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代(港版)-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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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着， 聊着， 有人说： 「真的， 家里人这会儿不知道会怎么想呢？ 」「就是， 就是， 要是他们知道我们最后， 还开了晚会， 还都乐呵呵的， 那就好了。」「我说， 咱们这里头， 谁还有可能活着出去？ 」
我们公认， 只有那个小不点儿—— 他是个小佛爷， 那不至于上刑场。他的名字我真的忘了， 我给他起了个外号叫金豆儿。我不禁笑了起来， 说： 「谁会想到， 咱们这会儿还开晚会， 还唱歌， 还聊天。」
「是啊， 这就叫： 望乡桥上唱小曲—— 一群不知死的鬼儿啊！ 」「你们心里都和明镜儿似的， 还有甚么放不下的？ 」那小佛爷问道： 「万一我出去了， 一定把话给你们带到。」
「我们就想让家里知道， 最后的时刻， 我们没疯、没傻， 没哆嗦， 我们平静、轻松地走完了人生的最后几步。你丫出去了， 一定带话给我们家， 告诉他们， 我们最后都乐和着呢。」
「好吧， 放心吧， 各位大哥， 到时候我一定把话带到。」
别看人家金豆儿一个小佛爷， 照样仗义。
第二天开始， 本来以为这就拉去卢沟桥了。没承想， 哪儿那么便宜啊。政府给我们这帮人每个人准备了一份罪行资料， 并且都已经分发给全北京市的各个单位， 直至街道， 要求传达到每个人。一不留神， 我们也爆得大名了。
实际上， 我们得去接受各界人民批判， 给人民当反面教员。很简单， 这不过就是传统的杀鷄儆猴把戏而已。
第一场批斗， 我就大概清楚了当局的目的。
我们除了原有的手铐脚镣之外， 还在脖子上勒了根儿麻绳。俩警察一左一右， 中间的警察用膝盖顶着我的后腰。同时，手里攥着勒在我脖子上那根麻绳。人家就还算客气， 事先警告了我， 要是敢乍刺儿， 就立马给我来个锁咽喉。会场前面多少排， 全坐着民兵，手里还拿着半自动。
人们批判我们的台词， 都是当局事先印发下来的。而高喊的口号，那就是实话实说。甚么「万里江山万里营， 八亿人民八亿兵」， 甚么「备战备荒， 狠狠打击现行反革命！ 」甚么「保卫铁打江山，开除先行反革命分子球籍！ 」甚么甚么的。敢情拿我们开刀， 还不就是为了打仗么。
战前用另类来祭刀， 那是历来必要程序。古已有之， 中外皆然。记得《战争与和平》那本书里， 描写过库图佐夫放弃莫斯科最后时刻， 也和北京一样把监牢里某些「莫须有罪」的叛国者， 拉到大街上游斗， 最后被活活打死。
虽然在小说看见过这种连兽类都脸红的暴行， 对受难者无比同情。谁想到： 有一天竟轮到了自己。
第一天出场回来， 老七就走在我的前面。原来他就关在我的隔壁。进号之后， 趁着队长们正为死囚入仓而忙乱的当儿， 我就趴在小窗口上对老七说：「看毛选。」然后， 我就开始轻轻敲墙。我试图用毛选当密码本， 用分节的敲击声分别代表第几页、第几行， 第几个字， 以此传送信件。
敲了半天， 他好不容易开始明白了我密码的意思， 准备有所回应时， 我却忽略了再轻的敲墙声，照样可以传到队长的耳朵里去。正当我全神贯注敲墙的时候， 突然， 牢门洞开。两个队长抓我一个正着。没话可讲， 我被立刻调了房间， 同时，把我的手铐改成了背铐。
其实， 我们也没有甚么机密可言， 无非来日无多， 只是想最后的交流和诉说。
人， 是有预感的。在饶阳县的时候， 有一天半夜我从噩梦中惊醒。醒来以后， 梦中的画面还在眼前， 挥之不去。我梦见和许多朋友，坐着大卡车在黑雾行进。感觉还是被押送中。但是四周见不到警察。那卡车就走到一条奇怪的街道上。街道两旁有无数的小巷，我们的卡车路过每个小巷前都停一下。为了看清看小巷口悬挂着的巨大白幡。那些白幡上， 有许多人的黑灰色的影像， 如魑如魅，似乎都是注定的鬼魂。我心里明白， 这些都是即将执行死刑的人们。怎么会这样呢？ 突然， 我明白了， 我们这辆卡车里的人， 现在还都五彩缤纷，我们也将进入某个同样的小巷， 我们也将化为鬼魅似的照片。这时候， 我一身冷汗醒来了。当时还庆幸， 还好不过是个噩梦而已。
如今， 这个噩梦几乎是不差毫厘地再现了出来， 我想： 那一个个的小巷就是一批批被执行的人。而我们就是急匆匆的后来者， 而当局印发讨论判处我们死刑的资料， 就是那些巨大的白幡。
进了死刑号以后， 每天即使入睡也绝不香甜。每时每刻一种尖锐的肉体痛苦无法停止，如刀割心头。那时的噩梦已经没有了以前的那种复杂情节和过程。老是梦见自己漂浮在一个漆黑的地铁里， 地铁里似乎发生过地震，到处都是横七竪八的钢铁框架、水泥碎块、石柱木梁， 我就被挤在一个狭小的夹缝中。冰冷的地下水一点点漫上来， 自己的鼻子紧贴在地铁的穹顶上，清楚地知道很快就会窒息， 没有任何逃脱的可能性。只在等那冰水最后淹没。
每天在醒来前一秒钟，似乎心里快乐了一下： 哦， 原来是梦。可是， 立刻又在尖锐的痛苦中醒来。原来， 我还没死， 可是我就在死刑程序中。人生，多数时间都是非常单调和无趣， 只是在无边苦海中挣扎而已。没有甚么值得你去回忆， 只有两种状态， 让你难忘： 要么你在苦海里急速下降，随时会被溺毙。要么你从海底迅速上升， 将吸到新鲜空气， 会看到蓝天白云和阳光， 还有你苦海的地平线。
在死刑号的日日夜夜， 我都被压在铅一般沉重的水底， 像终极前的苟延残喘。
每天， 在两场批斗之间， 我们在分局吃午饭、喘喘气儿。田树云大夫小声告诉我： 「别灰心， 马队长告诉我了： 对咱们是批判从严， 以后处理从宽。」他那双眼睛里居然还充满着生的期望。
另一次我遇见了社科院近代史所的才子沈元， 他问我： 你说会怎么判？ 我说： 死刑。他微微一笑， 说： 「没那么便宜吧？多半儿得去长年苦役。」我说： 「不可能， 遇罗克说了， 上一批都挺了。对咱们这批就特别宽大？ 别做梦了。」他默默看着我，甚么都没说。回号以后， 他就开始发疯了， 有人说是装疯卖傻， 有人说是真疯。反正最后的日子， 你打算如何扮演这个角色， 也是一种选择。
有一次， 在重型机械厂礼堂的后台等候出场的时候。孙秀珍进来了， 和我打了个照面。她已然不像在学习班那样—— 仪态万千，甚至还不如在冀县上车的时候， 她那会儿还那么精神， 那么从容。这时候， 她一副心如止水的模样， 看到我， 微微一楞。眼圈儿顿时就红了。
在队长的命令之下， 我们俩都坐在地下。
她的肩膀开始抽搐， 哭了。一个女队长轻轻踢了踢她， 说： 「哭甚么哭？ 今儿怎么了？ 你不是挺豪横的吗？ 」她似乎无知无觉， 自己继续啜泣。
多年以后， 我遇见了她当年的同屋—— 北京医学院的学生李世佺。她告诉我， 孙秀珍家里是个小康人家， 姐妹三个。一九四九年前父亲是个小业主， 很早就过世了， 三个姑娘都心灵手巧， 特别能干。
老二孙秀珍骨子里是个爱情至上的弱女子， 却也是个典型「红颜薄命」。她温柔多情， 从骨缝里透出来妩媚秀丽， 可她命苦，先嫁给了一个每天下班后先到母亲和大姐那儿去报到的卑微男士。她就咬牙忍着， 过着乏味的日子。她是从北京医士学校毕业后， 分配到北京挑花厂当厂医，那是一个集体所有制的小厂。没想到在那儿遇见了复原回来的厂医田树云， 老田顿时就展开了疯狂地追逐， 海誓山盟一定要娶她。她后来对小李说：女人一辈子就是在等一个人全身心的爱。
为了老田， 在那个时代， 她毅然决然和丈夫提出离婚， 整个就轰动了， 从里到外骂声四起， 不言而喻。最后， 居然被她离成了。可是， 老田这时候却没接她这个茬儿， 和一个出身好的姑娘结婚了。孙秀珍这时候才知道： 爱情再浪漫也抵不上现实的份量。
文革爆发了， 田树云在厂里的日子也不好过， 也许家里的日子渐渐没意思了， 他又卷土重来， 告诉小孙自己发现真正爱的人还是她。在中国现实社会中，他没钱没势， 也没有前途。他们的爱情是没有结果的。他还说， 他已经和苏联联系好了， 只要孙秀珍帮他一把， 定期把他写的信件投到指定汽车里，建功树业以后， 他们可以比翼齐飞， 一起到苏联去过神仙日子。
孙秀珍压根对政治一无所知， 也从来不关心。这时候， 她对他的感情也半信半疑。可是， 看他一脸真诚， 就决定赌一把， 万一是真的呢？ 就这样， 变成了这个案件的协从犯。
进了监狱以后， 她一直和李世佺同学同屋， 也和吴世良女士同屋。经过多少次提讯， 她才知道田树云讲故事， 不过是天方夜谭，还是在利用她对爱的向往。在监号里， 她心灰意冷， 万念俱灰。所以， 平时温柔可爱的她面对刁难她的女队长，顿时横眉立目、异常勇猛。难怪吴世良女士说： 小孙， 天生一个美人坯子， 漆黑的头发， 水汪汪的大眼， 窈窕的身材。没想到，面对强势从不低头。她外表是貂蝉， 骨子里却是猛张飞。
李世佺告诉我， 其实听老吴这样说， 她也不以为然。那时她只是被逼到那份儿上了。她原本一心想就当一个小女人， 等待有人来疼爱。可是命运作弄了她， 让她面对铁窗， 她只能刚烈。
在学习班里， 我们之间交换的书信， 我写的那些类似波德莱尔的忧伤情书， 给了她瞬间的喜悦和安慰。或许， 那只是她暗夜中的一缕微光。我写的那些信， 她只给小李一个人看过。
一次她们嬉笑着看完以后， 小李说： 「他这么动心动肺地喜欢你， 将来， 出去以后， 没准你们俩还真有戏。」她苦笑着说： 「我已经是残花败柳了，而他不过是个学生， 是个孩子。他哪儿知道我呀， 等他了解我了， 还有甚么戏？ 我们只有此时此刻， 哪儿有甚么将来。」
她说的也对， 在那个时刻， 外面的世界和我们无关， 我们已经属于了另类的人群。以前喜欢我或者我喜欢的女孩子， 我那时候已然不抱任何幻想。知道将来绝对不会有甚么旧梦重温。孙秀珍—— 库里娃， 就是我黑狱中娇柔的花朵。
那天， 哭泣的她就坐在我旁边， 几天的批斗之后， 我们都已经是蓬头垢面， 手腕脚踝全都血丝乎拉。她嘤嘤地哭着， 似乎是在回答队长们，其实我知道她是在对我说： 「我这辈子， 过得太不值了。来都不知道为甚么来， 走也不知道为甚么走。刚想好好活下去， 才发现再没有这个机会了。」
几个女队长厉声呵斥她： 「别胡说八道， 宣判你了吗？ 你只有老老实实接受批判， 才有出路。」她停止了呜咽， 说： 「甚么希望不希望， 我清楚得很。我不是和你们过去不去， 只是为自己的一生伤心。」
这场会我们俩是主角。起立准备上场的时候， 我们有机会对视了一下， 我努力对她微笑了一下， 微微点了点头。她透过泪眼望着我， 依然那么楚楚动人。我想， 她也是在为我伤心， 她读懂了我。
那时候， 我们每天至少出去批斗两场。几十场里有两场， 我永生难忘。
一次是， 把我拉回自己的母校—— 中央美术学院， 把我拉回那个熟悉的舞台。我曾经在这个舞台上扮演过古希腊的寓言家—— 伊索。在全剧结束的时候，我曾站在这个舞台上， 这样高呼过： 「人们啊， 听听伊索最后的一个寓言： 狼问狗： 是谁把你喂得这么肥胖？ 狗说： 我的主人！ 狼高喊到：我与其饿死， 也不戴上那条锁链。人们啊， 让我作为一个自由人而死去吧！ 」没想到， 今天， 我居然会回到这里， 重复这千年前同样的故事。
那天， 激动发言要求政府枪毙我的老师、同学， 并没让我伤心。我知道， 他们一定是迫不得已， 他们只是期望好好生存下去。人们在生死这个关口， 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我想， 作为演员， 我比他们演得更为真切。
另一次， 把我拉到我父亲任教的学校—— 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同时把我父亲和我年幼的弟弟寥寥押在台下陪斗。那天， 我看到老父的头发全都白了，他为我如此担忧， 更让我难过。很久以后才知道， 当他得知我被判处死刑后， 一夜白发。这和古代伍子胥的故事一样。我看到幼小的弟弟长高了，他那么无助、瘦弱。希望他能走出我这晦气的阴影。我期望他们能理解我， 可是我却无法说出一个字。
为了让父老弟兄知道我依然身心健全， 在走入会场的时候， 放稳了自己的脚步， 铿锵有力地趟着我的重镣。这道具很质朴， 你趟好了， 那声响相当沉着。我老爸和弱弟， 也都不含糊， 他们和我一样平静地面对群众的疯狂。淡然处之就是把持一种心态。
当批斗者第一次喊「现行反革命分子张郎郎」的时候， 中间的警察扯住我的头发， 往后一拉。让我在群众面前亮相。从第一次批斗开始，我就知道了这个程序。从第二次开始， 每当我将被动亮相的时候， 我已经准备好了一个平和、友善的面孔。让人们知道， 我没有被粉碎，也没有被打垮。我不是你们心中的假想敌。这次， 我给这场戏， 准备了一个微笑的亮相。参加过这个批斗会的人， 应该是记得的。
同一天， 我家的居委会主任和两个警察赶到我们家， 他们要找我妈妈谈谈。他们知道我们家孩子多， 万一有人想不开， 会有更恶劣的后果，所以我妈妈得首先得想得开。妈妈一个人坐在阳台上望着远方。警察走上前来， 说： 「你孩子犯了大事了， 又赶上点儿了，你可得想开了。这会儿谁都没办法， 你们家的人， 可别胡思乱想， 别出了岔子。」妈妈平静地说： 「我小时听说过车尔尼雪夫斯基他们，因为写东西被判处死刑， 那时候他们就是我心目中真正的英雄。没想到我儿子也成了这样的人， 我没甚么想不开的，我为他感到骄傲。」主任连忙对警察说， 老太太疯了， 快走， 快走。
有时候， 批斗回来我想：过去常听见「生不如死」的说法， 觉得那是矫情。现在， 我们每天几场示众， 这些演出远不如阿Q那么幸运，压根没我们表现自己内心感受的机会。连唱一句「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的机会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