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代(港版)-第5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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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有一次家人在填表时这样记述我，年龄：13岁，成分：无业。老钟费了大力气，总算把我的成分从未成年游民改回学生，并在两个月教完两年的初中课程，让我跌跌撞撞插班进初三。
四、春衫年少
我虽自幼营养不良，却发育早，主要是性的觉醒。我父母虽然性情通达，但都是极严谨的人，家中又都是男孩子，几无女性气息。我却很小就对异性好奇，不过十岁的时候，发现大衣柜深处竟然藏有一件黑丝绒底绣深红花的旗袍，是母亲烧自己家“四旧”时的漏网之鱼，大喜，拿出穿在身上，还在胸前塞了俩毛线球。母亲发现，大惊失色。
1972年冬，父亲朋友之女西燕从四川来京，她那年十八岁，名字漂亮、气质文静、人尤其美。走后，我写下平生第一篇作文，记述了她走进我家时骤然生辉的那种感觉。文中还用了“惊鸿照影”一语，但那并不是我自己想到的，而是引用了母亲送走西燕后的感叹。大约从这时起，我开始热衷于读爱情故事。《约翰克里斯朵夫》那些柏拉图式奔放的爱情文字让我着迷，三十年代《东方》杂志合订本里那些电影明星的照片为我提供了美人的真实形象，似乎至今还影响着我的审美趣味。当美国流行小说《爱情故事》被当作内部书翻译出版后，我曾经短暂地为之倾倒，时常默诵“爱，就是永远也不用说对不起”，结果八十年代初我看这部名动一时的大片时，竟有些失望。
单相思在1975年的某个夏日黄昏来临。我抱着一只早花西瓜抵达一位大朋友的家，看见一个女孩的侧面，阳光在带绒毛的鼻子上勾出神秘的线条，而尘埃在空气中浮荡。那是短暂的瞬间，我几乎把西瓜掉在地上；引起一阵哄笑。那瞬间历历在目，虽已经过时间的加工。这是我个人史从黑白照片进入彩色照片的开始。在此之前，我几乎从未接触过年纪相仿的女孩，即便是女孩，也是大姐姐级的。舒桦大我两岁，由于少年丧母又得过大病，早熟而略带忧郁。她喜欢西方文学，说话文静，穿着素朴用心。最初的印象往往靠不住，很久以后，我才明白她也有激烈的一面。自己何尝不如此呢？我自幼就貌似老成，浑然不觉中说些深沉虚无的话，比如“人生是一片斑驳的尿布”一类。
大概由于从小与女孩绝缘，加上天性愚钝，难免有些愣头愣脑。没过几天，我就窜到舒桦家，她很诧异，却温和地和我聊天。我开始常去看望她。一段绵延了四年的故事，没有什么情节，大半是去舒桦的小屋，偶尔在外面散步聊天、交换书籍和感想。父辈们关系不错，于是睁一眼闭一眼。单相思不是爱情故事，没有难忘的时刻，只是一些悠闲的充满阳光的下午，纯净如水温暖如流。回家路上，有时幻想激动，不知是快乐还是悲伤，一切就这样过去了。我上中学第一年，舒桦还在读高中，一天晚上，我到她的学校操场上转悠了一圈，做点唱小夜曲的梦，其实她早回家了。大约从这时起，我开始写新诗，读戴望舒、徐志摩、卞之琳和冯至。由于馋嘴，便有“月亮象冰淇淋一样升起”之类的句子，后读《围城》，发现和默存先生笔下的曹元朗有一拼，不禁对自己的写诗能力有了怀疑。1978年我转入师大附中，舒桦考上大学，除了假期，很少见面，但她推荐借阅的罗素《西方哲学史》和许良英先生译的《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在我枕边躺了很久。十年后，我去东京一条小巷看舒桦，回忆起当年这两本书的影响，她却早已不记得了。
那是解冻的年代，一种悸动的氛围，在半公开的议论与流言中。父辈还在从文件与讲话不断解读新的信息，揣摩报刊或斟酌自己的文字，年轻一代却已失去耐心，开始自下而上的突破。从年底开始，西单十字路口的东北角变得热闹非凡。我放学后常去那里，在橙黄色路灯下看大字报、听演讲。我忘了究竟是在那儿还是在美术馆外买到《今天》。日子不疾不徐地滚动，人人都急着考大学，我还在高中晃悠，读书不大用功但也不大费劲，写些后来再没有回头看过的文字。我常从中午就旷课去北京图书馆读小说，直到关门，好歹挤上14路公共汽车，从车窗探出半个脑袋，让风吹得头发立着归去。
1979年初夏，我站在一条从南而北笔直的柏油路旁，下午的阳光有点混沌，斜射下来，落在斑斑的马粪上。这条通向西郊大院的支路并不忙，极少机动车，只有些骑车上下班的人，间杂着赶马车的农民。父亲调到那个大院工作，有一间办公室兼做卧室。周末他回城时，我常会从城里到那儿住一宿。一栋巨大的九层办公楼，有着仿苏式的宽敞，周末空无一人，我喜欢夜里满楼逛荡。那天足足站了两个多小时，舒桦姗姗来迟。这段时间她和我的见面多了起来，还约好暑假一起去看海。这是头一次和女孩约会，过度兴奋让人晕乎乎的，超级话痨加放声大笑。夜色渐渐降临，窗外不远，是颐和园后山模糊巨大的背影。两人并排静静坐了很久，没有拥抱也没有亲吻，直到无限倦意才和衣挤在一张单人床上入梦。
早晨六点，突然有人敲门，吓得我弹簧般蹦起。打开一道门缝，看见一个瘦小拘偻、肤色黑黄、皱纹密布、鬓发灰白的男人带着女人和孩子站在楼道里。他毕恭毕敬告诉我，他是来找他的哥哥郑先生。郑先生借调到父亲单位已有一段时间，他原是中央某部的才子，被打成右派后流放外地二十年，满头白发但目光如矩、清癯挺拔、精气神十足。他的女儿1978年考入北大，是常和我聊天的大姐姐，曾告诉我郑先生有一个弟弟，大学毕业不久就在1957年被株连，送到农场劳改，妻子弃他而去，刚满一岁的孩子不知所终。我自幼形形色色的人见过不少，但依然震惊于眼前的这个男人，算来不过四十五、六岁，却看上去比大他十岁左右的郑先生苍老许多，完全是个被生活压倒的老农。
郑先生的妻子在城里另一单位分得两间平房为家，周末全家人在那边。我回到屋里，告诉舒桦我得送他们去见亲人。舒桦匆匆梳理了一下，和我就此分手。从屋里出来时，她和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但郑先生的弟弟一家人浑然不觉，习惯性低头望地。在星期天早晨，我送这从云南颠簸了三天三夜的一家人进城，街上行人冷清，空荡荡的公共汽车一路吭哐作响，墙上随处可见褪色残存的革命标语。郑先生事先不知道弟弟来京，当我们掀开门帘时，他呆住了。我告辞离去，走出胡同口，方觉饥肠辘辘，赶紧找一家小铺买炸糕。长达二十多年、没有眼泪的重逢，重击在心，使昨夜显得不真实而荒唐。不久舒桦来电话说不能和我去看海时，我已平静而空落落的。
暑假没了念想，多半时间在城外，睡在会议室皮沙发上。白天去图书馆，晚上在会议室做笔记，开始写一部从未完成的青春小说。那是一段宁静的日子，我仔细读了朱光潜先生的《西方美学史》与《人间词话》，被《一个女人一生中的24小时》感动，更震动我的是张国焘《我的回忆》。我原本在文学与数学之间摇摆不定，此时终于意识到历史真实才是最不可少的。在那个炎热的夏夜，我迷茫地走在花园的交叉小径，逮了几只萤火虫，放到空火柴盒里带回来，然后让她们在屋里飞来飞去。黑暗中的流光，是关于那个暑假最深的记忆。
七十年代最后一个夏天就这样渐行渐远。
写于2008年6月至7月
李大兴 1980年进北京大学历史系，次年被教育部根据高考成绩保送留学，在日本东北大学读书。1989年秋远赴美国，现隐居芝加哥郊外。白天上班，晚间以诗文自娱。
黑画风波
发布： 2008…11…21 10：17 ｜ 作者： 范迁
那是个沾到‘黑’字就倒霉的年头，黑五类，黑帮，黑手，黑社会，黑色风潮，你一沾到这个‘黑’字，就被活生生地推到对立面去，是被专政的对象。
我那时在沪西的上海印染机械厂做工人，因为会画几笔画，常被厂里的宣传部门借调去画宣传画，毛主席挥手我前进之类的巨幅群像，或是在大礼堂的乒乓球桌上，用浓黑的墨汁写大标语，张贴在工厂大门口，或是悬挂在车间的横梁下面。那时运动一个接一个，每个礼拜都有新的精神，新的口号，所以写不完的标语，画不完的宣传画，很少回车间去做工。
在业余时常去工人文化宫，那儿有个美术学习班，一般人家里地方都很小，转身都难。画画是需要地方铺展开来的，文化宫主要是提供场地，灯光，也提供些石膏像之类的道具，有时会请些退休的老工人来做模特儿。还有个好处是，能交到同好和文艺女青年，交流绘画心得和技巧，当然还有青年男女交流感情，醉翁之意在酒也不在酒。偶尔还有‘大师’级的人物前来光顾，示范啦讲座啦，这时美术组的负责人就像个陀螺似的忙前忙后。
我们叫这个美术组负责人‘王老师’，王老师是个分配来的复员军人，一件褪色的军装穿十二个月，大热天也扣顶解放帽，领扣严丝密封，为人不苟言笑，严肃无比。王老师并不会画一笔画，他身为老师的职责是为我们这些乌合之众把好思想上的关，画画也算是意识形态，虽然跟八个样板戏比起来是偏门，但偏门一开狗也会进来，一旦放松警惕，封资修的东西很容易混进来，毒害我们这些学员的革命纯洁性。所以，坐在门口大办公桌后面的王老师不断地抬头嗅嗅，学习班里有没有香风毒草的气味？或者背了手在我们后面踱来踱去，满怀狐疑地察看我们落到纸上的习作是否跟文化大革命的方向保持一致。
王老师的警惕性高是因为美术组里有两个难剃的头，我和韩辛，都二十来岁，学了几年画，手上功夫比人熟了些，轻狂得可以，虽然都是画毛主席像出身，但多看了几本西洋画册，认识了些社会上的阿狗阿猫，自以为开过了眼界，处处要显出个与众不同来，虽然在上班时有本领把毛主席像画得像颗国光苹果一样又红又亮，画习作时就想来个惊人之举，你们大家都画暖调子我偏画张灰调子，啊，中国的苏里科夫，自我陶醉一番。你也学我画灰调子？那我再来张点彩派让你开开眼界，雷诺阿，听说过没有？法国印象派大师。
我们敢于这么嚣张是欺王老师不懂画，王老师问谁是雷什么阿？我们告诉他就是为马克思恩格斯画肖像的革命画家，参加过巴黎公社。苏里科夫嘛？是列宁和斯大林的御用画家，静安寺转角正章洗染店楼上那张巨幅列宁像就是他画的，反正牛皮一吹过国界就查无实据。王老师背着手，一脸严肃地点头，教训我们：洋为中用，古为今用。
把戏不久就拆穿了。一天我们画画时来了个文质彬彬的中年人，不声不响在背后看了半天。文化宫是敞开的，别处的活动人员有时会跑进来看新鲜，所以我们也不在意。画到一半，中年人突然一本正经地指责我们：你们怎能这么画！这是封资修的玩意儿。我们斜了眼看他，哪儿跑出来个喝黄浦江水的？我怎么画，你管得着嘛。那中年人说了几遍，见我们没理他，竟动手来掀画板：你们这是放毒！是阶级斗争新动向。
终于吵了起来。亮出了身份，这个便衣警察似的中年人竟然是上海戏剧学院美术系的系主任，五十年代的苏联留学生。我跟韩辛面面相觎，也不知道他是偶然进来走马看花，还是王老师叫来火力侦察的。面面相觎的另外一个意思是，既然他是留苏学生，吃过洋面包，应该是见过世面的，我们小青年尝试个新方法，你私下交换一下看法也就罢了，如此在大众面前上纲上线，不是把人往死里整嘛。王老师平时是一听封资修三个字就脖子上毛都会竖起来的，现在来了个权威说是阶级斗争新动向，而且出在他眼皮子底下，刹时感到天都差不多要塌下来了，当即声色俱厉地把我们训斥一顿，宣布暂时取消我们来文化宫画画的资格，勒令我们回去深刻检讨。
我们才不会做检讨呢。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你文化宫又不发工资，不就是有几个石膏像嘛，难不到我们。同好家中有抄家后漏网保存下来的，或干脆从红卫兵抄家物资仓库里偷出来的石膏像，借来，建筑材料店买几公斤石膏，自己做模子，用肥皂水做润滑剂，照样翻个出来摩西大卫头像来给你瞧瞧。模特儿嘛，只要去找，遍地都是，休息天背个画夹去襄阳公园，那儿早有一条大汉坐着，平顶头，黑框眼镜，手握粗大的碳精条，画风颇有尼古拉。费辛的风格，碳精条横下竖起，点线并用，手脚齐上，又搓又揉，狂野不拘，把公园里晒太阳的老头老太太画得一颗颗满面皱纹的黑胡桃似的。此人叫蒋宝华，也是一个工人，上海滩的在野派，我们一拍即合，上海官方画家被我们骂得狗血喷头。那些秉照上级意图制作出来的假大空绘画看多了实在倒人胃口，每张都是红光满面，大拳头粗胳膊，一脸义愤状或张牙舞爪状。而在文革贫瘠的日常生活中，人人都是面黄肌瘦，脸上一副委琐的表情，穿着像咸菜颜色的服装。在那个环境下，绘画已经失去了真实性，说实话，十九世纪的俄国巡回画派，列宾苏里柯夫的写实主义都很难满足我们了，凡高和高更才是我们的榜样，到生活中去，画那些平凡人，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那一段时期对绘画的热情空前高涨，只要有空第一个冲动就是画速写，午休半个小时，十五分钟买饭吃饭，十五分钟抓紧画几张速写。休息天整天坐在公园的树阴下，死拖白赖地抓路人给我们当模特儿，跑到苏州河边上画渔民，要的就是那个满脸沟壑，风尘仆仆的味道。在那些假正经的年代里，画人体是个大忌，弄不好很容易被抓个‘流氓’，在‘严打’中被判个十年二十年。但要做大画家不能不画人体，只好在夏天关紧了房门拉紧窗帘，对了镜子画自己，小室里密不透风，热得汗如雨下，差点昏过去。上海很少下雪，所以一旦下大雪时千方百计请了病假跑去野外画雪景。我们还到处串门子，听说谁有一本珍藏的西洋画册就骑了一个多小时的自行车上门求阅。听画册主人说是废品收购店淘来的，回去就留了个心眼，跟附近的废品收购处老阿伯套近乎，拍他的马屁，要他给我们把外国画报留着，敬了几次烟后，也真给我们淘到了几本旧的苏联‘星火杂志’，视为珍宝，那几期正好介绍罗马尼亚大画家科内里。巴巴。从此以后我们开口闭口，言必‘巴巴’，没听说过巴巴的一律被视为老土。我们还到处拜师学艺，托人介绍去绘画界老前辈府上登门求教。我还记得那时住在上坊花园的留法画家颜文梁已经八十岁了，亲自来开门，说一口糯糯的苏州方言，把我们几个小年轻让到客厅坐着，颜师母端茶送水，老先生自己慢吞吞地取出一张方寸小画来让你观赏，一次只能看一张，看完了再去拿一张出来，不厌其烦地。八十多岁的人眼力还那么好，画中苏州园林里的一石一木纤毫毕现，柳叶都一片片画出来。还有个野路子的海派大师叫张士祯住在卢湾区，虽然挤不进官方主办的画展，但另辟捷径，名声在外，俨然是落选画展中帮主马奈之流的人物，听说多画些半印象派半野兽派的风景画，平时很少轻易示人。我们摸上门去，带了满画夹的写生画作去求教，大师勉强地接待了我们，一手抱胸一手托下巴，对摊满在地上的画一会儿睁眼一会儿眯眼，看了好久，最后哼哼哈哈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