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代(港版)-第5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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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我避开马星临阅读着巴乌斯托夫斯基，注意到他那不连贯的散文中流露出二流蒲宁式的抒情风采（关于巴乌托夫斯基对蒲宁的模仿，我多年后在柏林还问过一位俄罗斯教授，他是马雅可夫斯基和曼德尔斯塔姆专家，他与我的理解一样，既然有了蒲宁，巴乌托夫斯基就失去意义了）。他是一个典型的浪漫主义作家，一个从不疲倦地把女人理想化的作家，一个对大自然充满兴趣和对人怀有好奇心的作家。按照他的看法，哪里有女人的爱，有对儿童的关心，有对美的崇拜和对青春的忠诚；哪里的善行、人性和团结气氛被认为具有最高的价值，新社会就会在哪里出现，他追随普利什文的“大自然的理想化”，并在他的一篇短篇小说中断言： “一个人如果不知道什么样的草生在林间空地和沼地里，不知道天狼星从哪儿升起；不知道白桦树叶和白杨树叶的区别，不知道蓝帽鸟是否在冬天迁徙；不知道黑麦什么时候开花，什么样的风带来雨，什么时候发生干旱，他是写不出书来的……一个人如果没有经历过日出前的风或十月露天里漫长的夜，他是写不出书来的。”
他这些浪漫主义观点贯穿一生，明显地吸引了众多读者。他的书在前苏联销售量创下了高纪录，他的新书一出版，人们象过节一样争相购买、欢呼雀跃。而且他对50年代的苏联年轻作家影响很大，并对中国50年代以来的青年也产生过极大影响，他在中国拥有大量的现在并不年轻的终身追随者。又譬如当年重庆野草画会创始人之一张奇开，有一次对我说：“现在已是21世纪了，但马星临仍然始终认为巴乌斯托夫斯基的文学感受力绝对是顶尖的而且是无与伦比的。”
《金蔷薇》是一本很有趣的文学ABC一类的书，一本浪漫主义的优秀普及教材，作者在其中阐述了他对小说艺术的看法。而这本书在马临星不遗余力的渲染下却成了我及许多重庆年轻诗人们的艺术圣经。可惜两个月后，这本艺术简易读物就被蒲宁彻底替换了，就象我和彭逸林及其他诗人一样，两个月后我们也彻底抛弃了马星临。但“比冰和铁更刺人心肠的欢乐”却在《金蔷薇》的“变形记”中被我们铭记，一个时代（60年代及70年代）最终被浓缩在这句诗中。
接下来波德莱尔这种影响并未消退，如在海子身上我们同样看到了一种“比冰和铁更刺人心肠的欢乐”，他甚至将此欢乐推向极端。他书写“大火”、“无头英雄”、“斧子劈开头盖骨”、“我象火焰一样升腾”、“太阳砍下自己的刀剑”、“万人都要从我刀口走过”等这一系列的“欢乐颂”。在他逝世前，他曾在《世界文学》杂志上发表过一篇文章《我热爱的诗人——荷尔德林》，在文章中，他说“从荷尔德林我懂得，诗歌是一场烈火……荷尔德林，早期的诗，是沉醉的，没有尽头的，因为后来生命经历的痛苦——痛苦一刀砍下来——，诗就短了……像大沙漠中废墟和断头台的火砖……”这些文字虽是谈论荷尔德林的，我却读出了波德莱尔式的冰和铁，让我见到他更象一个争分夺秒燃烧的波德莱尔。在燃烧中，他为中国文学引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西式闪电速度和血红色彩，这速度和色彩在他内心是如此光华逼人，以致于他的一切生活甚至生命都被这火焰焚烧了。心灵升向天空，肉体则搁浅大地。海子这种冒着烈火出入于天堂地狱的英勇决心也与波德莱尔一样，有一种弗洛伊德所说的死本能（death instinct）冲动，为此他们都达到了一种自虐式的极乐（beatitude）状态。说到死本能，弗洛伊德就是一个日日被死亡缠绕的人。40岁后，他便几乎天天想到死。按弗洛伊德的一般之表述，人对于死是毫无办法的，因此面对死亡这个母题，才觉得有许多话要说，而倾诉这些话语的最佳去处，莫过于文学，尤其是诗歌。因此，呕心沥血演唱苦难与死亡之歌的诗人不在少数。而死本能是一种趋向毁灭和侵略的本能冲动，这个冲动一开始都是朝向自己的。弗洛伊德认为死本能就是要驱策一个人直奔死亡，因为死才能使他真正平静。只有死亡，这个最后的休息地，才能使他完全解除紧张和焦虑。而海子也正是由于这一死本能的偏执与冲力，最后亲身赴死，以他年轻的生命完成了波德莱尔“某种积极的至福状态存在的可能性。”（艾略特语）为此，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一可能性或这一特征对中国新诗的影响是非常引人瞩目的，它断断续续已持续了接近百年（如早期的李金发等），看来波德莱尔的“精神繁殖力”依然盛大不衰。它从我的1979年开始，从陈建华们的1966年开始，从马星临的重庆70年代初开始，当然也从北岛的《今天》开始，直到80年代的海子等，它一直以“比冰和铁更刺人心肠的欢乐”撞击着一代又一代诗人们的心灵。
2008年5月30日第三次改毕于成都
柏桦 1956年1月生于重庆。1982年毕业于广州外语学院英语系。现为西南交通大学艺术与传播学院中文系教授。著作有诗集：《表达》（1988，漓江出版社），《望气的人》（1999，台湾唐山出版社），《往事》（2002，河北教育出版社），《水绘仙侣——1642—1651：冒辟疆与董小宛》（2008，东方出版社）；文学评论：《今天的激情：柏桦十年文选》（2006，上海人民出版社）；回忆录：《左边——毛泽东时代的抒情诗人》（2001，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等。
明暗交错的时光
发布： 2008…11…27 21：15 ｜ 作者： 李大兴
一、永安南里
1970年10月14日是一个晴朗的秋日，我坐在一辆解放牌卡车敞开的后斗里，吹着风搬到了新家。在我的记忆里，七十年代就这样明亮地开始。
其实，搬家是不得已的。此前住房，是五十年代中期迁入的。六十年代初，父亲调到学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简称、社科院前身），却拖延着没搬，一直住在原单位的房子里。拖到文革，各单位造反派就住房问题“掺沙子”（强制住房面积较大的家庭交出一部分供重新分配）时，由于我家是外单位的，这“沙子”该哪个单位的人来“掺“就不甚分明。拖了两年，终于顶不住，必须把房子限期交还。这时学部已集体去河南“五七”干校，包括父亲在内的“牛鬼蛇神”们都被轰出北京。大哥同学的母亲，在学部留守处，眼看我们即将被扫地出门，又打听到她家楼下空出来一套原先用来关押“五一六”份子的房子，于是鼎力相助，竟让我们拣了个大漏。
据说，学部留守处之所以同意把这套房子分给我家，是因为有人从这儿跳楼，死没死人不清楚，但总之没有人要搬进这套窗户都用鉄栅栏封住的房子。虽然已经革命了二十年，但人们骨子里的意识其实不曾改变，私下里都说这房子不吉利。倒是母亲颇有大无畏的唯物主义精神，宁和小鬼做伴也不肯低声下气地与革命群众在一个屋檐下。于是，尽管是迁入“凶宅”，母亲却很高兴，觉得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已去插队的大哥回来锯掉鉄栅栏、用大白刷了墙、用煤油洗净了地上厚厚的污垢，让水磨石地板闪闪发亮。那个秋天，乔迁之喜显得非常不合时宜：多少家都给拆得七零八落，原来的房子里住进了陌生人。我们虽一家六口分布四地，却居然保存了一个属于自己的空间。
我还不满十岁，无比开心地走进新家，在空空荡荡的屋里唱起歌来，记不清是“山楂树”还是“毛主席走遍祖国大地”，只记得从未见过那么雪白的墙。我从此戒掉了在墙上画字的习惯，只糟蹋横格练习本。不知不觉，画字变成写字，童年走入少年。
建国门本来没有城门，只是城墙一道豁口。走的人多了，就走出一条路，到抗战结束后，豁口就有了这么个高大的名字。五十年代长安街向东拓宽，从建国门外两里左右起向东沿街盖了两片楼群，估计是当时的面子工程。是为永安西里和东里，据说永安里这个名字，还是周恩来起的。这种说法不乏后人贴金的可能，姑且存而待考。后来市建筑公司在西里南边盖了六栋简易楼作为工人宿舍，到1964年学部在简易楼南面兴建了四栋宿舍楼，合称永安南里。事实上，刚搬到永安里还觉得颇为冷清，一望就有近郊的感觉，居民们去东单、王府井也会说是进城。学部宿舍南面农田参差，西面是头道沟和二道沟两条胡同，多为坯砖房，平时就看去危颤，唐山地震后倒也安然无恙。二道沟小卖部是离家最近的商店，我常穿过一条仅容两人侧身而过的窄巷去那儿打酱油。胡同中央是一道明晃晃的阳沟，夏日恶臭，冬季污冰。时有马车经过留下几堆马粪，门口小孩闲坐嬉耍，三伏天时偶尔可见中年大妈上身几乎不穿衣服，笑语豪爽。买酱油回来，常在楼下遇见冯至先生，在任何季节穿着都一丝不苟，身躯健硕，步履稳缓。冯先生神态温和，但并不与人多言，只自顾自地踱步，表情始终如一，以至长大后读他的热情诗句，竟觉得几分怪异。在七十年代初，学部宿舍多少与周围不甚协调，无论是环境还是那里的人们。尤其是7号楼和8号楼之间，虽然失修，仍保留着花园。楼下孙毓棠先生家，索性圈起了自己的小花园，花草繁茂。藤萝自一楼攀附而上，布满我家阳台。穿过七十年代，无数青藤掩映的时光，构成回忆的暖色。
搬进不久，楼边挖出一副白骨。黄昏时分，人群哗然，我也心惊肉跳地跑去看，却没看真切。流言越来越邪乎，最终谁也说不清那究竟是年代已远的遗骸，还是新死的冤鬼。听老住户讲，四栋楼盖起来之前，这里本是一片坟场。若是太平岁月，这个说法不免让人毛骨悚然，不过1970年是一个死亡率相当高的年份，尤其在用当时“工宣队”语言来说颇为准确的、以“池浅王八多”著称的学部。老一辈身体不行的在干校倒下，年轻的在清查“五一六”份子和“一打三反”运动中也有的扛不过去。近来常被提起的北大才子沈元，则是把脸涂黑闯马里大使馆未遂，以叛国罪被枪毙。在动荡年代，死者被遗忘得更快。我没能忘记的是父亲说的数字：从文革开始到干校解散回京，一个二百人左右的研究所死了快二十人。
日子依然进行，吸引我的是大院里的种种游戏。五十年代后半起是生育高峰，在学部宿舍我这一茬小孩也是人数众多，分成好几拨，此起彼伏。然而，由于先天严重缺钙又赶上三年饥荒，我两岁多才会走路，长到十多岁还不大会跑步，跑起来象只螃蟹。“官兵捉贼”我第一个被逮着，“攻城”我第一个被俘虏，弹球只会毫无准头与力道的挤豆，拍烟盒拍得生疼三角也不翻个。唉，此刻我写这些还能感到当时的沮丧。由于父亲被打成“黑帮”，我在用左手写了几天“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后，就辍学在家直至1977年。我那么笨，又没有同学，尽管脾气随和，经常乖乖跟在别人后面玩，但日子久了自然而然地就落了单。渐渐地，我除了打扑克不再玩别的，那是我的长项——少年时，豆苗般细长的身子顶着一个戴42号帽子的大头，兜里常揣着一副扑克到处找人玩。直到1973年的一天，小牌友耍赖，我们打起来，我从家里抄起打气筒冲出去，牌友们四散奔逃。我回到家，了然无趣，从此很少打牌。
与同龄人交往的断绝，一方面使我有了望着天花板发呆和偶尔会突然叹口气一类与年龄极不相称的习惯，另一方面使我不得不独自打发大把大把的漫长时间、咀嚼无边无际的无聊感觉、出声或者默默地自言自语。长大以后，我与人群总是若即若离，对生活总觉空旷平淡，在话痨与失语之间急剧摇摆，大概并非事出无因吧？其实，我本性是快乐合群的，既有往人堆里扎的冲动也不乏表现欲，然而，除了当父兄的小尾巴我别无选择，结果就这样出于偶然走在了大人世界的边上。三十多年后，妻子和我都开始喜欢回忆小时候，我知道，那是我们一起走入中老年的症状。妻子惊讶于貌似万金油的我，对古今中外的童话故事竟然非常无知；而我在初次读到友人周泽雄的一段诗时，忍不住拾起忘却多年的习惯，叹了一口气：“我来到这个世界/就已经老了”。
《红灯记》那句著名的“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其实并不全对，我认识一些经济很拮据的家庭的独子，照样白白嫩嫩、什么活都不会做。倒是乱世的的孩子早当家，刚搬到永安里时，家里大部分时间只有母亲和我两人，母亲经常卧病，父亲工资扣了一半多，于是我在十岁上记账管家，出没在菜市场排队或加塞儿。从二道沟而齐家园，到东单菜市场、再到西单菜市场，不久开始满北京城游荡。那时北京市内有28条公共汽车和13条无轨电车路线，我都坐过不止一次并且背下了所有站名。有一阵子，背站名比背古诗词还起劲，把所有长途汽车的站名也都记住了，甚至知道在往延庆的路上，有一站叫臭泥沟。
1996年初冬那个夜晚，我终于回到阔别八年多的故居，立马意识到在北京我已注定是个异乡人。我没有让家人来接我，而是自己打车回家。到地方下车，两边饭馆林立、人声熙攘，却看不见熟悉的楼。我转了三百六十度，才发现原来楼就在身后，自己正好站在当年挖出白骨的位置。马路对面，是一家不知是真是假的永和豆浆店。故居被一道墙围起，走鉄栅栏门进去，左面隔墙是一栋盖了一半的楼，有几点鬼火般灯光闪烁。后来听说，原1至6号楼拆建后，成烂尾楼多年，时而有流民出没。右面的社科院宿舍，则已老旧疲惫、黝黑不语。楼道也是黝黑的，我不知道如今国内楼道多用感应灯，使劲一跺脚一咳嗽就会亮。我早已擅长控制自己情绪，但走在一阶阶闭着眼也不会绊到的楼梯上，我突然在黑暗中一阵感慨，不得不停下来闭上眼睛。静了一会后，我敲门，微笑着和家人相见。
2005年秋，我最后一次走进永安南里，天空也晴朗，但不复记忆里的蔚蓝。人已去，屋未空，堆着旧家具和什物，盖着各色各样的布，落满尘土。三十五年未曾粉刷的墙早已斑驳，地板失去了光泽、看不出纹路。这一带如今是超黄金地段，社科院宿舍象文物一样陷落在玻璃反光的写字楼与崭新的高级公寓之间，楼前楼后则停满了轿车——世纪初年的北京市区，就象一个大停车场。当年的住户，有些搬走了，很多已经故世，房子留给遗孀或子女。斜阳里，人已不惑，用钝化换来几分定力。去国四分之一世纪，搬了近二十次家，早就习惯在哪一个屋顶下都没感觉。我坐下，点起一支烟，深深地吸了一口，重温吐烟圈的感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