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代(港版)-第3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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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界冲突之前，前线调动部队大多是从黑龙江江面上走的。战争爆发以后，江面基本被苏联所控制，边防军的供给都要靠陆地运输，可是整个黑龙江沿江内地多是沼泽地，运输落后极其困难。因此把黑龙江兵团的相当一部分力量调去修战备公路。我当时就被调去修战备公路。修战备公路是一项极其艰苦的工作，也是一个很长见识的机会。为了最短的时间内在沼泽地上修起一条战备公路，以便军队的炮车、坦克、给养能从这条路上过去，采用了很极端的做法，就是大量的伐木，把那些木材直接往沼泽地里铺，然后再在铺倒的木材上堆积大量的石块，就这样硬是用人工的办法在沼泽地里堆出一条路来。石块都是从沿线山上采来的。在山上用炸药打眼放炮。在修这条公路时，除了卡车没有任何的机械，一切都是用人工的，用人工打眼放炮，用人工大锤子把石块打碎，然后再用铁锹把石块装上卡车，由卡车拉到路上去，再由人工用铁锹卸车，人工取土，再由卡车把土运到公路上，非常非常的艰苦。当时修公路的主体都是知青，十几岁二十刚出头的青年，男孩子女孩子都有，没有固定的房子，都是搭的临时帐篷。因为那个地方极其荒凉，有时会有狗熊出没，当地人叫熊瞎子，在我们住的帐篷周围有一段时间经常有熊瞎子光顾。它们经常是晚上跑到食堂来吃东西，白天就走了。记得有一天早上开工时，一只母熊带着两个小熊一家三口跑到我们食堂里坐在那里不走了，吓得大家都不敢出来。最后，有人打了电话叫来武装连民兵带着冲锋枪把它们打死了，这就是当时的情景。那个时候，大家都是学习毛主席着作「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拼了命地修战备公路。从刚刚修好的公路上，会看到有从前线带下来的苏联俘虏，也有从后方去前线的炮车、战车、弹药和粮食。看得出来当时的情况非常紧张，上来的车和下来的车给大家很大的刺激，也时不时地会有军官来做鼓动，来报告前线的战事等等。大家都以为自己是在为反修防修保卫祖国做贡献，觉得很光荣，周围充斥着很强的理想主义情怀。为了赶战备任务，每天工作十八小时以上。有相当比例的知青累病了，但情绪极其高昂。我当时在爱国主义方面思想简单得和任何一个知青一样，甚至有过之。我在工作之余作诗作曲歌唱我们「兵团战士」的「革命」豪情。
其实在去修战备公路之前，批评我的「反革命思潮」、「反毛泽东思想」、组织「黑格尔小组」等等的流言蜚语都已经开始了。那时的批判都不是来自官方的，而是来自知青。实际上，文革中我所遭到的整肃的起源，就是知青发起的攻击和中伤。尽管来自知青的攻击不会导致我正式成为反革命和正式的被打击对象，但是精神上，我已经开始感觉到很大的压力。我知道虽然还没有正式开始整肃我，但是当时的上级已经很关注我潜在的「政治问题」。所以当我到达修战备公路的驻地时，我感觉到九团似乎已经负责向修战备公路的领导有交代。在修战备公路期间，对我的行动已经开始有所监督。
从一九六七年底到农村直至六九这两整年时间里，除了必须的体力劳动以外，我把全部时间和精力，都用在了研读《资本论》上。有趣的是，当初下乡的初衷是了解农村的社会。而事实上，到了乡下后，我远离了政治运动的旋涡，既远离了北京的文革，也没有加入到当地的政治斗争。我把农村当成我的书房，安安静静地认认真真地去思考。阅读《资本论》的过程中，我一直在不断地做笔记。一九六八至六九年期间，我写了多篇论文，与此同时就产生了一个写书的计划。当时想写一本相当庞大的书，囊括所有我探索的主要问题，分析社会主义制度和文化革命。当时深受马克思着作的影响，不仅探索的方式是马克思主义的，连写作计划也在很大程度上是学习马克思的。
我当时感到自己面对的理论问题之庞大不是一个人的智慧和能力所能解决的，所以非常迫切地希望能有更多的人一起讨论这些问题。因此我除了在本村找一些同来的知青外，还大量的通过书信和清华附中原来的同学探讨。那时我每天都在写信、记笔记，总是在读、在写。后来被打成反革命以后，几乎我所有在农村写的东西都被没收了，也就遗失了。眼下留下的，就只有这篇文字最初提到的那一小部分文稿和书信。前面提到过，结束这部分书稿的时间是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那一天是我十九岁的生日，也是我到达黑龙江刚过两年多一点。我已经不记得是有意还是巧合，我在那个七十年代新年到来的前夕完成了那本书的前四章。那时的轻狂少年不知道，一场劫难已经不期而至。
一九七○年，成为我生命里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虽然，我思想上和精神上的成长和转折都并不始于这一年，而是更早。自从父亲在我六岁的时候被打成右派，离开北京，我从此成为出身有问题的孩子。从此我因为出身而遭遇政治歧视。但是，从一九七○年起，我第一次完全独立地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
在全国的文革进入「一打三反运动」（打击现行反革命、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及清洗「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的大背景下，一九七○年年初，整党整团的工作组进入二十四连。他们的目标锁定在所谓的我组织的「反革命集团」问题上。实际上，无论是我个人还是和我来往的知青，没有一个人是党员。但是早在一年前已经有大量流言蜚语认为我反毛泽东思想，极端反动等等。这些置人于死地的流言蜚语及报告送到上级，所以工作组下来时，我的问题就已经列为重点了。在整团的时候，和我来往较多的知青共青团员张莹和常慧如都碰到了严重的问题。工作组试图从她们那里找到「突破口」，证明我的反革命活动及反革命言行。紧随整党整团之后，所谓「一打三反」运动正式开始。我被作为现行反革命成为重要打击对象。
一九七○年夏天，在团党委派来的工作组领导下，全连对我展开了大规模的批判和斗争，从连部到宿舍，从修理厂到场院，从食堂到学校，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漫画和极尽侮辱之词的人身攻击等等，批判我的所谓反毛泽东思想的罪恶言行和其他所谓反革命行为。对我的大批判还总是要把我的大右派父亲连在一起，以编造的罪名咒骂我父亲，用以说明我的反动思想始于反动家庭教育，等等。使得很多不明真相的知青公开的唾弃咒骂侮辱我，
一九七○年七月一天晚上，连队里突然吹起紧急集合号。兵团是军队的组织方式，凡是重大的事情都吹号。一般晚上是很少吹集合号的，那天晚上突然吹起紧急集合号，全连的人全部集中到二十四连的修理厂。二十四连是一个比较特殊的连队，这个连队有自己的拖拉机修理厂，是个相当大的厂房，可以同时修理很多台拖拉机。由于七月份正是农忙时节，拖拉机都下地作业去了，厂房基本上是空的，厂里的大修理厂房可以容纳全连二百多人。那天晚上，全连的职工都集中到修理厂，门窗全都关闭，突然间宣布对我进行隔离审查。在宣布的同时，就把我关押起来了。这实际上是没有审判的拘捕。这一切来的极其突然。集会中一些领导及知青极尽手段煽动对我的仇恨情绪。从出身到个人，从思想到行动，从政治到道德，无不卑鄙龌龊。一些「义愤填膺」的人借我的肉体当众宣示了他们的深刻政治觉悟和强烈阶级仇恨。
那天宣布隔离审查之后，我被捆绑到二十四连的酒坊。酒坊在夏天农忙时不作业，是空的，我被带到酒坊的一间很小的休息室里，从此这间小休息室就变成关押我的狱室。那个房间非常小，屋顶是斜的，人在里面站立不起来，只能坐着或躺下，有一条很窄的只能容纳一人的小炕，别的甚么都没有。被关押后，基本的生活状态就是白天被严格的押送出去，接受批斗，在监督情况下进行劳动改造，晚上进行审讯。我到甚么地方，总有两个人看守。我在任何一个地方干活，不允许其他人和我接触。我睡觉的时候仍然有看守。每天除很少的时间睡觉，其余所有时间不是劳改就是审讯和斗争会。斗争会一天可多达四次。
不知为何原因，我的这个「反革命」案件成了当时建设兵团的重大案件。一度广为流传的关于「黑格尔小组」的流言，在那个年代其政治涵意已然彰显凶相。在我被关押后，师团级领导多次亲自光顾，加强批斗力度，指导整肃方案。我的所有论文、信件、照片、书籍都被没收。我自制的无线电收音机也被送到师部鉴定是否特务设备。除书籍外，所有其他被没收的东西至今一律不知去向。
斗争会或批斗会被用来作为打击和施压的手段，目的是要我招认莫须有的反革命集团罪。除了我的「反革命言行」外，当时斗争会上最常打击的对象就是我的「反革命嚣张气焰」。动不动就被人指称为「不老实」，而任何不老实都可以是被斗争的理由。斗争会同时也是打击其他知青和向其他知青施压的办法。在斗争会上，一些同我有过交往的知青被迫当众「揭发」我的「罪证」，或交代和我的罪恶关系。每当他们的交代「避重就轻」时，斗争的矛头立即对准他们。对我来说，斗争会主要是一种体罚方式。除极度精疲力竭外，在斗争会上也常有一些人或义愤填膺或幸灾乐祸地上来拳打脚踢。看守我的有些人也会拳打脚踢或找藉口来体罚侮辱。但是，这些体罚以及斗争对我精神上的冲击并不是最大的。
当时对我摧残最大的来自于审讯，以及审讯所采用的手段。在一开始审讯时，我以为他们的目标是要整我所谓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当审讯进行深入之后，我才意识到他们是要把我打成一个反革命集团案的首领。他们莫须有地把我从事理论探讨的活动编织成所谓的五一六反革命集团活动，他们甚至把我的十九岁年龄都当成审讯内容，要我交代伪造年龄、伪造历史的罪行。他们说我写的论文是二十七岁有大学毕业文凭的人都写不出的。因此我一定是伪造年龄。审讯中使用剥夺睡眠轮番打击，威胁利诱等恶劣手段，胁迫我承认莫须有的罪名及不存在的反革命集团活动。他们极其恶劣的审讯迫害曾经使我感到自己会终身受尽侮辱而没有活下去的价值。在政治迫害最高潮的时候，我的心理状态曾极度悲观，甚至一度产生过自杀的念头。记得在那期间，一天夜里审讯后被押回我的狱室，看守感到我的神情反常，紧急叫上级增派一名看守，并把狱室内所有金属及陶瓷物品清理一空。该看守带着显然的恐惧情绪对我实施虐待，我猜测他是误把我的悲观绝望当成仇恨情绪。这样在严格监禁的状态下生活，一直持续到一九七一年林彪事件的发生。
我被关押的时间，正值全国大搞整肃「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的狂潮，各地整肃之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在残酷折磨下，自尽身亡的事时有发生。母亲在她所在的学部 （社科院前身）及近代史目击了整肃的残忍，担心我会发生意外。深知我已丧失所有自由（在被隔离监禁的这段时间里，所有通信来往都要通过专案组的审查），她大量寄信寄书给我，用隐晦的语言用各种曲折的方式鼓励我坚持下去。那段时间和我唯一的通信来往就是我母亲。母亲的通信是我重要的精神支柱。
使我从那种极度悲观的状态下挺过来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对探索的愿望。用整肃的暴力强迫我停止探索使我感到生命的绝望，但是我感到如果使自己的探索精力转移到别的甚么问题上去，转移到探索工程技术，去发明点甚么，解决些重要的生产技术上的问题，我还是能找到生命的价值。从此，钻研数学和工程就成了我的精神寄托。我给母亲写信，要求她给我寄一些工程技术方面的书。幸运的是，当时的工作组并没有禁止我读这些工程上的资料。此后的七十年代，我的探索从政治经济学转移到了工程。
记得有一次，押送我去监督劳动的人是年轻兽医庞春泰。他在押送我的路上对我说：「你真是很可惜，为甚么要去花时间关心那些政治上的事呢？你本来在无线电上很有才能（因为我自己组装过一些无线电设备。所以，在方圆几十里，老百姓或者农场里有甚么收音机或者拖拉机的有关电器设备出毛病，常会找我帮忙），你就做这件事不是很好吗？」虽然他的话说的很简单，但在那些残酷的日子里，这些话给我的鼓励令我铭记在心。
那段时间，重新捡起小时候对工程的兴趣，给了我精神上很大的帮助。发明和工程探索成了我主要的精神寄托。虽然我当时的政治经济学探索已经离开了共产党的主流，但我的政治思想还是很正统的，正统是当时年轻人很喜欢用的一个词。所谓「正统」，简单的说就是紧跟党中央的号召走。那个时候搞「农业学大寨」，我也很相信那一套。但是我相信农业学大寨，最终是为了提高农业生产力，而为了提高生产力最重要的应该是搞技术革新。在机械化的农场里，我看到了很多严重的技术上的问题，在收割季节有大量的粮食浪费在地里，这是由于收割机械不够好所致。所以我想，如果能发明一个收割机割台高度自动控制装置，就可以大幅度地改进收割的效率减少浪费。为了要完成自己的这一愿望，我开始了系统的自学。
我基本上同所有的北京知青都隔离开了，看管我的人主要是哈尔滨知青，有时是上海知青。由于斗争会、大批判把我的名声搞得很臭，几乎所有来监视我、押送我、看管我的这些知青都对我有着很强烈的敌意。因此，在这段时间里，很少有人能和我有稍微正常的交往，在连队里能够谈几句话仅有的人就是兽医和当地的一些农民。在被隔离监禁之前，我的工作大部分时间都在马号，和几个兽医都比较熟悉。这几位兽医对政治都不感兴趣。他们是二十四连很少的几个知识分子，大家更谈得来一些。被看管之后，我还勉强能和他们有一些接触。几个来往比较多一点的兽医名叫张跃生、杨修岐和庞春泰。他们非常幽默，在我最危难的时候，他们一如既往拿我当一个普通人，和我开玩笑，这对我精神上是相当大的安慰。另外还有一些老职工（农民）也对我精神上帮助很大。我们马号的班长叫陆书坤，他是山东梁山人，有点梁山好汉的气质，他父亲陆诗勤是老八路。老陆始终对我很和善，记得他曾经用一种很特别的口气批评我，要我远离政治，过好自己的日子。有时候，他们还会从家里带些好吃的东西送给我。在那段最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