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代(港版)-第4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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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装窰班里和男工们一起拉车， 一起搬砖坯， 甚至码窰， 那是空前绝后从来没有女工做过的事。我工作很努力， 很少和人讲话，就像一名苦行僧在惩罚自己。那年的中秋节， 罗排长和他的老伴罗妈妈叫我去家里吃饭， 罗妈妈把家里所有的糖和油全都和在面里，蒸成月饼给我吃。那段时间我经常去罗师傅家， 帮他的儿子兰州复习功课， 为他的女儿丑丑洗澡。我在他家里碰到过北山来乞讨的人，罗妈妈把人家让进院里坐下， 端出饭来一起吃， 良善之心无以复加。在我最低沉最压抑的日子里， 我的杨师傅专程到宿舍来看我，用她那浓浓的甘谷口音对我说： 「孩子没啥， 该吃饭吃饭， 该干活干活， 咱还得活人哩。你念过书认识字，路长着哩。」烧窰的老李仍然每天帮我烤馒头， 他的婆娘， 一个眉目清秀的女工， 在我的班里糊窰门， 每逢做了浆水、甜胚子、灰豆子之类的吃食，就会带上让我一起吃。食堂的孟姐会在我的碗里多盛一些菜。榆中的合同工兄弟们会在我拉车上坡时伸手推一把。他们不关心我曾经做过些甚么正在想些甚么以及我有甚么样的政治抱负和主张， 就是觉得这个女娃凄惶。许多人给过我关爱， 而他们自己生活在更加深重的苦难之中。我的师傅们家徒四壁连口箱子都没有，他们的孩子衣衫褴褛。看管输送带的老张大叔被电机皮带把一条胳膊生生地齐根绞了下来， 我同宿舍的秀蚕被切坯机上的钢丝切掉了半个手指，挖土班的一名合同工被坍塌的土方埋在下面当场丧命， 这些都是我亲眼所见。还有许许多多故事， 血泪斑驳， 不忍卒说。
已经不记得码坯子时候都是谁早上来叫起床， 但是在装窰班的日子我记得很清楚， 每天东方即白， 就有一只鸟儿在沙枣树的枝头啾啾地鸣啭， 于是我醒来。
我从来没有见过那只鸟， 也不知它的名字， 只知它选择了沙枣树上的一根枝条， 在那里筑巢栖身。「鹪鹩巢于深林， 不过一枝」， 我想那就是一只鹪鹩。
我也是一只鹪鹩。在七十年代最初的那几年里， 砖厂就是我的一枝。这一枝在我落难的时候给了我呵护给了我宽容， 使我得以有枝可依， 有巢可栖。
我的兰州， 我的砖厂， 我的沙枣树， 我的工友和师傅们！
五
喜儿又回来上班了， 听说她已经有了第二个孩子， 日子过得越发捉襟见肘， 还时常挨丈夫的打。这次她和我住在一个宿舍， 她不再坐切坯台了， 被分派去码坯。她的衣着不再洁净平整， 目光不再灵动， 面色不再红润， 衣襟上洒着些斑斑点点像是奶渍。
到窰上干活以后， 因为是高温作业， 我和其他窰上的工人一样每月有两斤油， 两斤糖和几斤肉的高温补助。我把油拿到食堂请大师傅帮我烧熟，每天吃饭的时候可以往菜里倒一点。记得那天是个周末， 我下早班回来看见喜儿正在收拾东西准备回家。我眼尖地看见她床边的窗台上有半玻璃杯清亮亮的油，再看我的床头， 油已经只有小半瓶了。
血一下子涌上我的头顶。
「偷！ 」这个罪恶的字眼一下子出现在我的脑海， 我来不及想甚么， 昂起脸盯着她看， 我想我那时的目光大概像刀子。喜儿的脸色变了， 先是发黄再是变灰。我叫住从窗外经过的政工干事， 不由分说地对他讲着。我当时的声音一定很刺耳。
这件事虽然没有给喜儿造成甚么后果， 但在后来的几十年里， 一直是我心里挥之不去的阴影和无从抚平的痛。比起在清查「五一六」中挨批斗来， 这件事才真正令我感到自己的可耻。
如果有可能， 我想说：
喜儿， 对不起！
二○○ 八年十月于北京天通苑寓所
青春无奈
发布： 2009…2…28 20：01 ｜ 作者： 翟永明
四川成都人，毕业于四川成都电子科技大学，曾就职于某物理研究所。一九八二年发表处女作。曾出版诗集《女人》等，同时也写作散文、随笔，曾获首届「中坤国际诗歌奖」，九八年在成都开酒吧，名「白夜」，并策划了一系列文学、艺术、及民间影像活动。现居成都写作。
我的整个七十年代都与我的一位朋友有关，所以，这篇文章与其说是写七十年代，不如说是怀念一位朋友。怀念我和她几十年前的友谊，怀念我在生长期中与她一起度过的尴尬岁月。
回顾整个七十年代，我发现并没有甚么值得写的大事。四川在历史上就是一个山高皇帝远的盆地，啓蒙的星星之火，烧到成都来时，已经慢了半拍。成都也没有那么多的高干子弟，能够通过特殊的渠道，搞到那些内部出版的白皮书和政论书籍，使那些有近水楼台之便的人，率先得到精神上的洗礼。我的书籍的供货渠道，是一个同学的父亲。他是一个收荒匠，收了很多文革前、甚至解放前出版的书。但是那些书，大多是描写才子佳人的古代作品，还有西方十八、九世纪的爱情小说。至于现代文学的扫盲，那还都是在我大学毕业之后。读到像《今天》这样在当时全国校园中已经广泛流传的先锋文学刊物时，已是我工作一年多之后。整个七十年代，在我的生活里，除了这些不值一提的阅读生涯，剩下的，不过都是些「女儿家情态」，更加不值一提。这也是我最初不想写这篇文章的原因，及至动笔，我才发现，这些「女儿家情态」，也是那个年代的特殊产物，记下来，也能从中看出在一个轰轰烈烈的大时代底下，暗潮涌动。
发育的烦恼
阎莉，姑且让我叫她阎莉吧。因为，我吃不准她会不会同意我写她的经历和种种属于我们俩的陈芝麻旧事。
阎莉比我大两岁，正在读初三。她住在我家隔壁。当我从贵州搬回成都，搬到这家老公馆时，她是院子里的小孩中，第一个引起我注意的。阎莉个子中等，身体其实凹凸有致，但是，在那个年代，它被巧妙地遮蔽了。不过，它又若隐若现，靠的是她虽不能穿高跟鞋，但犹如穿了高跟鞋一样、昂首挺胸的步态。我那时也已开始发育，与她相反的是：我每天诚惶诚恐，如临大敌，恨不得将自己身体上凸出来的部分，一巴掌摁下去。当然，这做不到。于是，我就只能成天垂头丧气、耸肩缩脖地低头走路。这养成了我日后前倾四十五度、埋头走路的坏习惯，多年后，这习惯导致我颈椎后面，突出来一个让谁摸一下都会吓一大跳的骨节；由此引起的颈椎病，就不必去说它了，我有诗为证。
那些年，成长期中的我，之所以活得如此尴尬和卑微，当然是与那个年代的风气有关。现在的女孩听说这样的故事，打死都不会相信。在七十年代前期，也就是我进入了初中，并且发育迅猛的时候，学校里瀰漫的是昂扬的革命斗志和中世纪式的禁欲风气。「发育」，是让女生们十分懊恼但又不得不面对的事。「发育」二字，是万万不能说出口的，说出来就是晦词淫字。记得有一天，上生理卫生课，正好讲到了女性的生理卫生期。全班女孩的头都恨不得钻到桌下去，全班女孩的表情好像都在说对不起。男生们倒是全都兴奋异常，脸上全都绷着，嘴里却都在传递着一个如同暗号式的数字：「四十九页」，「四十九页」；老师则毫无表情，照本宣科，一字不拉地将四十九页读了一遍。下课铃终于响了，女生们如释重负，男生们大失所望。现实中也是如此：我们就这样秘而不宣、偷偷摸摸、诚惶诚恐地度过了四十九页所描述的女性青春生理期。
我和阎莉就读的是本地中学，但我两人都是北方人。相对于成都人，我们长得又高又大，且比成都女孩发育领先三至四岁，这让我们在学校里总是受到指指点点。现在被称为「太平机场」（成都有这样一座小机场）的平胸，在那时，可是让人羡慕的身材（这身材似乎先天就是革命的）。而发育过早的女孩，则采取与现在隆胸相反的方法，像后来上演的电影《小街》里的女主角那样，把自己的身体残酷地包裹起来。
由于耻辱的「发育原因」，我还被剥夺了参加校宣传队的资格。这样的剥夺，与「黑五类」子弟的待遇几乎一样。未发育的女生，挺起骄傲的、童真的胸脯和目光，奚落着早熟女孩的落选。我还清楚地记得（因为耻辱总是让我们的记忆最清晰），有一次年级里排演《草原上的红卫兵见到了毛主席》。这个节目，我从小就在大院里，与阎莉她们练过多次。那一手叉腰，一手作挽繮纵马状的舞姿，我是蹦跳自如。但是，排练完毕，工宣队员们在一边嘀咕了一阵，就把我叫过去，东说西说，说了半天，意思是「出于革命需要」，这个节目中我的角色，换作别人了。为甚么呵，我心里无比委屈。我清楚，别的女孩绝对没有我跳得好。但是，在工宣队员支支唔唔的理由中，在同学们闪闪烁烁的眼神中，我一下就明白了原因。我拿起了扔在一边的外套，带着含羞受辱的自卑，逃离了现场。
那时节，江青正在搞革命样板戏的实验，全国上下，都掀起了普及群众性革命文艺活动的高潮。在学校，每个学期都有一次汇演，由各个年级出节目，最后在全校表演且评分。有一次，我们年级准备演出朝鲜舞蹈《延边人民热爱毛主席》。在排练过程中，同学们支支唔唔地在一边议论，闲言碎语就传到了我的耳中。当然，传到我耳中的话已经变形，说是我个子太高，不适合在其中表演。但是《延边人民热爱毛主席》这个舞蹈，基本上是由我编排的，而且，我从小就受大院里一位战旗文工团的阿姨指点，舞姿是最正宗的。所以，把我撤下来，可能众人都于心不忍。最后，大家一致通过由我来领舞，但我只能扮演阿妈妮。那意思很清楚，我不必像她们那样，将自己的短裙提到胸口处，再别一个蝴蝶结，就成了朝鲜族姑娘。我得将自己的一件白衬衣和一条裙子，改缝了半天，制作出一件「大笼大挎」（四川话） 的、朝鲜老大妈可能这样穿，也可能不是这样穿的「朝鲜服」。另一次，全班大合唱，我被换到后排，跟男生站在一起，只露出一个脑袋来；班上排演《红色娘子军》时，尽管我已无师自通地学会了「常青指路」一段中，女主角吴清华的每一个动作，但是，这个角色还是被分派给了一位成都女孩。而我，则成了「编导」。
相信是同样的原因，阎莉也没有能被吸收为「校宣」（学校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尽管我俩都酷爱跳舞，并且跳得比别人都好。在那时的中学，有「班宣」、「排宣」，「连宣」；而「校宣」就像现在的「名模」一样，是女孩们所向往的。它代表一种时尚，一种那个年代特殊的红色时尚。「校宣队员」无论男女，在学校都是令人瞩目的，也是引领风潮的。在当时，「校宣队员」这个特殊名词，偷偷地取代了「校花」的概念（尽管它已被抹去了性的特征）。
不能上台跳舞，使我的兴趣转向了体育。我很快就迷上了篮球，并立即发现了自己的运动天赋，成了全校女生中的篮球女王。北方人的长处得以充分发挥，身高和速度使我在全校的篮球赛中，处于东方不败的位置。
但是，发育的烦恼仍然跟随着我们。篮球队的女孩都发育健康，穿上球服，让我们看起来更加成熟。每次比赛，男生都聚集在篮球架下，不怀好意地鼓着掌。这让篮球队的女生们畏手畏脚，很多时候，球在中场传来传去，大家都不愿意三大步上篮。七十年代的中学女孩，没有电影《美国美人》中那些啦啦队女孩的骄傲，有的只是革命的禁欲意识和身体不听指挥的耻辱经验。这让我练就了一手三米圈外准确定投的绝活。
阎莉至始至终地热爱表演，哪怕在我们的大院里，她也要跳舞给那些比我们小很多的女孩看。并且，她把她们都聚拢来，成立了一个宣传队，每天乐此不疲地排练。
我不知道我和阎莉在性心理成熟度上，谁更成熟一点？因为，我意识到了性，并以为羞耻；而她，浑然不觉。她继续地昂首挺胸，旁若无人，脚踩虚拟中的高跟鞋，走得风情万种而不自知。我则小心翼翼地走路，夹着尾巴做人，对旁人的指点和议论，敏感到一种病态的地步。我总是穿一件我妈的宽大衣服，以隐藏自己的生理特征，而阎莉，却总是想方设法让自己的服装「合身」，不经意地露出身段来。比如，我总是要在毛衣外面穿上一件外套，而她，总是单穿着一件套头薄毛衣，就这一点点，造成了阎莉的与众不同的「气质」。而且，她还想法设法在当时千人一面的服饰上，制造出一点点与众不同来。后来有一阵子，街上流行穿蓝色工装服，她总是用硬木刷把工装服刷得透白，与别人颇不一样。后面这个细节，在日后与贾樟柯合作剧本《二十四城记》时，我贡献出来，用在了陈冲扮演的厂花上。
也许正是这种不同，让我和阎莉成为了密友。与她在一起，我感到一种安全感：毕竟，我俩差不多。和本地女孩在一起，身体上的差异，总让我不安，甚至养成我自卑的习性。
有那么几年，我们俩好得像姐妹一样。除了白天上课，晚上睡觉之外，别的时间都腻在一起。阎莉在文化宫中学读书，与我的学校离着两站地。那两年，她天天下课都到学校门口来接我，然后与我手挽手地回家。我们班的同学几乎都认识她。那两年，我们俩不但衣服穿得一模一样，发型也梳得一模一样，个子高矮也差不多一模一样。可以说，我们刻意要打扮成双胞胎模样。与阎莉在一起，我也壮了一点胆色，背也稍挺了一点，下巴也略微地抬了起来，模仿她的目中无人。走在大街上，我们俩是这样的引人瞩目，用现在流行的话讲，就是酷毙了。
回家后，我们在阎莉的「闺房」里厮磨相守，说「闺房」，实际上就是一个楼梯间。只有五平方米左右，刚够放一间小床和一个床头柜。在那时，有一个单独的房间，太奢侈了。我们俩总是躺在她的小床上，没完没了地聊天。
不久，发生了一些奇怪的事，这些事情长久地困扰着我。
一天，我与阎莉去和平电影院看《红色娘子军》。和平电影院的售票处人山人海。那些年，有一部电影看不容易，何况是人人皆知的电影版《红色娘子军》，那里面有人见人爱的洪常青饰演者：王心刚。现在想起来，当时在我们眼里，洪常青在电影里的角色，与女儿国中的贾宝玉差不多，总是被女人围着。他对女性的尊重和同情，以及对琼花若有若无的那么一丁点儿暧昧（通过王心刚的眼神顾盼和那些顾左右而言它的革命话语，表现了出来），使得电影版的《红色娘子军》，有了一点人性的色彩，也使得王心刚成为文革时期女孩的偶像。
话说当时我和阎莉看见电影院的阵仗，心有不甘。一心想要买到电影票，我们一左一右地从人群的两边往窗口处挤。没有经历过文革中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