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代(港版)-第5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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勉强地接待了我们，一手抱胸一手托下巴，对摊满在地上的画一会儿睁眼一会儿眯眼，看了好久，最后哼哼哈哈说了几句不关痛痒的评语，到底也没给我们看他自己的画。我们知道他是明哲保身，但就算如此小心谨慎，张士祯后来还是被揪出来被当成散布封资修的大黑手。此乃后话。
这样的快活日子没过了几个月，突然有天被人告知：你们这两个家伙闯祸了。时值一九七四年，全国正掀起反击右倾翻案运动，文革也搞了七八年了，翻来覆去，昨是今非，老百姓都疲掉了，没谁把运动口号当回事。我们两个画画的，从不关心政治，祸从何来？后来发觉并不是空穴来风，市里正准备举办一个黑画展，作为反面教材，听说上榜的全是有名有姓的大佬，如林风眠，程十发，丰子恺，刘旦宅，吴大羽等人。人家说：你们两个家伙也榜上有名，老中青，你们是‘青’的典型，尾巴夹紧点吧。真是要命，三结合要搞老中青，找靶子也要来个老中青，换句话说就是两个陪绑的。我们心里还存有一丝侥幸；黑画展，黑画展，总还得有画展出，我们没证据落在他们手上，拿我奈何？不过我们再也不敢串门走户，躲在家里把可能有问题的画整理出来，剪碎撕掉，混在垃圾里扔出去。有些画实在不舍得，就藏到阁楼里，亲戚朋友处。
该来的还是来了，继北京之后，上海黑画展正式开幕，我们被勒令去接受教育。跑到南京路成都路口的美术馆，人山人海，比全国美展还要盛况空前，都抱了一股看杀场的兴奋感。进去当门是丰子恺老爷子的一系列漫画，尺幅都不大，装在黑色的镜框里，用的是他一贯童稚的笔法，第一张画了个小孩，抱了个长胡子老头，旁边题跋曰；西边出来个绿太阳，我抱爸爸去买糖。观者看得目瞪口呆，心脏不好的被这幅画吓死都有可能，你想想当时红太阳也叫了很多年头了，东方红天天都要唱，大家都心知肚明太阳就是最高的象征，攻击篡改红太阳就是攻击毛主席，很多人因此获罪入狱。这老爷子全无顾忌，猛然来了个绿太阳，还是从西边出来，这不是不要命了嘛？接下去一幅是几个小孩在海边放风筝，被说成是跟台湾的蒋介石勾结，妄图反攻大陆，反正那时人罗织起罪名来想象力特别丰富，信口雌黄，指鹿为马。接下去是程十发的牧牛图，被说成是向党和人民顶牛。林风眠的仕女画实在和现实生活联系不起来，就被归类成散布封资修毒素。再下来是吴大羽的公鸡图，一只怒冠竖起的大公鸡，眼斜着，尾巴高高翘起，懂行的人一看就知道是秉承清初画家朱耷的笔意，不得意的文人墨客，肚子里一股怨气，笔下的飞禽走兽都斜了个眼看人。但吴老先生也不看看时代，文革中上纲上线比清朝文字狱厉害几百倍，你不是摆了姿势让人踢屁股吗？斜眼就是心怀不满，翘尾巴就是反攻倒算，整一个自讨苦吃。还有张士桢也被揪出来了，墙上也挂了几幅他的风景画，画风中规中矩，带点欧洲情调的街景画，我还跟韩辛私下评论：既不‘野兽’也不‘印象’大师也不过如此。一圈绕下来，正看得起劲，完全忘了此行来是接受教育的，突然劈面撞见两幅画跳进眼帘，不由倒抽一口冷气，一步也挪动不得。
这就是我们的罪证，韩辛那幅就是被美术系主任抓住的‘现行’，一张画到一半的，形体模糊颜色怪异的水粉肖像。我那时把我在现场画的肖像带走，后来撕毁了，一直在诧异被他们抓住了什么把柄？原来是一年多前，在尼克松访华之后，王老师交待下来要我们画些风景画，据说是布置涉外宾馆要用的。我起了张色彩稿，画面上是天桥上看出去的黄昏天空，青紫嫣红的晚霞，远处是城市的天际线，前景有两个女工的剪影。这其实是张非常初步的构思，又是色彩稿，凌乱粗率是必然的，现在回头看看自己都不好意思，怎么会画这么幼稚滥情的画？当时画完了并没有下文，这张色彩稿就随手扔在文化宫里，想不到被王老师深挖出来，送到这儿陪绑来了。
三十多年后，上海电视台对我的一次关于黑画的访谈中，主持人问道：你是否为自己的画和众多大师一起展览而感到骄傲？说实在的，难堪多于骄傲，如果那张画真是张经世杰作，不管在什么场合展出都是值得骄傲的。但那张画实在是粗率的，不成熟的，被为了政治目的而摆在一个荒谬的地方，荒谬的场合，上演了一幕荒谬的杂剧。像米兰。昆德拉在《不可承受之轻》里面写的，那个时候很多东西，看起来太荒谬了，但是那个时候人们非常严肃地对待这些荒谬的事情。
可是在现实生活中，荒谬是需付代价的，而且是很重的代价，在那个动荡的年代里，人们都是像惊弓之鸟般地活着，但求无事。最怕的是头上飞来一顶莫须有罪名的帽子。报纸上登了批判黑画展的文章，好事之徒传了，厂里知道了，从此不让我再去写字画画，而把我调到劳动强度最为繁重的一个车间里去工作，车间主任对我的态度如对四类分子一样，声色俱厉，碰不碰就要我知道自己是犯了严重错误的人，党和群众在观察你，帽子拿在手上，戴不戴要看你自己的态度和行动。车间主任这种样子使得很大一批工人们也认为我是准坏分子了，挽救坏分子的方针是加强劳动改造，所以最苦最累的活都分在我头上，我在铸造车间里抬过滚沸的铁水，飞溅的铁水把下半截裤腿都烂穿了，小腿上留下无数的疤痕。铁水冷却后再用风镐把铸件中的铸沙除掉，一天活干下来，人就如非洲来的，从头到脚乌黑，哪是鼻子哪是眼睛都分不出来，连吐出的痰都是黑的。体力上的劳累还可忍受，更甚的是精神上的压力，我几次被市里有关方面叫去训话，我母亲尤其紧张，因为我父亲在五八年被划为右派分子，一直到六八年他去世，全家没过一天安稳日子，现在我再来担个政治罪名，戴顶坏分子的帽子，这永劫回归的日子还过得下去吗？
我一直认为我们对词语的分量估计不足，比如说我们常用的‘经验’两字，经验之中与经验之后完全是两种语境。没有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绝对体会不了当时那种担惊受怕的经验，也不能体会政治上的归档能对一个人的前途，家庭，日常的待遇，起多少影响。更没人预见文化革命有一天会突然结束，中国掉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头，在经济上全盘沿用资本主义，在文化上更是唯西方马首是瞻。我们都是平常人，都没有前瞻的能力，都要尽力在当时的境况下生存下去。每次我被叫到市里去训话时，心中总做好最坏的打算，说不定风头一紧，就会被当作个典型，抓起来坐几年牢，以示警戒那些敢在思想上，形式上越雷池的家伙。
对我训话的是上海美术界的负责人，戴副秀郎架眼镜，板着脸，满口的党八股，我知道这人自己也画画，看他的作品，是受过西方美术的熏陶的，怎么会看不出这只是一件不成熟的画稿，随手的涂鸦，根本不能代表一个画家的作品。他这样把它作为一个政治事件，紧紧地揪住我一个小青年不放有什么意思呢？
我没机会当面问他，但十年后我在美国巧遇此人的女儿，言谈之间，她说她爸爸早就不画画了，整个成了一个政工干部。我一听，对此人十几年的怨怼一下子烟消云散，只觉得他可怜，我是受到冲击，荒废了几年画画的时间，他是被连根拔起，做了一个政工干部，成了工具，从此跟绘画无缘，就是他想重拾画笔，无奈观念眼光心态都被扭曲，再也不可得了。
黑画展之后上海的那些海派画家确实收敛了很多，张士祯宣布他封笔了，不画了。蒋宝华看到我们就只说怎么自己忙着打制家具，要结婚了。颜文梁家里再也没去看过画。大家都小心翼翼地跟我们保持距离，生怕这两个闯祸胚给他们带来晦气。也好，省点时间，关紧门在家多画些画。
出国之后，整件事情被我扔在脑后，很少想起那滑稽的一幕。在国外评判一个艺术家成就时，首先看他能不能打破常规，用一种新的眼光去解释我们平常看到的日常世界，当年印象派，野兽派，立体派，抽象派无不用其极来挣脱世俗认可的框架，马塞尔。杜尚更是调侃地把一个小便池搬进美术大展，向传统的审美观念挑战。从这个角度看去，黑画展突然有了正面意义，在那一味颂歌颂德，比赛谁能把红太阳画得又红又亮的荒谬年代，黑画展以一种个人的，独特的，反思和不同流俗的姿态展示了；人的观念，审美，和表达方式不是一个极权政府可以控制的。
我在二零零六年回国时，在一个画展的开幕酒会中遇见那位美术系的主任，他大概七十多了吧，精神还不错，兴致勃勃地在大堂里到处和人握手打招呼。那是个很前卫的画展，展出的都是些抽象的，观念的作品，数字如印刷制版地排列在画布上，霓虹灯管弯出来的雕塑，也有用工业废品做成的装置艺术。显然，大部分观众对这些作品还不习惯，一群人地跟在美术系主任身后，听他头头是道地讲解这张画主要特点是什么，那张画又是受了哪个西方大师的影响。在休息间我走到他面前作了自我介绍，他热情洋溢地跟我握手，我说我们三十年多前就见过面，他茫然地问我是在哪个场合下见的？我踌躇了一下：说那次见面并不是很愉快。他眼神一闪，漠然地说他老了，很多往事都记不清了。
记忆是有选择的，也许，他忘了更好。
2008…5…6
范迁： 上海人，自幼学画，八十年代初出国，毕业于旧金山艺术学院，曾游历欧洲两年。九十年代开始写小说、散文，作品广见于北美各大媒体，包括长篇小说《错敲天堂门》、《古玩街》和中短篇自选集《旧金山之吻》。
我曾经是山狼海贼
发布： 2008…11…21 10：15 ｜ 作者： 邓刚
一
所有最伤心的事情一旦变成回忆，就像被糖渍过的苦菜，也会有着甜丝丝的品味。今天回忆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我真真地感到那是我一生中最倒霉但也是最开心的时光。因为那时我的父亲被打成“历史反革命”，判十二年徒刑，这样，我们全家兄妹六个就全是“狗崽子”，我排行老大，当然就是最“显著”的狗崽子。
为了养家糊口，我十三岁时就辍学到工厂干童工，到了七十年代初，我已经是技术相当熟练的焊工，而且还是个体魄健壮的男子汉。我确实体魄健壮，身高一米八五，走起路威风凛凛，绝对有“红灯记”李玉和的英姿。但政治和经济的双重压力，却使我活得卑怯。技术再棒，也不允许我发挥，不让我到重要部门的工厂工作，绝对不允许我收徒弟，甚至批我是“唯生产力论”的坏分子；而且还不允许我入党入团当民兵，更不能参军。如此矮人一头的耻辱，连女孩子都用可怜可惜进而可疑的目光瞥我，使我垂头丧气，走路不敢见熟人，简直就鬼头鬼脑了。然而，也有好处，除了上班以外，我会有大量的业余时间。
由于我住的城市三面环海，海里有许多海菜、海参、海螺、扇贝、鲍鱼等各种好吃的东西，在经济困苦的七十年代，我们大连老百姓，只要能走路的，几乎全都跑到海里捞取海物，连白发苍苍的老太太，也拄着拐棍蹒跚到海边，一屁股坐进湿漉漉的沙窝子里挖蛤蜊。我是个健壮的小伙子，当然不能坐在沙窝子里，所以，我就跟着更有能力的“海碰子”，游进大海深处捕捉营养价值高的海参、鲍鱼。“海碰子”是辽东半岛特有的行当，头戴亮晶晶的水镜，手持锋利的渔枪，脚穿橡皮鸭蹼，凭着一口气量，赤身裸体地潜进冰冷的海底捕捉海珍品。在汹涌的浪涛下面憋气，在犬牙交错的暗礁丛里拼命，时刻都有生命危险。所以人们都称呼干这一行的是山狼海贼。七十年代大连这个城市，像我这样敢于拼命的海碰子有成百上千。他们全是工厂里年轻力壮的工人，利用革命造成的混乱，开动工厂的机器，自制水镜和鱼枪（商店绝对没有这样的商品），甚至在工作时间也敢跑到海里扎猛子。
因为生活中没有任何乐趣，我很快就成为“海碰子”大军的一员干将，我说过我身体相当健壮，另外，当一个人被社会蔑视和歧视，他就会破罐子破摔，也就是说不怕死——反正活着也没什么意思！然而，我很快就爱上“海碰子”这一行，爱得发狂，觉得人活着其实挺有意思的。第一，在海边我们可以吃到最新鲜的海味。第二，在海边你会觉得相当自由，你可以大声地骂什么，喊什么，有些大胆的“海碰子”经常狂吼乱唱：我们都是穷光蛋，口袋里没有一分钱；我们都是阔大爷，海参鲍鱼就干饭！（曲调竟然是贺绿汀的“游击队员之歌）。如果在革命烈火愤怒燃烧的城市里，敢用这样的词儿来唱，那绝对是找死！——美好幸福的社会主义，怎么会有穷光蛋？第三，我这个狗崽子在家里看书并不安全，往往在书的外面包上“毛选”的封皮打掩护。即使是这样，邻居们来窜门，我还是有点心惊肉跳。而在海边看什么书都没有危险，等潮流时，我就躺在撒满阳光的礁石窝里看“禁书”。其实当时我并不知道哪些书好看，后来发现，只要老百姓觉得好看的书就挨批判，所以我们天天注意报纸和广播，听到上面批什么书，就像给我开读书目录似的，我们立即就去淘弄什么书，很有点乐不可支。我贪婪地读着法国、英国、西班牙、俄罗斯和苏联的小说。但我读得最多的也最喜欢的就是美国作家杰克。伦敦和马克。吐温写的书。有时，我读得昏天黑地，猛然放下书本，觉得眼前的世界不真实，但头脑里产生的世界比真实更美妙。
“海碰子”全都有个粗野的诨号，什么“大头鱼、鬼蟹子、海兔子、海豹”等等，我用杰克。伦敦的一部作品名字做我的大号——“海狼”。
不过，在涌动的浪涛里扎猛子，还是相当艰难的。尤其是捕捉海参，必须是在水冷的时候。辽东半岛初冬的凌晨，海滩上均匀地冻着一层铜钱厚的冰茬，犹如薄薄的刀片刮着你赤裸的脚板。当我在沙滩上脱光身上的衣服，只穿着夏天游泳的小裤衩，迈着坚定的步子走向泛着寒光的大海时，有些渔民都从船舱里探出灰蓬蓬的脑袋，吃惊地睁开朦胧的睡眼，有的还喊了声，不想要命呀！
我只能是尴尬地笑着，但倘若有一个渔家女在注视我，我就会精神百倍，犹如海里的公鱼见到母鱼，全身鳞片倏地放出亮光来，并故意豪迈地踏着步子，有节奏地将碎冰茬踩得更响，一直走到海浪涌动之处。
下水之前我先用冰冷的海水将头部和腹部打湿，让这两个部位首先适应海水的温度。这是老一辈的“海碰子”对我千叮万嘱的经验，不给头部预冷，突然扎进海里会发昏；不给肚腹预冷，在冰冷的水下会过早地出现全身抽搐。我像一条大鱼一样无声地蹿进凌晨平静的海湾里，突袭而来的冰冷，俨然钢刀割遍全身，使我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寒战，但随即更加精神抖擞。远处的城市传来汽车的第一声鸣叫，海平面突地闪出一丝太阳的光亮，犹如一道闪电，贴着遥远的海面迅疾而来，使我整个身心感受到电击式的鼓舞。我不敢怠慢，在水面上长长地吸了一口气，然后动作敏捷地潜下去。
每下潜一米，就觉得锋利的钢刀更加锋利。潜到幽黑的暗礁深处时，灵魂也被冻得僵硬，因为你的意识开始模糊。然而，只要眼前出现海参的身影，就像猛然打开发�
