的大锁被啷当打开,我记得会计的手与秤陀怎样颤抖,记得村里派送的挑夫,我跟在后面,到得公社,眼看那份谷子流泄无声,没入公社粮站的巨大谷堆。挑夫的酬劳是一块钱,农民难见现钞,欢喜接过,浑身大汗陪我到粮管所转换粮票,清点后仔细端详,递给我。我给他叫一斤米饭、一盘猪血、一碗波菜猪肝汤——顷刻尽净。
      
       一九七五年当我流窜到苏北二度插队,再次面对当地村官的无奈:他们在田里商量,争吵,拖延,用力吐唾,每个脚趾缝涌出江北松软的泥,走上田埂,不看我,狠狠喝令会计批发口粮。我又被领到粮库,出来时,村民老小站成一圈,瞧着这个据说是知青的外地人,分食全村的口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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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老家早已拆毁。如今要拍摄石库门弄堂的最后影像,须得撞见临近街区的断墙残壁。我穿行其间,有时一惊,依稀认出这是哪位老同学在七十年代的家。
      
       每间陋室人去楼空,屋顶掀开,一地烂家当。这非人的居所并非命该被毁,只因万千私房从五十年代被充公、被改制,承受几代不具产权的住户,繁衍、膨胀、溃烂,丧尽尊严。我在瓦砾堆中几次踩到屋主的家庭照片,污损蒙尘,凝着微光:黑白照片大致摄于五十到七十年代,民国的爹妈和他们解放后出生的孩子依偎着,红领巾、红宝书,幸福而愚昧;彩色照片始于八十年代迄今,同一家人,大的大了,老的老了,口红、烫发,廉价的西装与时装,更其愚昧而幸福。
      
       三五上年纪的人在废墟间踯躅,显然是老住户,看去与我同龄,那么七十年代正当年轻,就近上学玩耍,及长,务工务农,八十年代成家立业,直到拆迁。平庸的悲剧悲喜莫辨,被驱逐的补偿是他们远在郊外的新公寓。三十多年前当我们爬上屋顶伫立风中,猖狂而茫然,谁曾想连绵弄堂万瓦鳞比,有一天会成废墟,更不曾想老来有住进公寓的命——煤气,冰箱、彩电、冷热水、抽水马桶,七十年代的民居完全没有这些,因为没有,事事理所当然:洗刷年夜饭后的油腻锅碗,用冰凉的水;冬日清晨抖瑟瑟升燃煤球炉,看炉火逐渐变蓝;挨家挨户的马桶等候粪车时,娘姨们和车夫打情骂俏。。。。很久很久没用双手自己洗衣,一件件穿过竹杆,晾出去。移居纽约的母亲至今不肯放弃手洗的积习,只不必与邻里等候同一个水槽。
      
       前现代生活并非地狱,时或简直天堂。没电视,但五十年代全国的小朋友从无线电聆听慈蔼的孙敬修老爷爷(七十年代他消失了);贫家没有收音机,但隔壁弄堂的板车夫大叔常在家门口给大家讲桃园三结义,声若洪钟(七十年代谁敢当众讲古)。今日街巷不再有望之无边的乘凉人群,人人裎膀露腿,无耻而坦然。不过革命少女当街熟睡,深宵时分被人剪开瀣裤的遭遇,时有所闻,肇事者的下场当然是逮捕枪毙。
      
       文革初,芸芸弄堂一夜间沦为惨剧的舞台:这里那里的人家,门窗洞开,昼夜抄家,邻里屏息谛听:呵斥、咆哮、嚎哭、抗辩,沉重的家当连续扔出窗外,砰然碎裂,殴打的声响惊心动魄。几乎每天听闻谁家有人失踪或自杀:上吊、割腕、开煤气。。。。有位老太太居然攀上屋顶,爬着,寻到羞辱她的那一户顶层,跳下去。活着的罪人低头走过,身首凝着他人的唾沫。我眼看对门那位穿旗袍的母亲当众发疯,声若游丝,缓缓移步,缓缓煽动展开的双臂,一脸令人惊怵的狂喜。
      
       是的。只要看见残存的七十年代民居,我知道每个门洞后有过甚么故事。记忆是该捣毁,如今京沪的神奇,是除了我党恩赐的伧俗繁华,看过去从未发生过任何事情。
      
       历史在原来发生的地方消失了。我心里时常望见七十年代的上海夜晚,掌灯时分,熄灭希望的家家户户被十五或二十支光灯泡照亮,团坐吃饭,温馨而凄凉。六十年代末的暴乱已告缓和,七十年代彷彿一张被轮番痛打的脸,宁静了,渐有活色。公园店铺熙熙攘攘,爱俏的男女偷偷裁剪衣装,电影院停业多年后开始放映几部革命电影,阁楼或天井传出小提琴声,不事声张的体育比赛恢复了,53乒乓球原本流行,忽然时髦——一九七一年林彪事变后的莫大事变,是翌年基辛格尼克松相继访华,美帝国主义长驱直入。我小学所在的茂名北路直通锦江饭店,「上海公报」即在那里签署,沿途所有住户因此招致严厉监管,包括晾晒的衣裤不得移出窗外。外宾被指定经过的街市一时货品充盈,春节才供应的全猪全鷄密匝匝堆出来,通体冰霜,只给看,不卖,美国人一走,当夜撤回——今岁京城举办奥运会的全套把戏早在三十六年前精彩预演,只是琳琅道具可比那时阔气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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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治,监管,如今的招数与七十年代相比,各有胜擅。父亲,戴帽右派,文革十年每年春节不许出门,于是大年初一将自行车扛到楼上,拆一地,细细擦拭——五类分子总算废除了,现在被各地官员层层扣押者是前仆后继的上访人员,再就是管不胜管的盲流人口,数千万。前几年坐火车北上,尾端两节车厢挤挤挨挨坐满民工,据说没有暂住证,集体遣返,年纪最小的十三四岁,看守的武警也是农村孩子脸——九十年代上海黄蜀芹执导连续剧《孽债》,一开头便是横七竪八挤满乘客的昏暗车厢,几位被知青遗弃的小孩混票上车,北上寻亲,被查出,逮起来。镜头移出窗外,黑夜,车声隆隆,呼啸转弯:这一刻,我猛然撞见常年流离的七十年代。
      
       现在车站送旅人,站台空寂。一九九二年从纽约初次回国,若有所失:车窗改成封闭式,送者寥寥,每一车门下站着女列车员。这就对了,但于老知青却是记忆的错位:七十年代站台送别永远是在列车无声啓动的剎那,人群轰然暴哭,无数手臂扯紧又掰开,同时吵闹着高音喇叭播放的革命音乐?8943。电影可能是火车生涯的最佳叙述,除了画面,车轮的密集音响才是记忆的神助:阔别神州十一载,那年回国头一次坐火车,清晨六点我被列车播音吵醒:杂音喧嚣的起始乐「东方红」,接着是播音员傲慢的诵词:「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声势虚张,和过去一样,但那熟悉的非人腔调给我近乎刺痛的亲切:不是记忆,而是感官,我发现自己仍是七十年代的人质。
      
       七十年代的记忆被火车贯穿:文革十年,亿万人民不准迁徙,没有旅行,出行和返回一律需要公家证明,除非政治或商业性质的差旅,被准予在「祖国大地」往来南北的群体,是上千万知青:被赋予光荣的革命身份,却没有户口和单位的人。那时我在深山徒然羡慕靠近公路的村落,扒车混票,出得山来,路近省城一眼望见铁轨,思家之念汹涌难抑。筹划票钱是父母的大笔预算,贫家儿数年回不得家。赣州,宁都,地方知青也得下乡,也想回家。与我同村熬着一对赣州兄弟,吃苦、乖巧,不知家中甚么事故,哥哥暗中筹划离开,没钱,决定一路帮工步行回家。忽一日我看他挑着行李疾步过村,远远大叫:「保重啊丹青,你也要想办法走啊!」同时泪流满面——赣南山区每四五里路有明清留下的砖砌凉亭,予人歇息,墙上残留红军时代直到文革的标语。我久在山中学会长途跋涉,走啊走,人会平静坚毅。荒径草长,蛇!惊人地美丽,瞳仁与我对视剎那,倏忽逸走了,嘶嘶有声,遗下一窝蠕动的小蛇。
      
       七十年代没有国道,没有立交桥,没有高速公路,除了自行车,没有任何人拥有私家车,火车、公车、大卡车、拖拉机,全部属于国家(直到八十年代,汽车司机还曾是民女的最佳求偶对象)。军人,囚犯,中南海的人,是七十年代另三类被严格保密的移动群体:多年后,我从境外书刊获知毛在七十年代的数度出行:忽然起意备车,忽然中途改道,忽然在车厢逐一招见当地省官——「你们要对我说实话」,这位伟大的谎言家威胁并恳求他的属下——这些属下有吉普专车,不过与今日玩高尔夫球的省官们的进口车,不可比了。
      
       七十年代有飞机的故事吗,现在首都机场仍然保留周恩来迎候尼克松的小小机场。那时几乎没有民用航空业,我唯一的空中旅行是一九七六年自南京去拉萨,当天机场的全部业务,只有一班飞机。
      

       辽阔、贫荒、昏沉,七十年代远未梦见日后中国的路途,一九四九年后的政治变局从未如此密集,接踵而来,以持续阻断的形态联结七十年代——
      
       一九六九年,分送各省农村的大规模遣散,啓动了,世称「干校」,名单中囊括当时全国重要的文人和艺术家。上山下乡号令经已发布一年,数百万老三届初高中生以半数比例发配边省,我所属六九届的遣送比例,则被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张春桥定为百分之百。
      
       一九七○年,我与数万名初中生被发配赣南、皖北、云南、黑龙江,三月注销户口,四月初塞满一系列专程火车,喧哗哭叫,离开上海。
      
       一九七一年,当毛主席将他的专列停靠南昌郊外约来省委书记进车厢秘谈时,我在当年他和红军盘据的深山学会砍柴做饭,认定此生将永远落户农村。九月,林彪事败。
      
       一九七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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