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代(港版)-第3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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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多公里，这个时尚也慢慢来到乡下。
屯子里王会计的女儿跑到我们家说：烧锅岭供销社新来了各种各样的布，明天早上一开门就卖。王会计的女儿让我陪她去买布。我说要问母亲。我还没去过烧锅岭供销社，但是，早听说那儿有个大供销社，很想去看看。
那年，我母亲正像喂自己的孩子一样用心地喂了一头小黑猪，她在忙着猪的间隙，给了我七尺布票和五块钱。
我们家下放在小朱屯，烧锅岭在小朱屯的正东，先走一里地，有座火车乘降所（日本人留下的说法），再向东走七、八里。我们起得很早，怕去晚了买不上布。买布的细节全忘了，印象中是要了命的拥挤，我和王会计的女儿裹在人山人海里。周围全都是穿着肮脏棉袄棉裤的人。有人踩住我的脚，我就用劲推，被推的人也毫无感觉。所有的人都扑向卖布的柜枱。到中午，布卖光了。
王会计的女儿买了两种花布，我也买到了咖啡色布。新布一打开就传出香味，把它叠成方块，装进书包，我们靠在供销社的土墙外，吃了甜脆的油炸麻花。烧锅岭供销社比办年货还热闹。王会计的女儿认识很多人，她不停地小声告诉我，人群中的某个人是谁谁谁，感觉全公社的人都来买布，那些不认识的人，她说是对面另一个县的。
下午往回走，春天的太阳特别温暖，棉袄有点穿不住了，围巾也围不住了。我们回家的那条沙石路有一些历史，听说俄国军队在二十世纪初打进中国的东北，有一队骑兵主力走的正是这一条路。正因为的「老毛子」的原因，周围的农村在七十年代初备战备荒挖地道很盛行，大队干部一开会先说：要打仗了。整条路两边没有像样子的树，隔很远歪歪斜斜有一棵柳树或者榆树，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遮阳，我们热得夹着棉袄走。
后来，为了抄近路，我们下了大道，绕进了一片甸子，今天该叫湿地。迎着下午的太阳，看见一条亮晶晶的冰河横在前面。
一看那冰面就知道，冰已经被太阳晒酥了。河面宽十几米，走在我们前面是几个男孩子，他们先后都跑上冰河，非常快地跑，踮着脚跑，冰面在他们脚下发出嘎嘎的响声，几个人都平安跑过去了。这个时候，再绕回去走大路，我们都不情愿。我们也学男孩，踮着脚飞快地跑，每一次落脚都听见冰裂声。
过了河的几个男孩子并没有马上走，全坐在一个向阳的坡上，笑嘻嘻的，好像等着有人落水。我们也坐在坡上，看着后面的来人，幸灾乐祸地盯着那条冰河。
对岸有人走近问：你们咋过去的？
我们说：快跑。
从烧锅岭方向来的人一群接一群，每个人都夹着布。连续有几211伙人都没敢冒险过河，被迫返回去走大路。
几个男孩有点没趣地走了。我们离家只有三、四里路，二十分钟肯定能回到家，所以我们不着急，我们躺在土坡上，讨论新买的布。
河对岸来了几个人，叽叽喳喳几个大姑娘，走在前面的两个人想也没想，直接走上冰面，才走几步，突然尖叫，最前面的那个一下子矮了，另外一个也紧跟着没了，冰面裂了一大片，两个人在河里扑腾，头上围着彩条围巾。
河水不深，两个人周围飘着冰碴，她们又喊又叫，没下河的几个同伴，也在岸上喊叫。
河不能淹没她们，但是，水相当凉，她们两个不赶快上岸，还弯下腰在周围捞，各捞出一块水淋淋的花布，才费了很大劲爬上岸。
王会计的姑娘突然使劲地拍我。她说：那不是铁姑娘吗，前几天还在广播里「讲用」呢。
我不知道谁是铁姑娘。王会计的女儿捅我说，快走快走。她怕那几个大姑娘们骂我们看笑话。
一路上快走，进了炊烟四起的屯子。井边打水的人过来看我们新买的布，都说好。后来，我那块咖啡色的布料请一位「五七战士」给裁了一条裤子。
二 一九七一年秋天，被狗咬了半边脸的孩子
当时，我在公社农中读初一，寄宿在学校。那一年几乎没有上课，总在学农劳动。秋天，庄稼等待收割，大田里已经没活儿了。我经常一个人在公社附近「繁华」地带游逛。就是在这一年的冬天，我平生唯一一次看见了还留着辫子的农民，他应该很老了，高个儿，一根细辫像一缕黄麻，有一尺长，拖在背后，他穿很脏的黑棉袍子，正是办年货的时候。别人见他，都不觉得新奇，好像他就该拖一条辫子在供销社门外的雪地上走。
一个刚下过雨的下午，我和几个同学在国道边的林带里闲逛。下雨以后，林带里比土道好走得多。忽然，有人喊：快上国道，看热闹去。
我们一起向垫得很高的国道上跑，路肩又陡又滑。听见哭声，感觉很多人在哭，离我们不到一百米。记得当时路边码放了许多电线杆，农民叫电棍。电棍露天放着，怕人偷，全用粗铁丝固定在一起。我们踩着电棍上了国道，看见正站在道边哭的不过是两个人，一个女人，女人脚下一个四五岁的孩子。女人头上包着一块鲜艶的方围巾，当地农民的围巾都是一直包到额头上。这个女人和孩子肯定赶了不少路，裤腿上都被泥浆糊住了。
女人的哭声大，好像唱地方戏，哭也有一种民间固定的节奏。孩子的哭声更像嚎，干哑，断断续续的。女人不断地跺着脚，像国道欠了她甚么。看见有人过来，女人的哭声更大，夹着些难听的骂人话。
我跑在最后，从我的角度却最先看见了那个孩子。我看见半边血淋淋的脸。那孩子一边干哭，还一边用很小的眼睛看着我。我吓得有点不敢再往前了，那是我一生中看见的最恐怖的伤口，皮肉全都翻开，那半张脸上有一个鲜红的血窟窿，血窟窿里居然露出两颗半白的小牙齿。孩子的棉袄领子上也带着血。
奇怪的是，这可怜的几乎没了半边脸的孩子就独自站在泥里哭，那女人并没有抱他，也没有给他包裹伤口。她可能完全吓糊涂了。
很快围上来更多的人，那女人颠三倒四地说着话，一会儿对着那个，一会转向那个。她说的大意是，孩子是给自家的狗「掏」的。她刚了给小崽子（孩子）一个粘干粮，自家的狗就窜上炕抢干粮，一口就把孩子脸掏成了这样。她半说半哭，咒天咒地，还抓住那孩子的肩膀，一下一下地推搡，好像责怪那孩子。她发出最大声音的时候，那孩子反而不哭了，抬起受伤的脸，去看她的嘴。
不断有挎着筐的女人围过来，那些筐里装着腊烛和大粒盐。她213们不约而同地做着同样的动作，使劲地啧着嘴唇，连连叹气。有人问，咋不送卫生院？女人说，卫生院不给扎沽（医治），让上国道截车，让上城。
孩子看见这么多人围上来，忘记了哭，干裂着嘴，大口喘气。女人们指着孩子说，那不是抽了一肚子冷风吗。孩子不喘了，断续地干嚎。
七十年代初期的那条国道，在我的印象里又宽又直，向南走是长春市，向北是农安县城，当年路上很少走汽车，只有送公粮的时候，马车排列成队，道路上散落着被车轮碾碎的玉米。
有人问那女人进过城没有，那女人又摇头又点头，好像听不懂别人的话，然后还是哭骂。
后来，从泥泞的小道上来了一辆马车，车身左右扭，走得极慢，马蹄子踩着亮的泥浆。那女人看见了马车，一下子扑倒在国道上，两手拍着地，大声哭叫：大爷大叔大兄弟呀，救命吧，大爷大叔大兄弟。
这时候，被别人抱起来的孩子也加大了哭声。马车上的人不知道出了甚么事，车就停在稀泥里。车上装了玉米秸。车老板站在车帮上问：咋的了？
大家一起对那女人说：离城好几十里，坐这马车得颠到啥时候。
女人爬起来，又开始哭。马车慢悠悠地上了国道，车老板问：是丫头还是小子？
女人的哭声突然加大，不断地说：是小子，是小子，是小子啊！
很多围观的女人听到「小子」，都哭了。
再后来，也有汽车经过，根本不减速。一辆吉普飞一样开过去，溅起不少泥，那么快的车速，司机不可能注意到聚在路边的这些农民。
不知道甚么时候，那孩子脸上给人包了一块蓝布，有人说伤口怕受风。可是那女人一直没有想到把头上的围巾给孩子摘下来。围观的人们越来越着急，怕再错过汽车，开始往国道中间涌。
国道上走来一个人，这人我认识，是公路道班上的。镇上的人都知道，他坐班车不用花钱，搭上任何过路的班车都能进城。他有点着急，说班车快到了，他看手表。所有的人都开始盼望长途客车，又等了很久。
方头方脑的班车终于出现。人们紧急商量，一起堵在国道上，那女人反而向后退，哭着说：怕人家不让上啊。但是众人都说，不让上就硬上，孩子都这样了，拼着命也得上。
长途汽车好像根本没准备停靠这个小站，它在国道正中间晃着。卖票的伸出脑袋喊：满员了。司机也伸出脑袋。人们都拥在国道上，受伤的孩子已经被人举得很高。后面还是有人喊：快举孩子，快举孩子！
班车慢下来。可是车门根本打不开，车里早塞得满满的。道班上的人认识司机，赶紧过去和司机说话。汽车周围一片混乱，不知道有多少双手，推着那女人，举着那孩子，想把他们从车窗塞进车。最后，受伤的孩子被车上人从车窗里接进去，女人也从车门挤上车。
卖票的大声喊，起票哇，扒窗户进来的！
下面，有几十双手一齐拍打车门说：快开车，快开车呀！
道班的告诉卖票的，这两个人的票下趟出车来找他要。当时，班车从这个叫合隆的小站到长春市的票价是五角钱。
汽车终于又开了。人们叹着气渐渐散开，国道又变得光溜溜空荡荡。
三 一九七四年春天，第一次吃酒席
那一年，我十九岁，第一次吃了正规的酒席。我不知道，那天早上起来时候，我父母的心情是甚么样的。开始，我没觉得甚么特殊，跟平时差不太多，还没有「事到临头」的215感觉，那天，家里人送我去插队。
是个星期天，比平时上学上班起得还要早，起来以后等车。后来全家上了一辆吉普车，我母亲把那辆单位里的车叫大屁股吉普。用塑料布和紫色毡子包捆好的行李，还有一只白茬儿的薄木箱子也都放进车。从那天起，它们就是我的全部用具，将要和我一起下乡插队了。车开动以后，行李箱子不停地在车后部摇晃。
我是没经过敲锣打鼓举红旗宣誓，就下乡了的。送我的是家里的其他四口人，父母弟妹。
出城前，又上来一个人，母亲让我叫他张叔叔，我觉得父母对这位张叔叔特殊地热情。很快车就出了城。季节还早，车窗外面的田野里还没长出庄稼。一路上，弟妹两个很兴奋。我和他们一起看风景，春游一样。父母一直和张叔叔说话。
当天下午，就是这辆大屁股吉普，将把他们都带回城里。我是在一步一步走向未知之地，在一个陌生的地方，陌生的人之间，我一个人被抛下。
文革以前，在我们家里，就是大人上班，孩子上学。母亲经常爱说一句话：我们堂堂正正，万事不求人，不搞歪门邪道。但是，一九七四年春天的那一次，我看见他们为我而笨拙地改变。我去插队的那个公社是张叔叔的老家，他的几个亲戚在公社和大队当干部，为了得到照应，父母带上张，并且要在县城请他的亲戚们吃饭。
将近中午，听说快到县城了。我听见母亲低声问张叔叔，他们是不是能喝酒，要甚么酒合适。我母亲嘱咐我们，一起吃饭的，还有几位客人，你们都要安静点。我觉得那天她和父亲都有点紧张。
弟弟很高兴，他对我说：饭馆里做的肉好吃。弟弟小我一岁，他中学毕业插队还要等到第二年。我妹妹也很高兴，当时她刚上中学。
那天我很惊奇，父母并不认识他们将要宴请的客人。车一进县城，张就把头伸出窗外，向路边望。父亲还不断问，是不是那几个人。张总摇头，他的头又尖又长。他说他妹夫很胖，肚子都圆了，一个管下乡青年的公社小干部，屁大个官儿，成天吃席。
那个小县城现在升格成为一个市，当时它的交通要道只是十字路口，有四个重要的建筑，除副食品商店是平房外，国营商店，国营旅社，国营饭店都是二楼，在一片平房中，这几座两层楼很显眼。国营饭店门口，几个穿蓝色吊兜制服的人，有站的有蹲的正抽菸。张说，那就是他们。
大人们见面一番握手。我站在他们后面，看见我父母和不认识的人寒喧，表现出了不大自然的热情。母亲拿出菸，请每个人抽。
我记得，那种场面让我反感，觉得庸俗。大人们之间客套了一阵，父母叫我的名字，我被推向前，父亲的手热热地抓着我，说：就是这孩子。
陌生的人们很平淡地点点头。然后全体人上楼。七、八个人一起上那小楼，木楼梯咕咚咕咚一阵响。围着一个油乎乎的大圆餐桌坐下来，我看见母亲和张叔叔商量着点菜。感觉母亲拿不准该点些甚么，净看张叔叔，又小声问服务员。她的意图是不怕花钱，要尽量让客人吃好。那天，我第一次感到做一个大人很不容易。平时下了班就在家里看看书浇浇花的父母，应酬那天的场面很努力，连我都看出了他们的不自如。
酒席上，大人们都在喝酒，连不喝酒的父母也喝了。很多的时候，是客人们之间谈得很热闹，父母只是听着。我几次看见我母亲在擦汗。在我插队前后的那几年，她身体一直不好，肩周炎，心情烦躁。但是她那天好像很健康，一点病也没有。父亲一贯看不惯「喝大酒」的人，那个中午他对喝酒一点意见都没有。
酒席吃了很久。我真不知道，一顿饭还能吃那么久，从中午一直吃到下午。
弟弟说得对，我们吃的是酒席，不是家里的菜，鱼和肉都给做出了花样儿。盘子端上来，一层压着一层。我只能记住一道菜，是整个猪肘。我们离开饭馆的时候，菜还大半剩在桌上。
我看见母亲动作很小地从裤子侧面的口袋里往外拿钱，是一叠钱。在客人们喝得说话声越来越大的时候，她算了账。那一叠钱让217我吃了一惊。
后来，我才知道，和我们一起吃酒席的，有我插队那个公社主管知青的干事，大队民兵营长，还有公社的其他几个干事。吃好了饭，人很快都散了。吉普继续向东，几分钟就出了县城。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