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代(港版)-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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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到这儿， 我明白了。人家这儿管我们这类人有经验着呢。
我前面说这是县大狱， 其实是传统习惯说法。确切地说， 我们由于还是未决犯， 所以关的地方还不是监狱， 而是公安局下属的看守所。
这县公安局看守所老所长， 也姓张。他还是老区传统做派： 不穿官衣。就爱穿着对襟黑棉袄， 一条絻裆裤， 手里提着个抗战时期的镜面盒子炮， 和当年闹日本那会儿的捯饬还一个模样。估计那是他一生中最闪光的年头儿， 那年代绝不能忘。
饶阳这地方到处都是盐硷地， 还非常缺水， 真是「咬在瓜把儿上了—— 苦得厉害」。周边的几个县， 从来都不怎么富裕。有些县农忙一完，就整村整村出去「混穷」， 去讨饭， 把自家的粮食省下来。饶阳县的人， 很要面子， 丢不起那人。他们也到全国各地去「混穷」， 可绝不要饭，他们耍的是本乡绝门手艺—— 劁猪。就拿着一个劁猪刀子， 走遍全国， 吃万家饭， 和古代侠客有几分神似。
除夕之夜， 这个穷乡僻壤老乡们噼里啪啦放了不少炮仗， 好像这儿炮仗不要钱似的。原来， 这块大盐硷地产硝。所以「搓炮仗」就成了这儿的重要副业之一。今儿晚上人们放的炮仗都是自己生产的， 才能可劲儿地造。
我们这伙人， 是一九六九年底从北京公安局看守所（就是那着名的K字楼和王八楼） 押解到这儿来的。其实不过才三个月左右， 已经把我们给彻底饿废了。
现象是， 这伙人里连大小伙子们都不会跑马了， 的确也没马可跑了。甚至连生病都不会发烧了。人们开玩笑说， 咱们都成人干儿了， 细菌也全饿死了。
人们坐在炕上闲聊， 有人发现我们这些人（甚至包括我们中间最胖的李友钿先生在内） 紧并着的两条大腿之间都出现了一个横拳那么宽的空隙。大腿上的脂肪理所当然地消耗殆尽。
北京公安局规定看守所里一人一天八两粮食。每个窝头二两， 正好四个窝头， 一天两顿。在北京， 人们已经觉得饿得前心贴后心。据说，当年批这个定量指标的人， 是北京公安局长冯基平先生。文革中， 他也被关到这儿来了。人们传说， 他为此后悔不已。谁会想到，八两粮食怎么这么不禁吃啊？
每天除了这窝头之外， 就一碗菜汤。甚么菜便宜，就是甚么汤。偶尔有点儿肉末儿， 那就属于上上佳肴了。当然， 逢年过节如果「形势大好」， 我们还会有点儿改善。那阵子，我们已经被改造成了这种人—— 天天想的就是一个「吃」字。除了睡觉时间以外， 肚子全天候都在和你较劲。
到了饶阳， 每天倒是三顿， 定量也是八两。早晚各喝二两粥， 中午有两个号称二两的「饼子」。就连当地的农民进来以后， 第一次开饭的时候惊讶得眼睛都直了， 绝没想到伙食这么凄凉。有人当场就掉泪， 也有人用脑袋去撞墙， 刚进来的人， 胃酸都劲儿大。
我们喝的稀饭可以当镜子照， 身体也都和那粥差不多， 饿得快透明了。可是当地人， 比我们招儿多， 他们很快就找到「抗饥」的窍门， 那就是，越饿越得有存粮， 中午那两个高粱麪的饼子， 最多吃一个。一定得咬牙留下来一个， 到后半夜饿得无法睡眠的时候， 一点儿一点儿，慢慢品。那就可以减弱胃酸对你的折磨。为了防止犯人自杀， 每晚牢房里的犯人都得轮流值班， 每个人两个小时。房上值班的解放军也是每两小时一班，他们在房顶上踱来踱去， 随时都可能点名。
这个县城， 竟然没有起脊的大瓦房， 一码儿的平顶黄色土房。机关或有钱人家才是砖房。我们监狱因为重要， 是砖房， 但也还是平顶房。房顶可以当场院用， 可以晒粮食， 还可以放哨。
这样的款式让值班解放军看守方便， 来回踱步。他们在房上叫到几号， 那个号值班的犯人就立刻站到门前大声喊道： 「二号五个犯人， 一切正常。某某某值班。」
你想想， 这时候要不是有存粮钉着， 你怎么熬过那漫长黑夜里的两小时？ 我们这屋「扫地风」比别的屋子也大一号，给的煤饺子也比别的屋子多一倍。这儿的煤球不是用筛子摇出来的， 所以不是圆的， 这儿是把煤末子和黄土和成了煤泥之后，就用我们的饭碗当工具做煤饺子， 擓出一个个月牙形的煤泥， 往地下一磕， 就齐活了。一开始， 这活儿都把我们这伙人看呆了，那煤泥绝对是煤少土多， 那颜色一点儿都不黑， 快和新四军的军装颜色差不离， 灰不拉唧的。我们想， 这成色的煤饺子， 有法儿着吗？ 没想到，这儿的煤还挺好烧， 就这种灰色煤球着得旺着呢。
为了节约， 我们屋一个星期才分给一百个煤饺子，平均每天只能烧十四个， 而其他小号每天只能烧七个。二十四小时都烧， 绝对不够。所以一到傍晚我们就必须封炉子， 一直封到第二天吃早饭的时候，才打开火。封火的时候， 把半块煤饺子研成细粉再用水和成煤泥， 糊上炉口以后， 再用一根磨细了的筷子扎一个隐约可见的小洞。从那洞口，隐约见到煤火的红色这样才能耗到第二天。
所以， 每夜下来， 我们碗里的剩水都结了冰， 被口嘴边那儿， 都有一块由我们整晚哈气形成的白霜。每个值夜班的， 都冻得只能坐在炉台上。所以， 每个犯人棉袄的背后都有一绺如屋漏痕般的焦黄—— 那是封火后的微小火眼升腾出来的热气所为。
那时候， 我和拉小提琴的杨秉荪正好在一个房间。我们那个房间是个把角儿的大屋子， 住了十来个人。别的小号才有五六个人。我们屋连炕都没有，在地上铺了些麦秸算是我们的铺位。所长对我们说： 这些麦秸在这里也是「稀罕物」， 麦秸比稻草隔寒隔潮， 是打地铺的上好材料。
话是这么说， 对我这个风湿性心脏病患者来说， 这地铺再「高级」， 在这不见阳光房间里地气阴潮， 照样让我忐忑不安。
当然， 这儿也有这儿的好处。北京倒是住楼， 还有电灯， 还有够份量的窝头， 还干燥爽朗。但那儿管的太严了， 每天除了改造自己， 就是批斗别人，其余时间都得坐在那儿学习， 还得坐得笔管条直。你连找个人聊个天， 都得和地下工作者那样机警， 才能偶尔进行。
这里物质条件差多了， 可是根本没人搭理你。你爱看书就看书， 爱聊天就聊天， 爱干嘛就干嘛， 只要你别打架闹事， 他们只要求你老实呆着就行了。
人生何处不相逢， 杨秉荪万万没想到， 在「远离莫斯科的地方」—— 饶阳县， 见到了上一次在莫斯科见到过的老朋友李友钿。你想想那年头儿，有几个人出过国？ 老杨人家是苏联、匈牙利双料留学生， 在那儿学的是小提琴。老杨和我属于一个大案子进来的， 都是因为传说了文化旗手的笑话。
老李从来不说政治笑话。他本来是上海的一位名厨， 阴错阳差被外交部选中， 派往国外常驻， 在莫斯科和布达佩斯都呆过。在文革中，有人在国外揭发他买菜中间可能有猫腻， 北京外交部造反派就勒令把他押解回京。他一听脸就白了， 那个火红年代押解回去，肯定凶多吉少。天生慈眉善眼温顺的他， 半夜就逃出使馆， 企图「叛国投敌」， 结果， 还是被抓了回来。
当年， 老杨是使馆请来的艺术家， 给国际政要献艺。老李则负责演出后给大家准备上好的佳肴。你想想， 那时候他们是甚么架势， 甚么派头？ 吃甚么？ 喝甚么？
在饶阳这里， 他们大眼瞪小眼， 喝着白开水， 等着下顿的黑李逵饼子。这儿的饼子刚下锅的时候是黑红黑红的， 近似巧克力颜色，等凉了下来就黑得像铁疙瘩一样。这是全高粱麪的饼子， 所谓全面就是在磨麪的时候， 把能磨的东西都磨进去。不出麸子不出糠。这样的粮食实惠，所以才那么黑。
老杨和几个同屋的人， 每个人都拿着各式各样的本子， 各种各样的笔， 一本正经围坐在老李的周围。老李用他无锡口音普通话给大家讲解一道道名菜的做法。
这是一项重要的文化活动。固然， 越写越饿， 越饿越写。别看老李已经饿成细脖大脑壳了， 可讲起来菜谱， 还是当年着名大厨的谱儿， 言简意赅，形容准确， 细细道来， 不紧不慢。专业人士就是专业人士， 他口中的每一道菜都精致无比。无论中餐还是西餐都可以录入最顶级的菜谱。就这样，我国的饮食文化得到了一次成功的传承。
我这人虽然也喜欢吃好的， 但绝不是一个美食家，所以向来对饮食文化就兴趣不大， 这会儿又饿得要命， 他们还一本正经坐在那儿进行精神会餐， 那胃脏一定更加难受。所以， 我不去听。老杨说：不会， 精神会餐可以分散注意力， 就减轻胃脏的痛苦。再说， 你学好了这些手艺， 出去以后一定大显身手， 自己彻底伺候自己一把。
当时我们屋子里大概有十二、三个人， 七、八个人都参加了那个精神宴会。
我呢， 正给几个小年轻侃故事。当我侃完一个故事， 他们正七嘴八舌争辩的时候， 一位叫段铎的小伙儿突然说： 「你别就光给我们穷侃了， 干脆教教我们， 也玩玩文学、写写诗。」
段铎那时候大概还不到二十岁， 饿瘦了更显年轻。原来， 他发现我在牢房里靠侃故事就可以占据一席之地。在这儿， 这也算一种本事， 要练别的本事， 这里边儿没条件。要练文学， 就是练嘴、练笔， 在饶阳绝对有这条件。不练白不练。
他话这么一说， 其他几个年轻人都同声附和， 齐齐嚷嚷要拜我为师。段铎学习的根底很好， 因为出身问题， 没被大学录取，只好上了一个中专。虽然他一直喜欢文学， 可没机会玩文学。另一个同号叫王涛， 是青龙桥的一个着名玩主， 那片儿住的都是正儿巴经的八旗子弟。于是，他们就开始听我侃诗。
年底之前监狱进行调号， 把老杨和老李他们都调走了。
我和这些北京来的小伙子们还留在这个大号里， 就开始一起写诗、评诗。段铎是个非常聪明的青年， 他本来是在中专学电机的。我先教他背一些新诗、旧诗， 让他体会诗的意境是甚么， 优美在甚么地方， 如何在文字里寄托笔者的情愫。
从苏东坡的《水调歌头。大江东去》到柳永的《雨霖铃》， 从普希金的《假如生活欺骗了你》到艾吕雅的《你好， 哀愁》等等， 我给他瞎背一气， 他就瞎记一堆。
别人聊天的时候， 他就在那里瞎背。为了记得清楚， 他就把刚趸来的货都抖搂给王涛。不用几个月， 他和王涛， 还有景山东街的小亓都背了不少从我这里趸去的二手诗作。
后来， 以小段为首的这伙孩子， 一人钉了一个本子用来抄诗。后来， 把我搜肠挖肚的所有零七八碎都背完了， 就只好一起命题自己来写诗，每个人都写。他们各有千秋， 全都进步神速。你想想那个王涛， 本来是个玩主， 现在居然和我们一起写诗。小亓喜欢写古诗，写完后也和我们切磋一番。小段两样都试试， 虽然他是浅尝辄止， 写的诗味还是很浓的， 对一个学理工的孩子来说， 就很不容易了。
除夕那一夜， 我们都没睡觉。除了留下来中午的一个饼子以外， 我们还把晚饭稀饭里的胡萝卜，也留了下来当年夜饭。我们把胡萝卜围放在「扫地风」的火口边， 真都烤成了透明的胡萝卜。吃起来有点咬劲儿， 还香甜无比。后来，看到莫言的小说里描写的透明胡萝卜， 似曾相识。那天晚上， 我们约定在一小时内各自写一首诗。
王涛写了一首自由体的新诗， 题目就叫我们大为惊叹—— 《我是流氓！ 》他生动热情地标榜自己就是一个流氓， 谈到流氓的快乐， 流氓的自由，流氓的流浪， 流氓的超越。我们纷纷叫好， 每个人还都和了一首—— 《可惜我不是个流氓！ 》、《我心里就是个流氓！ 》、《我也想当个真正的流氓！》
我们轮流朗诵， 笑得满地打滚。那时我们非常快乐。我们把这几首诗钉在一起，封面上我用美术字写上《流浪者之歌—— 一群快乐的流氓》。我看大家越来越上瘾了， 写作热情高涨， 就说： 干脆咱们办个报纸，当年在渣滓洞人家陈然还办了个《挺进报》， 咱们也在这里办个解闷儿的文艺报， 怎么样？
他们三个齐齐喝彩， 我就开始主办这个报纸了。其实， 每次只是一张大纸， 那是我们用粥把几张纸粘在一起。这张报纸只有正反两面，一共两版。我本来就是学美术的， 所以我先画好了版样， 他们的稿子，也都由他们自己抄写在预留给他们的版面上。我还给每首诗都画了插图。用了两个下午， 我们第一期就出版了。
当然， 我们很小心。每次出版以后， 大家悄悄传阅。当然， 只是在我们这几个人中间， 多一个人看了，我们被发现的机会就多了不止一倍。不是特别近的朋友， 决不传阅。我们本来商定， 看完就毁掉， 可是， 每次大家还是舍不得，于是就分别保存着。我们说好了， 谁的万一被发现了， 就说是自己写着玩的， 别人就尽快销毁。
阴历大年初二， 又调号了。这次我分到一个只住五个人的小号， 和杨秉荪分在一个房间， 我很高兴。就在半夜他值班的时候，我悄悄地把我保存的那份报给他看了， 他看了非常快乐， 拼命忍住笑声。不过， 他抹抹眼睛， 叹口气， 说： 「别舍不得，快点儿销毁了吧。这地方， 这件事就可以算是重新犯罪。安全第一呀。」
我知道他说得对，我就是为这种罪折进来的。于是， 立刻把它塞进了火炉， 眨眼间， 这张报纸就化为一缕青烟。这也是在县大狱的好处， 这里没有暖气。冬天只好生炉子，要是在北京看守所要销毁点儿甚么就没这么容易了。这里销毁一篇文章之类的东西实在太方便了， 原始环境有原始环境的好处。
二
我本来想过两天找个机会告诉他们仨， 都销毁了才保险。可计划不如变化。
大年初四（一九七○年二月九日）， 监狱里人们前两天遇上了难得的改善， 肚子里终于有了点儿宝贵油水。混了个肚儿圆， 大家心情就爽朗了起来。
刚喝完早饭的粥， 张所长就提了镜面盒子炮上了房， 解放军也在房上架起了机枪。这里的犯人们， 非但不会为此而紧张—— 对他们来说这早就是家常便饭了—— 反而都兴奋起来。人们嘀嘀咕咕： 「有戏！ 今儿肯定有戏！ 」哪齣戏并不重要， 有戏就有得看。
老张头看各路人马都布置齐了， 在房上开始发话： 「田寿鹏， 出来！ 打开库房， 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