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代(港版)-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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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闷也不无道理。那个概念有一条简明的定义是：被告人没有义务证明自己无罪。也就是说，控方才有义务证明被告有罪，所以是该由我问他：「大十字那么多人你们都没抓，为甚么单单抓了我？」但这种「资产阶级」的理自然没法对当时的「公检法」说。当时实行「三堂会审」，公安局、检察院、法院被并成一家联合办案，谁向谁证明去？在公安局里有一位年轻的预审员甚至对我说：「你知道我们这是甚么地方吗？我们这是专门给地狱发放通行证的地方！」我当然记得这是样板戏《红灯记》里日本军官鸠三的台词。但他说这话时一脸的严肃，且表情生动夸张，让我惊奇不已。更让我惊奇的是，我竟然没有笑。想来当时的我，只怕也是一脸的严肃！
　　　　　　
　　　　　　　　二　案由

　　　　　　　有一个梦在我出狱后一直在追逐着我，时至今日也仍反复出现——我老是梦见自己又被收监！说是案子还没有结，说是案子还需重审，说是案子又查出新问题了？8943。总而言之，我是又进去了。这是一个现在进行时的梦，在梦中我清楚地意识到事情就发生在我已出狱多年的当下此刻，我的有些反应因而会与时俱进，譬如这几年我在这样的梦中就会焦急地寻找手机。但有一种焦虑却是始终如一的，我总是立即苦苦思索：我们的案子到底是一个甚么样的案子？这事怎么就没有个完？

　　　　　　　说实话，我对我们这个案子的来龙去脉一直都不甚了了。据说我们卷入的是一个全国性的反革命集团，涉案人员有好几十人。但我只认识我这三个哥们。显然是有人代劳，把几十个人「组织」成了一个「集团」。逼供诱供透露出这个集团的形状是：有一个工人组，还有一个学生组，按理自然还应有一个总部。我们四个人大概就属学生组。后来了解到的背景情况大致是这样：根据当时的「中央精神」，出现了一种「阶级斗争新动向」，全国各地因此「破获」了不少「无组织、无纲领但实质上是」的「反革命集团」，有些地方这种集团被命名为「读书会」或「马列小组」。我们那个山城虽小，却也没人敢说「阶级斗争」在我们那里就没有出现「新动向」。至于我们几个人的「入选」，虽说纯粹是由于运气不好，让我们碰巧进入了办案人员目力所及而手又够得着的范围，但我们的「地下书库」却不容抵赖地成了天赐的「铁证」。替办案人员想，哪里还找得到比这更「符合中央精神」的事？

　　　　　　　我们所偷的书，在当时当然全是禁书。不禁又何必去偷？况且，当时又有几本书没有被禁？这已然足以构成一条「罪行」，何况我们所偷的量还不小。据公安局收缴后的统计是三千余册，其中文学书籍不在少数，尤其是翻译文学。从今天的眼光看，我们几个毛桃小伙恐怕也就是几个「文学青年」而已。在一起吹牛，说得最多的就是普希金、屠格湼夫、托尔斯泰。。。。。。我们那一代人都偏爱的俄罗斯文学。其实这种偏爱本来也是在成长过程中被长期灌输的结果，但到了文革时期再坚持却就成了叛逆的姿态。当然，那年头你只要自己摆个pose，就都在叛逆之列。不过，叛逆在我们也确实是自觉的，从偷读禁书到「有预谋、有计划、有组织」地偷禁书就是一种证明。一旦开了偷戒，自然就远远超出俄罗斯文学这种过去曾被允许阅读的范围，文革前被禁读的各种「内部读物」更是我们的首选。一个个充满油墨香味的书库，让我们对「书香」一词有了一种自定义的「质感」。那些已然粘结在书架上的「内部读物」种类之繁多，更是让我们眼花缭乱！于是有了「关门读禁书，其乐也融融」的一段时日。此外我们还偷听西方音乐，偷看西方绘画。。。。。。总之，被革了命的「文化」一时倒成了我们的最爱。只可惜好景不长。如今想起来，这种叛逆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一种饥荒反应。当几乎所有「食物」都被禁止食用时，你的服从与不服从，并不都是理性的选择，常常成了一种生理反映。

　　　　　　　我们所偷的「内部读物」中有一些比文学书籍更为「敏感」的理论书籍。举例说，前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言论资料汇编、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着作、外国资产阶级谈中国近代史的论文集，以及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汤因比的《历史研究》等等等等。这可就够我们几个哥们喝一壶的了！直到一九七九年平反时，裁定书上　139还留着一条「思想反动」的「尾巴」，其根据就是那些书，因为我们四个人都没有其他文字落在办案人手里——文革开始后不久我们就已养成不写日记、不记笔记的「良好」习惯！有趣的是，举例用来论证我们「思想反动」的书倒不是「资产阶级」或「修正主义」理论书籍中的一种，而是一本写纳粹德国历史的内部读物　——《第三帝国的兴亡》。我不知道办案人员选此书为例的理由是甚么，不过我倾向于认为他们是信手拣了一本。顺便说一句，到一九九○年代以后我才了解到，该书当年也是奉命翻译，主要译者多为正在接受改造的右派分子，其中之一是我所敬重的李慎之先生。

　　　　　　　偷理论书籍当然不是为了收藏，我们当时确实也有一种「理论兴趣」。那种「理论兴趣」的来源，除了年青人一般总是产生的尝试运用理性的冲动以外，还有一种那个时代特产的「政治关怀」。按当时的说法，我们都在思考「中国向何处去」。我们都相信当时盛行的一种看法，认为只有首先「从理论上」认清历史的总体进程，才能在实践上辨明「我们目前的形势与任务」。「理论指导实践」嘛！而且，这种「从理论上」的认识还须达到「哲学的高度」。我自己对哲学的特殊兴趣有一半就是从这种看法而来，另一半也许才可归因于个人气质。我们的理论阅读大多是从马列主义的经典着作开始的，读着读着就产生了读《资本论》的雄心。但列宁说「不懂黑格尔的《逻辑学》就读不懂马克思的《资本论》」，我于是开始啃黑格尔。这样一种阅读先是让我坐了牢，到后来却又让我考上学——一九八○年我报考研究生的专业方向就是「黑格尔哲学和新黑格尔主义」。不知道是前者还是后者算是「历史的误会」。

　　　　　　　现在想起来，有一个事实颇耐人寻味：我们的「政治关怀」个个像政治家或毋宁说是一个革命家的关怀，没有「公民」的概念，当然不可能有「公民」的关怀，尽管我们的个人权利已被剥夺殆尽。我们关心的是「国家大事」，是「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前途」。对于我们来说，没有这样一种关怀，人生就毫无意义。这固然是我们所受的教育和那个「血色浪漫」的时代氛围使然，但也许被我们有意无意地忽略了的一点是，事实上我们每个人的「个人出路」也都取决于「中国向何处去」。有人说过，「不自由，毋宁死」，有时候可以讽刺地解读为「无出路，毋宁死」。以此观之，当年搞运动整人时总是有所谓「给出路」政策，只怕也是深知此理。但对于年青人来说，对「出路」的理解往往会「大而空」，所以「广阔天地」能给予极大的心理满足。不相信这是条出路的人于是只能「生活在别处」。我们的大关怀怕是有点超现实主义的意思。当然，「超现实主义」在这里纯属字面上的借用。

　　　　　　　伟大领袖号召「要关心国家大事」。关心的结果是，直面现实而产生了怀疑。怀疑意味着独立思考，而独立思考从来就被归因于「敌对势力」的影响。按那种逻辑，凡开始独立思考的人，大体上就不再是「自己人」了。前述「中央精神」里断言的「阶级斗争新动向」，其实指的就是在一代青年中出现了独立思考的「动向」。从这一点上说，可以认为那个「断言」非常准确也非常敏锐。当时独立思考的倾向确实已呈蔓延之势，「思想者」们三五成群地在一起读书讨论也成为一种遍及全国的现象。几十年后有人把那种现象概括为「民间思想村落」。借用这个概念，可以说我们那几个哥们就组成了一个「村落」，与我们「同案」的那些人也许另有其他几个「村落」。

　　　　　　　如果一定要为那种独立思考倾向的蔓延划定一个起始时间，大概可以定在知识青年被大规模动员上山下乡的一九六八年底。曾经的红卫兵小将们被连哄带吓地赶至远离运动中心的边远地带，忽然从「毛主席身边的客人」（沿用当初的说法）变成了一种「边缘人」（借用现今的说法），落差是大了点。运动初期被煽风点火引发的那份狂热自然会渐渐冷却，何况大部分人实际上从来就没有真正狂热过。我清楚地记得，当年那段「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着名「最高指示」一发表，立即给我所认识的许多中学生造成了很大的精神压力——毛主席都说话了，他们不敢不去。当时我已从一所中专退学在家，去火车站送过他们中的一些人，目睹了难忘的一幕：知青专列啓动的那一剎那，车上车下突然哭声大作，竟形成轰然巨响。那景象，倒让我想起了杜甫的《兵车行》。如今话说当年，知青们爱说起的是那些虚掷了的「激情」，其实自始至终与「激情」作伴的还有或显或隐但却更为实在的恐惧。为逃避上山下乡，天知道那些「思想落后」的学生们曾想出多少怪主意。我就曾见过不止一人用医用导尿管把葡萄糖水从尿道输进膀胱，以期造成体检时出现糖尿病的结果。还见过更极端的事例，这里就不一一细说了。

　　　　　　　我们几个人对现实的怀疑其实还要早于文革时期。说起我们的「村落」，至迟在一九六四年即已形成。在这个村落里来来去去的当然也不止我们四个人。我有理由相信，我们这个村落在那时候也远不会是一个孤例。文革的来临并没有点燃我们的激情，我们几个人无一例外地都是「逍遥派」。而且，四个人中有三人退了学，两人从中专，一人从普通高中，另一人也想方设法逃离了做知识青年的命运。也就是说，在入狱之前我们四个人都没有了单位，成了在社会上「鬼混」的社会青年。当年的「社会上」，差不多就等同于「社会之外」，离牢门是只有咫尺之遥！

　　　　　　　就我所知，被定为我们这一案总头目的人所在的「村落」好像比我们的「村落」要大一些。他是中心人物，受人崇敬，有些人竟称他为「中国的马克思」。今天看来，这个称谓可能会显得很可笑，表现出「村里人」坐井观天和夜郎自大的闭塞和狭隘。不过，我可以有把握地说，在当年的中国大地上，出现过这种称谓的「村落」恐怕不是一个两个。这个称谓表明：第一，「村落」里的人都是胸怀天下的，想要解决的是（如前所言）「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第二，「村里人」都认为「中国向何处去」是一个理论问题，而且必须达到马克思的那种理论高度，才有可能解答这一问题。第三，「村里人」因此自觉和不自觉地期盼中国能出一个马克思那样的思想家。第四，说到思想家，「村里人」首先想起的总是马克思。

　　　　　　　我们当年那种「独立思考」的局限性由此也可见一斑。我们确实拒斥了当时官方对现实生活做出的一切理论解释，然而从思想方法上说，其实还是逃离不了官方理论之窠臼。长期吃精心配给的「偏食」，似乎能养成一种单一排他的口味。比如说，我总是容易倾心于「德国式」的玄奥，而不太能接受「英国式」的浅白。这种倾向曾严重妨碍了我的阅读。我记得，我曾接触过奥地利经济学派的庞巴维克（EugenBohm…Bawerk）的作品——《资本实证论》，结果却因嫌其「浅白」而没有读下去。尽管庞巴维克是奥地利人，我还是读出他缺少德国味。呵呵！考虑到这些年我读哈耶克所感觉到的兴奋，当年我之错过庞巴维克，还真当引为憾事。

　　　　　　　我当初也不是完全没有意识到这种困境。在入狱前的那一两年，我就开始有意识地胡乱读书，意思是打破以「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为中心线索的所谓系统阅读。并且还常常彻夜不眠地用笔清理自己已然乱成一团的思想，企图做理论突围。那时候，为了安全起见，笔写的东西往往被付之一炬。纸片灰飞湮灭，头脑里也难留下痕迹。对斯宾格勒一见锺情其实就很能说明问题。现在想起来，那时候我的头脑彷彿已被看不见的遥控器锁定了接收频道，有些信息就硬是进不去了。思想的牢笼是所谓「灵魂工程」之杰作，囚禁人的，哪里会只是某种理论？

　　　　　　　后来我还了解到，我们那位「总头目」确实读过不少书，且多才多艺。据说他曾上过几年大学，后却因学业之外的原因（我猜想多半是政治方面的原因）被迫退了学，在一家工厂做了工人。文革初期他在街头贴过两张大字报，文采出众，见解不凡，一时颇有影响。此外，还听说他精通美工，拿着他自己伪造的火车票在全国旅行，列车乘务员从未辨出其真假。这一点我在监狱医院住院时得到过间接的证实。他当时也生病，比我先住进了那家医院。据医护人员告诉我，他用透视胶片作材料为医护人员手工绘制那年头买不着的扑克牌，其精美程度绝对超过厂家印制的。他的此类传奇故事，让我想起的当然不是马克思，而是梁山好汉圣手书生萧让和玉臂匠金大坚。本是一介书生，却已沦落江湖，又竟然满脑子想着「中国向何处去」。多么奇特的人格，多么奇特的年代啊！他的案情很重，病情也很重，肺结核大咯血，但却显然还是赢得了医护人员的尊敬，不能不说他确有过人之处。只可惜他终于病死在那家医院里，没能等到一九七五年结案。据我所知，这一案被关押的人员在结案时全部获释——有人代劳把那个「集团」解散了！


　　　　　　　　反题：生活不在别处

　　　　　　　　三　犯人格

　　　　　　　铁窗，在我的少年时代一直是一个充满诗意的字眼。所谓「诗意」，大体上可以借用电影上常见的那种英雄形象来表达——双手抓着铁栅栏，面带着坚毅从容的微笑，他正在思念高墙外的亲友和同志云云。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当代英雄」，我们那个时代的英雄当然不会是比尔。盖茨或约翰。连侬。当年我们心目中的偶像都是革命者，而革命者又总是和铁窗结下了不解之缘。《在烈火中永生》《红岩》和《革命烈士诗抄》等书中的故事就不用多说了，俄罗斯从十二月党人到老布尔什维克几代革命者的囚徒生涯曾给我们带来多少审美满足？因此，我甚至曾经产生过某种大不敬的想法，觉得毛主席和周总理都没坐过牢，乃是他们革命生涯的某种缺憾。

　　　　　　　一九七一年七月十二日，天气晴好。在公安局接受昼夜兼程的三天审讯之后，我被押送至看守所。至少是可以暂时摆脱无休止的审问了，我当时的心情完全可以用放松二字来形容。说我坐牢是梦想成真恐有嫌夸张，但当我走进那道高墙时，却确实是隐隐感觉到一种「今日到此一游」的兴奋。穿过一个宽敞的水泥地院子，来到狱警的值班室。我正有如一个旅游者一般好奇地东张西望时，却猛然听得一声断喝：「跪下！」声音是从值班狱警的牙齿缝里迸出来的。他说的是粤语腔的普通话，我没听明白，而且我万万没想到他说的是「跪下」这两个字，所以一时没做反应。那位狱警怒了，又大吼一声：「跪下！」我有些慌张，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