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代(港版)-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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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元旦期间，我们打算召开理事会讨论当前的局势，地点在会长冯星平家。我们如期而至，门锁着，没有留言条，大多数理事也未露面。后来听说冯星平、邓庭良他们很明智地避开了。由于年长，经过风雨见过世面，深知政治的险恶。那天到场的只有仁、星临、梁波、龙全和我。我们在冯星平家门前久久徘徊，痛心疾首，最后只好悻悻离去。
第二年春天，“星星”美展的黄锐、马德升一行来到重庆，与“野草”挂上着，先为他们安排在四川美院和重庆艺术馆讲演，接着是西南师范学院。头天晚上“野草”请他们吃饭，由张仁、张仁贵、冉隆霞和我陪同。席间我和马德升聊天。谈到艺术与政治的关系时，我说艺术家应保持艺术的独立性与社会抗争，而不是搞政治。没想到他暴跳如雷。指我大吼起来：“你们是帮什么人呀，我瞎了眼和你们混在一起。艺术独什么立，你不用再给我谈艺术了，你懂艺术吗？”我简直懵了，这不在我的经验范围内，但这是原则问题，绝不能妥协。我愤然把桌子拍得山响，指马德升说：“你马上滚蛋，我不想和你多说一句话。”马德升起身拄着双拐杖要走，被众人劝阻。只有黄锐面带微笑。仁问我到底怎么回事。我说这是个疯子，赶快让他滚。仁说，千万别这样，明天要到西南师范学院讲演，通知已发出，无法更改。我失去理智，听不进劝告，转过头去，再也不想去看一眼北京来的精神病人。马德升更不让步，扬言明天的讲演不去了，今晚就离开重庆，不想再见像我这样的傻帽儿。黄锐凑近我说，老马就这德性，劝不了。并安慰我说明天他一个人去顶。我对黄锐充满感激之情。我知道明天的讲演场面会有很多听众，再说由我主持，若马德升不参加会造成很大的麻烦。八十年代初的青年已有很大变化，不乐意承受过于严肃的话题。而马德升更符合他们的胃口。在四川美院及重庆艺术馆的两场讲演我都在场，不得不承认马德升是演说天才，加上他双拐拄地站在台上的殉道者形像，更具有动人的力量。冉隆霞毕尽是女性，聪颖而细腻，对大家说，明天讲演的事先别提，今晚已安排到枇杷山公园观山城夜景。
沿暗中发光的蜿延公路，我们一行向山顶走去。都市白日的喧嚣沉寂下来，晚风吹拂，尘埃落地，我们深吸着丛林中的清新空气。朋友们轮番问我明天该怎么办。我已冷静下来，深知事关重大。
远远看去，马德升独自靠在栏杆上眺望。重庆的夜景衬托这个寂寞而不倦的斗士的背影。我很坦然地向他走去：“没想到重庆的夜景感觉很特别吧？”他不回答我，凝视远处。我近乎自言自语地说：“这都是因为它隐蔽在黑暗中。真实的东西会令人感到不安，难以接受。我想人与人的关系也是如此。我们今天表现得很真实，却破坏了我们之间关系的和谐。我常常感到无所适从，在真与美之间难以抉择。尽管这样，在一个绝对前提下我仍然会选择真实。中国的艺术家们打美的幌子，制造谎言，把真的东西掩藏在黑暗中，就像我们看到的这个夜景一样。我们现在走在一起，要为之奋斗的便是粉碎非真实的现实……”我采用了一种突然切入、真诚而孤僻的态度构造一种语境，老马生硬的姿态软化了。或许不是我说服了他，而是他认同了我。那天夜里，在重庆的万家灯火之上，我们俩谈得很投入，情绪热烈。
第二天下午我们赶到重庆北碚的西南师范学院。令人意外的是，美术系的领导出面欢迎，把我们视为贵宾，一起共进晚餐，并安排住宿。
西师美术系是重庆各大专院校民主选举人民代表最激进的地方。系里有黄云开为代表的“职业活动家”，几乎每天都举行各种集会或讲演。辩论之风盛行，各种观点与口号极为异端，院领导对学生们诚惶诚恐。中文系有王康诸君的“普通人”文学社，与社会上反体制潮流里应外合，颇有扭转干坤之势。骤然间风云突变，临到毕业分配一切化为乌有，“民选代表”与“普通人”转而成为罪状，为那些野心家和告密者找到立功请赏的契机。
晚会在美术系前的空地上举行，光灯、音响、麦克风和录音机，代表着公有制的集会水准。一切就绪，系领导致欢迎词。我走上台，克制内心的紧张，扼要介绍了 “野草”与“星星”的历程，也介绍了黄锐和马德升，然后我把黄锐请到台前。黄锐的演讲风格简朴而严肃，充满着自信。麦克风音响虽好，但广场太大，我担心他的声音是否能抵达那黑暗深处，是否能把他的经验传送给在场的每个大学生。
马德升上台，拐杖拄在水泥地上咚咚作响。远远望去，他裹着灰色的宽大衣衫，紧握着拳头，高耸着肩膀；在苍白的面孔上，眉够兀，颧骨高隆，头发蓬乱，牙关紧咬，沉重的身影在光下如刀刻一般。尽管他的姿态略显夸张与矫饰，但那却是中国人苦难的象征：残缺、瘦削、阴郁、不屈。
“同胞们，公民们！”他发出呼喊，急切又悠远，声音像浪头向前推进，夹杂秋天黑色枝叶的颤抖。他对局势的巧妙批评和对现实的讥笑挖苦，获得阵阵的欢呼和掌声。
此后我和黄锐、马德升成为好朋友，1982年春我与仁诸君去北京观看“韩默藏画展”，老马拄双拐带我们拜访“星星”同仁，带我们三访北岛，还为我们排队买票看话剧《贵妇还乡》，他的真诚与好客令人感动。我与黄的缘份更深，我在日本留学时跟他常来常往，他还邀请我在他的画廊办个展。
1982我们开始筹备第二届“野草”画展，因诸多原因无疾而终。黄锐和马德升在重庆时，我曾建议一起在全国办一次在野画展。然而中国的变化太快，艺术家的反叛精神被铺天盖地的商业浪潮彻底瓦解了。
从此以后，荒原上的“野草”与夜空中的“星星”，再也未在中国大陆出现过，成为了一段失的历史。
山歌
发布： 2009…5…15 08：43 ｜ 作者： 孔捷生
1970年，刚满十七岁的我踏上了一片炎热的冷土。彼时我从西江流域的水乡转赴海南岛，从插队知青成了“兵团战士”。
老兵新传
此前我对海南岛的认知，来自新中国五、六十年代的电影《南岛风云》、《碧海丹心》，还有一部纪录片叫《海南明珠》，是在兴隆华侨农场拍摄的。在那些镜头画面里，海南之美尽在蓝天绿海、蕉风椰雨。殊想不到，我一头扎进丛山之中，看不到浩瀚大海，闻不到咸腥海风，连椰子树也了无影。原来椰林只生长在海边。我所在那个连队，位于海南岛中心五指山脉一道襞皱里，朝夕连呼吸都被热带雨林的气息所裹挟。这里看不到黄叶，终年都是蓊郁绿色。
连队的第一代拓荒者，是来自豫西和苏北的退伍军人，他们是彭德怀当国防部长那时的老兵。我们这批知青就算是第二代了。稍后，又有一群复员军人安置进来，他们多来自雷州半岛。这帮人有些来头，有的参加过秘密援越作战，有的参加过韦国清对广西“四二二”造反派的镇压，有一个姓梁的复员军人更特别，别看是农村兵，却打得一手漂亮的乒乓球，堪与我们这些城市知青抗衡。原来他当兵四年，一直在湖南省为马来亚共产党的广播电台站岗守卫，闲得发慌，便练成了这门功夫。那阵我们知青刚被文革巨澜冲刷到深山老林，胸间多少仍存有“世界革命”情怀，却怎也想不到马来亚共产党的广播电台是在中国境内。
这群“林彪老兵”中刺头不少，他们与“彭德怀老兵”们矛盾颇多。因由在于农村人当兵都想提干，至少也要复员后吃“商品粮”。结果商品粮吃上了，却是遣散到深山老林来垦荒，比当兵时还差一大截！其次，前面的老兵已占据了兵团连队的连长、指导员和排长这一层位置，而他们顶多只是班长、班副，管辖我们这批城市知青，他们当中好些人好歹也上过战场，为北越防空和修桥筑路，于是心底怨忿时时爆出火星。这两茬老兵的冲突，形同对我们知青实行“再教育”，毛主席说“人民解放军是一座大熔炉”，“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原来解放军不过尔尔。
我们知青较亲林彪的兵，和彭德怀的兵较为疏远，原因主要在于连队指导员。他姓顾，苏北人，平素老阴沉一张脸。顾指导员抓政治，那个年代政治就是“阶级斗争”，他总要在出工收工、吃饭拉屎的日常流程里搜寻阶级斗争的蛛丝马，记得有一次他半夜拉肚子，上过茅坑就敲钟紧急集合，只因他发现有一角揩屁股的报纸上有毛主席的头像。于是全连都在“面对面”和“背靠背”的省思和揭发中折腾到天亮……
我们这帮知青和“林彪的兵”都恨顾指导员，虽说怨恨的标尺各不相同。却说在顾指导员的斗争哲学指导下，我们连队“戴帽”的XX分子是最多的。我因先去插队而后才来兵团，对以前的阶级斗争史不甚了了，只知连队有三个斗争对象，一个是姓谢的广州知青，一个是汕头知青，首恶是下放连队改造的会计师老林——我们习惯称他“老林头”。
老林头
说起来，我后来的人生走向与老林头多少有点关系。在旧中国，老林头是文化落后的海南岛少有的高级知识分子，他拥有英国法国都承认的注册会计师头衔，曾受聘于广州、香港和越南（法国殖民地）等地，可谓曾经沧海，见多识广。新中国开元，他没有离开海南岛，以后就在海口市农垦总局工作。
文革初起，老林头的一笔历史老账就被翻个底朝天——越南的保大王朝曾聘请他过去为宫廷作开支审计。在日据时期，越南保大王朝是亲日的傀儡政权。即便保大王朝是抗日的，就凭它是君主制，也是“反动透顶”，老林居然曾受聘于这个腐朽王朝，便是想不当牛鬼蛇神也难了。老林自四九年后就是“内控”人员，虽在海南仍为这一行的泰山北斗，桃李满门，但日子早就不好过。文革一来他就被打倒，发配到最偏远的山区深处来监督劳动。
我到兵团时，老林头已是“死老虎”。我参加专门斗争他的大会记不清有多少次，怎知斗斗，倒斗出了一份友情。其间中介正是另一个戴罪在身的谢姓知青。小谢出身广州三元里旧士绅世家，很有书香味，他罪名不及老林头重，好像是肇源于学毛着“天天读”时犯了什么错，细节记不太清了，那都是我到此以前的事。我和小谢一见如故，气味相投。但小谢和老林头同是天涯沦落人，连队每日也指派脏活苦活给他们干，一来二去两人便结为忘年交。我和小谢交好，自然和老林头扯上了关系。开始我还紧了“阶级斗争”这根弦，但到底正是求知欲旺盛的十七年华，老林头知识渊博，谈吐风趣，听他闲聊，很是受用。
记得老林头总是穿净色的府绸衬衫，和那个环境和那个年代极不相称。他干活时脱下这行头，里面是白色圆领文化衫，即便天天汗流浃背，但从未见过他的汗衫发黄和起霉点，他更不会穿破窟窿的汗衫，而且只要一收工便重新披挂起他的府绸衬衫，整整齐齐，身上一道褶皱乱纹都没有，连头上的疏朗白发也梳得一丝不苟。在深山襞皱的那片连队茅舍，他看去就像一个外星人。
连队在旱季垦荒“大会战”之后，重新编班，我和老林头、小谢分在一起，这就开始了我们的缘份。我和小谢原就相善，聊起天来常把那个年代的戒律置诸脑后。不知不觉间，神聊的圈子加入了老林头，他很快就成了核心。我和小谢其时都不过是读高中的年纪，听他说故事，甚为入迷。老林头从来不谈政治，他讲自己读过的书、经历过的事。他把广州称为“省府”，把学校称为“学堂”，这都是他那个时代的称谓。他虽不能说饱读诗书，却是饱读闲书。他给我们讲《西厢记》还算是雅文学，讲《火烧红莲寺》和《九命沉冤》已是市井话本小说，他还说了许多“省府”西关巷陌的风土人情，其中风花雪月是少不了的。我们都听得津津有味，却不想在那时候，这些都是“政治”。
然而，我对周围极具压迫感的政治氛围已生倦意，甚至隐然萌出叛逆的欲望，加上自幼的文学理想，我便对小谢一诉衷肠，约他合写小说，虽然无望得见天日，但在此终日劳作之余，写点东西不正是有别于畜牲的一种活的方式？有老林头在，我们可以先搜集资料素材，他讲旧广州的原生态故事，都是我们未曾与闻的，这就是生活啊！小谢亦有兴趣，遂欣然同意。和老林头一说，他只含笑不语，未置可否。但当我真地动作起来，探问“旧社会”种种掌故，老林头有问必答，令我获益匪浅，光笔记本都记了将近两本。
斗争会
罗大佑有一首歌《爱人同志》唱道：“在那批判斗争的日子里，你要好好保护自己”，每每吟唱此段，我都感触良多。在海南兵团的“峥嵘岁月”，批判斗争之频密，令人惶惶不可终日。我终于没能好好保护自己，在某年某次政治运动被归类为斗争对象，一同落难的少不得老林头和小谢。说来我不过只是从犯，小谢已是记录不良的“病猫”，老林头更属“死老虎”，但这次他多了新罪名，就是对知识青年进行“精神腐蚀”。
我实难形容那段日子的煎熬，白天劳作依旧，晚上的“一帮一”和班排的小型批判揭发，直至熄灯号响才能抽身退步。那种政治高压的恐惧感，不置身其中便无法想像。我忽然发现，原来自己平日的言谈举止有那么多的“污点”，竟离“敌我矛盾”仅半步之遥，这轮运动一过，只怕就栽进去了。然而，直到吼声震耳的全连斗争会开过两轮，我还是仿徨无计。
小谢是“斗争会”过来人，深知是灾祸的源头就是老林头，他悄悄告诉我，要免遭灭顶之灾，就得狠狠自我批判和抛一点“揭发”材料。那么揭发谁呢？小谢告诉我，就揭发老林头吧。原来当年小谢被整时，也是抛出一点“揭发”作佐料，兜出来的杂碎不在份量重，而要紧的是鲜货，不能搬出已见过光的旧破烂，好让政工领导炒出色香味俱全的菜式，斗争方向明确了，运动目标完成了，革命战果赫赫，便可告一段落。此前他也是凭此自救的，“揭发”的那点儿零狗碎，对于老林头根本算不上一碟菜。老林已是定罪之人，再加一等也不过如此。他早就申请退休，而且超龄多年，兵团不给他办，一是旧农垦总局的遗留档案无暇处理，二是要留他作阶级斗争的现成活靶。
小谢原来“揭发”过老林头，他俩仍过从甚密，相濡以沫，这似乎可以安抚“揭发者”的良心。于是我和小谢在上工时商议再三，千挑万拣，想出了老林头故事筐里关于“保大王妃”这个段子。这个故事片断并不在我的笔记本里，而那两个小本子早就销毁了。
下一轮批斗会，在连队百多号人的怒吼之下，我终于嗫嚅“交代”自己的小资产阶级思想根源，和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