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代(港版)-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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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如此，为甚么还要选择七十年代？
这当然有不少理由，其中有一个是我们愿意在这里特别强调的。那就是七十年代和一个特殊的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有特别的关系——这是这样一代人：他们是在七十年代长大的，虽然在年龄上多少有些差异，但是两个狂飈之间这个短暂的十年，正是这些人度过自己少年或者青年时代的十年。读过本书的读者一定会有这样的感触，这一代人在青少年时期所遇到的成长环境实在太特殊了，他们的成长经验也太特殊了。的确是非常特殊。回顾历史，世界上一代又一代人都经历过自己的成长和成熟，但是如本书里的人物那样，从懵懵懂懂的少年时期就一步跨入一个罕有的历史夹缝当中，并且在如此沉重的历史挤压里倔强生长和成熟起来的人，大概是少而又少。然而，正是这一代人在走出七十年代之后，不但长大成人，而且成为二十世纪末以来中国社会中最有活力，最有能量，也是至今还引起很多争议，其走向和命运一直为人特别关注的知识群体。
在每一个时代，知识分子都是思想的生产和传播的主要承担者，在大变革时期尤其如此。进入八十年代，充满解放感的中国知识界空前活跃，思想如飘忽的风，忽而从四面八方袭来，忽而又向四面八方散去；不同年龄层，不同社会背景，不同政治经验，一个个彼此或相似或相异的知识群体突然一齐涌现。这些群体没有一个在思想上自甘寂寞，没有一个不是在新观念的追索上充满激情。但是，今天回头再看，由于成长于七十年代的一代人所构成的知识群体是其中最年轻的一群，因此他们的历史记忆更为特殊，其中隐含的意义也不同一般。
本书把主题定位于「七十年代」，就是通过一次集体性的大型历史回顾，来有意地突出这个群体。让他们讲述自己的故事，演绎他们的成长经验，还有从这经验里浮现和呈现的历史环境。读者一定会注意到，在这些故事和经验的追述里，我们并不能看到一个统一的、书中的作者都认可的「七十年代」图画。相反，在这些文字里，或隐或显展示出来的思想倾向和政治态度，是有很多差别的，甚至是相反的，对立的。这些差别，有的，明显是在当年就已经存在；有的，则是在今天追忆的时候才形成的。在编辑此书的时候，我们很重视这些差别，并且不作任何编辑地保留了这些差别，让这些回忆文字尽可能「原汁原味」。这是因为，一来我们要尊重每个人的记忆，这些记忆一旦变成文字，就像谚语说的，「笔写下的，斧子也砍不掉」。那不但是这些文字主人的个人档案，也是历史档案，它们的文字品格和历史的真实性，都自有后人去评说。另一方面，这些差异还是宝贵的研究资料。留意九十年代以来思想界变迁的人都知道，这十年里一个引人注意的的事，就是中国知识分子发生了很大的分化。这种分化引起了长时间的至今也没有平息的十分激烈的争论和讨论。值得注意的是，除了这分裂和分化与现实的政治、经济变革之间的内在联系，知识分子自身的历史和现状，也成了这些讨论的一个重点。我们希望本书的这些文字不但为讨论提供新的材料，更希望以此来推动这个重要的讨论。
由此我们还想谈及另一个话题。
近几十年在中国发生的巨大变革虽然已经有了种种解释和论说，但是缺少对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的专门的研究，特别是「知识分子史」这样一个角度的研究。希望《七十年代》的出版是一个推动，让更多的人注意从这样一个视角，去回顾和评价知识分子在世纪之交这一段历史发展中的作用、贡献和问题。也许正是在这样一个视野里，本书中的人物（也是本书的作者），还有他们的成长经历，他们和大变革的历史关系，他们在思想、知识上的创造、界限和局限，才能得到更好的认识和说明。
比如说，可以把这一代人和同一时期的西方知识分子作一下比较。在欧美，七十年代在表面上和中国情况有些相似，似乎都是一个过渡时期：「五月风暴」和反战运动都刚成为过去，以「列根—戴卓尔主义」为标记的朝代还没有来临，还有，于六十年代一直站在造反前沿的「婴儿潮」一代，似乎也已经筋疲力尽。然而，在这表面相似之后的故事其实完全不同。待到了八十年代展开的时候，人们发现在欧美文化界盘踞要津的当代知识分子们突然换了一副新面目，波希米亚精神已化作了烟尘，不再有四处嚎叫的金斯伯格（AllenGinsberg），不再有特里林（LionelTrilling）骄傲的独立姿态，更别说到街头卖报纸的萨特 （J…P。Sartre）。新一代是依附于学院的埋头做学问的教授，是依附于实验室或公司没日没夜卖命的白领职工，是所谓「技术专家治国型知识分子」。西方知识界的这个变化虽然早有征兆，但还是让人觉得突然，不免引起种种疑问和反思，以致美国学界开始讨论这样的问题：谁是最后的知识分子，今天到底还有没有知识分子？对比之下，本书中的人物在八十年代的命运就很不一样。虽然这些人后来也先后变成了学者、文化人，或者成了作家、艺术家，但是七十年代非常特殊的成长经历，无疑在他们身上打下很深的烙印，让他们的态度、作风、思想都有一种不受秩序拘束，不愿意依附权力的品质。大概正是这些特点让这个群体在中国发生剧烈变革的时代发挥了其他知识群体不可替代的作用——如果没有他们，无论是「思想解放」，无论是「新啓蒙」，都不可能在八十年代发生，或者发生了，也是另外一个样子。
在这样一篇短短的序言里，我们不可能对七十至八十年代中国和欧美知识分子的变化发展作具体的比较，也不可能对中国新一代知识分子在八十年代的所作所为进行深入的分析和检讨。但是，在编辑和阅读本书中的这些回忆文字的时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感想：在今天，是不是出现了这样一种迫切性，就是无论知识界自身，还是知识界以外的人，大家都应该来关心一下知识分子问题：到底甚么样的人才算知识分子？到底我们需要甚么样的知识分子？当然这不是甚么新话题，过去已经有过很多讨论，也有过非常重要的论述，例如葛兰西（AntonioGramsci）关于「有机知识分子」的理论。只是，今天再来关心这个讨论，我们首先还是要从自己的现实问题出发。如果说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在八十年代和西方同行形成强烈的对比，很讽刺的是，从九十年代开始，中国也出现了「学院知识分子」、「专家知识分子」的群体（一个多少让人觉得尴尬的事实是，本书中的主人公里，有不少也成为了这些新群体的成员），而且，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这个群体的数量在急剧地增加，在不久的将来，他们很可能（或者已经）成为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主体。这当然不是没有引起注意。最近无论在报刊上，还是在网络上，都有不少对这个群体的议论和批评，在这些言论背后，其实还是一个问题：我们到底需要甚么样的知识分子？我们在期待甚么样的知识分子？
学院和专家类型的知识分子如此增长、集聚和凸现，可以说是中国知识分子史上的一次大变，但并不是唯一的新变化。从知识分子史的角度看，需要关注和思考的新现象和新问题还有不少。近二十年报刊网络等新旧媒体的急速扩张所造就的一个庞大的媒体和新闻从业人员，就是足以影响历史进展的一件大事。不过十几年的光景，这个群体已经非常庞大，而且还在继续扩大，很难估计在将来这个群体将庞大到甚么程度。不过数量还在其次，关键是，既然这个群体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各个领域，都有着现实和潜在的巨大影响，他们作为知识分子的角色该如何定义，如何估量。从传统意义上说，他们当然是知识分子，但是，就这个群体和国家、市场的关系而言（其中很多人已经是文化和娱乐界的明星），他们真是知识分子吗？如果不是，他们是甚么？如果是，他们又应该如何认同自己知识分子的身份，尽知识分子的责任？这些问题并不容易回答，也不可能一下子就有明确的答案，更不用说形成共识。何况，这类问题还有很多。
在某种意义上，《七十年代》这本书已经参与了这些提问和讨论，尽管此书只是一本回忆文字的集合。以历史记忆进入这类思考和讨论还有一个好处，那就是让我们的讨论有一个历史的维度，有历史的纵深。当然，本书提供的历史记忆是很有限的，甚至也可以说是相当狭窄的，因为涉及知识分子的历史太广了，其中有的，已经形成某种记录，但还有更多的，至今还沉睡在记忆之海的海底，有待搜寻，有待打捞。
最后要说明的一点是，参与本书写作的作者，主要都来自知识界和文化界，这一方面是由于一本书需要一个立意，一个主题；但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是有些不得已。这个不得已使本书有着难以避免的严重的缺陷。既然编辑此书的一个重要目的是想强调历史记忆的重要，那么，有能力也有权利参与这记忆的决不应该只限于那些拥有发言权的社会阶层，「昨天」不能为哪一个群体独占。在「昨天」成长和生活过的人千千万万，里面既有文化人和知识分子，还有广大的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者，其中一定有很多人愿意拿起笔来写作，让昨天在记忆里复活，让今天和昨天对话。如果我们能这样做，相信在文字中呈现的思想和画面很可能和本书十分不同，也许那是一个很不同的「七十年代」，也许他们的历史记忆使我们对昨天有完全不一样的认识。
开始编辑此书的时候，我们曾经设想过扩大作者的范围，也做过一些努力，但是很快发现能力有限。不过，我们仍然没有死心，就在此书出版之际，我们还有一种期望，假如能获得一种支持，让我们有能力放大这书的规模，编成多卷本，比如八卷本或是十卷本，那就有可能梦想成真。
还应该说一下，本书的文章分别在《今天》二○○八年秋季号和冬季号上作为「七十年代专刊」发表，并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完整的繁体字版、明年将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简体字版，以尽可能让更多的读者见到此书。至于我们编辑这本书的种种想法是否能够得到清晰的表达，那只能全交给读者去评判了。
二○○八年十一月十八日
野草！野草！
发布： 2009…5…22 07：58 ｜ 作者： 张奇开
1979年深秋，一位朋友凑在我耳边悄声说：“照原订时间地点碰头，准时到。”
我先与张仁见面，他是“野草”画展的倡议者。仁是我少年时代一起学画的朋友，其父是黄埔军校毕业生，曾在国民党军队担任文官，按当时的标准，本不属于新中国清洗的对象，但在镇反运动中却成了枪下冤魂。仁讷于言敏于行，其坚毅的性格和自由不羁的思想使他在同代人中脱颖而出，成了重庆艺术圈的重量级人物。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中国处在一个物质极度窘困、精神极度膨胀的紧张状态，政治充斥所有的生存空间。在大的压力下，我们仍然形成了一个以仁为核心的“四德村沙龙”，还有以我为核心的“枣子岚垭画室”的艺术团伙，分别以我们各自的居住地得名。仁长我一岁。我们常聚在一起画画，读法国小说，朗诵俄罗斯诗歌，讨论政治。我们对现状极其愤懑，预感它不会永远如此。
任何专制时代都是企图用文化流水线把人造成同样的精神型号。然而无论多么完美的生产机制，总难免有废品。我们这群人就是时代的废品，构成“野草”的基础。
见过张仁，几位主要组织者按约定时间开了碰头会，作了初步分工。张仁负责统筹，邓庭良负责组织，李德虹负责展览场地，我负责作品。有人提出是否要让薛明德参展，意见不统一。邓庭良坚持要薛明德参加，他的理由是“野草”是一个开放性展览，任何人都有参展权。一点不错，“野草”的主要原则之一就是要彻底铲除艺术审查制度。邓庭良身体硕大，性格外向，说话慷慨激昂，甚至咄咄逼人，满口脏字。那是他文革中参加造反派养成的，很少人敢反对他。而张仁内向，在沉默中判断是非利弊。其余几位则态度暧昧。
我提出反对意见：作为同仁画展，“野草”既该调“野”，也应重视“同”，薛明德有过人之“野”，但与我辈之大不“同”；他是个彻头彻尾的天生反叛者，无视制度、习惯、约定及日常生活中的所有规则，在任何意义上，他都是个十足的疯子。他彷彿是颗杀伤力极、没有保险机制又无法定时的炸弹，不分亲疏敌我，随时可能爆炸。
大家早就吃尽他的苦头，我的意见立即得到认同。邓庭良也有所收敛，默默不语，变得格外理智，大概明白他那激情的疯根本敌不过无赖的疯。
“野草”画展在紧锣密鼓中开始筹备。按首次筹备会的分工，我前往四川美院。
四川美院位于重庆九龙坡地区纵深处，由一条坎坷蜿蜒的公路带入。这条路长年累月裸露，没有沥青，作为一个兵工厂坦克的试车道，早已遍体鳞伤。更可怕的是与四川美院毗邻的那座火力发电厂。早在社会主义欣欣向荣的年代，浓滚滚的囱是画家们描绘的景观。到了七十年代，人们方才醒悟那囱原来是环境污染的罪恶之源，甚至是致癌诱因。师生们曾以温和而浪漫形式抗议过，但无人理会。
在朋友引导下，我首先敲开罗中立的画室，其实根本不是什么画室，只不过学生宿舍而己。那时罗中立还是四川美院油画专业二年级学生，油画《父亲》的构思还远不在他的创作构思中。
他审慎地打开门，成熟的面孔和体魄让人印象深刻。我跟他泛泛之交。他内敛而平实，讷于言敏于行，与人保持恰当的距离，他大概属于那种天生反形而上的行动主义者，单纯向上，讨厌无病呻吟和夸夸其谈。他衣随便，戴显然自己修理过的老式眼镜。
室内零乱，弥漫刺鼻的亚麻油和松节油气味。或许为了适应狭窄的空间，他的调色板很小，颜料按冷暖关系从中间向两边排列，白色堆积在右侧，紧靠油壶。油壶与调色板粘在一起。调色板以暖色为主——偏紫。墙上满是纸面油画和素描草图。他准备参展的是一组画，主题是对文革时期权力秩序的反抗。引人注目的是，有一张与偏紫的调色板调子一致的作品：一位艺术青年在密室中画女人体。另一幅是救护车撞到一位男青年，满地是血。它们具有明确的批评指向与情节性，是苏俄述方式与中国特定的历史伤痕的结合。画得很不错，造型准确，概括而流畅，虽说与后来的写实风格有很大区别，但基础却是统一的。我用同行之间通常的世故，不动声色，微微表示赞许。罗中立内向而自信，对他人评价不怎么放在心上。我看完画便匆匆告辞。
午休时间，我的一位早年的学生引我去见何多苓。这是我头一次见到他。虽说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